原創 迎附朱棣的建文文臣在永樂時期的宦海浮沉上

作者：史遇春

元順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年農曆八月，明軍攻入大都，元朝滅亡。

稍早，也就是這一年的正月初四（公元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應天（今江蘇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大梁（今河南開封）為北京。

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在總結歷史上的治亂興衰時認為：

宋朝和元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弱臣強」，朝廷得不到宗室的藩屏。

以前朝為鑒，於是，朱元璋便決定建藩。

從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開始，朱元璋分封諸位皇子（另有侄孫）為親王，並規定一套嚴格的封藩制度。

關於分封藩王這一點，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朱元璋是自私、狹隘、短視的。因為，朱元璋只看到了宋、元兩朝的「主弱臣強」；並沒有看到漢、晉兩代分封藩王的禍害。或者，在朱元璋的心裡，就是只能容得下自己人，他就是要恩及子孫；或者，朱元璋心裡也明白這其間的利害，但是，除此而外，他找不到別的更合適的辦法。

就漢朝而言，漢高祖初期分封異姓諸侯王，導致劉邦在位時一刻也不得安生。不知道是朱元璋的猜忌、私心、或者是見識，關於分封異性諸侯王這一點，他就非常謹慎。明初，也有所謂的「開國六王」之說，但是，仔細檢索資料，就會發現，所謂的「開國六王」，都是死後追贈的，這些人中，並無一人生前享受過「王」的名號、權利、職位。

劉邦認識到異姓諸侯王的危害之後，於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曾殺白馬為盟，訂下誓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異姓諸侯王是巨大的隱患，同姓諸侯王就安全嗎？

漢景帝（劉啟）時期（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的吳楚七國之亂就證明：

在權力的面前，骨肉血親鬥爭起來，也會毫不手軟、也會毫不留情。在這次叛亂中，劉氏的同姓諸侯王不但沒有起到藩屏的作用，反而成了禍亂的根源。

把明初的分封藩王與漢代的分封藩王拿來比較，有人或許會說，漢初的同姓藩王與明初的同姓藩王不同。這話自然不假。但是，就朱棣以藩王的身份可以起兵對抗朝廷、並拿下江山，可以知曉，明初藩王的權力、兵力、實力、影響力還是不可小覷的。反觀漢朝，劉邦一死，呂后可以左右江山，幾乎把社稷由劉姓改成了呂姓，這也從另一方面可見，當時同姓諸侯王的藩屏作用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其實，在朱元璋從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開始分封諸皇子之後，就已經有人意識到未來的隱患了。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星相異變，朱元璋下詔，求取直言。以國子生授職平遙訓導的葉伯巨上書，其中言及：

「天下可患者三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

書上之後，朱元璋大怒，說是：

「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

也就是說：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然敢離間我朱家的骨肉至親，趕快把他逮來，我要親手用箭射死他！

葉伯巨被逮押至京師之後，丞相為了救護他，乘朱元璋高興時，報告了他已被解送到京的消息。於是，朱元璋命令，將葉伯巨下入刑部大獄（並未親手射死）。後來，葉伯巨病死在獄中。

葉伯巨上書中的所謂「分封太侈」一事，就直指朱元璋的分封皇子的行為，其文云：

「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

葉伯巨在上書明確指出：

雖說本朝分封諸王，是為了防止宋、元兩代朝廷孤立、宗室不給力的弊端，但是，現在分封秦、晉、燕、齊、梁、楚、吳、蜀等同姓藩國，沒有一國不連邑數十，沒有一國的城郭不亞於天子都城的。更何況，這些藩國的甲兵衛士強盛，不過幾世，恐怕這些藩國會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一旦勢力形成，再要削其地、奪其權，這些藩國必然會不滿怨望（潛台詞：不滿怨望而有地、有權、有兵甲，必然起而叛亂。）。更有甚者，這些藩國在沒有威壓的情勢下，也會伺機而動，覬覦大位，這可是防不勝防的。不要說藩國與朝廷是骨肉至親，就歷史而言，同姓藩國叛亂時，哪一個同姓藩國不是朝廷的骨肉血親？這一情況，不惟漢代分封同姓王后出了問題；晉朝所分封的同姓王之亂，也是一樣的隱患、甚至後果更為嚴重。

葉伯巨上書之中的擔憂，很快便得到了驗證。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標【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立為皇太子】病死。

同年，朱元璋立朱標之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將朱允炆確定為大明江山的繼承人。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後，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

朱允炆登基之後，馬上就意識到了藩王的威脅，他便開始與大臣齊泰、黃子澄等採取了一系列削藩措施。同時，朱允炆在北平周圍及城內部署兵力，又以防邊為名，把燕王朱棣的護衛精兵調出塞外戍守，準備削除燕藩。

結果，朱允炆一出手，朱棣便於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起兵反抗。隨後，朱棣揮師南下，與朝廷展開了爭奪江山的戰爭，史稱「靖難之變」、又稱「靖難之役」。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攻下都城應天（今江蘇南京）。

戰亂之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說於其在宮中自焚而死；或說其由地道逃出，隱藏於雲、貴一帶為僧。

同年，朱棣即位，是為明太宗【明世宗（朱厚熜）改上廟號為成祖】。

猜想，靖難之變，肯定是朱元璋所不願意看到的。

朱元璋大概怎麼也想不到，一切會來得這麼快！

從朱允炆到朱棣，雖說江山社稷是從一個朱姓手裡轉到了另外一個朱姓手裡，雖說是朱家內部的鬥爭，但是，無論其間有多少理由，就正統的儒家觀念來看，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叛亂、就是赤裸裸的奪權，無論朱棣如何包裝、如何辯說，他都可被歸入亂臣賊子一流。

這麼說，並不是對朱棣有成見和偏見。

這麼說，只是從正統儒家觀念得出的機械結論。

這種機械的結論，有人大概會覺得可笑，有人可能會進行恥笑，還有人可能會破口大罵。

但是，須知，這機械結論的背後，卻自有他的道理在。

儒家為什麼一直要維護正統，一定要強調禮制呢？

因為，社會歷史一再證明，在如此這般的環境氛圍之下，維護正統、強調禮制才能夠維護秩序。

為什麼要維護秩序？

維護秩序，從初心上講，絕對不是為了劉姓、朱姓或者其他什麼姓一家的江山；維護秩序的本質，是為了蒼生黎元的安穩與生存。

我想，儒家最早的出發點與最終的落腳點，一定是蒼生黎元；而不是一家一姓、也不是政權朝廷。

比如，您或許可以說，從朱允炆到朱棣，就是朱家江山朱家坐，愛怎麼斗就怎麼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真就沒有什麼大不了嗎？

從朱允炆到朱棣，確實是朱家江山朱家坐。

可是，靖難之變中，受害的、死去的朱家人有多少呢？

再對比一下，靖難之變中：

四年之間，靡費的社會財富有多少呢？這些財富，可是民眾血汗造就的啊！

四年之間，社會的不安穩、罹戰亂，又造成了多少家庭的骨肉離散呢？

四年之間，直接戰死的兵卒有多少呢？

四年之間，間接受害、受傷、死亡的民眾又有多少呢？

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回歸到蒼生黎元之後，再去看維護正統、強調禮制的重要，多少或許會有一些眉目。

當然，歷史的局限性、社會發展的局限性，儒家在維護正統、強調禮制時，一直都必須藉助專制的政權，這就難免不被專制政權所利用，這也是不能擺脫、無法避免、難以解決的現實存在。

從蒼生黎元出發，再去看江山易主之際臣子們的表現，再去看他們維護正統、強調禮制的行為，再去看他們對其價值信仰的堅持與否，並由此對他們做出或重或輕、或褒揚或批判的評定，就會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既然如此，那麼，在說到靖難之變時那些建文舊臣對朱棣的態度和行為，就不得不有所論斷。

按照君君臣臣的觀念，朱允炆的臣子們，受的是建文帝的職，食的是建文帝的祿，他們就應該忠建文帝的事。

但是，靖難之役後，一些建文朝的文臣，既沒有在當時死節、也沒有在當時受到牽連打擊而被朱棣關押處斬，而是立即被朱棣任用。

這麼說，並不是要苛責這些文臣，並不是要翻這些文臣的舊賬。而僅僅是從當時的社會倫理觀念出，來觀察此事。

通過觀察，可以得出結論：

建文、永樂變革之際，無論怎麼說，一些文臣都沒有表現出讀書人應有的風骨與氣節、都沒有表現出讀書人對信仰價值的堅持。

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從史料來佐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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