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世紀歐洲，宋代的中國，2種差距2個世界！

上層精英的差距

中世紀的歐洲，貴族的地位牢固而不可撼動。而在宋代的中國，父親生前是宰相，死後兒子卻有可能淪為街頭的乞丐。從這個角度去看，流動性極高的特權階層給整個社會帶來了鮮活的生命力，這種激烈的競爭促使上層統治階級不斷自我更新，自我促進。

中世紀的歐洲

宋代的官僚雖然待遇很好，權力也很大，但制約他們的條條框框也很多，從世俗角度去看，政府的法律和皇帝的監督有效管理著他們的施政行為。而從精神層面上去看，漢人的儒家文化在道德規範上又對他們進一步的加以約束，一旦他們在這兩個層面上有越軌的行為，則會受到彈劾。

閑散舒適的宋代文官

而中世紀的歐洲，貴族與教會成為利益共生體，他們之間沒有互相監督，有的只是互相利用與合作。在缺乏有效制約的前提下，任何強大的統治階層遲早都會走向沒落。

底層平民的差距

中世紀的歐洲，貴族與平民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平民唯一上升的途徑只能依靠教會或者戰爭。然而，教會提供的平台終究無法直接作用於世俗社會，相反，依靠教會途徑攀爬到高位的平民將逐漸脫離這個世俗的社會。而依靠戰爭發家的平民，在他們享有了應得的地位和權力的同時，必然是以別人喪失這種特權和地位為代價的。總的來說，整個中世紀的歐洲，貴族的總數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平民與上層的壁壘牢不可破。

令人窒息的歐洲中世紀城市

而宋代的中國，科舉制度已經十分完備。每年因科舉而獲取官職的平民人數就達到了數以千計。這也是宋代官員人數眾多的一個原因。雖然國家財政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良好社會氛圍卻由此普及到廣大平民階層，一些家境貧寒的良家子弟有了更為廣闊的人生前途，也為一些精英人士提供了良好的上升途徑，其實從某種程度上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消弭了社會隱患，這與每年為官員發工資造成的財務負擔相比，還是物超所值的。

宋代城市

中世紀歐洲的平民，大都依附於教會的管理而不是王國。但這麼說也有瑕疵，如果非要用準確點的話來表述當時歐洲的社會關係，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教會與王國是一對寄生體，他們互不可分，一同吮吸著平民階層的血汗，以此來維繫他們管理社會的開支。王國強大時，可以驅逐教會，教會強大時，則可以顛覆王國。但任何一方勝利後，就會立即著手培植失敗一方的替代者。

與歐洲平民的居所比較，教堂則格外堂皇

而宋代的中國平民則享有很高的自由度，用德國漢學家迪特·庫恩的話來說，宋代中國平民享有著高度的私人自由，他們處在一個高度自覺的社會環境之中。除了法律規範和道德準則來約束他們的行為之外，官員只會在政策上進行引導、在思想上進行教化。而宋代平民對他們的皇帝，官員也都十分的信任。而這種信任，並不是依靠暴力恐嚇，虛假宣傳帶來的。而是相對自由和公平的社會氛圍讓這些平民趨向於合作和團結。

現代的影子

宋徽宗與官員們

宋代人的社會關係，讓我聯想到了西方的民主。其實從本質上來看，這兩者沒有太大的差距，平民的自由帶來了寬鬆的社會環境，上層的高度流動性抵消了與平民階層的隔閡，使得社會矛盾得以緩和。而中世紀的歐洲，我們現代人都稱之為黑暗的中世紀，則正是在壓抑的社會環境下，固化的等級壓迫下，才將曾經輝煌古羅馬時代推向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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