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隋文帝、隋煬帝父子到底是不是昏君？

作者｜陳峰韜

編者｜陳露

本文是應用戶星官的提問而撰寫。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隋朝可謂是承前啟後的朝代。而這個朝代的兩位帝王，歷來便頗為史家所爭議。本文作者以詳實的資料，試圖對兩位帝王的是非功過做客觀評價，希望星官用戶能夠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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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過火即是謬誤——文帝進取與煬帝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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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５４１－６０４）被西方評為與秦始皇並列的強大帝王，其著眼點在於，隋文帝結束了魏晉以來近４００年的分裂，並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

隋煬帝

前者對推動華夏文明演進具有世紀性意義，而後者則在行政和選官兩個領域，奠定了一千多年的基礎。

我們只知道三省六部在隋唐之際是好制度，那麼究竟好在哪裡呢？從中又能看出隋文帝哪些過人之處？

這還要上溯到北周的中央行政制度。宇文泰為聚攏人心，遠法《周禮》設立了六官制。分別以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作為中央六個主要部門長官，後人有的解讀，六官實際上就是六部的雛形，分別對應吏、戶、禮、兵、刑、工。

這麼類比既對也不對。說它對，六官的分工確實已初步萌生出六部職責分野。說它不對，是六個主官等級相同而職權不同，里里外外透著古怪。

按照《周禮》原初之意，冢宰協助周天子管理天下事務，實際擁有丞相的職權。故而宇文泰一死，大冢宰宇文護便利用這個理論基礎，逼迫皇帝下令「五府總於天官」，大冢宰成為其餘五官的統領，這實際上等於設置了一個超級丞相，對皇權構成極大衝擊。

周武帝誅殺宇文護後，立即解除了該命令，並把大冢宰下屬的御正大夫、納言大夫，以及原大宗伯管下的內史大夫，直接歸於皇帝管下，形成了內廷的一個小班子。大冢宰的職權遂被閹割為天子內宮的事務官。

從曹魏開始就產生了中書省的萌芽，到這裡已經快進入定音的階段了，但周武帝並沒有形成定製。周宣帝即位後，為進一步根除冢宰專政的制度性隱患，還設置了大前疑、大右弼、大左輔、大後丞四個輔政高官，意在強化君權、分散宰臣之權。

北周諸帝沒有傻子，因何一再劇烈地改制中央官制，甚至不惜一度造成混亂呢？不外乎宇文氏的制度基礎的基本理論采自西周，如果拋掉這個理論重新來過，有可能會造成人心離散。是以周武帝這樣算是明君的，也只能抱殘守缺。所以，當楊堅上位後，北周又出現了漢魏式的古典丞相，六官制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周武帝

但隋文帝沒有因循守舊，他在即位之初，便下詔宣布新政府的組成方式，中央設內史（即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其中中書管決策、門下掌封駁、尚書負責行政的格局基本形成。三省長官共同擔任丞相，決策權與行政權慢慢脫離。尚書省之六部分別為吏部、　禮部、都官、兵部、工部、度支，開皇三年又統一改尚書省下二級機構為部，都官改為刑部、度支改為戶部。

中央行政體制的改革有兩大作用，一是徹底毀滅了秦漢魏晉以來相權強大的局面，獨相失去了制度基礎，類似曹操、諸葛亮、王猛、宇文護這樣的超級丞相不會再出現。二是機構分工逐漸細化合理化，中央行政機構職能重疊、粗放的問題逐漸得到糾治。

這些制度改革並不是隋文帝原創，大多是繼承魏晉南北朝制度演進的成果。但總其成、揚其長、發其微，亦需要不凡的政治智慧和廣大的心胸視野，並不是所有政治家在其位都能坐享其成。歷史的重大關頭，隋文帝的表現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由於巨大的歷史慣性，隋朝推行三省六部方面也有一些不太合理之處。最突出的便是宰相人員構成。按制度來看，宰相應當由三省長官擔任，但隋文帝也超範圍任命了一些其他官員進入宰相班子。

例如開國之初的觀德王楊雄，以右武衛大將軍的身份參預朝政。文帝晚年，身為帝婿的柳述，又以兵部尚書身份參掌機密。文帝將此二人雜入宰相，雖然用得其人，但破壞了制度的嚴肅性，使得一些素質低劣的官員能夠繞過完備的考核選拔體系，一步登天進入決策層，這方面的教訓，即便是我們現代人，也是親眼目睹過的。

平心而論，如果用人全靠制度，有時也會遺珠於野。皇帝憑藉高遠的站位，識人用人有一定優勢，越次選拔極少數才智卓絕的人，作為制度選人的補益，倒也未必不可。只是這樣的口子千萬不能隨便開、經常開。

文帝留下的這個制度後門，煬帝也非常喜歡，並且時不時地啟用一下，搞得大隋朝宰相群體不是唯賢唯德，而是群小咸集、瘴氣四溢。煬帝朝出於三省長官的宰相有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尚書僕射蘇威、納言楊文思、內史令元壽，出於煬帝專門任命的參掌朝政者，有黃門侍郎裴矩、內史侍郎虞世基、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等。

這幾位越次提升的，除了裴矩尚可，其餘三位都是揣測上意的好手，偏偏又政術短淺，在煬帝執政的中期、危機漸漸呈現時，不僅沒有輔助煬帝力挽狂瀾，反而一味逢迎帝心，排擠忠良，隱瞞實情，助推暴政。隋末崩潰之快，與中樞決策者的無能實在有很大關係。而這一切的肇端，都與文、煬父子的錯誤用人習慣有一定關係。

刻薄的馭人之術——楊堅父子濫殺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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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誅殺貶斥功臣，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雖說比不上西漢誅異姓王的規模浩大，也比不上明誅功臣的肆行慘毒，但不論誅殺之數量、功臣所坐非罪之程度，歷朝歷代中也排得上名。

高熲

其中最具悲劇色彩的，當屬隋朝開國頭號功臣高熲。

高熲字昭玄，起初是隋文帝岳丈獨孤信的部下。他文韜武略俱臻一流，是周隋鼎革之際卓有見識的名臣。

楊堅輔政時尉遲迥在鄴城舉兵討楊，諸將在前方作戰不利，軍心不穩，高熲自告奮勇到前線督軍，作為楊堅的代表威懾諸將，最終平滅尉遲迥，幫助楊堅度過立過最難的一關。楊堅激動的撤御帷賞賜高熲，隋代周后，高熲排位第一，受官尚書左僕射，兼納言（中書省主官）。

隋平陳準備數年，高熲建歲擾農時之策，把陳朝弄的疲累不堪。平陳時高熲輔助年輕的晉王楊廣指揮建康方向大軍，破陳擒帝，立功甚巨。隋朝諸項制度、律令，皆出於高熲籌劃。如此卓越的功勛和傑出的才能，贏得了朝野一致的尊重。楊素在朝中一貫目中無人，欺凌眾臣，唯獨對高熲敬畏有加，從不敢有什麼異言。

高熲本人也非常謙虛謹慎，事君以忠以誠，從沒有什麼越軌言行。按理說這樣一位無可指摘的老臣，應該可以得保令名了。然而在文帝大搞暗黑政治的背景下，就連高熲也難逃迫害。

文帝的心胸並不開闊，體現在對待臣子上，顯得非常涼薄。隋朝建國後，接連發生了兩批謀反大案。第一起是開皇五年的王誼、元諧謀反案，第二次是開皇六年梁士彥、宇文忻、劉昉謀反案。

這五個人都是如假包換的開國功臣，王誼平定三方之亂中的司馬消難，元諧參加了平定尉遲迥之戰，擊吐谷渾又立下大功。梁士彥、宇文忻也都是北周名將，在三方之亂時堅定地支持楊堅，並參與擊滅尉遲迥。劉昉則是當年楊堅篡權時皇宮中的奧援，可以說正是他居中策劃和通風報信，楊堅才得以抓住千載難逢的時機。

這些人都是當年北周的名臣大將，入隋後雖有大功而不受信用，以致個個怨氣滿腹。如果說一個兩個有謀反之意，還可以歸結到個人野心上。但如此大面積地謀反，也說明文帝心胸未免過於狹窄，在安置功臣上措置失當，以至於鬧的雞飛狗跳，人心盡失。而一旦案發，文帝也是毫不容情，一律處死。

到了在位晚期，文帝對功臣宿將的猜忌更加強烈。開皇十七年（５９７年），名將虞慶則莫名其妙地被文帝盯上，桂州發生叛亂，虞慶則潛思引退，不願挂帥出征，文帝竟然大為惱怒。虞慶則懼而出征，平滅叛亂班師的途中，虞慶則在潭州看到山川形勝，不覺以武將的本能，指點何處可以用兵。文帝遂藉此治虞慶則謀反之罪，不由分說將其誅殺。

開皇十八年，同是文帝佐命功臣的王景，官居上柱國、任城郡公、夏州總管，也莫名其妙地被論罪處死。

另一位大將王世積，見文帝猜忌功臣，便縱酒享樂，絕口不言政事。但亦不能逃過猜忌，後來有人誣告王世積謀反，開皇十九年，文帝下令將王世積處死。

開皇二十年，名將史萬歲北征突厥歸來，因為分功不均，負氣請見文帝，為部下將士請賞。結果正趕上文帝因為廢立太子之事心情不爽，見史萬歲大呼小叫，楊素還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說史萬歲與太子楊勇交好，文帝遂下令杖打史萬歲，可憐一位功勛卓著的大將，竟然就此殞命。

朝中連興大獄，政治上一片黑暗。高熲也身不由己地捲入廢立太子事件之中，他本著建儲立長的傳統政治原則，堅決反對廢楊勇立楊廣。文帝本就對高熲的威望放心不下，此時見他在太子事件上力陳己見，更生疏遠之意。後來借王世積案給高熲栽上一個謀反的罪名，將其免官。

高熲免官案是文帝朝政治迫害的高潮，自此之後，朝中政治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開國功臣殺的殺貶的貶，文帝本欲打造一個高度純潔、絕對服從指揮的朝臣班子，卻不料傷根動本，給核心決策圈造成降維打擊。

文帝朝以後直至隋亡，決策群體在內政外交、軍事、行政等領域全都舉動失宜，眼睜睜看著隋朝走向失控，卻毫無回天之力。

煬帝比之其父，更是驕狂遠勝。為煬帝奪嫡立下首功的楊素，功勞大到無以復加，煬帝即位後雖將其擢升為尚書令的顯職，但對其十分猜忌，楊素也明白煬帝的心思，擔心哪一天終會大禍臨頭。後來他生了病，煬帝遣名醫給他診治，卻每天催問醫官楊素會不會病死，楊素也明白煬帝的心意，最終竟不吃藥而死。

文帝時沒捨得殺的高熲、賀若弼、宇文弼等幾位重要功臣，他一股腦殺光。

隋煬帝

北方文壇宗師級人物薛道衡，早年自恃才高，不接受晉王楊廣的招納，煬帝即位後，他又不識時務地寫了篇《高祖文皇帝頌》，大肆讚美文帝。煬帝便認為薛道衡這是變著法兒的借誇文帝貶低自己，對他產生很大意見。其實薛道衡不過一介儒生，並沒有什麼壞心。後來薛道衡無意中說過，現在朝臣辦事不力，如果高熲不死，必不至此。煬帝大怒，將薛賜死。

即使是為其繼位立下大功的御史大夫張衡，因為反對大建宮室，屢屢上書直諫，也被煬帝賜死。

文、煬兩代的威權政策，使得朝野一片恐懼，雖然個個對皇帝表面服從，內里卻漸生離貳，君臣同床異夢，貌合神離。大業九年楊玄感發動叛亂，留守洛陽的當朝貴官子弟見勢不妙，竟有４０餘人投降叛軍。

其中有韓擒虎（平陳功臣之首）之子韓世諤，觀德王楊雄（隋文帝奪位功臣，隋宗室）之子楊恭道，虞世基之子虞柔，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之子來淵，御史大夫裴蘊之子裴爽，大理卿鄭善果（５６９－６２９）之子鄭儼，大將周羅睺（征高麗、平楊諒有大功）之子周仲。朝廷高層離心如此，文帝煬帝父子「功莫大焉」。

竭澤而漁的經濟政策——文帝父子壓垮整個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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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國力強盛，自漢以後又達到一個頂峰。大業年間隋朝人口達到頂峰，計有４６０１９９５６口，墾田５５８５４０４１頃。史稱：「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廓廡之下。」

但是強盛國力的背後，也有隱憂。

隋朝開國君臣大部分來自北周。北周立國４６年（５３５－５８１），大部分時間掙扎在死亡線上，故而始終採取類似軍國主義的政策，政府極儘可能地調發民力。蘇綽為宇文泰制定的六條詔令中說道：「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道理雖然不錯，但政府心態如此，不免令社會過於壓抑，生民個個全成了耕戰機器，人生還有何樂趣？

隋朝也繼承了這樣的治國思路。突出的表現就是義倉政策。

隋文帝個人崇尚節儉，也要求各級官員為政務要清簡，不得騷擾民力，乍一看，這是位道德崇高的好皇帝。但個人道德再好，也掩蓋不了文帝取利於民的政治慣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上了一道喪心病狂的奏疏，大意說，三年耕種便能多積蓄出來一年的糧食，國家應該按照這個原則，把民間多餘的糧食集中起義作為義倉，以備荒年之需。

這個奏疏的背景是開皇四年關中亢旱，國家從關東調撥糧食以救濟之。長孫平的邏輯是，民間既然有餘糧，就應該提前拿出來備荒。但正確的邏輯不應該是國家提高物資轉運效率，以宏觀的調配來補充荒年之需嗎？

百姓是有餘糧，國家有需要，可以出錢購買，為何要強逼百姓拿出餘糧存儲起來呢？最變態的是，所謂的義倉，可是由朝廷統一管理的喲……

起初，義倉由各地官府統一組織，民戶各依其力，多少自願，出糧備荒。但到了開皇十五年，朝廷定令，上等戶每年交一石，中等七斗，下等四斗。我們現在難以確知隋朝農業生產的畝產量。但無論如何，這是在正常賦稅之外，變相地增加了農民負擔。

義倉遺址

義倉的所有權，從最初的民間自有，偷梁換柱地成了朝廷所有。發生災荒時，開不開義倉賑濟災民，既不看形勢如何，百姓自己也作不了主，而要請示朝廷決斷。

毫無意外地，這又成了一樁惡政。

所以即使全國義倉儲備迅速積累起驚人的儲備，民間仍然免不了荒年受苦，開皇十四年關中乏食，放著義倉儲糧不用，隋文帝偏要帶著關中官民到洛陽就食。

到了煬帝朝，國家從百姓身上剝削來的財富，更是被皇帝予取予奪，成了恣意揮霍的私產。四處建造的華麗行宮、長安炫富大會上浪費的財物，無不是生民百姓的膏血。

後來經過農民戰爭的消耗，各地義倉之儲備仍然多的嚇人。以至於唐朝立國後估算，仍能使用五六十年。唐太宗批判道：「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正是這種毫無節制的剝削與聚斂，最大限度抽幹了社會的自適應能力，使得帝國慢慢變成一個肥頭大耳而四肢細瘦的病人，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便能將這個頭重腳輕的畸怪之物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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