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無論身處哪個階層，中國女性都很難做一個「好母親」？| 思想界

原標題：為何無論身處哪個階層，中國女性都很難做一個「好母親」？| 思想界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電影《找到你》及日本連年獲得諾貝爾獎背後的思考。

前段時間，演員姚晨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條她的演講視頻。在這篇題為《一個中年女演員的尬與惑》的演講中，她的一席話引起了人們對職場女性事業與家庭抉擇的討論：「過去五年里，我生了兩個孩子，錯過了很多好導演的好項目，等再回到職場中時，我的事業已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不過，生娃是我當時的人生選擇。每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都會有不同的人生選擇。選擇你能承擔的，承擔你所選擇的。」

10月5日，由姚晨和馬伊琍主演的電影《找到你》在全國上映。由姚晨飾演的律師李捷與她的真實人生形成了某種互文：精明強幹的李捷因為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孩子，與此同時她還在與前夫爭奪女兒撫養權，幸好有保姆孫芳（馬伊琍飾）幫忙照顧孩子。一日下班，李捷發現保姆和女兒都不見了，在尋找女兒的下落時，她面臨來自家人的譴責和警方的懷疑，幾近崩潰。與此同時，她逐漸意識到自己對保姆孫芳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而對方面對的，則是一個底層母親的慘淡人生。

《找到你》是中國和韓國的「一片兩拍」。2016年，該劇本已經在韓國被拍成電影《迷失：消失的女人》，由演技派演員孔曉振和嚴志媛擔任雙女主。同樣是講述孩子母親與綁架孩子的保姆在四天內發生的故事，《找到你》導演呂樂表示中國版進一步將劇本本土化，並在主要結構上進行了改動，幫助中國觀眾更好地理解故事。諸多評論認為，《找到你》拍出了中國女性的難——回歸家庭的女性面臨經濟貧困和權利貧困的窘境，而打拚事業的女性則會遭到強烈的輿論和道德壓力。無論身處哪個社會階層，女性都面臨著這一集體困境和嚴重焦慮，如果沒有男性和全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她們面對的問題將像電影一樣無解。

10月1日，美國免疫學家詹姆斯·艾莉森（James P. Allison）與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Tasuku Honjo）因「通過抑制負免疫調節在癌症治療方面的發現」共同獲得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至此，本庶佑成為繼2016年該獎獲獎者大隅良典之後，第26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也是第五位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日本人。

2001年，日本出台「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提出「50年要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該計劃提出時引起了日本國內外的廣泛爭議，日本學者野依良治更是直接抨擊這樣的目標「很沒腦子」，不過他在當年就拿到了諾貝爾化學獎。此後日本基本保持了一年獲得一個諾貝爾獎的節奏，從2001年到2018年，獲諾獎的日本人已達18位，穩紮穩打地推進著「50年30個」的宏偉目標。

在與日本一衣帶水的中國，人們五味雜陳地討論此事，長久以來的疑問橫亘在我們心中：日本是如何做到連年穩步「收割」諾貝爾獎的？在經濟和科技水平高速發展的情況下，為什麼中國還做不到？

從本庶佑稱做學術的要義就是「不要聽別人的」，到日本紙幣上的人物形象清一色都是學者，日本人對學術和批判思考的尊重令我們深思。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科學研究和教育創新幾十年如一日的大力投入是連年收穫諾貝爾獎的制度保障。在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的同時，日本上下仍然不驕不躁，反而瀰漫著一股憂患意識，這既是民族性格使然，亦可以說是日本學術進步的最大動力。

電影《找到你》

無論身處哪個階層，

中國女性都很難做一個「好母親」

在10月5日《找到你》全國上映之際，導演呂樂接受了「界面娛樂」的採訪，他表示《找到你》和韓版相比的優勢在於更加「落地」，在一些細節設定上更加貼近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經驗，另外，劇本的主要結構也有了一些改動，新增的結尾「起到總結性的作用，給人性的光輝一些筆墨，讓人看到不管生活多艱難的人都有人性的閃光點」。

電影中的兩位女主角對孩子展現出了無限的愛，呂樂認為，長期計劃生育政策下，每個中國家庭的孩子數量減少到1-2個，家長的情感更加集中在孩子身上，對於母親來說尤為如此，「這也是電影感人和表現母性頑強的地方。」

撰稿人林春宵在公眾號「大象點映」上發表評論稱，一直在國產電影里充當道具的女性，終於在《找到你》中為自己發聲了。盤點今年下半年上映的6部熱映國產影片，無論是《西虹市首富》里宋芸樺飾演的職場小清新、《我不是葯神》里譚卓飾演的艷舞女郎，還是《一出好戲》里舒淇飾演的孤島美女，都是男性視角下的配角，「整個電影充斥著有『女人』無『女性』的怪誕畫面」，「在大多數國產電影里，女性都被當做『道具』或是『符號』使用，女性形象往往是缺失，或不完整的。」

而《找到你》展現出了國產電影中罕見的「女性意識」，填補了女性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在國內電影市場的空缺。林春宵指出，「尋子」題材的故事在國產電影中不乏先例，陳可辛的《親愛的》和劉德華主演的《失孤》講述的都是這類故事，而《找到你》則是對這一主題的延伸，即當我們在找孩子時，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電影《找到你》，看似是在找孩子，它其實是借用『尋子』這條線索，尋找一個女性成為一個獨立的個人和一個好母親的平衡點。」

《找到你》劇照

在「澎湃新聞·有戲」刊發的《<找到你>：中國女性的難，都在電影里了》一文中，作者曾於里指出，《找到你》通過三位母親的人生經歷來講述女性之難。作為典型中產職業女性的李捷在職場上遭遇歧視和侵害，在幫大老闆打完官司的「慶功宴」上，李捷被灌酒，還被大老闆「性騷擾」；回到家裡，她又遭到丈夫和婆婆的苛責，被指責疏於照料家庭，並因此陷入婚姻危機。

與韓版相比，《找到你》將李捷的職業改成了律師，並通過她的這一身份在電影開頭和結尾分別引入了一場離婚官司，新增的一個女性形象——由陶昕然飾演的朱敏——作為不事生產的富太太，在發現丈夫出軌時憤而提出離婚，卻因為自己沒有經濟收入而喪失在離婚中爭奪財產和孩子撫養權的主動權。這暴露出了女性一旦步入以犧牲自主性和主體性為前提的婚姻，就意味著將權利全部寄托在他人身上，極有可能在不可知的未來付出慘重代價。

抱著孩子消失的孫芳是故事一開始無人願意傾聽了解的一位底層女性。她們面臨的，則是生活中無孔不入的貧困——經濟貧困、觀念貧困、權利貧困的枷鎖讓孫芳無處可逃，最終走上絕路。

「被侮辱被損害的底層女性、進退失據的中產職業女性、外強中乾的上流社會女性，不同身份、不同處境的女性，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在根深蒂固的男權社會裡，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性別分工模式里，當男性全面缺席育兒等家庭事務時，女性想要經濟獨立、權利自由是如此困難重重，遑論二者兼得。為何無論是投身於職場還是家庭中，她們作為母親的權利輕易就會被剝奪？這種對女性無限要求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又是什麼？『找到你』，不僅僅是找到孩子，也是找到女性作為女性、作為母親的權利和尊嚴。」曾於里寫道。

《找到你》劇照

「土逗公社」發表的影評《<找到你>：當下社會各個階層，做個好母親有多難？》則指出，電影聚焦了女性的掙扎，卻也疏於討論男性在家庭中應當肩負起怎樣的責任。作者李霜氤認為，現代女性儘管有著相對多的人生選擇，但在育兒上往往面臨比男性更多的焦慮。在公共育兒機構缺失、撫養的義務被推給家庭、性別分工的傳統觀念久經不散的外部環境下，女性承擔了主要的育兒責任，男性則相對邊緣化。女性面臨的選擇不是僱傭阿姨、交給老人，就是當全職媽媽。「越是經濟弱勢的女性，可能的選擇就越少。底層女性幾乎『無處甩鍋』。」

在影片開頭，李捷對保姆孫芳保持著友好的冷漠，對自己的客戶、「絕望主婦」朱敏也缺乏同情。而在經歷了孩子綁架事件後，她把人性和母性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向朱敏伸出援手，幫助她打贏了官司。影片在結尾流露出女性守望相助的脈脈溫情和母愛力量的堅韌，根據呂樂的說法，李捷的轉變是孫芳帶來的，「當她逐步了解這個女性的家庭關係、對孩子的情感，她逐漸理解了母親的狀態。她從一個生硬的職業女性，開始往母性這邊靠攏。」

然而李霜氤認為，影片至始至終都未提及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男人為何缺席，未回答全社會應該為女性的困局付出些什麼。李捷在反思「母愛」，可沒見到包括她丈夫在內的父親們反思「父愛」；大難不死的朱敏因為律師的惻隱之心獲得了有利的判決，然而如果沒有律師的幫助和社會對家庭內部勞動的承認，其他處於相同境遇的家庭主婦就難以擺脫絕境；只要還有貧窮、疾病、家暴，只要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就還會有千千萬萬個孫芳繼續苦苦掙扎。

諾貝爾獎頒獎

日本是如何做到18年來連年獲獎的？

日本學者本庶佑獲得諾獎的新聞一出，國內的社交網路上就傳開了一個段子：大多數國家紙幣上的人物往往都是政治家，而日本則清一色的是學者——一千元日幣鈔票上的人物是生物學家野口英世，五千元日幣鈔票上的是女作家樋口一葉，最大面額一萬元日幣鈔票上的則是日本教育家、思想家、有「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稱號的福澤諭吉。

對此，新華社高級記者、《環球》雜誌副總編輯劉洪在其微信公眾號「牛彈琴」上撰文表示：「將最崇敬的人印在每一個國民、每天都在數次進行的日常活動里，意味著最隆重的懷念、最深刻的尊敬。日本人對知識淵博的人表達最大敬仰，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坦率地說，中國與日本，確實還有一段距離。」

日本紙幣上的人物均為學者

與此同時，《天下雜誌》於2015年刊登的本庶佑專訪引起了網友的注意。在接受採訪時，本庶佑稱其面對不斷的失敗而不輕易放棄的秘訣是做到「6個C」：「第一，你必須有好奇心（curious），你要對科學感到好奇，這是所有故事的開始；再來，你會遇到很多困難，所以你需要勇氣（courage）去面對挑戰（challenge）；然後你要能持續（continuation），你要能有耐心持續下去；你還需要專註（concentration），你必須聚焦；最後，你必須相信你自己，你需要信心（confidence）。」

在他看來，專註是這「6個C」中最難做到的，要想保持專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聽別人的」——不要對別人說的事情全盤接受，必須要獨立思考。本庶佑還在採訪中談到「專註」是中日文化中最大的區別，「幾乎每個日本人，不論在哪個行業，都有非常專註的視野，他們在個人崗位上全力以赴。」

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公布現場。來源：視覺中國

在人人「皆為利往」的時代，日本科學家能夠為了學術奮鬥終身（即使只有鳳毛麟角者能夠獲得諾獎桂冠）令人敬佩，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者能夠全情投入研究的制度性保障。網易新聞公眾號「談心社」發表評論《日本真正的可怕之處：18年18人拿諾貝爾獎，卻高興不起來》指出，日本在21世紀能夠連年獲得諾獎，其實是幾十年來的巨大付出換來的成果。1960年代，日本提出「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學研究，1971年又將目標提高到3%。至1975年，日本的研發經費總額占國民收入的2.11%，明顯高於美、德、法等國。即使後來泡沫經濟崩潰導致「失去的二十年」，日本也沒有降低對研發經費的投入。

在科研經費充足的保障下，日本學者享受著自由的科研環境。高校老師無需過分擔心因沒有科研成果受到懲罰，日本的科研申報採取課題註冊制，不用經過層層審批，後續研究經費通常能保障獲得迅速撥款。因為職業受尊重、工資待遇較好，學者享有高度的社會聲望。根據1995年「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調查，在日本的187種職業中，大學教授的職業威望僅次於並列第一的法官、律師。

另外，日本對基礎教育的重視也為日本學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資源。劉洪發現，早在明治時期，當時的日本政府就從甲午海戰獲得的2億多兩賠償款中撥取1000萬日元（約為賠款總額的2.8%）設立教育基金，資助日本的義務教育，由於這筆資金，日本兒童入學率至1898年已經達到97%，到1910年左右，日本已完全普及了國民教育。

「談心社」指出，日本的教育改革重視培養孩子的探索思維，有助於發掘科研人才。日本學校普遍不會片面強調知識傳授，而是在幼兒園和小學階段讓學生與自然接觸，培養學生對自然的好奇心。在課程設計上，日本的教科書引入了很多知名世界文學作品，注重科學精神，尊重個性，關注世界性的合作與和諧共存。通過開展因地制宜的課程設計，重視課外活動，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日本基礎教育為學生進入高等教育階段乃至投身科研打下了堅實基礎。

對此，本庶佑也表示，呵護或喚起年輕人的好奇心是中學教育的重中之重：「如果你給孩子太多的知識，你會扼殺了他們的好奇心。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教育，要激發孩子的好奇心，幫助他們發展思考的心，而不是一直接受別人給的知識。我們要給孩子基本的知識，但教太多的細節並不好，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自己找到答案的能力，這是我們要教孩子的。」

更加發人深省的是，在連連獲得諾獎的同時，日本人絲毫不減的憂患意識。「談心社」梳理報道後發現，從2013年開始，日本政府發布的年度報告《科學技術白皮書》多次承認日本科技創新能力出現衰退，無論是論文數量、質量還是科研人才儲備、研發資金投入都表現不佳。今年發布的白皮書再次指出，顯示研究質量的「被多次引用的學術論文篇數」一項，日本在各個國家中的排名已從十年前的第4位下降到了第9位。

對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中國古諺，日本人似乎有著骨子裡的體認。「騰訊·大家」撰稿人姜建強在《知強守弱為日本人贏得了量產諾獎》一文中指出，基於逼仄地理環境誕生的悲情哲學自古以來就是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催生著日本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體現在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科技領域，連年獲得諾獎的巨大榮耀並沒有令日本人沖昏頭腦。2017年的時候，2016年諾獎得主、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大隅良典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的採訪時抨擊安倍政府過度壓縮科研經費，警告稱日本人今後可能不會有諾獎獲得者了。

時刻警惕未來不幸的日本文化與讚揚成就、追求當下幸福圓滿的中國文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從文化的角度來說，這或許也是我們能夠從日本連年獲諾獎卻依然保持警醒的觀察中獲得的更深層反思。「中國道教里有無為之術。日本天皇家在取中國道教的時候，把道教里的無為之術完全擯棄，並以神道教取而代之。所以他們的道教並不是中國的黃老之道。日本人借鑒中國人的辯證智慧，用『知強守弱』的生存智慧贏得了安全，開始打造適合自己的世界性生存體系，並繼續支配世界經濟的王道。日本人明白，從轉換視角來看，在唱衰中強大自己，在憂患中成熟自己是一種更高的生存智慧。」姜建強寫道。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林子人，編輯：朱潔樹、張之琪，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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