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空的蘇維埃紅色戰鷹：記抗戰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

「沒有他們，中國的抗戰可能要艱難一倍！」

——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在中國

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註明

1937年11月22日，南京上空，突然出現一群日軍飛機，它們是前來轟炸中國首都的日軍第2航空聯隊第12航空隊2架97艦攻和第13航空隊6艦96艦戰。日軍此前得到情報，知道目前南京機場只有7架驅逐機，其中2架發動機還損壞了，中國空軍在南京方面的作戰力量已經幾乎不存在，因此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來此轟炸。

然而，今天他們在南京上空卻遭到了一批「從沒有見過的型號」驅逐機的阻擊，這是6架有著深綠色塗裝，機身短小，速度極快的單翼驅逐機，而這批飛機正是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的伊-16-5驅逐機。在這次戰鬥中，此前日軍極難被擊落的最新銳96艦戰被擊落一架，飛行員宮崎康治被擊斃，蘇軍涅日諾夫中尉犧牲，他也是首位蘇聯援華犧牲的飛行員。

蘇聯空軍又怎麼會出現在中國呢？讓我們把時間調回到3個月前的8月21日，當日，中蘇兩國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此後，蘇聯開始向中國提供經濟貸款和軍事援助。9月14日，中國向蘇聯請求秘密派出空軍作戰部隊進入中國，協助中國作戰的請求，經斯大林同意後，蘇聯正式組建志願隊前往中國參戰。

志願隊初期組成為一個驅逐機大隊（31架伊-16-5驅逐機）和一個轟炸機大隊（31架SB-2轟炸機），此後又隨著戰局的變化，多次增派飛機和人員參戰。1938年2月，志願隊擴編為驅逐機、轟炸機各3個大隊，同年9月，因作戰消耗，減為各2個大隊。1939年上半年，志願隊僅有驅逐機大隊1個，同年7月後，兵力猛增為驅逐機、轟炸機各4個大隊。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到1940年初，志願隊又只剩下1個驅逐機大隊，直至40年6月全部撤離中國。

1938年10月，時任空軍聯合作戰組參謀主任兼視察的勞聲寰奉命視察陝、甘、寧、青、新五省的空軍場站部隊業務，與促進中蘇空軍之合作，這次視察給了當時的中國空軍很大的震撼。

他在回憶錄中曾寫到：「我們最大的震撼是發現蘇俄軍事組織出乎意料的嚴密，軍紀嚴明。根據我國與蘇俄的協議，每個交換物質的地區均建置兩個機構，一由我空軍管轄，一由蘇軍管轄。我觀察他們無論組織或技術，無論空勤或地勤，都比我們健全。他們的飛機一來，停在他們的地區，一百公尺以內，嚴禁我方人員接近。

他們的飛航人員，如未奉命令，即使口渴飢餓，亦不擅自離開飛機，可說全神貫注，直到他們的地勤去接替，補給或傳達移交命令，他們才肯離開飛機，這種絕對服從命令和負責維護飛機及機上物質的態度，是經嚴格訓練才可達到的。他們的訓練並不因執行任務而中輟，他們利用空閑時間上課，我不懂俄文，不懂教學內容，但我發現數學教學竟是代分數與繁分數的化算，還沒有我們初高中的程度。

可能蘇俄注重農工子弟的培養，但這些人教育水準過低，學會了駕駛及其他勤務，但教育程度仍然低，這些農工子弟的長處是能保密，肯負責，絕對服從。我們代表航空委員會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宴請他們，每個地方的俄員絕無例外地服從上官，看上官的暗示，看政治員的動作而行動，而政治指導員最具權威，連指揮官也要看他臉色行事。

此外，他們處處表現團隊精神。飯後舉行聯歡活動，他們全體齊唱，我們也唱。可是我們沒有這種訓練，能齊唱的歌曲連國歌在內不過五、六曲，以後只好聽他們一個接一個唱了，他們連唱兩個鐘頭，都是很雄壯的軍歌，而且很多是四部合唱。有一、二十輛車剛開到，他們的司機聽到歌聲也來了，站在外面跟著唱起來，有的竟跳起高加索舞來。第一次看到他們這種聲勢浩大的團隊精神的表現，很是不安，立即打電話給以後各站政工人員，規定所有官兵要學歌唱，軍歌最好，不然流行歌曲也行，至少要練唱二十曲以上。從第二站起，我們才能在聯歡會和他們互別苗頭…」

蘇聯志願航空隊驅逐機部隊，在華3年多的戰鬥生涯中，多次出擊攔截日機，或配合我空軍合作作戰，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自身的損失也是頗為嚴重。

1937年11月21日，首批來華的蘇聯志願航空隊進駐南京明故宮機場和大校場機場參與南京保衛戰。在多日的戰鬥中，由於日軍戰機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再加上蘇軍對日軍96艦戰性能的不熟悉，缺乏具有戰鬥經驗的指揮官，雖然極力抵抗日軍，但也造成了自身極大地損失。

1937年12月2日，日軍第2航空聯隊第13航空隊艦戰分隊長、日軍四大天王之一的南鄉茂章率6架96艦戰護航8架96艦攻前往南京轟炸，途中遭遇蘇聯志願隊30餘架前往轟炸日艦的伊—16戰機和SB-2轟炸機，此戰蘇聯志願隊被擊落6架伊—16戰機和2架SB-2轟炸機，日方無損失。至12月6日，空軍撤離南京時，蘇聯志願隊報稱擊落20餘架日機。

此後，蘇聯志願隊驅逐機部隊相繼參加了南昌空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衡陽空戰、蘭州空戰、桂南會戰和西南地區防空戰。據我方不完全統計，在華期間，蘇聯志願隊驅逐機部隊共計擊落日機81架，其中不乏日軍四大天王之一的王牌飛行員南鄉茂章在內。

1938年7月18日，南鄉率領6架96艦戰，護航14架95艦爆和5架96艦攻襲擊南昌，中蘇聯軍起飛11架戰機在洪都上空進行攔截。敵機從3000米高度由太陽方向進入，企圖利用太陽光掩護襲擊我機群，但是帶隊的南鄉卻沒有發現我軍在高空的戰鬥機，反被我軍打了個埋伏。當時南鄉駕駛的96艦戰的副油箱拋投裝置出現了故障，突然遭遇我軍機時反應不及，被我軍機擊傷。但南鄉畢竟是王牌飛行員，經驗老到，反覆地作盤旋、翻滾機動，幾次都擺脫了我機的攻擊，同時還反過來攻擊蘇聯志願隊多多偌夫的伊—152戰機。

南鄉的子彈打穿了多多偌夫的座艙裝甲，多多偌夫轉而駕機撞擊南鄉，並且在撞擊後順利跳傘，而南鄉則隨著兩架飛機的殘骸墜落身亡。此戰，志願隊報了在1937年12月2日的南京空戰中，被南鄉率領的部隊擊落8架戰機（其中南鄉一人擊落兩架）的一箭之仇。

相較蘇聯志願隊驅逐機部隊的戰果而言，其轟炸機部隊的表現則要出彩的多。他們作戰勇敢，積極主動出擊，多次轟炸日軍陣地、軍艦、軍用物質倉庫、機場等，據不完全統計僅轟炸日軍機場就共計炸毀了114架日機，超過了驅逐機部隊的擊落日機總數。

1938年2月23日，蘇聯志願隊決定跨洋出擊，轟炸台北日軍松山機場。當日40架SB-2分兩批出擊，首批28架從漢口起飛，第二批12架（其中7架為中國飛行員駕駛）從南昌起飛。由於當日台北多雲，第二批轟炸機無法辨識目標，只得返航。而首批28架轟炸機中恰巧有一位飛行員從雲洞中發現了機場，於是志願隊3個9機編隊依次投下了280枚炸彈，共計炸毀12架日機，營房10棟，機庫3座，焚毀了可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及其他裝備，使松山機場陷入癱瘓，以致1個月內都不能使用。

這次奇襲戰略高超，完全出乎日軍意料，加之日軍對中蘇空軍跨海遠襲重要目標估計不足，日軍驅逐機完全沒有任何反應時間起飛攔截，地面高射炮也沒有任何反應。事後日軍將松山基地指揮官撤職，交軍事法庭審判。

1939年10月3日，蘇聯志願隊轟炸機部隊9架DB-3轟炸機奇襲漢口王家墩機場，由於日軍再次對中蘇遠程空襲能力估計不足，疏於防備，導致了重大損失。據蘇方報稱炸毀日機64架，中方報稱炸毀驅逐機24架及修理中的飛機10餘架。

而日方報稱全毀50架飛機，近100架受傷，漢口機場的大部分飛機被認定無法起飛。對於此次空襲，日後的日本海航第四號王牌飛行員坂井三郎曾這樣回憶道：「我清楚地記得1939年10月3日。這天，我讀完信後就檢查自己那架戰鬥機的機關炮。機場上，人們工作從容，情緒鬆懈。」

「機場的平靜突然被控制塔傳來的叫聲打破了，接著，沒有任何其他警報，四面八方就響起了轟隆隆的爆炸聲，大地顛簸搖蕩，響聲震耳欲聾。"空襲"不知誰喊了一聲，但沒有必要，這時，所有警報器都尖叫起來，當然也是為時過晚，毫無用處。」

「轟炸開始前沒法到隱蔽所了。炸彈越來越強烈的爆炸聲，有如邊疆不斷的雷鳴。地面煙塵滾滾，空中彈片橫飛。有幾個飛行員與我一起，發瘋似的從機修車間往隱蔽所跑。我把身子彎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著飛來的鋼片…我慌了，站起身就跑，不過這次是向機場里跑…」

「看到機場的情況，我吃了一驚。一架挨一架地停在那長長跑道上的兩百架海軍的轟炸機和陸軍的戰鬥機，大部分在燃燒。一片片火焰從炸開的油箱中飄出，翻起滾滾濃煙。有些飛機的機身被彈片擊穿後正在漏油，暫時還沒燒著。火從一架飛機燒到另一架飛機，汽油淌到那裡就燃燒到那裡，整個長長的一排飛機全都變成了一團團暗紅色的蘑菇雲。轟炸機霹靂啪啪像鞭炮一樣爆炸；戰鬥機燒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點著了的火柴。」

「…我們幾乎所有飛機不是被炸毀，就是被炸壞。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幾名上校以及一些駕駛員和維修人員，死的死，傷的傷…」

此次空襲還將日軍第1聯合航空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少將的左手被炸斷，死傷高達300餘人。由於塚原二四三少將左手殘疾，被認為不再適合艦隊勤務，此後轉任基地航空隊指揮官。由於再也找不到像他這樣精通航空的的人才，只得讓南雲忠一擔任了海軍機動部隊的司令長官，這被人們認為間接導致了日軍在中途島海戰中的失敗。

11天後的10月14日，蘇聯志願隊再次空襲了王家墩機場。當日，蘇軍20架DB-3轟炸機分兩批轟炸了機場。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的《中國方面海軍作戰》記載：「海軍第13航空隊的主體約40架飛機被炸毀，陸軍飛機20架也遭損壞…這是事變以來發生的最大損害。」這兩次空襲使日軍在武漢方面的空軍力量受到極大的損失。

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從1939年後志願隊開始逐漸退出中國戰場，自1940年6月以後，蘇聯志願隊全部撤離中國。1941年4月24日，《蘇日中立條約》簽訂，10月蘇聯宣布中止對華軍事援助，年底，在華蘇聯軍事人員（主要是顧問）基本撤離。在3年多的援華抗戰中，蘇聯志願航空隊先後來華參戰人員多達2000餘人，236人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中國人民的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當時的國民政府高層以及空軍內部，對蘇聯志願航空隊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部分人士對這支援華空軍很是歡迎，對蘇聯政府也是抱著友善的態度。空軍王牌飛行員羅英德，曾在1938年1月7日的戰鬥中擔任布拉戈維申斯基大隊長的僚機，他從背後奇襲，擊落了日軍四大天王之一的潮田良平，救了布拉戈維申斯基一命。布拉戈維申斯為感謝他的救命之恩，還將「斯大林贈」的手錶送給了羅英德，並成為了50多年的好友。同時羅英德對志願隊的評價頗為正面，認為他們在武漢空戰中打的很不錯。

空軍頭號王牌柳哲生，也與蘇聯志願隊相處融洽。1938年6月27日，他駕機掩護志願隊SB-2轟炸機襲擊長江上的日艦，他冒著危險，故意高飛，吸引日艦的火力，險些被擊落，而讓志願隊的轟炸機乘機低空進入投彈。完成任務後，他被志願隊的飛行員圍住高高拋起歡呼，稱讚他是真正的英雄。

1945年8月，馮玉祥曾發表言論：「當加足了美國汽油的日本飛機，在中國和平城市投擲美國鋼鐵製成的炸彈時，蘇聯卻給我們運來了武器和彈藥，以幫助我們與外國侵略者堅持戰鬥。我親眼看見蘇聯飛行員，在中國醫院裡因傷重而死。美國人賣給日本人的是鋼鐵和汽油，而賣給中國的是藥品，為的是醫治炸彈所帶給他們的創傷。現在你們自己可以想一想，到底誰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

然而國民政府的空軍高層及大部分的空軍一線作戰人員，則對蘇聯政府以及志願隊有著另一種看法。國民黨要員顧維鈞始終認為，蘇聯援華是企圖佔領中國的陰謀。

勞聲寰也曾在回憶錄中寫到：「蘇俄為了減輕日本對西伯利亞的壓力，不得不在抗戰初起時支持我們，其另有陰謀，我們是很清楚的。我們為了抗戰也不得不多方求助。」

而對蘇聯志願隊的避戰行為，長期以來各類媒體則是極力迴避。抗戰空軍資深記者劉毅夫在《空軍史話》中寫道：「最初東飛的是一個驅逐機志願隊…只是他們數次遇到空襲，搶在我機前面起飛…逃警報去了。也有不巧意外遭遇敵機的時候，他們就盡量避免交鋒，能溜則溜之。真正溜不了時，只得硬著頭皮跟敵機干，不過大多是挨揍的時間多。

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多了，大家也就猜測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發現，這跟他們人員調動頻繁的原因一樣，完全是莫斯科授意的政策。他們派到中國來的飛行員，最重要的任務，是在中國戰場上得到作戰經驗。有了參戰經驗，就馬上調回，再派一批新手來替換…」劉毅夫的說法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為什麼志願隊驅逐機部隊的戰績是那麼不盡如人意的主要原因，都是新手飛行員又如何能抗衡日本航空隊的那些老油條呢。

一線的空軍飛行員對志願隊的避戰也是非常的不滿。王殿弼在日記中寫道，這段期間經常和志願隊在武漢、南昌間並肩作戰，發覺俄機常常避戰，而且彼此間的聯絡和協同不易，大大降低了效果。時任第四大隊飛行員的張光明曾在漢口和南昌與志願隊共同作戰過，他認為：到底是幫別人打仗，所以沒有拼勁，同時他認為蘇聯飛行員的訓練不夠。

時任第二大隊第十一中隊隊長的龔穎澄在日記中寫道：「敵機八架襲南昌，計有轟炸機12架、驅逐機6架。兩機場共投彈10枚，我驅逐機11架，仍由俄人率隊逃跑，又失一殲敵機會，未知其要等到何時方肯作戰也？」「午一時半，敵機10架臨空，分4批向新舊兩場投彈40枚，並有敵6架驅逐機掩護。我驅逐機升空格鬥，聞被敵機擊落兩架，俄員駕駛之驅逐機不知飛向何處，可恨！」

當時不光空勤人員對志願隊頗有不滿，連地勤人員也對俄國人沒有好臉色。龔業悌在《抗戰飛行日記》中曾記載：「1938年12月7日，下午有幾個俄國的機械同伴自動願意協助我們檢查飛機，許多飛機上的毛病都由他們發現修好…俄國的同伴來幫助我們飛機的維護工作，機械士們都不願意。

因為根本不佩服他們的工作，認為他們只會死干，幹得並不怎麼好…我對他們說，他們肯自動來幫助我們，我們不應為難他們。但他們的答覆是，這幾個人根本就是像開啟動車的，對機械方面並不頂懂，我們在漢口時，他們常常罵我們，在這裡我們是該講講他們了。」

抗戰空軍史學者何邦立博士在《筧橋精神》一書中寫道：「俄志願隊到南昌，半個多月一仗未打，逢日機來襲就落荒而走的避戰，也真是丟人現眼。隨後接戰也蒙受不少損失。後周至柔主任親臨南昌，收回俄國旅長指揮權，交張廷孟司令統一指揮。據俄員傷後透露真相，他們是被徵用的，並非志願來華助戰。事後得知俄國政府收取中國僱傭費，但他們一文未取，死了也沒有撫恤金。（註：目前沒有資料顯示國民政府給予了僱傭費。）

所以怕打仗，想回家。至於俄國被日軍炸毀的TB飛機，經我方人員詳細檢查，他們是以超級重轟炸機的價格賣給我們，又以轟炸機的名義飛華助戰，但機上無炸彈倉，也無炸彈架，僅在炮塔上裝了自衛的機槍，整個就是客貨兩用的長途運輸機。（註：這款飛機由於性能落後，實際在華也僅作運輸機使用。）俄志願隊初期來華助戰，既缺士氣，又無實戰經驗及戰術思想，所以作用不大。」

國與國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可言。不管蘇聯當時抱有何種目的，但它對中國抗戰的幫助卻是實實在在的，也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當時，只有蘇聯肯對我國進行軍事援助。從1937年至1941年，我國共獲得國外貸款5億美元，蘇聯對華貸款佔了一半，是各國對華貸款首位，而排名第二的美國，其中1億美元是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才貸給中國的。蘇聯對華的貸款全部為軍火貸款，而西方國家貸中國的17筆款項沒有一筆為軍火貸款。

蘇聯的貸款利息為最低，僅為3%，而西方國家則為6.5%。蘇聯還同意中國以農礦產品各半償還，實際在償還中農產品還略多於礦產品，這對農業國的我們是有利的。抗戰初期，我們在購買歐洲飛機時，各國都極少提供飛機給我國，或者提出苛刻的條件。如英、法等國均要求現款交易，且價格頗高，趁機哄抬行情。美國則要求武器自運，而我國則無條件自運。

而蘇聯售與我國的軍火價格普遍低於國際市場價格20%以上，據當時赴蘇談判高級代表團團長孫科回憶：「這筆1.6億盧布貸款，在國際價格上，實際是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價格折算美元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僅合中國法幣150萬元。」

不管怎樣，我們依然感謝蘇聯政府以及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在中國最困難的抗戰初期給予我們的幫助。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的抗戰可能真的要艱難一倍以上！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