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先生——紀念王仲犖先生誕辰105周年
原標題：又見先生——紀念王仲犖先生誕辰105周年
「
又見先生，克紹箕裘……
」
編者按：
王仲犖（1913-1986），浙江餘姚人，曾任上海太炎文學院教授、中央大學副教授，1947年起任山東大學副教授、教授。著有《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華山館叢稿》及《續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敦煌石室地誌殘卷考釋》、《金泥玉屑叢考》和《西崑酬唱集注》共七部著作，主持點校中華書局「南朝五史」，其中的《宋書》和《南齊書》由王先生本人點校。作為章太炎先生高足，王先生具有深厚的國學造詣，後來又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和現代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舊學與新知熔於一爐，在古史分期、古籍整理、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等研究領域樹立了豐碑。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王仲犖與陳寅恪、唐長孺、周一良、何茲全諸先生共同把我國的中古史研究推向了前無古人的巔峰，鑄就了一個時代的學術輝煌，迄今未被超越。
今年是王仲犖先生誕辰105周年，故編髮斯文，以志紀念。本文選編了繆鉞、吳大琨、湯志鈞、李希泌、張忱石、李憑、袁英光、鄭佩欣、蔣福亞、尹韻公、李紅岩、劉統、黃朴民、王大建和周應奇等王先生的生前友好、及門弟子和學界同仁悼念、回憶或評價王先生的若干片斷。這些文字，或長或短，體裁各異，都有助於我們全面地了解王先生的為人為學的特點。
一、「魏晉封建論」
■ 在中國古史分期論爭中，王仲犖以魏晉封建說而獨樹一幟。《文史哲》於1956年曾連續三期刊發王先生《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一文，在這一篇論文中，王先生將唯物史觀與魏晉史的研究相結合，系統全面地提出並論證了著名的「魏晉封建論」。同年，《人民日報》又以一個整版的篇幅，介紹了他和尚鉞先生魏晉封建論的觀點。這也把他的魏晉隋唐史的研究推到了當時的學術前沿，我院也因此而成為學術界所公認的魏晉隋唐史的研究基地之一。（王育濟：《我們的學術年輪》，《山東大學百年學術集粹·史學卷》前言，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年）
■ 上世紀50年代，學術界展開了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大討論。漢魏之際封建論（又被稱為魏晉封建論）的代表人物是尚鉞和王仲犖。
王仲犖先生的文章，起初是投到《歷史研究》的。當時，編輯部要求王先生加以修改。王先生在原文的基礎上，增加了大量內容，寫成《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分三期在《文史哲》1956年第三、第四、第五期刊發。這是新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大討論中，第一篇全面系統旗幟鮮明地闡述漢魏之際封建論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
解放後，蘇聯學者的觀點對山東大學歷史系的老師們影響很大，在系裡組織討論古史分期問題時，童書業先生就持魏晉封建論的觀點。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童先生沒有撰文發表自己的觀點。相比之下，王仲犖先生就比較有膽識，成為了在解放後古史分期問題大討論中第一個旗幟鮮明全面闡述魏晉封建論的學者。（王大建：《王仲犖、何茲全先生與魏晉封建論》，《中華讀書報 》2012年12月12日第7版）
■ 在當時王仲犖教授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我認為發表在1954年4月號《文史哲》上的《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與休耕制度》一文，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他第一次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探討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質和作用。仲犖教授在文章中說：
許多世紀中，村公社的繼續存在，成為古代專制國家停滯性的堅強基礎。所有村公社的社員，只能成為土地的使用者——他的佔有，也是經由勞動實踐過程為前提之下發生的——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公社社員既不是公社土地的所有者，那麼，他本身就會變成公社的財產，也就會變成專制君主變相的奴隸。他們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了起來，完成著自給自足的生產，他們要經常地向他們的統治者貢獻力役，也貢獻物品。這些公社成員們，在身份上雖是「自由」的，在經濟生產上也是獨立的，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公社成員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就比較奴隸或以後的隸農們來的輕，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所遭受的壓迫和剝削，也許還重得特別厲害。在這種特殊生產形態里，自由人生產還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隸的勞動不能盡量代替自由人的勞動，這樣，不但阻礙了奴隸形態的發展，也會阻礙了以後農奴形態的充分發展。
我認為仲犖教授這段話是十分精闢的，他所說的「特殊生產形態」，實際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所以，我認為，王仲犖教授應該說是中國歷史學界第一個以他獨立的研究證明了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適合於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他的這一貢獻，在學術上的意義是很大的，儘管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吳大琨：《回憶<文史哲>初期的王仲犖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 王仲犖的歷史理論主張集中表現在中國古史分期上。他是魏晉封建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50年代中期發表《春秋戰國之際的村社與休耕制度》、《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兩漢奴隸社會說》、《魏晉封建論》等論文,從社會結構、階級成分和生產力狀況等方面，分析兩漢魏晉社會，全面闡述魏晉封建論，認為從夏商到戰國時中國奴隸社會的第一個階段，有兩種社會基本結構，即氏族及農村公社的基本殘餘與早期奴隸制同時存在；從戰國初到東漢末，是第二個階段，特徵是農村公社已經瓦解，較發展的奴隸制開始占統治地位，即盛行著債務奴隸制。魏晉以後，奴隸制生產方式終於為封建制生產方式所代替，國有奴隸制的殘存也通過隸農制即屯田制的過渡，向封建制的剝削形式過渡。此外，他在孔子思想、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史料學和史學方法等方面也有相當的研究深度。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與中國史實相結合，重視史料的整理與系統研讀，主張以精讀帶動博覽，在實證的基礎上引出結論。（李紅岩：《王仲犖》，蔣大椿、陳啟能 主編：《史學理論大辭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 仲犖先生善於思考, 勇於開拓創新。五六十年代，當「西周封建論」和「春秋戰國封建論」風靡國內史壇，被認為是權威觀點，在古史分期問題上佔據統治地位的時候，他敢於大膽地把自己通過認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結論發表出來，供人們討論，終於成為一家之言，顯示了大膽求新的學術品格。更可貴的是，他能對自己的史學思想加以總結，並形成自己的體系。正如日本學者評價的那樣：王仲犖教授的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局限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領域，而是對中國歷史的全體有著自己獨特見解、自成體系的卓然大家。（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寫作不止——王仲犖史學成就述略》，《歷史教學問題》2003 年第4期）
■ 楊向奎談到五十年代山東大學的歷史系時，說：「五十年代山東大學歷史系擁有王仲犖、童書業、華山先生等一批學者，學術力量很強。仲犖在教學、科研上成績卓著，對山大歷史系建設有很大的貢獻。他的學問淵博，品德高尚，同事們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現在山大應該發揚傳統的文史學科，把王先生的事業繼承下去。」這一段話同樣說明紀念一代史學大家的學術精神，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總結他們的業績，發揚他們的優良學風，推動我們時代的史學向前發展。（吳懷祺：《要認真總結王仲犖先生的治學成就》，《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3期)
■ 1957年出版的《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一書，是他的第一本專著，也是第一次提出魏晉封建論的觀點。在1961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中，有「封建關係的加強」一章，再次敘述這個觀點。1980年《魏晉南北朝》上卷出版，對魏晉封建社會的形成的歷史背景和主要特點，又作了更為詳細和全面的論述。我們來讀一下這三個時期的著作，可以看出先生的見解是如何逐步走向成熟的。當年提出這個論點時，先生在史學界屬於「少數派」。但是先生認為自己的觀點有科學根據，不隨波逐流適應別人。他不斷在研究過程中豐富、完善自己的論點，現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史學界同仁的認同。（劉統：《懷念先師王仲犖教授》，《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不失為最早以專著的形式系統論述魏晉封建說的研究成果。如果從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即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來看，明確地把中國奴隸制的發展道路及其向封建制過渡的路徑問題與魏晉封建說聯繫起來，則應以王仲犖為代表。他於1956年在《文史哲》發表了《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的長篇文章，系統闡發這一看法。（盧鍾鋒：《新中國歷史學創建時期歷史研究的新進路》，《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
二、兩部斷代史經典力作
■ 仲犖先生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是始終如一的。一九六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下冊因「文化大革命」暫時停止排印。摧殘科學事業的「四人幫」粉碎後，上海人民出版社表示要重印《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並且還要出版下冊，這本來是件好事，但他感到很為難，他說：「因為這部書是在一九五二年著手編寫的，實際已經經歷了二十五個年頭。我這部書，外界對它可謂毀譽參半；而在二十五年內，歷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爭論甚烈，進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的舊作，原封不動地重新印出來，勢必大加修訂。於是我徵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決定抽出兩三年的時間，重新寫定。並決定把原書改寫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仲犖先生僅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了《魏晉南北朝史》，又用兩年余寫完了一百二十萬字的《隋唐五代史》。（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
■ 先生的勤奮也體現在教學上。建國後，他到青島山東大學歷史系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課程，在很短的時間內寫成八十萬字的講義。我也讀過六十年代幾位先生撰寫的斷代史教材， 一般都在二、三十萬字之間。後來我問先生為何要寫這麼厚的講義，他風趣的說：我講課不如童書業先生，他上課只帶粉筆，《春秋》、《左傳》倒背如流，一口京白侃侃而談，下課鈴響恰好講完。我沒這個本事，就下笨功夫。其實並非如此，據當年聽過先生講課的老同學說：先生一口上海話，唯恐北方學生聽不懂，因而講義寫得極為詳盡，為的是讓學生真正學到東西。先生的敬業精神，由此可見。（劉統：《懷念先師王仲犖教授》，《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魏晉南北朝史》是仲犖師影響最為巨大的著述之一，許多人正是通過這部書才知道仲犖師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學歷史的，沒讀過甚至沒聽說過《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的人也許不在少數，但沒讀過仲犖師《魏晉南北朝史》的人恐怕不多。教育部評選首屆優秀教材獎，獲獎的歷史學教材僅兩部，一部是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另一部就是仲犖師的《魏晉南北朝史》。應該說，以此書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而言，它獲此殊榮，乃是實至名歸，理所當然。可是仲犖師面對這份榮譽，卻絕無半點的激動，只是淡然說上一句：這不就是一部教材嗎。曠達恬然的心態，彰顯無遺。（黃朴民：《憶業師王仲犖先生》，《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4輯）
■ 《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伐史》分別於1980年和1981年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付出了很大努力寫成的一部有系統、內容充實的大篇幅斷代史，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論點，是成一家之言的、具有特色的史學專著。
《魏晉南北朝史》的編撰和出版，是我國多年來歷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已經引起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重視，對學術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特別是王仲犖教授在打倒「四人幫」後改寫的部分，注意到記取歷史的教訓，提出「取亂侮亡」的問題，告訴人們：「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如果內部安定團結的話，無論敵人勢力怎樣強大，也不見得會被消滅掉」，「相反，兵力雖然強大，如果內部充滿矛盾，象前秦主苻堅統率八十七萬人大舉南下，同只有八萬人的晉兵會戰於淝水，也會一敗塗地。」這樣做，使研究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發人之所未發，給人以啟發和深省。本書作為高校教材，對於史學研究者，尤其是年輕同志，無疑是大有幫助的，是能夠滿足他們進修的需要的。（袁英光：《王著<魏晉南北朝史>評介》，《歷史研究》1982年第1期）
■ 《魏晉南北朝史》是王仲犖先生畢生從事這一歷史時期研究和教學的結晶。作為斷代史,它具有完備的內容和嚴整的體例；作為學術專著，它彙集了這位史學大師對於該時代的整體觀點、諸多研究心得以及支持他的認識體系的依據。在王仲犖先生的筆下,魏晉南北朝是大開放的時期。當時, 中國和四鄰的友好往來是非常頻繁的。它們相互派遣使節進行訪問，推動了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各自的經濟繁榮。王仲犖先生不僅認為魏晉南北朝各代與四鄰發展友好關係的史實是值得闡揚的，而且還力圖將這一時期的中國和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聯繫在一起，通過對比進而說明，3—6世紀的東方，並不像以往人們想當然的那樣，尚處於蒙昧落後的狀態, 其實已經具有了相當高的文化。（李憑：《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術貢獻》，《許昌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三、北周史的姊妹作
■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分別為論述北周宇文氏朝的職官和地理專著，可謂姊妹之作，是太炎先生定的題目，前者動筆時先生僅二十歲，後者起草時也只有二十二歲，初稿完成後，先生總是孜孜以求，鍥而不捨，精益求精，前後作了四次較大的修改，直到七十年代出版前夕，才正式定稿。他說：「四人幫倒，天日重光，我就把這三部稿子交付中華書局。中華書局接受後，很快把我這三部書陸續印刷出來。這三部書都是我二十幾歲時起草稿的，到六十多歲，才見成書，稿藏四十多載，沒有被蠹蟲蛀掉，沒有被四舊燒掉，總算萬幸了。」我有幸擔任《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兩部著作的責任編輯，雖四易其稿，但交給我時，先生用工整的楷書，重新抄錄一遍。先生淵博的學識，使我受益匪淺，更使我看到了老—輩學者一絲不苟、篤實嚴謹的學風。這與一些人急功好利，杜撰一些寫得快、出得快、忘得快的東西，真有天壤之別。（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第37-51頁）
■ 王師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三部著作都是在二十多歲寫出初稿的，抗日戰爭時期，他流落雲南、四川，以後回南京、調山大，都隨身帶著這三部稿子，一有時間就進行補充修改。直到「十年動亂」時期，許多人都不搞學問了，王師不為所動，仍潛下心來對他這三部著作進行最後一次通盤整理，抄寫得整整齊齊。所以一到「四人幫」被粉碎後，他這三部著作很快就由中華書局出版了。（鄭佩欣：《王仲犖傳》，載《山大逸事》，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
四、校史歲月
■ 南北朝幾部正史，分工由山東大學和武漢大學承擔。山大以王仲犖先生為首，參加工作的還有盧振華、張維華兩位先生；武大以唐長孺先生為首，還有陳仲安先生。在中華書局稱之「南王北唐」。仲犖先生具體負責點校《宋書》、《南齊書》，並和盧振華先生合作點校了《南史》，從五十歲生日剛過即來中華書局，直至一九七六年工作完畢，歷時近十年，他和唐長孺等先生點校的南北朝幾部史，無論是標點和校記等方面，在二十四史點校本中都屬上乘，成為古籍點校的範本。（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
■ 唐先生，姓唐名長孺。長孺是中國古代常見的名字，漢代有宰相汲黯，字長孺。唐代名相劉晏的兒子劉執經，其字長孺。《唐御史台精舍碑》有監察御史辛長孺。長孺者，長子也，唐先生是長子，其弟名仲孺。長孺之「長」當讀zhǎnɡ不讀chánɡ。整理二十四史時，我們總是稱「唐先生」，從來不提及他的名字，只有王仲犖先生稱「唐長孺同志」，有意將「長」（zhǎnɡ）字的聲音讀得很重，彷彿強調一下，唐先生的名字可不要讀錯呀。可是不少人，有的甚至還是學者教授，誤讀為唐長（chánɡ）孺。唐先生常笑嘻嘻地說：「不少人叫我名字都叫錯了，只有王先生叫得最對。」（張忱石：《唐長孺先生瑣記》，《文史知識》2011年第11-12期）
■ 二〇〇九年三月，中華書局將王仲犖先生遺稿《宋書校勘記長編》列入「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影印行世，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示和部署下，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史學工作者進行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點校整理工作，被譽為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事實上也是中國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南朝五史由山東大學負責，王仲犖先生主持其事。《宋書》由王仲犖先生親自點校，自一九六二年始，至一九七四年出版，歷時共十三年。此次印行的《長編》手稿，即是王先生十三年心力的結晶。
王仲犖先生以十數年時間撰寫的《宋書校勘記長編》，無論是在版本的對校上還是在相關史書的利用上，都已經遠遠超越了前人。《長編》在融匯了歷代學者相關考訂成果的基礎上，對《宋書》作了全面的校勘和整理，創穫空前，體例完善，已經形成了一部獨立的專著。與其說它是一部記錄文字異同的「校勘長編」，不如說是一部《宋書校注》的雛形。《長編》作為《宋書》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其將傳世而不朽，就是勢所必然了。（杜澤遜、孫齊：《讀王仲犖先生<宋書校勘記長編>》，載《書品》2010年第4期）
■ 七十年代中，牛兄（按指王仲犖先生）來京校點二十四史，住在中華書局。每逢休閑日我便去看望他。我們經常在一起談古論今，尤其對一些歷史人物的功過更是我們的熱門話題，有時談到吃晚飯時，牛兄就將他存儲的火腿雞棕罐頭取出，作為晚飯佳肴招待我。每一憶及輒為神往。（李希泌：《深切緬懷王仲犖教授——在王仲犖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文獻》1996年第4期）
■ —九七二年夏天，因為整理二十四史是毛主席交下來的任務，出版局來了一位領導召集在京整理二十四史的專家開了一次座談會，了解點校進度，順便訊問一下工作和生活上有無困難，以示「領導關心」。許多老先生剛剛「解放」不久，懾於「四人幫」的淫威，都不想多說話，有的乾脆沉默不語。仲犖先生毫無畏懼，仗義直言，他說：「《陳書》出版多時了，可是我連一本樣書都沒有，為什麼？」那位領導打著官腔：「這個問題我得帶回去研究研究。」仲犖先生大聲疾言：「一部《陳書》才一元多錢，這麼一件小事，還要出版局領導研究研究。這完全是不尊重勞動！」我從來沒有見到他這麼大的脾氣，臉漲得通紅，前胸起伏，激動異常，弄得這位領導無言以對，尷尬不堪。《陳書》是張維華先生點校的，「文化大革命」前已整理完畢，出版前又經仲犖先生複審一遍。給作者及責任編輯樣書，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四人幫」把這種合理的規章制度當「四舊」破了，還抬出一個歪理，說什麼「難道賣肉的還要自己留一塊肉嗎?」在黑白顛倒的年月里，發生這類事是司空見慣的，我寫這些並非責難這位領導同志，他也是代人受過，後來也受盡「四人幫」的摧殘迫害，仲犖先生的發言是對「四人幫」胡作非為的有力抗爭，也並非為個人所發。當年參加座談會的老先生仍有不少健在，他們對仲犖先生語驚四座的正直言行，一定是記憶猶新的。（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
1964年王仲犖先生在京校史時留影
五、生平、交遊與志業
1.早年治學與章門弟子
■ 仲犖先生治學謹嚴，志向遠大，有不少書稿都是他年青時就選定的項目。一九三〇年先生才十八歲，還在大學學習，「很喜愛李商隱、溫庭筠這一流派的詩。要學他們的詩，首先要多記典故。」「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於是選擇了「使用典故多而卷數卻又較少的《西崑酬唱集》來加以箋注」。那時除《佩文韻府》外，工具書很少，要找故典，就得經史子集一部一部書去翻檢，日久天長，「不但解決了注釋問題，也充實了自己，打好了基礎」。此稿僅用兩年寫成，但先生持之以恆，良工不示人以璞，不斷修改完善，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同讀者見面。（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
■ 《西崑酬唱集注》是先生年青時完成的第一部著作，1945年在中央大學中文系申報副教授，先生將這部稿子送審。當年的系主任伍叔儻先生閱後，對先生的學術功力大為讚賞，感慨地說：「用這本書升教授也可以了。」但是有幾條典故總找不到出處，先生總覺得不安心。十幾年後，在閱讀《山海經》時，從郭璞注中發現了這幾條典故的出處，不覺大喜。隨著這些疑問的解決，《西崑酬唱集注》也終於交付出版了。（劉統：《懷念先師王仲犖教授》，《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流落雲南，因手頭無書，只有一部《資治通鑒》，就反覆讀了多遍，覺得大有收穫。以後常對人說，他的治學得益於《通鑒》匪淺。他經常教導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在有一定基礎之後，要熟讀幾部書，這是推動在治學上「更上一層樓」的重要手段。王師曾要我熟讀基本理論和基本資料，他是這樣說的：「打仗要有基本隊伍，能征善戰的岳家軍、楊家將都有自己的基本隊伍，他們是通過基本隊伍來控制千軍萬馬的。每個搞學問的人都應熟練地掌握基本理論和基本資料，建立起自己的基本隊伍，這樣在學術陣地上才能無往不勝。」王師這些話當然都是他自己治學經驗的總結。（鄭佩欣：《王仲犖傳》，載《山大逸事》，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
■ 我與牛兄（按指王仲犖先生）論交是在1932年，牛兄伴隨太炎先生來蘇州講學，住在我家中。當時我二人都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牛兄對太炎先生起居照顧得細微體貼，周全備至，而且每天破曉都見牛兄在燈下讀《昭明文選》。他那種孜孜以求的好學精神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後來聽說他回到浙江餘姚故里，閉戶讀書，潛心學術研究。直到抗戰後在昆明我們才有了見面的機會。此後在重慶在南京都再見過。據我所知，牛兄生前用功最深的是一部《資治通鑒》。當時他用的本子是世界書局出版的精裝本兩冊。他在昆明時，規定每天閱讀《資治通鑒》三卷，他在每一條記事上都做了不同形式的符號，這對我們使用《資治通鑒》史源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李希泌：《深切緬懷王仲犖教授——在王仲犖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文獻》1996年第4期）
■ 對於自己的恩師章太炎先生，仲犖先生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對恩師有著深沉真摯的懷念之情。他認為「太炎先生是一個被台灣海峽兩邊政治家和歷史家誤會、冷淡了許久的歷史人物」，「現在對太炎先生的評價，有許多不實之處，不公之論，是應當矯枉的。」為了澄清事實，他不辭辛勞地撰寫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後又參與編輯《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餘天，還在病榻上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談《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姬妍、周應奇：《一代史學宗師——王仲犖》，載《我心目中的山東大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 王仲犖先生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泛濫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晉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對章太炎遺著的整理、出版也關懷備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犖先生的精心擘劃、辛苦經營下得以問世的。
仲犖先生有心臟病，為了《章太炎全集》，還是抱病來滬。在上海，我陪他先後拜訪了陸志仁、蔡尚思、譚其驤、朱東潤、吳澤、顧廷龍、魏建猷、潘景鄭等先生，晤見了朱維錚、姜義華等同志。太炎夫人湯國梨先生已97高齡，看到仲犖先生鬢髮皆白，戲語我日：「還是他（指仲犖先生）大，還是我大。」章導同志特設蟹宴，並將珍藏多年的章太炎手稿出示，包括函札和佛學、醫學著作等沒有收入《章氏叢書》正、續、三編的遺著，還有《劉子政七略別錄佚文征》等未刊手稿，湯國梨先生還撰有《章氏叢書序例》及目錄。當發現章太炎《致報社書》，申明外間流傳的輓聯多有偽作，「語句猥雜」，聯繫到《挽孫中山聯》的真偽問題，仲犖先生囑我迅速撰文。三天後，我寫了2000字，經他寓目後送出，這就是1980年4月29日《光明日報》上的《章太炎挽孫中山聯辨偽》。在蘇州，我們又晤見了朱季海、沈延國、王乘六幾位先生。
仲犖先生認為章太炎著作，除手稿、抄稿外，很多藏書上有眉批，是章太炎的讀書心得，很有價值，也應該錄存。他率先將「藏之篋笥，蓋四十餘年矣」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校評》整理出來，發表在《歷史論叢》第一輯。還把太炎先生講授《尚書》時的筆記寫出。他篤於師門，對太炎先生的片言隻字，無不珍惜。
從蘇州回滬後，山東大學殷孟倫、南京師院徐復、杭州大學蔣禮鴻三位教授先後來到。經過幾次座談，並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反覆磋商，擬出了《關於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幾點意見》。這份意見也是仲犖先生髮凡、審定，用出版社的名義印出的。（湯志鈞：《王仲犖和<章太炎全集>》，《文史哲》1989年第3期）
2. 同仁交誼與獎掖後進
■ 摯友王仲犖教授於1986年夏遽歸道山，余聞訃驚慟，作詩悼之曰：
青島論交意氣深，十年驚見海揚塵。
著書何止三千牘，立說能傳百代新。
錦里從游猶可念，?華修禊更無因。
年來耆舊多零落，又向天涯哭故人。
仲犖先生史學精深，所著《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周六典》、《?華山館叢稿》、《西崑酬唱集注》諸書，考訂精核，識解閎通，久為海內外士林之所推重。1954年夏，余與先生相識於青島山東大學，晤談論學，甚為投契。1956年，聚首京華，討論大學文科教學大綱，先生所見與余多針芥之合。1983年秋冬間，先生來成都出席唐史學會年會，曾邀余作濟南之游。因循未果，而先生已長辭人世矣。難踐範式雞黍之約，空懷休文夢中之路，衷懷傷痛，其何能已！所以有「?華修禊更無因」之嘆也。（繆鉞：《王仲犖先生遺詩》序《文獻》1992年第4期）
■ 我是在50年代初期，到青島山東大學以後才認識王仲犖教授的。一見面，王仲犖教授就給我留下了一個待人熱情、誠懇，同時又非常好學深思的學者印象。當時的青島山東大學，在華崗校長的領導下，有一個優點，就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氣氛很濃厚，同時教授們之間又都能各抒己見，互相積極探索問題，學術空氣也是很濃厚的。當時仲犖教授對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已經有他的獨特看法，他的看法和我的看法並不相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之間的相互學習、相互探討。那時他住在青島魚山路的山大宿舍，我則住在信號山路，承他不棄，常常上山來與我暢談。我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學研究工作者，是第一次從他那裡才認識到應當怎樣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重要性的。那時候，仲犖教授和我都是《文史哲》的積極撰稿者，我們討論過的一些問題，或者在討論中想到的一些問題，事後把它寫下來，就成了《文史哲》上的文章。（吳大琨：《回憶<文史哲>初期的王仲犖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 在山大，先生和童書業先生過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歡吃蛋炒飯，仲犖先生就經常親自做給童先生吃。「文革」時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兩個人相互扶持，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姬妍、周應奇：《一代史學宗師——王仲犖》，載《我心目中的山東大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 仲犖師對同行懷有深厚的情誼，尤其是對那些英年早逝的同系教授懷有無窮的追思和不盡的眷念，於是他把搜集整理亡友的論著，並向出版社推薦出版作為系主任任上的一項重要事業。有一次，我在先生家彙報讀書進展情況，先生突然提及山大歷史系已故教授盧振華生前曾撰著過一部關於《論語》的著作，但因未整理而無法出版，所以他希望我留意此事，爭取日後有機會參與整理，使盧教授的著述得以出版。這事雖然最終不了了之，但仲犖師關心系裡已故老師的學術成就總結，並積極予以推動，乃是客觀的事實。就是在他的主持之下，並由他本人作序，童書業先生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陳同燮先生的《希臘羅馬簡史》、華山先生的《宋史論叢》等著作才獲得順利出版，告慰了亡友們的在天之靈。（黃朴民：《憶業師王仲犖先生》，《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4輯）
■ 讀研第一年下學期，領導分配我編寫隋朝部分講義，說所有講義都得重寫，這是對我的培養，怎麼寫可以請教王先生。在先生的指導下我日以夜繼，豈知初稿交上去的第三天早晨，食堂里便貼滿了批判我的大字報。聯繫幾天後才召開的動員會上，我才知道這是一場以拔白旗為宗旨的教育革命。我迷茫惶惑，一夜之間竟成了「白旗」，焦慮萬分。先生卻平靜坦然地對我說：你急什麼。根本就不是對你的。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指你的名，實際上是批判我。只要你反戈一擊，貼大字報揭發我，批判我對你的毒害，你立刻就是左派。真的，快回宿舍去寫吧。數天後，先生又親自來到我宿舍，責問我為什麼不揭發，不批判。先生只是教我如何讀書和思考，我還沒有入門，什麼都不懂，難以遵命，但其苦心卻久久震撼著我。
三年過得很快，我又面臨畢業分配了。在先生家裡，他對我說：你的論文答辯通過了，有的先生認為你守成有餘，創新不足。這是很中肯的，希望你牢牢記住，今後在創新上多下功夫。接著以我從未見到的嚴肅態度說：有兩條你一定要記住。第一不準要求留校工作。第二出去後，不準說是我的學生。當我離開山大前往告別時，先生又嚴肅地重申了禁令。我懷著被逐出師門的悲傷走上了工作崗位。先生來北京點校《宋書》和《南史》，我經常探望，碰到其他人在場，他也只說我是北京師範學院的教師，來這裡聊聊。先生離開北京，我也致書問候，但當山大研究生中造反派一再來通知，叫我揭發讀研期間深受的毒害時，這個聯繫也切斷了。「文革」後在京西賓館召開中國史學會代表會，先生又來到北京，師生重逢，都難以壓抑內心的喜悅。先生劈頭第一句話是：你沒有出什麼事吧？！當得知一切都好時，哈哈大笑，並將我引見給在他房中聊天的其他老先生說，這是我的學生。我高興極了，這無疑是先生自己解除了禁令。當我向鄭宜秀先生請安問好後，她將我拉向一旁說：王先生一直很想你，特別是你一個師弟在「文革」中死去以後，經常說不知蔣福亞怎麼樣了？他常說，過去的學生我一個都沒有留，統統趕走了。因為我是豬八戒，他們要留下，一個個都是小豬八戒。他對你們沒有其他要求，平安，平安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你看，聽到你一切都好時，王先生笑得多開心啊！聽著聽著，我的雙眼不由得濕潤了。（蔣福亞：《往事追憶》，載《魏晉南北朝經濟史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
■ 使我永遠難以忘懷的是一九七二年深秋夜晚的一次談活。那時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還合在一起，絕大部分同志尚在五七幹校，機構很不健全，一到晚上傳達室要職工輪流值班。一天晚上正遇上我值班，八時許仲犖先生悄悄推門進來，他笑吟吟地說道：「早睡也睡不著，我來陪你聊天。」他詢問了我的經歷、家庭和學習情況，而且問得很細。
我說：「在大學學習期間，興趣在文學，喜歡詩詞戲曲，畢業論文是與幾個同學校註明傳奇《浣紗記》。現在因工作需要點校二十四史，但我對歷史不熟悉，今後倒底是搞歷史還是文學呢?」
他說：「還是搞歷史好。搞歷史比較實在，可搞的面也比文學要寬。」又說：「搞歷史也可以搞文學，文史不分家嘛！我過去也是搞文學的，在中央大學教的是國文，後來到山東大學才搞歷史。」
想不到與仲犖先生的一席談話，決定了我以後的專業道路。一九七三年中華書局重新劃分編輯室時，我毫不猶豫決定留在古代史編輯室。仲犖先生知道我的決定後，很高興，在一九七四年回濟南歡度春節之際，寫了封熱情洋溢的長信，足足有八張稿紙，信中第一句話就說：「歡迎您參加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接著說：「魏晉南北朝史比較容易研究的地方是參考書籍比起元、明、清來，究竟少得多，除了北朝碑誌以外，總共不到五十部書。」詳細開列了五十種必讀書目，並告訴我研究這段歷史的方法。（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
■ 我要特別提到一位恩師，他就是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王仲犖先生。1980年，大學二年級時，我寫出《赤壁之戰辨》和《從荊州爭奪戰看三國前期的外交鬥爭》兩篇論文，斗膽寄給了著名歷史學家王仲犖先生。兩個月後，我收到了王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寫道：「二十多年來，未見此文，為之拍案不置。不但分析入理，而且文筆精鍊有力，是好文章！……不圖暮年，見此英才。」1981年夏季，趁暑假旅遊大連、煙台之機，我專程到濟南山東大學拜訪了傾慕已久的王先生。兩個多小時的談話，在這位章太炎的「小門生」面前，我真正讀懂了渺小的含義。在他身上，諄諄教誨、獎掖後輩的殷殷情、拳拳心對我影響至今。記得我臨出門時，因為我沒有錢買回北京的車票而局促不安，王先生當即慷慨解囊。王先生希望我改行，考他的研究生。可惜我當時熱心於當記者，不願靜心做學問。這一點，我有負師望，愧對現已作古的王先生。（尹韻公：《讀史·治史·鑒史》，2004年10月9日人民網）
先生與學生們在一起
3. 「生命不息，寫作不止」
■ 仲犖先生年幼時師太炎先生，舊學底子深厚，讀的書也多。二十四史整理後期，較為空閑，他常開書單叫我上圖書館借書，讀書速度極快，記憶力也驚人，一百卷的《說郛》，沒有多久便看完了，又催我借別的書，我起初懷疑先生僅僅是查點資料。但他說看完了，講起其中內容情節，簡直背述如流，使我不得不駭服。借了一陣子，他卻不叫我借了，說：「這裡的書我全都看了，苦於無書可看。」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書幾十萬冊，遠遠抵得上一個大學圖書館，先生卻感嘆無書可讀，其學問之淵博，可以想見。（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
■ 王師何以在學術上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呢?首先是因為他基礎雄厚，知識十分廣博。王師原來是學中文的，以後在章太炎的指導下著手研治先秦典籍、職官制度、歷史地理等學問，開始跨入史學研究領域。1951年，他由山大中文系轉入歷史系後，始全力從事史學研究，重點攻魏晉隋唐史。同時他對經濟史、古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先後寫出多篇論文。70年代，他在北京參加點校「二十四史」期間，又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發生了興趣，以後逐漸寫作，積累達三四十萬字。可見由於王師知識廣博，所以能不斷地開拓對新領域的研究，不斷地取得新成果。
他常對學生們說，治學要有螞蟻啃骨頭精神，慢慢來，持之以恆，那種三天打魚兩天晒網，是絕對搞不出成績的。（鄭佩欣：《王仲犖傳》，載《山大逸事》，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
■ 一九八五年夏，我到青島度假，途經濟南去看望仲犖先生。我們已多年未見，先生很高興，也很激動。我告訴他《?華山館叢稿》已經發稿了，順便問問他的研究情況。他說：「剛寫完《敦煌石室出地誌行記集錄》。現在出版學術著作，出版社要賠錢，我的書在中華書局出了不少了，不能老叫你們賠錢，所以這本敦煌學的書想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了。」接著先生滔滔不絕談論著他宏偉的研究計劃，他說《?華山館叢稿》都是發表過的文章，準備再寫些論文集結成集；定名為《?華山館叢稿二集》，約三、四十萬字，全是沒有發表過的論文。還擬寫一部中國古代物價史的著作，名為《金泥玉屑叢考》，這部稿子的資料，是二十七歲時就開始收集的，因明清兩代物價史料多，需專門論述，故只計劃寫到元代為止，約八十萬字，另外還想寫一部《古史通考》的稿子。先生感慨地說：「我的余年已不多，古籍整理就不搞了，只想寫點文章，要加緊寫啊！」《金泥玉屑叢考》是開拓性的項目，先生每天要執筆三千字，本來今年春節就可以定稿，天不假年，可惜只寫到唐代，大約完成十萬字。仲犖先生生前說過「生命不息，寫作不止」，他是在他的書房?華山館裡倒下去的，實現了莊嚴的誓言。（張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犖先生》，《學林漫錄 十三集》，中華書局，1991年）
■ 先生一生最大的樂趣是讀書。我給他作助手後，每個星期日的固定任務就是去城裡書店買書。先生年高體弱，不能出遠門，經常在報紙刊登的新書預告上勾畫一番，要我去把書買回來。先生的興趣極為廣泛，新版古籍、學術專著、名人傳記、古典文學、民國軼事、文物考古、書法字畫，他都盡量搜集。開始每次給我一些錢，後來索性每月給我一筆錢，花完了再「報帳」。每次我買回書來，他都要問：「還有什麼好書？」後來我也掌握了他的興趣所在，看到好書就買回去，給他一個意外的驚喜。跟他幾年，經我手買的書總不下千餘冊吧。後來我到復旦大學讀書，先生在去世前一個月給我寫的最後一封信，還托我代購新出版的《藝苑掇英》，並矚咐我「勤學勿怠」。我還沒來得及將書寄出，便傳來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令人痛心。（劉統：《懷念先師王仲犖教授》，《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王仲犖先生點校《宋書》時的工作手跡，全部是楷體豎寫，一筆一划，工工整整，反映了他嚴謹的治學態度。
4. 高尚人格
■ 1940年上海淪陷前，他因不甘做亡國奴而輾轉到了昆明，被我父親李根源先生聘任為雲貴監察使署的秘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從緬甸攻入滇西，戰火燒到騰龍，西南邊陲告急。我父親毅然請纓前往保山抗敵，牛兄（王仲犖先生）隨同前往滇西前線。當獲悉日軍已有小部隊偷渡怒江，逼近保山，情勢危急時刻，牛兄力排眾議，建議堅決抵抗，不可後撤。當時駐保山的龍雲的侄子龍奎烜部隊自亂國門，趁火打劫，搶掠侵擾民眾。我父親目睹此情極為憤慨，囑牛兄起草彈章，彈劾龍雲放縱部屬擾民之罪共七條。彈章由宋希濂派專機送往重慶。我讀過由牛兄執筆的這篇彈章草稿，寫得義正詞嚴，擲地有聲，真是一篇絕好文章。（李希泌：《深切緬懷王仲犖教授——在王仲犖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文獻》1996年第4期）
■ 1959年，全國高等院校搞起了反右傾「插紅旗，拔白旗」的運動，打擊的對象是學術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山東大學歷史系把童書業先生和王先生當做「白專道路」的典型來批判。我在山大歷史系資料室的角落，曾找到一本當年出版的大字報選編，從那無知又不講理的語言中，領教了那場運動的嚴酷。一些積極投身運動的學生給王先生貼大字報，辱罵先生是「抄書教授」。甚至有一份大字報惡意中傷，說先生寫的《曹操》這本人物傳記是抄襲某個學生的作品云云。這是對先生人格和學術的莫大侮辱，先生氣得大病一場，很長一段時間不進歷史系的大門，表示無聲的抗議。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消沉，用他自己的話說：「每每遇到不如意的時候，我總想沉下心來，整理舊著。」六十年代初，除了到北京參加二十四史的點校，他都是在寂靜的書齋中整理他的幾部書稿。然而這些挫折也有「塞翁失馬」的味道，先生不再任教，學校似乎也遺忘了他。1966年「文革」風暴，系裡的老先生個個在劫難逃。然而學生中大多數不認識王先生，出於好奇一伙人去抄家，只抄走了他們感興趣的《金瓶梅詞話》等小說，便呼嘯而去。先生的古籍和專業書均保留完好。後來先生跟我談起這段往事，還是感覺很慶幸的。如若將書籍掃蕩一盡，學問就作不成了。（劉統：《懷念先師王仲犖教授》，《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20世紀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鮮活時代，史學研究的範式也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發生轉換。當時我們這些年輕學子一度痴迷於用系統論等「老三論」和資訊理論等「新三論」來探討歷史，對老一輩學者的治學方法多少有些疏離。記得山大歷史系曾舉行過一次學術方法論座談會，由老師們向我們這些年輕的博士生、碩士生介紹如何學習與研究歷史的方法。仲犖師也出席了這次座談會，講話時仍秉持他治學的基本理念，強調打基礎、搞史料的重要性。與會中有一位陳姓的教世界史老師，他接著仲犖師發言，大意是王先生所講原則都對，但是在這個變化劇烈、急功近利的社會裡，再按傳統的路徑治學，不免有些遠水不解近渴了，其言外之意，是仲犖師所堅持的治學理念有些「迂遠而闊於事情」。仲犖師是何等聰慧之人，哪裡聽不出這番話的弦外之音？然而，他並不以為忤，只是寬厚地一笑，不再說什麼。（黃朴民：《憶業師王仲犖先生》，《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4輯）
■ 一次開會，領導處理一件事不公平，先生馬上就站起來：「給我找車子，我身體不好，要回家了。」先生並不怕因此而得罪領導。因為王先生德高望重，許多領導經常看望他，他也從來不回訪，有人貼大字報說他架子大，稱宣他為「祖師爺」，他也一笑置之。（姬妍、周應奇：《一代史學宗師——王仲犖》，載《我心目中的山東大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山東大學原學生會主席喬幼梅，在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下放縣裡蒙冤二十年。後來落實政策，被調到山東工學院當圖書管理員，依然不對口。先生得知後，將他們夫婦二人都調回歷史系任教，讓他們得以發揮專長。喬幼梅後來歷任山大領導職務，被評為博士導師，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象這樣的事，先生作了很多。
先生曾經幫助了一些人，也得罪過一些人。在任系主任時，他對工作是很認真的。每年評定職稱，都有人來登門拜訪。先生總是一句話：只要學術水平夠，不求我我也贊成晉陞。但若是不好好研究學問，專門走關係，我是不會投贊成票的。他還真否決過幾個人晉陞教授資格。有一次先生的長子王方回對我說：「不能讓老頭子再干這個系主任了，他一點靈活性也沒有，這樣下去要得罪多少人！」（劉統：《懷念先師王仲犖教授》，《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先生對山大也很有感情。當年北大三次來邀請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絕了，畢竟在山大已經呆了幾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山大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了」。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先生又怎麼捨得山大呢! （姬妍、周應奇：《一代史學宗師——王仲犖》，載《我心目中的山東大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我給先生當助手時，經常為他複印手稿。先生的手稿可以稱之為藝術品，完全是工整的楷體字，一筆一划，清清楚楚。修改過的地方，可以看到稿紙的剪接，但絕沒有塗抹的痕迹。先生說這樣是為了讓編輯和排字師傅看得清楚，實際上這也反映了他的嚴謹作風。先生的認真有時甚至到了「固執」的地步，他一生的作品都是用繁體字寫成的，從不用簡化字。有人曾勸過他：用繁體字，只有少數幾家出版社具備這種出版條件，限制了出書的渠道。另外寫繁體字比簡化字要付出雙倍的勞動，工作量無疑要加大許多。先生認為：搞古代史的學問必須尊重歷史，它原來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有許多古代專用字詞，是簡化字不能取代的。如皇后的「後「和後來的「後」，在簡化字中是一個「後」字，但在古文中這兩個字是不可通用的。所以不管別人怎麼說，他只是堅持用繁體字寫下去，終生不改。（劉統：《懷念先師王仲犖教授》，《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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