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風雲中的留日士官生
原標題：辛亥風雲中的留日士官生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碩，恐怕任何其它專題史研究都難以與之相媲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奠基者章開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如何創新與深入的問題。馬敏、嚴昌洪、張海鵬等學者也撰文參與討論，他們一致認為應將重點放在研究視野的拓寬和研究領域的拓展。關於社會集團或群體研究的開展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這樣的研究更符合人們認識歷史客觀實在的多層次性。①具體到留日學生群體與辛亥革命，學術界多是籠統地講留日學生是辛亥革命的「骨幹力量」、「先鋒和橋樑」；②關於留日士官生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在相關專著和論文中提到一些，至今沒有專門研究；③鑒於此，很有必要對留日士官生何以能成為辛亥革命的軍事骨幹進行全面梳理，同時，希冀在資料上為同仁的相關研究提供幫助。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歸國後推動了清末軍事改革，但也使新軍受到革命黨影響。此為1898年，日本士官學校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
從1900年到清朝滅亡，共計有9批計647人進入士官學校學習。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日後活躍在中國軍政界的知名人物，如蔣方震、蔡鍔、吳祿貞、良弼、張紹曾、孫傳芳、閻錫山、李烈鈞、程潛、劉存厚、楊宇霆，等等。此外沒有升入士官學校的軍校生中，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如蔣介石有振武學校的學歷，陳獨秀曾在成城學校學習過。據保守估計，清末在日留學的軍事人才至少有1000餘人。
作為一個最早接受近代軍事教育的群體，留日士官在清末至民國初年的中國軍隊近代化過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使中國軍隊不僅從裝備上，而且從編製、訓練、體制和思想上從中世紀走向了近代。
一、留日士官生群體概況
群體是一個社會學概念，一般是指以一定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關係結合起來共同活動的一群人的合成體。其構成要素主要有：明確的成員關係、共同的群體意識、持續的互動意識和一致行動的能力。清末留日士官生從留學起就具備了形成社會群體的基本條件，面對災難深重的國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選擇了同盟會，且革命意識逐漸明朗化，固能在辛亥風雲中一舉而為，成為辛亥風雲中必不可少的一支政治軍事隊伍。據統計，在革命風暴到來之時，已完成學業的將近600人[1]87。他們能夠成為辛亥革命的軍事骨幹不是一日之功，考察他們的革命意識的形成過程有助於弄清這一問題。
士官生在日本留學期間組織或參加了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這些社會實踐活動是他們革命意識形成的媒價與土壤。以革命意識之發展為線索，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1898年7月--1903年4月為第一階段，主要進行了救亡圖存的啟蒙宣傳。他們與留日學生一起組織同鄉會、創建學生社團和創辦報刊，表達他們的拳拳愛國情。1902年「東京留學生青年會」、「中華留學生會」相繼成立，表明留日學生對於自身所應擔負的重任有了初步的認識，政治覺悟萌發，並蓬勃向上，士官生們表現得尤為活躍。早在1898年底，蔡鍔與林錫圭創辦了「東京九段體育學會」，這是留日學生中比較早的組織，此時，蔡鍔還未有習武的志向，經歷了1900年唐才常起義失敗的慘痛教訓後，他立志棄文從武，在梁啟超幫助下進入成城學校；[2]521902年吳祿禎與士官預備生劉成禹、李書誠等鄂籍學生成立同鄉會，並創辦《湖北學生界》刊物。士官生中不少人是秀才出身，文字功底深厚，固而，《湖南編譯社》、《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等刊物成為他們的宣傳陣地，他們或者是刊物創辦者或者是撰稿者，向國人介紹西方現代軍事學說、呼籲國人要重視軍人、重視軍國民的教育。這些理論同政治經濟理論、科技成果一樣，震撼著國內外同胞，其中，吳祿禎、蔡鍔、蔣方震、張孝淮、藍天蔚、李書城尤其突出。
1903年4月—1905年7月為第二階段，表現為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初步的民主意識，以士官生為主體的「拒俄義勇隊」的成立為開端。1903年4月下旬當留日學生得知俄國不僅不履約撤兵反而增加兵力的侵略行徑時，奮而發起拒俄運動，並於29日這天成立「拒俄義勇隊」，藍天蔚被選為義勇隊隊長，蔡鍔、方聲濤等為教練，每日操練準備奔赴戰場與俄軍決戰。清政府表面上保持中立，背後卻污衊學生是「名為拒俄實圖革命」；公使楊樞向國內彙報也說義勇隊類似唐才常的自立軍，清政府於是明令要求義勇隊解散，義勇隊被迫改名為「學生軍」，旋即又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對外宣傳的宗旨是「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留日學生中參加此組織的有190名之多，士官生始終是主力，包括王家駒、王孝縝、張世膺等士官預備生，藍天蔚因此成為留日學生中有影響的人物[3]137；該組織成立後除了在日本活動外，還派鈕永建、湯爾和為代表回國向袁世凱請願，要求出師抗俄，這是中國留學生派代表回國從事愛國運動的開始。此次事件後，革命團體紛紛成立，1904年年末，程潛和唐繼堯等即組織了百餘人的「革命同志會」。[4]8
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至辛亥武昌起義爆發為第三階段，士官生的革命實踐活動變得有組織、有目標。同盟會成立後，不少士官生成為會員。1905年8月「鐵血丈夫團」成立，最初的28名成員全部是士官生，這是在同盟會影響下自發成立的一個革命組織，活動基地就設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內。1908年5月《武學》雜誌創刊，留日士官生有了自己的刊物，其創辦者為河南籍的楊曾蔚，有書講這是一個以動員陸軍留學生將來進行北方革命的組織，因此吸收的成員大部分為北方學生，但是來自南方的李烈鈞參加了這一組織[5]13；1908年士官生們利用暑假，奉孫中山、黃興之命，在東京成立「大森林體育會」，為革命黨人講授軍事學基礎知識，任教者為六期生趙康時、仇式匡(仇亮)等[6]322。
1909前後，立志加入反清隊伍的士官生們的愛國情緒與反清革命意識同時遞增，在日本的活動通常是以同盟會的革命內容相依託，「盜寫日本軍事機密書」活動最具代表性，以1909年春夏之際的「胡學紳案件」最為典型。胡學紳，湖南人，同盟會員，六期生，此時正在日本金澤步兵35聯隊第一中隊見習，完成此次短時間的見習，意味著獲得了士官生的資格，也意味著結束了留學生涯。正因為如此，學生中普遍覺得應該從日本帶回點軍事書籍或軍事機密以圖回國後使用。胡學紳於是三次私自進入聯隊本部資料室帶出認為有用的資料書籍，第三次作業時東窗事發，很快就被日本憲警拘捕，月余，日本裁判所以「因違反軍機保護法」判處6年刑役。日本對於此次事件處理的極其迅速和嚴厲，受此事件牽連，胡學紳所在聯隊的隊長大佐、副官、中尉等4人同時被陸軍部開除公職。胡學紳到底偷竊了什麼資料而讓日本方面如此大動干戈?同學李根源回憶說：「覓得日本動員計劃書，該書為日本準備對中國用兵之密本，內中寫有預定在一星期內佔領東三省、京津、山東之具體方案。結果事發被逮」[7]12。此事件牽出了一系列中國學生偷偷抄寫日本機密文件、意見集、計劃書的行為。從廣島第五師團憲兵隊長的報告中可知此類行為是從4期學生王若儼開始，第6期生最多，據統計，共有38名學生涉及此案。[8]171上述學生除胡學紳被嚴厲懲處外，其餘鑒於情節不甚嚴重，日方沒有追究，但日方在反饋給清政府的意見中表示了強烈不滿。[9]對於近代留日留美學生與東道國的關係人們常用留日反日，留美親美來概括。的確，他們在日本前後五年，敗國之兵的傷痛使他們毅然決然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同學們如期歸國，胡學紳留在日本受刑，甚是遺憾，但是，這種精神已經得到傳遞。當辛亥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時，在一個月內，47名士官在校學生和53名候補士官生，或請假、或不辭而別，先後歸國，多數投入革命洪流中[10]320。
1911年，蔣介石被分配到日本本州島高田鎮的一個炮兵部隊實習。這年十月份，他如往常一樣將部隊的馬擦好，正要去吃早飯的時候，同學張群急匆匆地跑過來，告訴他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蔣介石聽後，熱淚盈眶，激動不已。
不久，上海革命黨人陳其美拍了一份加急電報給蔣介石，請他火速回國，協助他策劃浙江和上海起義。這讓蔣介石左右為難，到日本的軍校學軍事。經過了多少努力，忍受了多少屈辱，再有不到兩個月，就要修業期滿，取得軍官資格了。最終，蔣介石還是決定放棄學業，即刻回國.
前後學成歸國的士官生們將革命事業主要放在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他們與其他愛國人士共同譜寫了革命的樂章。因為他們掌握專門的軍事知識，清政府在編練新軍和新式軍事學堂不得得不倚重他們，就在完成這些任務的過程中，許多人掌握了軍隊和學校的重要職位，於是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出現巨大反差，清朝統治者絕對沒有想到，委任士官生建設軍政卻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這是他們成為辛亥風雲革命勇士的客觀條件。
士官生們在新軍編練中所承擔的任務根據職能分工有如下三類。一是在中央機關規劃全國新軍編練。在練兵處、陸軍部和軍諮府三個時期，士官生們以日本為模板分別規劃、制定、頒布包括編譯了一系列關於新軍編練的計劃、制度、章程。這些制度、章程導引全國新軍的編練逐步走上正軌，從而使軍事改革成為晚清各項改革中比較有成效的一項改革。前後參與的士官生不下40人，進步人物有蔣百里、萬廷獻、蔣作賓、馮耿光等。二是在地方督導新軍建設，全國18省及近畿督練公所的參謀處、兵備處和教練處的士官生不計其數。
可以說三處的總辦、幫辦、提調盡為士官生囊括。三是直接在新軍中擔任各級將領及參謀官等軍職。清末新軍原計劃編練三十鎮，至辛亥革命前，共編成十四鎮十八混成協四標、禁衛軍兩協。據尚小明的統計，新軍各鎮95名協統中有29名是士官生，佔了30.5%；[11]94筆者統計，宣統元年以來，具有革命意識的鎮、協代表人物有(革命勝利後變節另當別論)：第6鎮吳祿禎，第20鎮張紹曾，第10鎮許崇智、王麒，第17鎮施承志，第19鎮蔡鍔、張毅、曲同豐，第21鎮蕭星垣、劉詢，第49混成協張哲培、蔣尊簋，奉天混成協藍天蔚，山西暫編陸軍第43混成協姚鴻法，陝西混成協毛繼成等。而標統、管帶等中下級軍官不太好精確到名字，筆者的粗略統計是雲南、湖南、廣東、山西、四川及江北的陸軍第9鎮士官生人數比較集中，雲南最多。另外，各鎮協的參謀人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士官生。清政府不敢把軍隊要職放給士官生，但對於參謀一職則是放手支持，各地爭相延攬，如軍諮府在1909年9月至1910年7月間曾五次集中任命參謀人員，共任命鎮協參謀官50人，任正參謀官的有殷成獻、劉一清等9位；任一等參謀官有第23混成協程潛；任二等參謀官的有第5鎮丁幕韓、第9鎮浦鑒、第25混成協曾繼梧、第23混成協姜登選等。此前後零星任命的參謀人員也不少，如第5鎮正參謀官張紹曾、第8鎮參謀官藍天蔚等。[12]95還有的是以私人關係聘請的，如陝西混成協參謀官張鳳?。他們名為參謀，實則掌握著軍隊的要職，他們的政治方向就是軍隊的政治方向，其中許多參謀官後來升任所在鎮、協的統制或統領，如藍天蔚、張紹曾。
同時，士官生是清末軍事教育舞台上的主角。晚清政府興辦軍事學堂有兩次高潮，一次是1901年，清朝廷要求各省設立武備學堂；另一次是1906年改武備學堂為陸軍小學堂，其間離不開士官生們的經營與建設。而各省根據實際需要還自行設立了一些學堂如幹部學堂、隨營學堂、將弁學堂、講武學堂等等，留日士官生包攬了這些學堂的總辦、監督或教習，將他們在日本所學的知識、技藝傳授給學生，培育訓練了一批又一批初步掌握近代軍事學知識的人才，這種影響在民國初年仍然獨佔頭魁，如保定軍官學校與雲南陸軍講武學校，其校長與教育長乃至教官盡為留日士官生包攬；黃埔軍校初創時，任過雲南陸軍講武學校教育長的王柏齡還是比較信任校友，並大量延請了自己的學生任教，所以，黃埔軍校有「士官系」和「保定系」之說。當革命風起雲湧之時，那些屬於同盟會員的教官們在教學之餘向學員灌輸反清革命思想、宣傳同盟會綱領，雲南陸軍講武學堂就極具代表性，朱德在此上學時屢受進步教官和校長李根源的激勵，辛亥革命前夕他提前畢業，成為新軍一員，先是擔任班長，雲南起事時被蔡鍔火速提升為連長，在進攻雲貴總督署中即立戰功。
二、留日士官生與同盟會
同盟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在成立之初它就得到留日學生的大力支持。留日士官生參加同盟會的原因有哪些呢?不妨總結如下：其一，是被孫中山的個人魅力所傾倒。1905年7月，孫中山到橫濱時約有百名留學生前去迎接；8月13日，在留日學生舉辦的正式歡迎會出現千人盛況，李烈鈞等士官生自告奮勇擔任維持秩序保護孫中山安全的工作；其二，是被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所吸引。日俄戰爭爆發，腐敗至極的清政府宣布所謂「局外中立」之舉令國人生靈遭受塗炭，這種行為激起了士官生們的義憤與失望；革命派與保皇派的論辯又讓士官生們在思想上對於「革命」二字有了清晰的認識。其三，是革命黨人在艱難創業中所體現出的「同盟會精神」感動了血氣方剛的士官生們。李烈鈞在自傳講道：「余常見張、王諸友披雨衣、著木屐，毋問寒暑，不分晝夜，呼號奔走，聯絡同志，其不辭勞苦，實令人感憤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純潔，到日本後，復多感觸，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讀《民報》，而民族思想更進一步矣。」[13]75其四，同盟會成立之初所體現的民主政治原則吸引了他們。同盟會的民主政治原則與清政府的黑暗專制形成鮮明對比，如同盟會吸收會員的程序嚴密，對會員素質有較高要求，一定要有介紹人的引薦與考察，不是誰想加入就能加入，一般以地域為單位，一定是思想積極上進的青年才夠條件，即使是拜見過孫中山也要按程序來進行，因為孫中山選擇會員「手續極為慎重」，李烈鈞、程潛的親身經歷反映了這一事實；[14]12其五，是被同盟會有目的地吸收為會員。當時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與美國西點軍校齊名的軍校，是日本所有招收中國留學生的學校中以管理嚴格聞名的學校，包括士官預備學校(前期是成城學校，後期是振武學校)，當然其所吸納的學生多是從中國各省選來的優秀武備人才。同盟會成立以前，興中會、華興會也組織過幾次起義，但都失敗了。1905年孫中山在歐洲與留學生的辯論中確立了與學生聯盟的大方針；[15]303-304而同盟會另一個核心領導人黃興更懂得軍事力量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他很注意發展士官生並成為他們的直接領袖。
留日士官生從第4期起因為日俄戰爭拖遲入校，留在東京的許多人當時即加入同盟會，後來的第5、6期學生也紛紛加入，據李書誠回憶，僅這三期就有九十來人，辛亥革命起義者的姓名都能從此名單中找到，那些為革命獻身的姓名也能從此名單中找到，如張世膺、王家駒。[16]183第7、8、9期生、在聯隊的候補生和振武學校的預備生中也有不少人成為同盟會員。
同盟會成立後，不僅注重在日本發展會員，也注重回國發展革命力量，清政府控制封鎖固然嚴密，但是同盟會的骨幹們冒著風險潛回國內隱密地建立支部、發展黨員，擴大革命基礎。早期畢業回國的士官生或者新被發展，或者是由華興會、光復會、興中會的會員直接轉為同盟會員，如第3期的許崇智與蔣尊簋就分別屬於這兩種情況。1907年宋教仁在北方發展了具有較大影響的遼東支部，吳祿禎、張紹曾、藍天蔚成為負責人。以吳祿禎為例，他不僅受宋教仁的影響，也受黃興的影響。他是1902年與黃興相識，曾經接受黃興邀請「商議籌劃革命準備事項」，對於華興會的組建、宗旨進行過討論；清朝廷練兵處成立後，清朝廷電調吳祿禎到北京任職，吳尚在猶豫中，黃興得知後力勸吳祿禎：「北京地位重要，勢在必行，機不可失」；我們在北京掌握部分權力後，可以與南方革命黨人「南北呼應，共成大業」。[17]89此外，一些非同盟會員的士官生也是強烈贊成共和、傾向革命，如蔡鍔和蔣百里。
有時，為了發展革命組織、積蓄軍事力量，革命黨人不惜用錢捐官以掌握軍權，據當事人李書誠等回憶：富商出身的黃元愷曾資助吳祿禎二萬倆白銀獲得第6鎮的統制職位，給自己則花一萬元購買了江蘇道台的官位；而地方重臣陳夔龍之子、馮國璋之乘龍快婿陳之驥，也用六千兩白銀買了一個郎中的職銜以備急用。掌握了要職的士官生，一旦有機會則對革命同志加以提攜，如吳祿禎曾向陸軍部舉薦藍天蔚北上任職，1910年當他的湖北老鄉陳宦被任命為第20鎮的第一任統制後，吳借用老鄉關係(陳宦並非是日本士官畢業生，許多資料都這樣講)向陳宦推薦了幾名士官生擔任要職，他們都是同盟會員。[18]66這種以人際關係網路開展開革命事業的例子比比皆是。
總之，無論是在日本在讀的士官生，還是回國後在清政府中任職的士官生，一旦成為會員就非常投入，積极參加同盟會組織的各種活動，如，1906夏，剛成為同盟會員的閻錫山利用假期回家鄉發展黨員，還攜帶兩顆炸彈準備搞暗殺活動；再如，士官生曾昭文被推為湖南同盟會分會長，誓不婚娶，以排滿為職志，會務因之蒸蒸日上[19]281；還比如，王孝縝、李根源分別為廣西、雲南兩省同盟會支部的負責人，他們利用職務之便動員新軍中的官兵、學生加入同盟會；更值得讚頌的是，有些士官生因為宣傳革命被官方開除公職，或者是家人為革命獻身，但革命志氣卻有增無減，方聲濤就是兩者兼具的一位，他的弟弟方聲洞在黃花崗起義中犧牲，愈發激勵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由此也可以說，具有革命熱情的士官生在同盟會的影響下逐漸成熟，而同盟會的組織領導是一部分士官生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保證。
三、留日士官生與辛亥革命起義
在辛亥革命發生之際，無論是武昌起義還是各地起事，士官生們發揮著軍事骨幹的作用，而革命勝利後的短暫時期，數名士官生擔任地方都督有利於全國政治局勢的迅速穩定。先來看辛亥武昌首義中的士官生。依據美國學者加斯特所言，共和國革命運動的隊伍是會黨、秘密會社、商人、新紳士、新軍的大聯合。具體到武昌首義，主力必然是受遙戴同盟會會旨的共進會和文學社動員的新軍官兵和新式學生，從分工上來講，士官生確實是發揮了軍事骨幹的作用。革命起義首先發生在湖北、士官生捲入湖北革命活動是有基礎的，「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捲入」；[20]586吳祿禎參加1900年唐才常起義就是鮮明例證。1911年10月10凌晨，革命三烈士劉復基、彭楚望與楊洪勝被斬首的消息傳出，駐守武昌的新軍各營中的革命黨人悲憤填膺，起義遂提前進行。10日晚8時城內工程第8營打響了第一槍，城外輜重隊首先縱火，第21混成協直屬各營隊起義；右旗第29標、30標響應；其中，工程第8營、第29標和第30標所處位置距離楚望台最近，同為先期到達會師的部隊。炮8標是全標起義，入城參戰並及時列陣蛇山，炮擊督署、藩署，對光復武昌發揮了大作用；陸軍測繪學堂響應，「大約有百人參加，佔全校的三分之二」[21]188；此外還有陸軍第三中學及其它軍事學堂起義，第三中學的監督范上品為士官生。10月10日夜至11日晨，兩軍對壘，湖廣總督瑞?見勢不妙逃走，第8鎮統制張彪也逃走，革命軍很快攻克督署、藩署，十八星旗飄揚在黃鶴樓頂。一江之隔的漢陽、漢口也相繼光復。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國大地。
由上所知，在武昌首義時，工程第8營和炮8標的軍事貢獻最大。那麼，士官生主要有哪幾位，他們的影響與作用又何在?工程第8營和炮8標是湖北新軍中最有實力的兩支部隊，兩營的裝備不僅較優，而且有著良好的革命氛圍。工程營是革命黨人滲入較早的部隊，黨人在全營的人數約佔到四成左右；而炮8標從統帶至隊官則多同情革命，統帶是二期生龔光明，全標起義時尚在北方觀操，卓占標、楊起鳳管帶逃走，士官生薑明經管帶與另一隊官隨軍起義。這是其一。其二，守衛楚望台的軍官成炳榮等也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當聽到革命黨人要起義的消息，總督瑞?等便格外重視楚望台軍械庫的防衛，特派紀堪熙、李克果、成炳榮等軍官駐軍監守，其中紀堪熙、成炳榮是士官六期生，均為同盟會員。據成炳榮的弟弟回憶：「呼號至右旗南營門外向楚望台鳴槍，該台守兵亦答以機槍，但均系向空發者。於是攻者衝鋒上台搜捕巡守官。巡守官多散，先兄炳榮未走被執，以系老同盟會員，釋之。三十標第三營營長杜錫鈞帶隊踵至、與先兄炳榮約分守攻。先兄任楚望台、中和門、保安門、通湘門一帶總指揮，杜則帶隊首攻督署，遂佔領主陣地」。[22]95這一史料說明了成炳榮在楚望台參加起義的經過，他與校友杜錫鈞裡應外合，完成了佔領楚望台的任務。其後，二人繼續擔任戰鬥指揮，以過硬的技術著稱。其三，是剛才提到的杜錫鈞。他們在革命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常常被人們所忽視。
後來炮隊擴充，姜明經初任統領，漢口戰鬥中在劉家廟與清軍對壘，黎元洪起用清朝舊將張景良為總司令官，姜明經為總司令部之炮兵顧問，姜明經未能直接指揮前期戰鬥，而這個司令官除不聽顧問的意見，反而臨陣叛變，致使革命軍損失慘重，姜明經被公推為後期戰鬥的總指揮官，雖然已經不能挽回敗局，但是在隨後的漢陽戰鬥、武昌之防守，炮8標一直衝在前面，姜明經的指揮才能是公認的出色；就在起義的第5天，姜明經拿出《上都督意見書》，對於下一步的行動及各項政策安排提出意見[23]63。南京光復，各省代表聚於武漢，姜明經、杜錫鈞與其他代表提議民軍應繼續北伐。這說明士官生確實是有膽有識，具備擔當勇士的條件。
武昌起義後，民軍面對嚴峻的軍事形勢，需要擴充軍事力量，募兵不成問題，發出告示不日即組成步兵八協，馬隊兩標，炮隊三標，輜重兩營，急需的是將帥之才。黃興到漢口，黎元洪登台拜將，一批士官生先後來到漢口，成為抵擋清軍的主將，如黃愷元為總司令顧問；程潛為漢口--龜山陣地戰的指揮員；曾繼梧任總預備隊的獨立炮兵團司令。
全國各地的士官生紛紛起事響應武昌起義。10月21日湖南與陝西響應。在湖南，參加起義的有王隆中(又名李隆中)標統、梅焯敏管帶、曾繼梧管帶等；在陝西，新軍與哥老會共同起事，成功後，張鳳?被公推為都督；北方張紹曾、藍天蔚在10月23日發出「灤洲兵諫」的電報，同日，江西九江起義；10月29日山西響應，閻錫山、溫壽泉被推選為正、副都督；10月30日雲南響應，蔡鍔當選為都督、李根源為參議院院長兼軍政部長；10月31日南昌響應，幾易都督，底定李烈鈞為江西都督；11月4日上海響應，剛回國的河南省籍士官生劉基炎、張國威等10人參加了起義；同一天貴州響應，陸軍小學堂的教官楊藎誠領導了起義，並被公推為都督；11月5日浙江、壽州響應，在日本野戰炮兵第19聯隊實習的士官候補生蔣介石等聽到武昌起義消息不假而歸，並參加了浙江的光復[24]838；11月9日廣東起事成功，胡漢民到任都督，任命蔣尊簋為軍政部長，同日，安徽宣布獨立；11月10日福州起義，許崇智被推為福建軍政府陸軍總司令，自請退居福州第一師長；11月22日重慶宣布獨立，27日成都響應，12月8日成都郊外發生兵變，六期生尹昌衡率新軍出城平亂，旋任四川都督；12月2日江浙聯軍光復南京，江北第九鎮內應，也有不少士官生。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起義中多有同盟會的領導與組織，所提到的士官生多為同盟會員，充任都督及軍旅團的人恰恰屬於「鐵血丈夫團」最初成立的28人之列。從地理位置上看，江浙上海固然重要，但江西、山西、雲南、四川等省也極具代表性，尤其山西與雲南，是辛亥革命起義大隊伍中的兩顆明珠。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僅兩地參加起義的士官生就超過了40人，多半數以上是同盟會員。此兩地相隔一天起事有力地推進了革命進程，山西又為北方重地，無疑在清政權的大後方插入一把刀子，加速了清政權的滅亡。
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奪取政權，而革命勝利後政局穩定成為首要問題。也就是說士官生的功績不僅僅體現在軍事上，還體現在穩定政局上。武昌起義第2天，湖北軍政府成立，軍政府的軍令部長是杜錫鈞；此後兩個月內，全國15個省相繼獨立，由革命軍控制，其中山西、陝西、江西、雲南、四川、貴州、浙江(蔣尊簋參加廣東起事後回到浙江任都督)、江蘇(蔣雁行任江北都督，但不是同盟會員)等八省是由士官生執政，福州一處則有許崇智執掌軍權。上述幾省雖然不能左右全局，但是「革命之大局，因此益振」。[25]208剩餘9個省雖然是由清政府控制，但是此起彼伏的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與人民群眾的反清鬥爭匯聚在一起，使清王朝的統治迅速土崩瓦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意味著中國政治制度已經發生了偉大的轉折。而南京臨時政府是否能夠迅速穩定事關全國政局的穩定，這時地方各省的穩定很關鍵。客觀上講，數省士官生執政必然益於臨時中央政府擺脫困境，益於全國局勢的迅速穩定，如江西從九江起事到南昌宣布獨立，一度是多個都督分立，互不統屬，社會混亂不堪，李烈鈞繼任都督，改組軍政府，整頓軍隊，鎮壓會黨，江西局勢漸趨穩定。但是，南京臨時政府與地方各省的政治平衡關係還未來得及鞏固就遭遇政權和平讓渡。等到袁世凱違反《臨時約法》施行獨裁統治排斥革命志士時，擔任都督的士官生不僅僅紛紛去職，在革命的十字路口群體分道揚鑣。前面講過，同盟會的組織領導是一部分士官生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保證，而同盟會的發展狀況如何又直接決定了這個群體的政治發展走向，再次說明士官生與同盟會的辯證關係。
總之，清末留日士官生在辛亥革命風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革命」二字原本是孫中山從日本的翻譯著作中取出作為推翻反清政府的口號的，但是由提出口號到摘取果實非一日之功，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留日士官生因為在日本留學時參加各種救亡圖存的社會實踐活動，革命意識漸次覺醒，走上革命道路時又有同盟會組織領導這一政治保證，在清末新軍編練與軍事教育中的就業優勢又為他們成為革命勇士創造了客觀條件，無論武昌首義還是全國各地起事他們都沖在前頭，所以說，他們是辛亥革命的軍事骨幹，為革命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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