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戰爭前的奇怪現象,揭開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
原標題:明末農民戰爭前的奇怪現象,揭開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
一:天災該不該背鍋?
說起大明王朝亡國的原因,一個常拉同情的觀點,就是明末天災惹的禍。
梳理下明末的歷史,天災頻發的場面,破壞力確實強大,不但鬧得大批饑民造反,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席捲全國,內憂外患的明王朝,更陷進了雙線作戰的泥潭,終於在左支右拙里悲情亡國。好些歷史愛好者們說起這事,一把鼻涕一把淚: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攤上這糟心的災荒。
那這命苦的天災,該不該為這悲情國運背鍋?恰恰是明末農民戰爭前後,另一些奇特的現象,卻給出不同了思考。
明朝天啟七年時,《樓山堂集》記載,明朝學者吳應箕路過河南時,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那年的河南風調雨順,本該是家家戶戶種田忙的好時節,可河南真陽地區,那些堪稱「膏腴之業」的肥沃土地,竟然清一色都成了荒地。周圍四十里全是「荒茅白草」。再一問更嚇一跳:真陽地區百分之九十的耕地,都是這麼荒著。河南其它地方呢?種地最積極的州縣,也常荒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年景再好,土地再肥,就是不種地!
風調雨順的年景,大明朝的農民,竟然有不肯種糧的事?如此奇現象,能叫天災背鍋?
事實上,這類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卻恰恰帶出了一樁導致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亦是明朝數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禍:糧食危機!
二:大明朝的糧食去哪了?
其實,當1368年,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開創大明朝時,對「糧食安全」的意義,這位帝王並不曾馬虎。明朝開國後,幾乎是以國家之力抓農業。三十年不到,就把農業產值拽到了數倍於宋元的高度。還有遍布全國的「預備倉」等糧倉,糧食儲量到了「宇內富庶」的地步。發展到十六世紀末「張居正改革」時代,大明朝的府庫依然糧滿倉,單是太倉等部分糧倉,儲量就超過千萬石,足夠支用近十年,「家底」相當厚實。
這雄厚的糧食儲備,正是明朝三個世紀,維護安全的「防火牆」。
但是,就是在張居正去世後三十年,即萬曆皇帝在位晚期起,越來越多的大明官民們,都開始感受到一個恐怖事實:大明朝,越來越缺糧食了。
首先是軍隊,無論是北方的邊軍,甚至東南的水師,缺糧都越發嚴重,一旦糧食供應不上,明朝的做法,就是簡單粗暴的裁撤。以明末名將盧象升的話說,明軍每次列隊,都是「餒而病,僵而仆者紛紛見告矣。」缺糧到這個地步,談何戰鬥力?
如果說軍隊的缺糧,還有腐敗等因素。那麼民間的情況更是觸目驚心。且不說北方各省,糧倉早就見底,以萬曆晚期很多官員的奏報說,華北地區昔日儲備雄厚的預備倉,最多也就存幾百石糧食,有的竟都荒廢成了破屋,進屋瞧見的都是耗子。發展到天啟崇禎年間,情況當然更糟。為什麼明末每次饑民起事,動輒就席捲一片?皆因周邊的官倉,基本都沒幾顆糧!
那麼物產豐富,天災相對少的南方呢?比如號稱「魚米之鄉」的江南,糧食價格就瘋狂暴漲:以明末清初學者陸衡估算,明朝萬曆晚期時,蘇州的米價也不過是每石半兩白銀,但到了崇禎年間時,就暴漲到了每石一點五兩白銀。幾年後的崇禎十三年,更瘋漲到每石三點六兩白銀。如此暴漲速度,自然引得民怨沸騰,明朝滅亡前的最後三年里,江南發生了多次搶米暴動。這個昔日大明朝的「糧倉」,也被糧食問題,折騰到混亂不堪。
而在決定明朝生死的松錦之戰上,為什麼明王朝會在戰場佔有優勢的情況下,貿然下令更改作戰計劃,提前與清軍決戰?如此無腦的決定,也是因為當時明朝的糧食供應,已經瀕臨極限。所以才有了轉勝為敗的扼腕結局,以及接下來的悲情淪亡。當作為「防火牆」的糧食儲備,已經土崩瓦解。大明朝的崩盤,也就沒有了懸念!
那麼問題來了:在明末天災等考驗到來之前,明朝的糧食都上哪去了?
這事,還是回到明朝天啟年間的奇怪現象:為什麼在風調雨順的河南,農民們寧願離鄉背井,遠走他鄉打工討生活,也絕不種地打糧?其直接原因,就要說說明朝十六世紀那場重大改革:一條鞭法。
三:漠視糧食安全的後果
在張居正啟動「一條鞭法」前,明朝的糧食安全,已經暴露出隱患: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可以給「預備倉」提供儲糧的「官田」越來越少,國家收取賦稅的土地也更少。以至於嘉靖帝駕崩時,明朝太倉儲糧,竟然到了一個月都維持不下去的地步。所以才有了張居正痛下決心的一條鞭法,一邊清丈土地,一邊摺合銀兩徵稅,同時用各種手段充實糧食儲備。十年苦心改革,終於又換得大明朝糧滿倉。
可是,當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土地清丈戛然而止後,名存實亡的一條鞭法,卻給明朝糧食危機挖下大坑:發達的明朝商品經濟,火熱的城鎮化,給農民提供了更多機會,大批農民扔下土地進城。那農業賦稅呢?既然摺合銀兩徵收,自然不必種地打糧,到時交白銀不就行了?
而這被萬曆弄成四不像的「一條鞭法」,更藏著大隱患,以明朝名臣于慎行在《谷山筆塵》里的感嘆:明朝的「條鞭」徵稅,其實給了地主商賈們更多「甩鍋」賦稅的空子,結果就是「農困而商寬」。不堪負擔的農民們,必然會扔下土地逃走。天啟七年,河南那「荒矛白草」的景象,就是縮影。
此時東南發達的商品經濟,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城鎮,也給離開土地的農民們,提供了賺錢的好去處。於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里的生動記錄:「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復有種田之人哉。」普通的村子,都見不到幾個種地的,全湧進城裡打工了。
就算農村還有種地的,可明朝火熱的手工業,更令農業生產跑了偏:絲綢瓷器等產業的生產越發擴大,以利瑪竇等傳教士估算,僅蘇州上海地區,紡織產業工人數量就有近八十萬。相關原材料價格暴漲,昔日魚米之鄉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種了經濟作物。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糧食,基本也是年年購買。
這樣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間,糧食還可以維持。但到了明末天災爆發,農民起義與清軍叩關等考驗接踵而來時,早已埋下的糧食隱患,就如火藥桶般接連爆炸。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榮的明王朝,卻在嚴重缺糧的困頓里,蒙受了餓殍遍野的災難,走向了悲情的滅亡。
?漠視糧食安全的代價,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後果,晚明的山河變色就已證明,那是何等刻骨銘心的嚴重。「糧食安全」,這個至今全球各國都無比警醒的話題,參考明末變局就可知,無論哪個年代,都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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