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重新定義主權：主權概念的緣起、流變與危機

原標題：會議｜重新定義主權：主權概念的緣起、流變與危機

會議現場

2018年9月7日，在清華大學文科圖書館會議室，匯聚了來自中國、美國、印度、義大利和瑞士等多國學者。此次會議的主題是「重新定義主權」，由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聯合美國非洲研究著名學者安東尼·博格斯教授（布朗大學）、義大利政治學和歷史研究學者拉法葉·勞達尼（博洛尼亞大學）兩位學者共同發起。這次會議是全球人文和批評理論學會之下一個研究項目的初步嘗試。該項目名為「政治概念的全球史」，為挑戰現代政治思想史傳統的學者創造了一個跨國的學術網路。一方面反思歐洲中心論視角下的現代政治概念與理論框架，另一方面超越當代社會、政治分析的「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

在全球化矛盾頻現的當下，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主權觀念下的政治和法律技術操作，還要突破歐洲中心主義，回溯這一重要政治概念的緣起和流變。換言之，在歷史終結論最終確認之前，我們尚需追問：主權思想如何在近代歐洲萌發，並升格為當代公認的政治概念？在全球化進程中，主權概念在殖民時代前後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在當代的政治建構中，是否存在主權選項之外的可能性？

作為意象的主權

研究福柯的Sandro Chignola教授來自義大利的帕多瓦大學。面對全球化時代混亂的政治概念，他轉向對古代文獻中主權者圖像的解讀。他認為，全球化時代下的各種機制已經對主權概念提出了挑戰，因此在釐清主權概念之前必須先明確兩個前提。首先要明確，我們當下對主權等政治概念的模糊認識，實際上是一種認識論的斷裂。全球化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整個現代性的概念史，這使以國家為普遍政治歷史主體的思考方式受到了挑戰。其次需要承認和納入全球化視角，而這種吸收、承認、納入又是細微、無形和去中心化的。

他援引昆廷·斯金納的觀點指出，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歐洲人文主義者將視覺圖像作為吸引讀者注意力的工具，並將理念與思想濃縮到圖像之中，使其映刻在讀者腦海。斯圖爾特·克拉克稱之為西方文化的「眼中心主義」。當時的英國政治理論家霍布斯，顯然非常熟悉這套方法。在他翻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撰寫的《論公民》、《利維坦》三本書中，都使用具有豐富信息價值的圖像作為書籍扉頁。Chignola教授也承認，霍布斯著作的扉頁圖像確實比文字蘊含了更多可解讀的信息。這三幅圖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論公民》和《利維坦》中的兩幅圖像。

圖片依次為《伯羅奔尼撒戰爭》、《論公民》、《利維坦》三本著作的扉頁。來自論文集截圖

《伯羅奔尼撒戰爭》扉頁分上中下三部分。在上部，左邊是斯巴達城邦，右邊是雅典城邦，中間是希臘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全圖。在中部，左側是斯巴達國王阿希達穆斯二世，右側是雅典民主領導人伯里克利。在下部，體現了兩國的政治場景，斯巴達國王與貴族在議會共商國是，雅典的民眾則在聽煽動者的演講。《論公民》的扉頁分為上下兩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左右兩塊。在下方的世俗世界裡，右側是人人自由、處在無政府狀態的印第安人，互相爭戰，面容憔悴；左側是主權保護下的帝國，秩序井然，生活富足。在上方的宗教世界裡，主權治下的人們深入天堂獲得拯救，無政府下的野蠻人只能被魔鬼押入地獄。在《利維坦》的扉頁中，主權者化為聖經傳說中的海怪利維坦，左手執利劍，右手執權杖，軀幹由成百上千背過去也不露面孔的小人組成。

假如我們能進一步放大利維坦軀幹，將會發現組成它的成千上萬個小人里，每個人背對讀者，仰望利維坦的頭顱。從長袍和帽子可以判斷，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還有懷抱嬰孩的婦女。在偉大的利維坦面前，每個人均被包裹在大同小異的長袍里，個體性別、財力和社會地位的差異被抹除，每個人都是其中的臣民/公民。霍布斯似乎在暗示，只有高度同質性的個體才能完美地統一在一起：「……像這樣統一在一個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稱為國家，在拉丁文中稱為城邦。這就是偉大的利維坦的誕生。」

全球化時代重新的主權建構，延續地仍然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的邏輯，個體將個性化的面孔背對讀者，留下的是同質性的公民身份。無論黑人、移民、婦女還是其他少數群體，個殊性的身份並不會成為主權共同體重構的障礙。

此外，布朗大學從事非洲研究的學者Bedour Alagraa從阿甘本和德里達的著作出發，從另一條脈絡梳理主權意象，同時從美洲黑人奴隸視角反思主權，比較主權在美洲與歐洲象徵的不同。Alagraa同樣也將主權的意象追溯到霍布斯的《利維坦》，但她突破了人們對利維坦的通常理解，即它是一個巨大的組合體——由頭、劍、權杖以及成千上萬個人的身體組成的軀幹組合而成。如果進一步的檢視，會發現這並非只是由四部分組合而成，而是由無數圍繞軀幹的細線和邊界組成。因此，主權毋寧說是劃定空間的界線。

Alagraa指出，另一個描繪主權的重要意象是「狼」，這一傳統從盧梭延續到德里達。在阿甘本和德里達的著作中，狼的隱喻被用來分析主權如何用權力來組建政治共同體，或者通過人民的內在信念塑造統一性。阿甘本對「牲人」（homo sacer）的比喻是「狼人」（wolf man），他們被禁止進入城市。牲人是因違背禁忌，而被共同體排除在外的獨立個體。他被剝奪了原有的社會聯繫，還原為純粹生物性存在，性命不再受法律保護。在那個純粹自然角力的領域，暴力取代法令，成為唯一且無聲的語言。在德里達的《主權與野獸》（beasts and sovereign）中，德里達用狼的隱喻來解釋政治生活起源的故事。

這點在中世紀童話中也可見到端倪：許多故事告訴小孩遠離森林，否則將受到狼的襲擊；因為為了保護兒童，某些家長的保護成為必須。因而，「狼」的隱喻成為主權思想形成的前提：主權被看作某種保護，讓共同體免受被吞噬和毀滅的危險。而施密特認為，政治就是區分敵友，共同體在與「敵人」的對立中獲得確認，實際上也暗合了這一邏輯脈絡。

然而，在美洲殖民地和歐洲，主權的表達和象徵呈現不同的特點。在歐洲，從狼的「隱喻」和施密特對敵人的闡述可以發現，他們通過禁令或恐懼的方式塑造共同體成員。在殖民地，歐洲白人殖民者的實力遠遠大於土著和奴隸，白人殖民者建構共同體的技術也發生轉變，他們所建構的他者從神秘的敵人轉為可供施虐的弱者。因此，Alagraa認為，對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種植園主及其後代而言，他們從對土著、奴隸等的暴力行為中獲得身份認同和主權感知。從殖民地種植園的早期文獻中，我們能看到奴隸主對奴隸的難以想像的殘忍行徑，例如在加勒比法國殖民地盛行的「血色盛宴」（feasts of blood）——種植園主階層用毫無必要的懲罰和慘無人道的虐待對付奴隸和土著居民，或活埋、從頭上澆灌熱蠟、用火藥填滿奴隸身體之後再引爆，捆綁在蟻巢附近，從而被螞蟻活活吞食。這成為塑造殖民地主權的某種儀式（rituals），也造成了黑人心中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

從歐洲轉換到海外殖民地，從對暴死的恐懼到惡的釋放，這些不單單是心理或行為的變化。對白人定居者而言，墾殖世界的邊緣不再是危險的黑森林，而是亟待開發的新世界；向蠻荒世界的拓殖毋寧是驅除黑暗，帶來文明的火種。殖民者正是在不斷地開拓邊疆中形成獨有的民族特性。 白人在歐洲被「狼」威脅，在殖民地卻成了危害和破壞他者的「狼」。因恐懼而組建保障安全的集體，因威權而組成施虐的群體，共同體通過自我與他者對立，塑造自身的邏輯沒有變化，變化的是彰顯主權的儀式。

互為他者的主權建構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主權認識互動也頗值得關注。殖民者如何識別本地政權，並找到能夠達成協議的統治者？當地人又如何在他們的傳統知識譜系中定義殖民者，並形成本土政權和殖民者政權同時存在的差序格局？與會的幾位學者回顧了殖民時期的歷史，以一種「相遇」或「互相發現」的視角，試圖重新理解「主權」概念。

1838年，東印度群島和中國站的總司令弗雷德里克·梅特蘭（Frederick L. Maitland）驅遣Larne號帆船及其船長布萊克（P.J.Blake）去收集有關菲律賓蘇祿島的主權者情報。而布萊克船長的這一任務，成為一場更為廣泛任務的序曲，英國政府鼓勵海軍在全球範圍內開展了識別各地主權者的浩大行動。美國范德比大學研究帝國史和殖民法的Lauren Benton教授以這段歷史文獻為基礎，研究了英國海軍在十九世紀中期識別主權者的情形。

當時英國海軍將其塑造為英國臣民或者說英國利益的保衛者，為了評估海外的威脅以及最好地保護英國利益，便要求海軍軍官在得到來自母國的答覆之前，迅速地對當地情形做出判斷和行動：當地統治者是否值得成為契約適格當事人？他們能否維護商業關係並保護財產？而發現真正的主權者，成為找到契約適格當事人的必要前提。「保護」（protection）和「佔有」（possession）成為識別主權者的兩個標準。保護意味著一種無疑義的政治統治關係；明確保護關係，才具備向主權者表達領土要求的證據與可能性。

然而英國海軍在前往蘇祿、馬尼拉時，套用這個規則便遇上了麻煩。有些官方允許的私掠船襲擊了他們，而這夥人聲稱是蘇祿島蘇丹的臣民。假如蘇祿島蘇丹是主權者的話，又為什麼不能控制他的臣民行為？英國海軍進一步意識到，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幾乎是一盤散沙，無法有效地約束部下和臣民，與當地統治者簽署的協議有效性著實堪憂。這種情況使海軍軍官不再對主權者地位作出任何非常明確的決定，並在孤島和沿海地區承認各種「准主權」統治者。

完成現代主權國家建構的歐洲殖民者，習慣將自身的體制與歷史理解投射到其他地區，力圖識別殖民地的主權者，這被證明有時是荒謬和徒勞。然而，認識圖景中的錯位並不能阻礙列強的殖民進程。在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大生產的推動下，全球政治版圖根據民族國家和主權理論模型快速調整，以適應當時的國際法和國際體系。歐洲近代國家與印度的王朝政權的相遇戲劇性地展現了這一融合過程。印度在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殖民下，傳統政治體制和概念逐步瓦解，為了便於殖民者的地方統治，南亞政權被改造得權力更為集中。來自印度「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CSDS）的女性學者Prathama Banerjee教授回溯此段歷史，發現了新興與傳統政治概念在印度的興衰交替。

Banerjee教授認為，主權並非一個普遍的政治概念，儘管它已經在當代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中擁有了豐富的實質內容。以南亞歷史為例，統治權可能會採取不同於典型主權的形式。在前殖民時代的莫卧兒王朝，南亞諸王共同分享權力，最高統治者作為萬王之王（king of kings），較其他地方的統治者僅享有一些特權而已，尚未形成歐洲絕對主義國家和垂直官僚制的架構。這種權力結構與其解釋為主權，倒不如解釋為權威（overlordship）。

另一方面，在南亞負責殖民和商貿任務的東印度公司也不同於我們一般所認識的主權國家體，它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那樣，既有主權者的權力，又有財產權。東印度作為主權統治者，要求法治（rule of law），而作為財產所有人，又以自由為基礎要求尊重財產權。東印度公司與南亞傳統統治者的相遇發生了複雜的化合反應。東印度公司在努力識別這塊土地上的主權者的過程中，根據當時西方對東方暴政國家的流俗想像，認為印度也屬於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統治者不僅掌握了政治的絕對統治與生殺予奪，同時還擁有國家所有的土地，人民毫無財產權意識，可供任意驅使和搜刮稅賦。事實當然並非如此。東印度公司不僅先入為主地錯誤理解了南亞的社會形態，同時也將南亞的權力結構改造為類似歐洲國家的中央集權結構。當然，東印度公司對南亞傳統政治結構的改造，並不是所謂文明世界的恩典，而是出於帝國擴張和資本主義的生長邏輯，這實乃物種進化的逆向邏輯：主體並非單向地受環境改造；龐大的主體能對環境產生了逆向影響，讓陌生環境成為一個個鏡像復刻的自我。這樣才能最高效率地控制、互動和汲取營養。

在否認了原有的統治之後，殖民地政府第一次在南亞建立了典型的主權結構，它的基礎是與地區或者社群無關的理性化法律。然而這套施予的外來政治概念與印度本土的政治概念並不十分協調。在前殖民時代的南亞王權範疇里，政治與經濟的統治權相互共存，並不分離。但是西方的現代主權思想嚴格區分了經濟與政治領域，即便到了全球金融網路無縫對接、跨國貿易興盛的今日，仍是如此。而這套結構在印度獨立後被後殖民時代的民族國家所繼承。

後殖民時代的民族國家建構的參與者忘卻了自身的本土資源，也不再眷顧傳統的政治合法性理由。這當然不只是地理大發現和殖民時代以降的歷史慣性，更是以歐美為中心的現代國際法體系和經貿來往的要求——參與者必須以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的面目出現。全球化編織了一張涵蓋經濟、文化、政治與思想的跨區域傳遞網路。這種網路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並沒有因為近代殖民與奴隸貿易的抽離而告瓦解。我們在努力躋身其中，同時也被這個體系的規則規訓。這個時代不得不重新思考主權國家的功能與地位，挖掘本土根源的政治思想傳統，應對內外的周期性危機。

康奈爾大學東亞系的酒井直樹（Naoki Sakai）教授，試著在東亞社會體制轉型的基礎上思考平等和正義問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政治體制被稱為「幕-藩制度」（Baku-Han）：封建的藩邦圍繞幕府組成政權的聯盟，並不等同於現代主權國家的集權體制。德川幕府不代表日本人民全體，更不享有完全的主權。在這種社會結構下，現代的平等理念難以實現，只能在明治維新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之後才能實現。同理，酒井直樹教授認為，歸功於民族國家的建立，東亞的中國、韓國也得以重新完成個人身份的認知。

儒家文化在這段進程中的作用十分微妙。儒家文化對社會關係和個人身份的理解與現代民族國家並不相容。儒家文化也不能化約為人們對社會身份的教義式理解，因為它毋寧是一種更複雜多層的社會關係網路和實用的行為規則。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在當時社會結構轉型和國家架構的過程中，已經意識到了儒家文化與現代國家的不協調，並積極尋找儒家道德倫理的替代品。最終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了儒家文化的替代品，對天皇和國家的忠誠成為人的信條，對日本民族優越的自信取代了中日朝在文化上的親近感。這最終釀成了東亞近代的戰爭災難。現代日本依然殘存著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他們通過針對外族的暴力排外行為獲得身份認同，這在過去幾十年針對在日定居韓國人的暴力事件中已有顯現。

近年來，有學者圍繞黑人政治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例如種族如何塑造黑人的民主公民身份問題。現在人們開始用主權觀念來描繪種族與各類政治衰落之間的關聯性。布朗大學的政治學教授Juliet Hooker在她的報告中，建議用丹尼爾·艾倫（Danielle Allen）和蒂娜·坎普特（Tina Campt）的反思來概念化她稱之為「種族化主權」的微觀政治。目前這種政治形態不僅源於國家主權的衰落，還來自於對種族主義和白人優越地位的重申。在西半球，過往白人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時代的懷舊似乎成為當代種族政治的關鍵因素。同時我們會懷疑，主權概念是否是描述各類政體中種族主義權力主張的最佳形式，黑人國家的政治主權是否能夠保證黑人的獨立地位。

來自克拉克亞特蘭大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Maziki Thame致力於種族和性別研究，她認為，雖然在後殖民時代的加勒比地區，黑人需要塑造一種不同於傳統的主權觀念，以回應自己的政治訴求，並獲得培植自由的基礎。她將應用於國家的主權應用到黑人整體族群之上，在國家範圍之外建構理解和認識黑人自由權利的空間，以此免受殖民主義和奴隸制等歷史包袱的影響。反之，加勒比地區的黑人國家僅僅追求區別於殖民地的國家完整性，這種政治主權的完整性僅僅是一種有限的「解放」。

主權、帝國與全球秩序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的Athony Carty教授與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章永樂副教授是在場的兩位具有法學知識背景的學者。Carty教授的《國際法哲學》於2017年由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出版。卡蒂援引書中觀點認為，經濟上具有自決權的人民，才能塑造保護世界貧窮人口的新國際經濟秩序。國家的金融獨立性和自主性，也是主權的重要維度，而現在只有少數例如中國這樣的國家才能充分的控制貨幣和資本。此外，卡蒂希望國際金融體系能夠迎來機構性改革，用銀行業和稅收來限制國際遊資。

1980年代以來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修辭，表明了各個國家不得不毫無選擇地向世界資本市場開放。但是，也必須找到經濟開放與國內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實際上，如果一國沒有知識和資本來保證國內社會和經濟實體穩定的話，便無法參與到全球經濟分工。拯救本國人口和經濟的努力並不能被詆毀為民粹分子行徑。然而引起的恐懼將激起其他國家的恐慌措施，從而互相傷害。「帝國」三部曲的作者邁克爾· 哈特、安東尼奧· 奈格里與《全球化及其不滿》的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已經預示了這一路徑，同時也包括中國長期的經濟和金融策略。

章永樂副教授嘗試在帝國的歷史語境中思考主權含義，發現了主權概念對帝國霸權格局的挑戰。主權劃分空間內外，然而人類歷史上任何帝國只能適配單極的權力體系。帝國需要對各遙遠邦國和行政實體聲明至高的權威，主權的概念可能會成為地方行政機構宣稱遠離帝國中心、獲得更高自主權的正當性理論。

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結束了歐洲百年的王朝與宗教爭戰。它以主權理論為依據，承認各個主權國家共存，反對干涉內政，形成互相獨立與制衡的國際體系。隨著歐洲影響力遍及全球，這套規則體系成為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中心原則。然而美蘇冷戰結束後，蘇聯陣營瓦解，帝國囊括一切的邏輯徹底展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支持的國際資本流通和貿易體系，弱化了經典的威斯特伐利亞主權架構。美國儼然如中古時期的歐洲帝國，獲得了世界秩序中的絕對霸權。依據主權劃分的內外空間界限逐漸虛幻。然而在2017年我們見證了這一趨勢的顛倒，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論重新激發了主權的論調。作為帝國中心的美國，不再強調侵入和馴化的邏輯，轉而強調內外的區分，以至在美國墨西哥邊境築實體牆。

特朗普實際上在機會主義地使用主權概念，言說和實踐並不自洽。與其說這代表了帝國的撤退，倒不如說他試圖強化帝國的內核以拯救帝國。在未來多極社會的門前，我們更需要以一種中道的方式嚴肅思考與多邊主義相協調的強主權概念。

尾聲

無論是殖民時期的黑奴與白人，海島土著與皇家海軍，還是南亞王朝與東印度公司，也許可以將這之間的關係看作德里達「狼」的隱喻翻版。「我們」必須團結才能應對威脅、保衛安全；也僅僅歸功於霍布斯式的暴死的恐懼，才能構築起統一的「我們」，樹立有絕對效力的主權。

主權無疑是現代政治思想譜系中神秘且複雜的概念。它來自於神權又排斥神權，正如凱撒區別於上帝；主權意味著統領世俗世界的一切，又不得不束縛在民族國家有限的空間中。主權表現為一套複雜的祭儀，它是旗幟與界碑、利劍與權杖；又像國之公器，在血與火、守衛與犧牲中獲得。作為特定統治形式的主權發端於人性的幽微之處，那裡殘存著人類殘存的動物性潛意識，即領地意識；同時來根植於村落邊緣黑森林的恐懼，那裡藏著猛獸和野蠻的外族，隨時吞噬不慎闖入的牲畜和兒童。

在去魅的當代世界，神話與傳說不再，主權概念更多地在法與政治的語境中被討論，任何一個全球化網路中的政治共同體均無法忽略：它既是一個國家的合法性之所在，又常常以人權之名的行動刺穿。這樣一個本源於近代歐洲的思想裝置，卻隨著民族國家的浪潮逐步取代了地方性政治傳統，成為普世化的政治「公理」與「法則」。我們尚無法想像無主權的世界如何運轉，但思想的追問和探索仍將繼續。

作者：張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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