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靖靖：唐代城市社會階層體系再審視

城市的深刻變化是唐宋變革的顯著特徵，也是唐代社會繁榮發展的必然結果。其中，社會階層的分化和重組是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內在原因。伴隨唐史研究的發展，這一領域成果豐碩，形成開放性的討論，爭論的核心是城市社會階層劃分體系（即劃分標準和主體階層）。近年來，石刻史料的出土與筆記小說的深層解讀為學界提供了大量案例，使學者視線下移，日益關注中下層群體，理論交鋒由制度史、經濟史擴大到社會史和文化史。根據階層劃分標準，目前主要的城市社會階層學說分為「四民」分業、階級劃分、法律特權分類、「市民社會」、「富民」崛起等理論。然而，這些理論能否解析多元且變化的唐代城市社會，需要從社會經濟變遷角度重新審視。

傳統的「四民」分業理論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階層逐漸形成，「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四民」分業是中國傳統的階層劃分方式，唐代仍被統治者不斷重申，以貫徹國家的農本思想。凍國棟的《略述唐代人口的城鄉結構與職業結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02年第19輯）和《唐宋歷史變遷中的「四民分業」問題——兼述唐中後期城市居民的職業結構》（《暨南史學》2004年第3輯）概述了這一情況。城市中的「四民」反映了人在經濟結構中的分工位置，也體現出生產資料的佔有和財產所有權的不同。

對「四民」的歸類和理論構建，在唐史研究領域呈現多元化趨勢。張澤咸在階級（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下劃分出不同階層，將「四民」歸位並補充、細化。他在《唐代階級結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唐代城市構成的特點》（《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中認為，城市中的階層主要包括在城市活動的貴族官僚地主、庶民地主、手工業者、個體商販、部曲、奴婢和雜戶。職業結構是社會階層分類基本要素之一，這在城市人口構成中尤為凸顯。城市中圍繞經濟活動、政治管理、文化生活出現的職業是較為固定的，而職業直接影響個體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是決定其社會階層歸屬的重要因素。

階層的細化是完善結構體系的典型思路，增加階層準確度則是研究的另一途徑。毛漢光《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從官吏家庭背景看社會流動》（台灣政治大學博士論文，1969年）的分類方法兼顧身份性質和職業，搭建出不同的等第框架——士族、小族和寒素。士族是指南北朝舊族、唐宗室、在唐三代為官或者居官五品以上之人；小族是指沒落士族、低品豪酋、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寒素則是素士、農、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門客等。可謂前考父祖，現查境遇。與之相異，如果只看個體當時的情況，劃分是否更加精確？結合法律規定，李伯重進行了嘗試。他在《〈唐律疏議〉中所見的社會等級》（《雲南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和《唐代社會等級的劃分與命名》（《千里史學文存》，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中，根據封建特權和基本權利的有無及強調程度，把唐代社會各等級分為擁有無限特權的帝後等級，掌握有限特權的應議請減贖當免者，無特權但有起碼權利的凡人等級，連起碼權利也沒有的部曲奴婢等級。他還認為，細分階層反而會把法律特權相同的人分割開，按照歷史發展規律，封建社會越向前發展，等級結構越簡單。陳靈海《唐代籍沒制與社會流動——兼論中古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動向》（《復旦學報》2015年第1期）一文支持這一觀念，認為對社會上層的重刑化，將部分人員打壓至底層，而對下層輕刑化有助於下層的上升，這使得階層日趨「扁平」。

新標準下的階層體系

在傳統階級加等級的體系之下，「士」被普遍認為是主體階層。但城市中的「士」，廣義上有士族、小族、參與科舉的寒素，從經濟水平或消費能力來看差異甚巨，其財富來源方式各異，社會生活行為也有不同取向。這一階層中的貧寒士人，難以達到「士」的基本要求，也難以歸入其他階層。王德權在《「士人」合理性的重構——以柳宗元的政治社會批判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4年11月）中，討論隋唐以來士人的社會來源，發現其越來越多樣化。此類分化現象在各階層都有發生，正如杜文玉在《唐宋時期社會階層內部結構變化》（《江漢論壇》2006年第3期）中所言，唐宋皇室、官吏、農民等社會階層內部結構和身份發生了較大變化，但每個階層變化的時期不完全相同，完成變化所需時間也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分層標準的錯位和各階層間的縫隙，大量難以「歸納」之人出現。在此基礎上，新的劃分理論被提出和論證。

1.空間維度下的「市民社會」體系

以不平等身份劃分等級，其標準是「貴」與「賤」的對立，這符合唐代初期的基本狀況。但到唐中葉以後，出現了以城市空間為限定的劃分標準，進而形成獨特的「新階層」，即寧欣提出的「市民社會」概念。

這一混合式的體系突破原有「階梯結構」，透析都城社會變遷。寧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結構及外來、流動人口數量變化淺析——從〈北里志〉和〈東京夢華錄〉談起》（《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和《唐宋城市經濟社會變遷的思考》（《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等文章立足地域空間變化，將商品經濟、人口結構及其增減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的基本線索。城市如一個有機體，向內聚集人口、積累資源，向外輻散能量至整個國家。城市的主體人群即「市民」，他們作為城市社會的主體階層，涵蓋比較廣泛：商人、居民中下層，被吸納的士人和官僚階層的中下層人士。之所以把這些人群歸納為同一階層，表面上看是因為「城市」地域範圍限定，或者說有共同生活的空間。更進一步探究可以發現，這源於城市發展重心向外郭城傾斜後普通市民和外來人口比重增加，士人與普通市民在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取向交匯。當然，還應注意到唐代城市有規模大小之別，都城、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市民」階層在規模、作用、經濟水平、發展程度方面存在差異。

2.社會轉型中的「富民」崛起

唐代後期，「四民」界限日漸模糊，市籍制終結，坊市制被打破，兩稅法在制度上承認貧富分化，財富佔有量成為劃分人群的標準，城市社會重心下移，富民階層興起。林文勛較早發現了這一階層，並把它作為解構唐宋以降社會發展與變遷的一把鑰匙。在新的劃分理論中，職業、身份和特權不再是階層的決定因素。

林文勛在《論題：中國古代的「富民」階層》（《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2期）和《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文章中認為，「富民」佔有財富又具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基礎。唐宋時期，他們人數多、分布廣，與其他社會群體有明顯區別，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沒有任何特權，僅利用經濟手段獲取財富。這是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是唐宋變革中的產物。曹端波在《唐代富民階層的崛起與鄉村控制的變遷》（《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8期）中也強調了「富民」的崛起，這些人本質是「民」，只是擁有較多的財富，他們在士族沒落之後登上歷史舞台，推動了社會階層結構的轉型。這個「轉型」是什麼？他的《唐代社會階層結構變革：由貴賤到貧富》（《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一文給出了答案，階層劃分的標準由「貴賤」到「貧富」，即按照財富的佔有量來劃分。富民階層中有不同職業的人員：地主（包括田主）、經營高利貸的錢主、各行手工業者和行商坐賈等。城市中聚集著大量「富民」，他們與城市雙向互動，城市發展使富民階層出現，同時富民階層的經濟活動、文化選擇、城居建設也推動了唐末城市化進程。

持續熱議階層體系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分層理論。如張劍光、張潔《唐代城市消費的方式、水平和結構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2期）將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分為三類：宮廷人員、官員等公職人員和一般平民，並指出由於不同階層對於理想生活的追求不同，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也不同。張雁南《唐代社會階層消費水平差異析論》（《貴州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和《唐代社會群體消費行為特徵分析》（《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也從消費分層的觀點入手，將唐代消費群體分為兩大階層，上層是官僚貴族、富商大賈以及一部分富民和上層僧侶，他們消費奢侈；中下層是農民、中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貧寒人士，他們的消費主要是維繫生活。然而，僅以消費類型進行劃分，適用範圍有限，未能成為代表性的體系。

梳理諸家階層結構學說，對比其劃分標準，有三個問題耐人深思。其一，長時段與短時段的對立與結合：定性個人的階層歸屬，重點應放在父祖帶給他們的身份地位，還是本人的屬性？包括仕宦、職業、財產佔有情況。其二，唐朝前後期變化巨大，一個標準是否能貫穿始終？如要使用多重標準，怎樣選擇？怎樣尋找適合的時間分割點？其三，當新的階層出現，剩餘人群如何進行整合？如果不能，對這些階層學說理論不能覆蓋之人如何認識？換言之，混合式劃分下「非典型階層」意義何在？

學界持續熱議階層體系問題，歸根到底是為了加深對唐代經濟社會生活的理解。傳統的分類標準受到衝擊的關鍵在於唐代城市社會的快速發展。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傳統社會，城市變革昭示著社會的變化。唐代都城繁榮，較大規模的城市運行體制開始出現。其本身的向心力增強，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流動人口注入。

整體來看，四個方面的變化顯著：第一，商品經濟發展，商業、手工業、服務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第二，城市形態變化，外郭城的發展為普通居民和外來人員提供生存空間，為大量「逸出」京畿的人口提供舞台；第三，各級國家機構的完善，從屬人員需求量增大，入仕的各階層人員在城市中定居，成家立業；第四，城市成為全國性文化體系的支點，科舉制使士族與庶族子弟到城市求學應試，娛樂活動成為市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城市化發展使得人口數量增加、人群構成重組、社會階層變遷，混合式的社會群體日益凸顯。

從「四民」分業到「市民社會」「富民」崛起，三種學說熱議體現的是城市內部形態的變化，城鄉分化、階層分化、社會群體流動。鑒於城市的張力，學者們探討的階層不再局限於「城居」或者「邑人」，也包括個體經濟、社會活動軌跡，城市史研究的維度由此增加，這為中國傳統社會經濟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隋唐五代城市社會各階層研究」（18AZS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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