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電影讓蔣經國立即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政策，也讓學界迎來春天

文｜周渝

20世紀80年代，海峽兩岸關係逐漸解凍，步入改革開放之路的大陸拿出和平姿態，希望緩和台海關係。繼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兩岸和平統一與兩岸往來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主張，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大陸方面首次明確主張「三通」的內容，即兩岸「通郵、通商、通航」。

兩岸「三通」，解開的不僅是那久違的鄉愁。隨著兩岸交流的加深，近幾十年來，不少文學、史學、藝術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與「三通」息息相關。在尋求共同歷史記憶的過程中，海峽兩岸對抗日戰爭這段歷史的解讀和研究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範本。

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當年時局危亡之際，使國共兩黨放下分歧與仇怨攜手合作，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共赴國難，成就了民族抗戰的勝利。後來因歷史原因造成兩岸分治，對於抗戰歷史的解讀亦各執一詞，醜化對手的情況在文藝作品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如大陸的《沙家浜》著重體現了新四軍與愛國民眾抗戰精神，而國民黨一方的忠義救國軍則成了與日軍勾結的漢奸部隊；台灣當時也拍了不少抗戰題材電影，同樣，不僅絲毫沒有提及中共方面的抗戰貢獻，在電影《英烈千秋》中甚至設計了張自忠陣亡是因共產黨將其行蹤情報出賣給日本人的情節，歪曲事實。直到20世紀80年代，影視作品中這種互相貶低和黑化的狀況終於有了明顯改善，一切源於一部叫《血戰台兒庄》的電影。

首先做出善意態度的是大陸方面，1985年由楊光遠和翟俊傑聯合導演的電影《血戰台兒庄》脫穎而出，這部正面反映國民黨軍隊抗戰的電影不僅獲得了「金雞獎」等數項大獎，還獲得了一個由中國政府授予的特別獎——「抗戰獎」，並被評為新中國「百部愛國主義教育影片」之一。影片一上映，立即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蔣經國在看過這部電影后不久，即開放了老兵回大陸探親政策。

通過電影，抗日正面戰場走進了普通民眾的視野，學界也迎來研究的春天，對於抗日戰爭的探索和研究逐漸走向全面化。幾十年來，兩岸對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已取得不少重大成就。起初開放研究是受大環境所影響，但在兩岸形成共同記憶的這一過程中，卻有不少意外收穫，如抗戰中遠征緬甸的中國遠征軍的歷史就是個典型。中國遠征軍是蔣介石的中央軍嫡系部隊為主，在大陸將國民黨被定義為「消極抗戰」的年代，自然不可能被宣傳。而不巧的是，中國遠征軍中的主要將領如杜聿明、衛立煌等都留在了大陸，跟隨蔣介石撤台的孫立人偏偏又捲入兵變案，遭到軟禁，這些原因使得遠征軍這段歷史在台灣也長期塵封，成了兩岸抗戰記憶中的盲區。正是改革開放後，這段被塵封的歷史引起了大陸研究者們的重視，進行了不少搶救性的史料挖掘和研究，成果頗豐。如今書店中關於中國遠征軍的書籍已是汗牛充棟，在文藝界，《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國遠征軍》《遠征遠征》等電視劇相繼在央視播映，民眾對於遠征軍已不再陌生，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第一個台灣返鄉探親團抵達北京。圖為他們在八達嶺長城上，激動地高呼「到家了」

形成共同記憶的不僅是抗日戰爭，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都在突飛猛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量檔案文獻史料的開放和全球化進程，以及國際學術潮流的衍變，海內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亦在不斷發展、深化、創新，成果迭出。在此基礎上，兩岸學者交流日趨頻繁，還以專題形式組織書稿，共同編寫中國近代史，例如近幾年出版的《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中華民國專題史》等作品都是共同研究和努力的成果。對民國史、抗日戰爭史，乃至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近代軍政人物，都有了更客觀和全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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