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胞胎」陳洪綬《鍾馗像》

蘇州博物館藏陳洪綬《鍾馗像》軸，紙本設色，縱124.5厘米，橫58.6厘米。圖繪鍾馗側面像，戴烏帽，有長鬚。左帽沿上簪白葵花一朵，及小白花與石榴花。衣上有龍紋圖案，腰間有玉帶；左手托一銅爵，爵中盛有蒲艾草，右手持一劍，此圖當是端午（端陽，農曆五月初五）時節應景驅邪避災之作。所謂「蒲觴」是指將蒲葉切成碎片，浮在雄黃燒酒杯盞中，飲之可避邪。《鍾馗像》以濃墨線條勾勒衣褶，遒勁而簡潔，線條粗中帶細，猶如折鐵紋，筆墨流暢精妙。圖右側有行書題跋曰：「乙酉端陽，老蓮陳洪綬為柳塘王盟兄畫於青藤書屋，勸蒲觴也。」下鈐「臣綬」（白）、「蓮白衣」（白）、「晚寤書堂」（白）三印。圖左下角鈐朱文方印「蘇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珍藏」。乙酉為順治二年（1645），時陳洪綬四十八歲。上一年（甲申，1644）大明王朝滅亡。

蘇州博物館藏陳洪綬《鍾馗像》（顧氏過雲樓舊藏）

此圖曾著錄於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畫類五之中，顧氏在文中有云：「此幅鉤勒圜轉，不讓白描，且仙袂飄飄，具有『吳帶當風』之致。」上世紀50年代初，顧氏後人、時任蘇州市文管會委員的顧公碩先生（1904-1966）將此《鍾馗像》軸捐贈給了蘇博。

翁萬戈編著《陳洪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中卷，陳洪綬《鍾馗像》軸印在書中。在《陳洪綬》上卷《陳洪綬的繪畫》之《上：現存作品分析》一文中，翁先生說：「此畫有數本，散見著錄。因民間有過節應景，摹者很多，這幅當為祖本。」清人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卷十七中，也著錄有一幅陳洪綬《鍾馗》立幅，題跋為「老蓮陳洪綬為柳塘王盟兄畫於青藤書屋，勸蒲觴也」，無年款。錢塘吳氏舊藏。

1986年6月4日，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在蘇博對陳洪綬《鍾馗像》進行鑒定，結論為「資料」，參見勞繼雄著《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第肆冊（第1945頁）。楊仁愷著《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第肆冊中有按語云：「謝稚柳處曾藏有同名一圖，為絹本。此乃臨本。」（第1633頁）謝稚柳參與了蘇博的古書畫鑒定，難道關於蘇博藏陳洪綬《鍾馗像》的鑒定結論是謝先生的觀點？

謝稚柳所藏陳洪綬絹本同名畫作，其實就是張大千《大風堂書畫錄》（見筆者校注本，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7月版）中所著錄的《陳章侯<鍾進士像>》，右上方題跋文字與蘇博本完全相同，款下鈐「臣綬」（白）與「蓮白衣」（朱）二印。右下鈐朱文印「姜氏筱珊珍賞」。姜氏或是張大千友人、古書畫收藏家。

張大千、謝稚柳、徐平羽遞藏《勸蒲觴圖》（又名《鍾進士像》）

謝稚柳所藏絹本《鍾進士像》軸，於1958年左右轉讓給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的徐平羽（1909-1986），並進行了重新裝裱。後來此圖出現在北京某拍賣公司2006年秋拍的徐氏「玉蓮齋藏畫專場」中，畫名為《勸蒲觴圖》（拍賣編號0063），縱126厘米，橫62厘米。估價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元。雖然經張大千、謝稚柳、徐平羽三家遞藏，但可能因真偽存疑而流拍。2008年4月2日的《中國文物報》上，發表了高鴻的《徐平羽藏陳老蓮<勸蒲觴圖>考辨》一文，考鑒此圖是偽作。

鄭重先生著《藝術大師程十發》（程十發藝術館2009年印行）一書中，也有一幅與蘇博陳洪綬《鍾馗像》一模一樣的《判官圖》，畫材與尺寸不詳。左上角題曰：「丙戊孟春，洪綬畫於靈鷲寺聞寒草堂。」下鈐「陳洪綬印」（白）。丙戊即順治三年（1646）。靈鷲寺或是杭州靈隱寺。此圖應非真跡，書法拙劣，疑似清末人臨摹本。蘇州博物館藏任熊絹本設色《臨陳洪綬<鍾馗圖>》軸（編號：蘇1-479）或是程藏本《判官圖》的「母本」。

程十發舊藏陳洪綬《判官圖》（上海程十發藝術館藏）

《藝術大師程十發》中有一段記載：程十發在鑒定或收藏古書畫時，十分注重比他年長且更有學識的專家，在杭州有潘天壽、余天任，在上海有錢瘦鐵，並由其長子程助為此奔波跑腿。有一次將一幅陳洪綬畫帶給潘天壽鑒定，潘打開畫一看就說是陳洪綬的，舊裱頭；並對程助說：「畫是真的，你回去對你父親說畫是真的，信我就不寫了。」（第80頁）不知是否就是這幅陳洪綬款的《判官圖》？

任熊《臨陳洪綬<鍾馗圖>》（蘇州博物館藏）

當年謝稚柳等人對蘇博藏陳洪綬《鍾馗像》軸的鑒定，可謂是「一錘定音」，也因此判處了此圖的「死刑」，以致一件有可能是陳洪綬真跡的畫作，因此未能列入全國古代書畫的統一編號之中。就因為謝稚柳曾收藏過絹本《鍾進士像》，而蘇博所藏紙本《鍾馗像》就被鑒定為是「臨本」？難道兩幅鍾馗圖就不可能都是臨本或摹本？或者是一真一偽？如就著錄而言，顧氏過雲樓本《鍾馗像》比張大千本《鍾進士像》至少要早六十年。

在古代繪畫作品中，時常會有「多胞胎」或「雙包案」（即真假包公之意）之作，即一件作品在圖像、題跋等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在印章、尺寸、材質上稍有差異。從理論上講，一稿多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從邏輯和常識上講，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兩幅完全一模一樣的同樣畫作。

當年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的工作量非常大，所以有時在鑒定過程中也只能提快速度，以量取勝，這樣就難免會出現諸多的誤鑒或「走眼」情況。而且他們大都只鑒定到「四王」吳惲，對此之後的作品大多不屑一顧，更遑論是「海上畫派」的作品了。但如果要真正推翻他們當年的某些鑒定結論的確也很難，因為今人和後人已經不具備他們當年的某些鑒定條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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