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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胎」陳洪綬《鍾馗像》

蘇州博物館藏陳洪綬《鍾馗像》軸,紙本設色,縱124.5厘米,橫58.6厘米。圖繪鍾馗側面像,戴烏帽,有長鬚。左帽沿上簪白葵花一朵,及小白花與石榴花。衣上有龍紋圖案,腰間有玉帶;左手托一銅爵,爵中盛有蒲艾草,右手持一劍,此圖當是端午(端陽,農曆五月初五)時節應景驅邪避災之作。所謂「蒲觴」是指將蒲葉切成碎片,浮在雄黃燒酒杯盞中,飲之可避邪。《鍾馗像》以濃墨線條勾勒衣褶,遒勁而簡潔,線條粗中帶細,猶如折鐵紋,筆墨流暢精妙。圖右側有行書題跋曰:「乙酉端陽,老蓮陳洪綬為柳塘王盟兄畫於青藤書屋,勸蒲觴也。」下鈐「臣綬」(白)、「蓮白衣」(白)、「晚寤書堂」(白)三印。圖左下角鈐朱文方印「蘇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珍藏」。乙酉為順治二年(1645),時陳洪綬四十八歲。上一年(甲申,1644)大明王朝滅亡。

三胞胎」陳洪綬《鍾馗像》

蘇州博物館藏陳洪綬《鍾馗像》(顧氏過雲樓舊藏)

此圖曾著錄於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畫類五之中,顧氏在文中有云:「此幅鉤勒圜轉,不讓白描,且仙袂飄飄,具有『吳帶當風』之致。」上世紀50年代初,顧氏後人、時任蘇州市文管會委員的顧公碩先生(1904-1966)將此《鍾馗像》軸捐贈給了蘇博。

翁萬戈編著《陳洪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中卷,陳洪綬《鍾馗像》軸印在書中。在《陳洪綬》上卷《陳洪綬的繪畫》之《上:現存作品分析》一文中,翁先生說:「此畫有數本,散見著錄。因民間有過節應景,摹者很多,這幅當為祖本。」清人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卷十七中,也著錄有一幅陳洪綬《鍾馗》立幅,題跋為「老蓮陳洪綬為柳塘王盟兄畫於青藤書屋,勸蒲觴也」,無年款。錢塘吳氏舊藏。

1986年6月4日,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在蘇博對陳洪綬《鍾馗像》進行鑒定,結論為「資料」,參見勞繼雄著《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第肆冊(第1945頁)。楊仁愷著《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第肆冊中有按語云:「謝稚柳處曾藏有同名一圖,為絹本。此乃臨本。」(第1633頁)謝稚柳參與了蘇博的古書畫鑒定,難道關於蘇博藏陳洪綬《鍾馗像》的鑒定結論是謝先生的觀點?

謝稚柳所藏陳洪綬絹本同名畫作,其實就是張大千《大風堂書畫錄》(見筆者校注本,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7月版)中所著錄的《陳章侯<鍾進士像>》,右上方題跋文字與蘇博本完全相同,款下鈐「臣綬」(白)與「蓮白衣」(朱)二印。右下鈐朱文印「姜氏筱珊珍賞」。姜氏或是張大千友人、古書畫收藏家。

三胞胎」陳洪綬《鍾馗像》

張大千、謝稚柳、徐平羽遞藏《勸蒲觴圖》(又名《鍾進士像》)

謝稚柳所藏絹本《鍾進士像》軸,於1958年左右轉讓給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的徐平羽(1909-1986),並進行了重新裝裱。後來此圖出現在北京某拍賣公司2006年秋拍的徐氏「玉蓮齋藏畫專場」中,畫名為《勸蒲觴圖》(拍賣編號0063),縱126厘米,橫62厘米。估價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元。雖然經張大千、謝稚柳、徐平羽三家遞藏,但可能因真偽存疑而流拍。2008年4月2日的《中國文物報》上,發表了高鴻的《徐平羽藏陳老蓮<勸蒲觴圖>考辨》一文,考鑒此圖是偽作。

鄭重先生著《藝術大師程十發》(程十發藝術館2009年印行)一書中,也有一幅與蘇博陳洪綬《鍾馗像》一模一樣的《判官圖》,畫材與尺寸不詳。左上角題曰:「丙戊孟春,洪綬畫於靈鷲寺聞寒草堂。」下鈐「陳洪綬印」(白)。丙戊即順治三年(1646)。靈鷲寺或是杭州靈隱寺。此圖應非真跡,書法拙劣,疑似清末人臨摹本。蘇州博物館藏任熊絹本設色《臨陳洪綬<鍾馗圖>》軸(編號:蘇1-479)或是程藏本《判官圖》的「母本」。

三胞胎」陳洪綬《鍾馗像》

程十發舊藏陳洪綬《判官圖》(上海程十發藝術館藏)

《藝術大師程十發》中有一段記載:程十發在鑒定或收藏古書畫時,十分注重比他年長且更有學識的專家,在杭州有潘天壽、余天任,在上海有錢瘦鐵,並由其長子程助為此奔波跑腿。有一次將一幅陳洪綬畫帶給潘天壽鑒定,潘打開畫一看就說是陳洪綬的,舊裱頭;並對程助說:「畫是真的,你回去對你父親說畫是真的,信我就不寫了。」(第80頁)不知是否就是這幅陳洪綬款的《判官圖》?

三胞胎」陳洪綬《鍾馗像》

任熊《臨陳洪綬<鍾馗圖>》(蘇州博物館藏)

當年謝稚柳等人對蘇博藏陳洪綬《鍾馗像》軸的鑒定,可謂是「一錘定音」,也因此判處了此圖的「死刑」,以致一件有可能是陳洪綬真跡的畫作,因此未能列入全國古代書畫的統一編號之中。就因為謝稚柳曾收藏過絹本《鍾進士像》,而蘇博所藏紙本《鍾馗像》就被鑒定為是「臨本」?難道兩幅鍾馗圖就不可能都是臨本或摹本?或者是一真一偽?如就著錄而言,顧氏過雲樓本《鍾馗像》比張大千本《鍾進士像》至少要早六十年。

在古代繪畫作品中,時常會有「多胞胎」或「雙包案」(即真假包公之意)之作,即一件作品在圖像、題跋等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在印章、尺寸、材質上稍有差異。從理論上講,一稿多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從邏輯和常識上講,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兩幅完全一模一樣的同樣畫作。

當年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的工作量非常大,所以有時在鑒定過程中也只能提快速度,以量取勝,這樣就難免會出現諸多的誤鑒或「走眼」情況。而且他們大都只鑒定到「四王」吳惲,對此之後的作品大多不屑一顧,更遑論是「海上畫派」的作品了。但如果要真正推翻他們當年的某些鑒定結論的確也很難,因為今人和後人已經不具備他們當年的某些鑒定條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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