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起 方向：如何正確認識與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問題

對中國5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後，美國政府又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額外關稅，並威脅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另外2670億美元商品徵收額外關稅。當前，探討如何正確認識與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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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試圖改變多邊貿易體制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貿易戰絕不僅僅是針對中國，而是試圖通過一場全球性的貿易戰，改變多邊貿易體制。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1944年7月，44國代表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創建戰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會議，達成《布雷頓森林協議》。基於該協議所形成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以美元為中心的金匯兌本位制，美元與黃金掛鉤，其比價固定為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成員國的央行有權以這一比價向美聯儲兌換黃金，而成員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並保持固定匯率。憑藉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美國超經濟地發行美元，服務於本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導致美元在20世紀60年代泛濫成災，引發了三次大的美元危機。國際黃金市場掀起拋美元搶購黃金的狂潮，成員國央行則將持有的大量美元向美聯儲擠兌黃金。當1971年再次爆發美元危機時，美國黃金儲備降至102億美元，而外國央行的美元儲備則高達459億美元。顯然，美國難以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官價，尼克松政府被迫於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停止按官價兌換黃金。當時外國人持有的610億美元，也就永久性地喪失了向美國兌換黃金的權利。這是美國在二戰後第一次單方面廢除其主導的國際多邊協議，導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崩潰。這種反市場原則的賴賬行為，標誌著美國開始進入霸權衰落時期。

霸權衰落的美國沒有能力重構國際貨幣體系，但為了維持美元霸權，美國以武力威脅迫使石油輸出國就範，將美元與石油捆綁在一起，石油交易必須用美元定價和支付。而「美元—國債」迴流方式，使美元在全球的泛濫具有可控性。在牙買加協定浮動匯率體制下，美國依仗美元霸權，以單邊利益支配了國際貨幣體系。它基於本國利益改變貨幣政策，直接影響各國貨幣的匯率和利率，而各國央行必須相應調整本國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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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逆差根源於美元霸權

美國的貿易逆差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並且越來越大，根源於美元霸權。也就是說，美國享有通過印刷紙幣支付貿易逆差的鑄幣稅特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曾發出這樣的感嘆：為什麼人們沒有看破美元這位「沒有穿衣服的皇帝」。客觀地說，不是人們沒有看破「皇帝的新衣」，而是人們看到美元霸權與美國超強軍事實力的相互支撐帶來的嚴重後果。長期以來，這種孿生關係壓制了可替代美元的貨幣（如西德馬克、日元和歐元）的發展空間，各國別無選擇地使用美元。一種反市場的東西就成為了市場正常使用的東西。美元作為純粹信用貨幣也就成了國際上的主要定價、支付和儲備貨幣。但是，美元的這種霸權地位不具有可持續性。

2007—2009年的美國經濟大衰退導致美元狂跌，1盎司黃金的價格接近2000美元。美元匯率的劇烈波動，使它越來越不適宜充當國際支付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加之美國常將美元支付系統作為經濟制裁中的「長臂管轄」工具（使用美元的國際支付系統被美國政治化了，而不是凱恩斯主張的「純技術機構」），因此，「去美元化」正成為全球性的潮流。如歐盟正在籌建歐元支付系統；一些國家的相互貿易採用本幣結算；中國已啟動了不以美元計價和結算而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原油期貨交易等。當然，去美元化的主要障礙是各國匯率的不穩定性。導致這種不穩定的原因，除了作為主導貨幣的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的干擾外，主要是相關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缺乏協調。

可以理解的是，由於具體歷史環境的不同，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像尼克松當年那樣，僅憑一紙聲明就改變國際貨幣體系的金匯兌本位制。特朗普試圖通過一場全球性貿易戰施以高壓，迫使盟友和對手就範，以基於「美國利益第一」的單邊貿易體制替代多邊貿易體制。這樣，特朗普政府就企圖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這兩個關鍵領域，遏制相關國家的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確保美國利益凌駕於各國之上，美國也就再次「偉大」起來。

但美國霸權衰落到如此程度，「結束一個時代並迫使其放棄舊偽裝」，成就特朗普這樣的妄想非常困難，更遑論實現其「偉大的替代格局」（基辛格語），以單邊貿易體制替代多邊貿易體制。「特朗普現象」並非「尼克松現象」的2.0版。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不僅遭到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反擊，也遭到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反擊，更遭到美國地方政府、企業、商業協會和民眾的反對。這是尼克松廢除《布雷頓森林協議》時完全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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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贏才能通向更好的未來

儘管美國政府挑起的中美經貿摩擦是史無前例的，但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相比，在最壞的情況下，我國失去的是5000多億美元的出口市場，依然屬於局部性問題。但如果我國不能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失去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機遇，則將帶來嚴重的全局性問題。我國的製造業會停滯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導致社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途和命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個著名論斷，「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不僅適用於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更適用於170年後的當今中國和其他各國。即使對美國來說，第四次工業革命也關係到其霸主地位的沉浮。特朗普挑起中美經貿摩擦的主因，並非真要實現美國經常項目的平衡，而是擔憂中美在新工業革命中的零和競爭，會導致美國陷入「高收入陷阱」，失去霸主地位。人們應當看到，以機械化與智能化融合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了許多領域的科技創新，絕非一國靠一己力量就可以完全壟斷的。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共贏才能通向更好的未來」。

當前需要我們有理、有利、有節地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絕不會依賴美國市場來發展本國經濟，也不能將本國經濟發展與美國市場「脫鉤」。因為美國市場主導著資本主義生產所統治的世界市場。在馬克思看來，農業國若要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以公有製為起點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保持「與資本主義生產所統治的世界市場的聯繫」，利用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不能隔絕於世，舍此沒有他途。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極限施壓和訛詐，我們必須保持戰略上的定力，充分發揮政治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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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中國經濟新優勢

從根本上說，國際貿易源於國際分工以及各國在產業結構上的互補性。在社會分工企業化和企業分工社會化的當今，已超越了國際分工以不同產品為主的斯密—李嘉圖時代，產品部件的國際分工和同種產品在各國的差異化生產，已成為本輪全球化中國際貿易的基礎。由此形成的全球供給鏈和全球需求鏈奠定著各國合作與非零和競爭的基礎。這是全球化不可逆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中美需要建立合作與非零和競爭關係的客觀基礎。特朗普政府既不可能將全球供給鏈搬回美國，更不可能將全球需求鏈挪到美國。美國需要擁有近14億人口的巨大中國市場和產能。構建中美合作與非零和競爭關係，關係到我國維護長期的外部和平環境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要不畏浮雲遮望眼，善於撥雲見日，把握歷史規律，認清世界大勢。」我國應排除一切干擾，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中心，協調一切資源，利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機遇，形成中國經濟的新優勢，從而改變中美經貿格局。

（作者單位：廣東財經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廣東東莞理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原標題：正確認識與應對中美經貿摩擦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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