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考古？

文史 10-11

尼雅遺址

作者：陳勝前

摘自：

《思考考古》（三聯書店2018-2）

來源：三聯書店三聯書情（ID：sanlianshutong）

Q：

考古與盜墓

參加某個講座，有學生問考古與盜墓有什麼區別。幸虧他不是學考古的學生，否則，這個問題的潛在意思就是，考古與盜墓有區別么？考古就是合法的盜墓而已，盜墓則是不合法的考古。官方的說法是，考古是科學，盜墓是破壞科學。考古如何科學呢？盜墓又何以破壞了科學呢？考古與盜墓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王子今先生寫了本《中國盜墓史》，全面回顧了中國自古以來各種各樣的盜墓。不是所有盜墓都是非法的，據說曹操就曾經設立過「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官職，專門主管盜墓。盜墓的歷史極其悠久，沒有考古的時候就早已有了盜墓。先秦已有盜墓的記錄，秦始皇營造陵墓的時候都要考慮防盜。我們通常說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然而那些青銅器、碑銘、磚瓦等來自哪裡呢？大部分恐怕都來自盜墓，只是我們不能說盜墓乃是考古學的前身，說盜墓孕育了考古學也不合適。但是如果說沒有盜墓，就沒有考古學，好像還是有點合理的。

當然時代變了，如今我們已經擁有了考古學，盜墓應該告別這個世界了。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如果有盜墓的話，還要考古幹什麼？假如把現代的背景換成古代，那麼考古的那個位置正好是古代盜墓的位置。所以，把考古與盜墓相提並論也並無不可，只是它們是不共戴天的關係。但是，當代社會是一個科學社會，科學沒有首先發端於中國，所以從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多少有點陌生。當科學已經在全世界普及的時候，盜墓的位置已經為考古所取代，此時的盜墓就是考古最大的敵人！

在考古學還沒有誕生的時代，盜墓是發現古物的基本途徑；即便是現代，盜墓通常也是暴露考古遺存的途徑之一。次之，盜墓造就了某種財富，把古代的遺留視為財富，這是一種社會的構建，也就是說不是從來就有的。古物成為財富，不僅可以用於交易，而且可以傳家。文物無價，增值潛力巨大，這也助長了盜墓之風。對於我們考古研究者來說，倒是很需要思考一下，古物的價值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它們無價。盜墓者得到的是現實社會的金錢，而最後收藏古物的人獲得的卻是另一種財富。宋代金石學大家呂大臨有言：探其製作之意，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宋代文人從古物之中追尋三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因為文字記載太少，古物本身以一種直觀的方式記載了三代時期的風尚。最後，按王子今先生的說法，盜墓本身也成為一種文化，在中國這是一項歷史悠久的活動，盜墓與反盜墓來回鬥爭，其間承載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觀念、社會背景關聯等。

為非法東西做了一點辯護不等於說承認它就是合理的。在沒有考古之前，盜墓的確間接地催生了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古物之學，但是科學考古誕生之後，盜墓就在不斷地破壞考古的根基。盜墓有什麼害處呢？它的害處不是僅僅因為它違法，最主要的是

它破壞了考古材料的關聯

。考古材料就像一句話，它離開了情境關聯就會變得不可理解。最基本層次的關聯就是考古材料是時空關係，也就是考古地層，考古材料的水平分布與垂直分布，不同考古材料之間的相對關聯。就像犯罪現場，任何破壞或干擾都可能導致重要信息的損失，以至於案件再也無法偵破。盜墓人為地破壞了考古材料的現場，盜墓者的目的非常簡單，僅僅需要那些當時值錢的東西，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他們可能用漢墓中的竹簡當火把，殊不知他們破壞了極其珍貴的古代文獻，而他們尋找的金玉之器，反而價值有限。對於一個原封未動的墓葬來說，本來它可以講述很多故事的，如年輕夭亡法老圖特哈蒙的墓葬，它保持了一段完整的古代埃及歷史，而那些被盜掘的陵墓，所能獲取的信息就十分有限了。所以說，盜墓是科學考古的仇敵。

曾幾何時，考古研究者向盜墓者學習，洛陽鏟就是盜墓者的發明，現在也是考古者的利器。盜墓者的技巧就是識別土質土色，哪些土被擾動過，哪些土是生土，通過洛陽鏟鑽探取樣可以識別出來。這也算是盜墓者對現代中國考古學的一大貢獻。自從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後，盜墓之風又興盛起來。考古學者編輯的《文物地圖集》不料成了盜墓者的線索，考古學者編著的書籍也成了盜墓者的基礎，這可能都是考古學者們始料未及的。

考古人在辨別洛陽鏟鑽探出的土

盜墓不是什麼好事，但是它引發的問題是值得思考的。一個簡單的現象就是，盜墓者能夠滿足社會存在的某種需求，幾乎可以做到需要什麼就盜什麼，「服務精神」驚人。文物機構出售重複文物或許並不可行，文物借閱的想法是否更瘋狂呢？據我所知，文物借閱一直都是存在的，當然限定於某個階層中，這說明借閱是可行的。文物是有關古代的信息，就像圖書館一樣，應該是可以提供借閱服務的。如果經常能看到，何必一定要據為己有呢？既然某個階層能夠保證安全，沒有理由認為其他社會階層就必定不靠譜。盜墓的存在讓我們知道的一點是，人們存在文物鑒賞的需要，盜墓分子以非法的手段滿足了某些人這樣的需要。

當代考古學非常強調科學，強調考古材料的科學價值。然而，這裡我非常想強調一點，考古材料（即古代遺物與遺迹）不僅僅具有科學價值，它們還具有文化意義。比如一件碑刻不僅僅是史料，包含年代、社會歷史狀況等信息，它可能還是一件書法作品，反映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傾向，傳承文化傳統的意韻，前者是科學，後者是文化。記得美學家宗白華講過一個自己的故事，他收藏過一尊佛頭像，非常喜歡，他因此自稱「佛頭宗」。抗日戰爭時期，他不得不把佛頭埋起來，抗戰勝利後又挖了出來。這樣一尊佛頭，由於離開了出土關聯，科學價值有限，其意義主要是文化藝術上的，但是這樣的意義還是非常寶貴的。就當前考古學研究而言，多注意科學價值，而忽視文化意義。考古材料發掘出來，研究完成之後，基本就是束之高閣，從此難見天日。對於絕大多數不研究考古學的民眾來說，考古學的科學價值遠不如文化來得親切。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這樣的目標如何來實現呢？考古學恐怕還需要發展更多注重文化意義的研究，尤其是在史前考古領域。

Q：

考古學科學嗎？

課上課下都有同學質疑這個問題：考古學科學嗎？原因多是因為大家發現田野考古實踐工作充滿了主觀性，從地層的劃分到遺迹單位邊界的確定，從器物的定名到器物的描述，如此等等。研究者可能因為一時心情不好，或是不認真，或者僅僅是因為當時沒有看出來（事後幾乎沒有可能去修改所有原始記錄），錯誤也就鑄成了，這些材料就成了客觀的實物材料，被用來檢驗各種觀點。

還有更深入的質疑者比較考古學與經典科學（數理化天地生）的區別，他們發現科學都有自己的原理與理論，如物理學有牛頓的三大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地質學中有板塊構造理論、大陸漂移理論，生物學中有進化論、基因理論等，這些經過了眾多檢驗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更複雜的自然現象。考古學研究產生了什麼帶有普遍性的理論呢？得不出規律性認識的學科能夠稱之為科學嗎？也許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賓福德提出考古學要向人類學的方向發展——人類學是有理論的，雖然它的理論是不是科學理論還有頗多的爭議。

縱使我們就考古學是不是科學可能形成不了共識，至少我們的思考能夠深入一些，知道我們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首先，我們需要討論一下什麼是科學，科學與偽科學的關鍵差別在哪裡；其次，我們需要了解考古學是徹底的不科學，還是部分的不科學，考古學的科學性是否有層次之分；再者我們也許應該區分究竟是考古學不科學，還是中國考古學不科學，還是中國考古學中的某些實踐不科學；最後，我們也許應該回答科學是否是人類唯一有價值的認識論。

什麼是科學是個難以簡單回答的問題，推薦大家看看馬修·約翰遜的《考古學理論導論》第三章「作為科學的考古學」，廣義的科學定義視科學為知識的理性積累，那麼考古學自然是科學。但是狹義上哲學家們至今就科學的定義也沒有共識，極端強調客觀的有實證主義，認為材料必須絕對是客觀的，要剔盡主觀性；極端強調主觀的有費耶阿本德，他根本就不相信什麼科學方法，所謂的科學方法都是成功者的經驗總結，從來都不可能複製，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依從什麼方法。

我們不能準確地給科學下一個定義，不等於說大家不知道科學是什麼。科學與巫術的區別還是一目了然的，「它們之間的區別不在於想要的結果或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在於程序。科學通過一種程序或方法，通過它能夠得到可測的結果。每當程序出錯，它就會自行糾正。科學有效運作的關鍵在於符合準則、有條理的思考，且堅定承認實驗必須是可重複的」1。也就是科學的核心不是說科學不犯錯誤，而是能夠通過批評爭鳴，以及不受壓制的自由研究來糾正錯誤。以這個標準來衡量考古學，應該說還是合格的，皮爾敦人騙了考古學家幾十年，最終被揭穿了；藤村新一造的那麼多的假石器，最後還是露出了馬腳。對於不滿當前研究的青年學生而言，重要的也許不是理想的幻滅，而是對真理無悔的追求。也許今天你不能做到那麼準確客觀，但是我相信你終究有一天是可以達到的！

考古學發展到今天，頗有一些分支已經與自然科學融為一體，從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分子考古到地質考古、絕對年代學、生態考古等，考古學至少有幾分科學色彩了。所以說從研究考古材料層面上來看，考古學家研究材料的形成過程、材料屬性，面對的是相對客觀的對象，考古學可以說是科學的。也正因為如此，有考古學家願意把考古學看成是研究考古材料的科學。

碳14測年，為檢測文物年代提供了方法

但是，大多數考古學家是不願意這麼做的，他們還是希望通過考古材料重建人類歷史，重建人類的行為，於是這就要求考古學對考古材料進行解釋。解釋考古材料能不能歸屬於科學呢？顯然，這些考古學家相信發生過的事是客觀存在——無論我們知不知道，即解釋可以無限接近歷史的真實，但誰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已經找到了歷史的真實。這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直接檢驗是有所區別的，所以我把解釋層面的考古學視為亞科學狀態。後過程考古學家則主張多元的闡釋，認為不同立場闡釋都具有合理性，如男性與女性、中央與地方、社會上層與下層、殖民者與土著等，根本就不承認存在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真實，即便有也毫無意義。從這個角度上說，考古學就不那麼科學了，但同樣合理。

再一個問題涉及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問題，大部分年輕學子批評的、失望的不是籠統的考古學，而是中國考古學的現狀。中國考古學秉承地層學與類型學兩條腿，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這兩種方法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曾經還是高科技呢！現在出了什麼問題呢？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經濟學上，邊際效應遞減應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連續等量增加一種要素的投入，達到一定產值後，所提供產品的增量下降）的問題，剛開始時，解決一些相關性很高的問題，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問題越來越困難，方法的效用也就不如從前了。

還有一點更加關鍵，即任何方法的應用都存在一個適合度。真理與謬誤只有一紙之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運用地層學區分基本的地層單位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要用它來複原灰坑開口的原始形狀，就勉為其難了。用類型學建立相對年代早晚有合理之處，但用來劃分一個個明確的歷史發展時期，就未免有點匪夷所思。再如石器的類型，基本的區分還是比較可靠的，但搞到繁複又無意義的詳細分類時，也就走火入魔了。怎麼知道適合度在哪裡呢？主張某個方法的人定然認為它放之四海而皆準，科學的方法是通過批評糾正其中走過了頭的地方。批評爭鳴是不可或缺的。再正確的方法離開了其適合的範圍也都會成為謬誤。

最後一個問題，科學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論嗎？應該承認科學是我們人類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認識論。只有科學的才是正確的說法是科學主義的態度，而非科學的態度。對於中國的學術界而言，科學主義與反科學觀念是兩種截然相反但又普遍流行的思潮。科學主義者將科學視為正確的代名詞，認為任何非科學的東西都應該被取締，中醫自然難以豁免，連哲學也最好科學化；反科學者相信科學已走到了末路，指望一套類似玄學的東西能夠取而代之，也是痴人說夢。考古學希望採納的是科學的態度，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尊重客觀，符合現實。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Q：

考古學的真實性

真實性是當代考古學的最大挑戰。

這是一個需要從多個層面或角度進行思考的問題。不少學生放棄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現考古學似乎太不可靠，尤其是在實習之後。他們發現對於遺迹、地層、遺物等的判斷都有很大的主觀性，比如說，為什麼遺址中總有那麼多的灰坑？為什麼灰坑總是那麼圓？按土質土色手感來區分地層，為什麼每個人的劃分都不一樣？什麼叫在居住面上？什麼叫在房屋的填土裡？如此等等的問題都很難回答。總之，考古材料是由一系列的判斷構成的！自己的發掘尚且如此，別人的發掘就更難說了。即便是整理考古材料發表發掘報告的人，他所親手發掘的東西也是非常有限的。至於說其他研究者所基於的「第一手材料」實際上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判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考古材料就像文本，就像是被人們反覆編撰的書籍一樣，每一步都摻入了工作者的主觀認識。因此假裝考古材料是客觀真實的沒有什麼意義，我們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如何儘可能地避免這些主觀性；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能避免這些主觀性，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研究這些主觀性。當代考古學在這兩條路上努力，但是這種分裂式的做法還是受到批評的。世界並沒有主客觀之分，人為的劃分是一種割裂，而合在一起又必然是主觀的或是所謂唯物主義的。

就考古材料性質所發生的爭論就如同哲學的本體論一般，或者說這個問題就直接涉及哲學的本體論，世界存在的本質是什麼？是客觀實在？是人類認識或理念？還是其他的東西？考古學探討的實際上哲學也在探討，雖然對於大多數考古學家而言，這些問題應該留給哲學家去思考，考古學研究實物遺存就行了。然而，本體論的探討涉及考古材料的性質與範圍，它是否真實？它是否應該包括人們的認識及其背景？

當代考古學的下一個關於真實性的問題是認識論上的，即我們何以知道考古材料所能反映的問題。目前我們最能夠相信的是科學，而究竟什麼是科學，以及科學方法的本質應該是什麼，我想很少考古學家會關注。廣義與狹義的科學範圍相差甚大，從嚴格的邏輯實證主義到社會構建論，科學也在被解構。在科學方法之外，後過程考古學提出「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綜合社會各個層面的認識，就如同解讀藝術作品那樣去解讀考古材料，認為多樣的解讀是同樣合理的，最終哪一種解讀佔主導地位取決於社會潮流，而且認為所謂科學的方法同樣也是如此的。究竟哪一種認識更加真實可靠呢？也許你就不應該這麼問！總之，考古學家需要認識論，需要從認識論上去反思與構建。我們如何才能得到真實的認識？

在考古學的操作中，我們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考古工作真正有意義？考古學在發展過程中深受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商業主義等潮流的左右。究竟什麼樣的工作是對的，什麼樣的工作是錯的呢？考古學的真實性在這個層面上是倫理學的問題。如今我們說考古學應該服務於公眾，誰是公眾呢？所有的公眾需要都是一樣的嗎？

近代考古學的形成與民族國家興起關係緊密，如提出三代論的湯姆森就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普及，考古學參與到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構建之中。與此同時，在近現代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後發國家應對現實壓力的必然反應，脫離這樣的關聯來考慮中國考古學的思想觀念，自然是偏頗的。考古學家對於政治可以敬而遠之，但是它的影響並非不存在，所以，缺乏政治清醒的考古學研究是令人懷疑的。

以上我從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四個角度談到了考古學的真實性，這四個角度也是哲學的四個分支（還包括一個美學）。也許這樣的分析可以讓大家認識考古學與哲學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哲學思考對於考古學家來說必不可少。

陳勝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98年赴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攻讀博士，師從美國考古學協會主席、美國科學院院士弗雷德·溫道夫(Fred Welldorf)與「新考古學」開創者路易斯·賓福德(Lewis R.Binford)，2004年獲哲學博士。現主要從事考古學理論、考古學思想史、農業起源、石器分析、遺址過程動態解讀、史前藝術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