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明朝最大「昏君」如何在關鍵時刻取得抗擊日本侵略朝鮮的勝利

萬曆皇帝朱翊鈞

1592年的五月，大明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的桌案上收到了遼東巡撫郝傑向兵部發來的緊急奏報：「據朝鮮國王咨，本年四月十三日，有倭船四百餘只，從大洋掛蓬，直犯朝鮮，圍金魚山鎮地方，本鎮將領等督兵交戰，賊勢方熾，鎮城外人家盡被燒毀。」《萬曆邸鈔》萬曆皇帝迅速對此事作出重要指示：「者（這）倭報緊急，你部里便馬上差人，於遼東、山東沿海省直等處，著督撫鎮道官，嚴加操練，整飭防禦，毋致疏虞。」《萬曆邸鈔》這件事為「萬曆三大征」之一埋下了伏筆，也成了萬曆皇帝一生戰事上的經典事例。

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的「太閣」豐臣秀吉突然發動對朝鮮的戰爭，應朝鮮國王請求，明朝出兵救援，此次戰爭成了萬曆對外軍事的「萬曆三大征」之一。這場戰爭源於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的強大野心，意在實現雄心勃勃的 「大東亞構想」。作為大明近鄰，第一步就是要吞併朝鮮。從而利用朝鮮為跳板「假道入明」，進而侵略大明山河。《鈴木良一秀吉的朝鮮征伐》

豐田秀吉

這個出身極其底層的豐臣秀吉，隨著權力和慾望的催化，一時之間把東北亞攪動得四鄰不安，其在萬曆二十年率領號稱20萬大軍直驅朝鮮，其兵力配置，徑直成為「征明軍力編製」。僅僅幾個月，日軍在朝鮮釜山登陸，朝鮮國王對此反應遲鈍，終日沉湎於享樂，僅僅登陸二十多天就攻陷了朝鮮首都王京（漢城），俘虜了兩名王子和眾多大臣，國王逃出，當朝鮮大部分國土幾乎淪陷時，才向明朝求救《萬曆三大征》。這場勝利對於豐田秀吉來說太容易了，他曾輕蔑地說：「是何異斷睡人之頭乎？」與此同時，豐田秀吉認為大明也即將被征服，並提出二十五條的「大陸經略計劃」，其主要是：「擬把天皇移行到北京，日本的天皇擬由後陽成天皇的皇子良仁親王或皇弟智仁親王出任，豐田秀吉自己擬移駐日明貿易的港口寧波。《日本史之迷》

「壬辰丁酉之倭亂」

豐田秀吉對朝鮮通信使說，要朝鮮國王充當「征明嚮導」，大明一時之間彷彿山雨欲來風滿樓。兵部給事劉道隆指出，日本此舉非常明確：「先並朝鮮，而後犯中國。」禮科給事中張輔之說：「即今朝鮮不守，禍切震鄰，倭船四百，眾可十萬，朝鮮財物不飽其欲，必不安於偏舟海盜之間。」《經略復國要編》遼東巡按御史指出：「倭寇猖獗，萬分可虞。先是，許儀後傳報，倭奴先收高麗，再議內犯。今已破朝鮮，蓋鑿鑿左驗也。」當萬曆皇帝朱翊鈞正式接到朝鮮國王送來的緊急求救後，就戰爭進行首次正式表態：「朝鮮危急，請益援兵，你部里看議了來說。王來，可擇一善地居之。」根據萬曆指示，各部官員紛紛上書發表自己意見，反對的一片，支持的一片，一大疊上疏紛紛報到皇帝面前。最後在萬曆的決定下正式下發主動參與挽救朝鮮的指示，同時迅速任命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備倭經略：「宋應昌便著前往薊保遼東等處經略備倭事宜，就寫敕與他，欽此。」

萬曆戎裝畫像

然而這個宋應昌對此非常憂懼信心不足，同時被御史彈劾不稱職，宋應昌於是順水推舟請求辭職，理由是，既然被人懷疑「不知兵，何以號令將士？」。萬曆皇帝大怒，駁回宋應昌的辭職：「浮言反重於朝命，國紀何在？」最後命他全權負責援救朝鮮「將領以下聽節制，違者以軍法從事」。同時任命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集結四萬兵馬趕赴朝鮮。在萬曆的迅速決斷下，明朝軍隊開始進攻平壤，並獲得大捷。宋應昌的戰略是必須攻下在朝鮮王京的日本人，不然朝鮮不能收復，同時認為朝鮮所存儲的大量糧食足夠日本軍隊長期使用，於是「夜令死士以明火箭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大窘，乃棄王京去。」這種在根本上斷絕日本糧道的做法扭轉了戰爭的主動權。萬曆二十一年（1593）四月，雙發在漢城開始談判，日本提出了幾個條件，萬曆批示道：「朕以大信受降，豈追既往，可傳諭宋應昌，勸彼歸島，上表稱臣，永為屬國，仍免入貢。」《國榷》

明軍發動對日作戰

在如何收尾朝鮮問題上，大明王朝官員發表了各自看法，其中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曾偉芳為代表，認為應該更換朝鮮國王，萬曆皇帝認為其他方面他說的很有道理，但是對於更換國王則予以否決。

此後不久，萬曆皇帝給朝鮮國王寫信，批評了朝鮮國王對此次戰爭的失利的消極應對：「爾國雖介海中，傳祚最久……乃近者倭奴之故，有的人說你終日享樂，寵信小人，不體恤民生，不練兵防禦，前車既覆，後車不可不戒哉……」最後非常嚴肅地說：「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更不能抱有我們經常越過國界搭救為常事，如果今後你還這樣，『猝有它變，朕不能為王謀矣。』」就是告誡他我只能救你一次，再有事，我也管不了你了。《明神宗實錄》

這場戰爭，日本共投入軍力達二十萬之多，明朝從戰略上看清了日本龐大的野心，因此採取長期作戰的戰時體制，出動水軍和陸軍共9萬人。《明神宗實錄》，朝鮮的《宣祖實錄》統計明軍有出動十一萬人之多，也算得上明朝的長途奔襲和「以少勝多」的一次戰爭。

明朝將領接受日軍投降

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結果和方式雖然在歷史上存在一定爭議，但不能否認的是，萬曆皇帝在這場戰爭勝利上發揮了關鍵性因素。首先是萬曆排除干擾，否決了眾多不出兵挽救朝鮮的建議，「九卿科道依違觀望，今亦不必會議。」如果在言官們的彼此爭吵下，萬曆不在關鍵時刻拍板，恐怕在時間上就失去了對日取勝的機會，表明了萬曆在關鍵時刻的戰略決斷。

其次，選對了人，在御史彈劾宋應昌時，萬曆給予了嚴厲斥責：「宋應昌已奉命經略，只為郭實一言，遂畏避不肯前去，沿海邊務責成何人？浮言反重於朝命，國紀何在？倭報已緊，宋應昌可即擇日行。郭實懷私王奏，阻撓國是，著降極（級）邊雜職用。再有瀆擾的，一併究治。」同時賦予了他節制和生殺大權，讓宋應昌指揮和機動上有了信心。《萬曆邸鈔》最後是萬曆在見好就收上處置的較為適度，從高度上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和實力，將朝鮮挽救回來，不進一步將大明拖向戰爭泥潭，並對朝鮮國王提出警告，均表現了萬曆對這次戰爭的處理的高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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