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的 82 年裡，人類能守住地球升溫 1.5°C 的關卡嗎？

時值又一年的諾貝爾獎頒發季，2007 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在 10 月 8 日上午在韓國仁川發布了一份受到舉世矚目的報告，從科學角度評估寫入 2015 年《巴黎協定》的那個到本世紀末把全球平均氣溫升高控制在「1.5°C」的目標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該如何實現。

《巴黎協定》把升溫控制在 2°C 以內作為底線，同時把 1.5°C 作為一個「跳一跳爭取夠到」的高階目標。但是一方面，人類與 1.5°C 目標的距離關係到和底線還有多遠，另一方面，1.5°C 本身也不意味著安全，而只是相比之下後果還不那麼嚴重。同時，如果人類錯過了 1.5°C 再一不小心衝過 2°C，那麼誰也說不好迎接我們的會不會是一個「拐點」，屆時地球將由於海冰融化削弱地球反射陽光的能力、永凍土融化釋放甲烷（一種強溫室氣體）等等一系列自我加強的溫室效應而進入氣候變化失控的時代。因此，守護 1.5°C 目標事關全人類未來。

然而就在當下，人為因素已經讓地球升溫 1°C。在未來的 82 年裡，人類能守住 1.5°C 的關卡嗎？

IPCC 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於 1988 年聯合建立，旨在為氣候變化問題提供專業的科學評估。它本身並不開展研究，而是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對每年發表的成千上萬項科學研究進行評估，通報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事實。2007 年，它和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們擴充並傳播有關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化的知識，並為採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打下了基礎。

出席發布會的科學家說，這份《全球升溫 1.5oC 特別報告》是 IPCC 發布過的最重要的報告，也是傾注了最大力量的報告，它的三個工作組首次投入同一份報告的生產，從來沒有哪一份 IPCC 的報告涵蓋這麼多學科。

報告發現：雖然 1.5 度與 2 度只差半個攝氏度，但兩者後果的差異卻是不成比例的，比如：

相比把升溫控制在 2 度，控制在 1.5 度能使 2100 年時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減少 10 厘米，這意味著 1000 萬人免于海平面上升的威脅；北冰洋夏季無海冰的可能性為每世紀一次，而非至少每十年一次；珊瑚礁將縮減 70～90%，而非 99% 以上全部消失。此外，相比 2°C ，1.5 度下的極端天氣會更少，生物多樣性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玉米、大米和小麥的減產更少，面臨缺水的人口會少一半，以及數億人將免於陷入貧困。

「每一點點升溫都是要緊的，特別是因為升溫 1.5 度或更高會增加具有長久影響或不可逆轉的變化的風險，比如一些生態系統的消失。」負責評估氣候變化影響、適應和脆弱性問題的 IPCC 第二工作組聯合主席、海洋生物學家 Hans-Otto P?rtner 說。

雖然在《巴黎協定》中，世界各國首次對「2°C」的目標基本達成一致是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那仍然是一個悲哀的目標。1.5°C 是一個值得全力追求的目標。

然而現實是，就在當下，地球平均升溫已經達到了前工業化時期的大約 1 攝氏度。「更多的極端天氣、海平面上升、北極海冰減少以及其他變化已經讓我們目睹了全球升溫 1°C 的後果」，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首席科學家、負責評估氣候變化的自然科學基礎的 IPCC 第一工作組聯席主席翟盤茂說。而報告估計：如果按照現在的變暖速度，極可能在 2030 年到 2052 年之間，變暖 1.5 度就已經達到了。而根據報告中引用的數據，以目前各國根據《巴黎協定》要求制定的截止到 2030 年的減排承諾（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無論之後的承諾為何，到 2100 年的人為因素導致的升溫可能達到 3～4°C！但即便如此，根據新聞報道，目前各國政府仍然普遍不能完成各自根據《巴黎協定》自主設定的目標。

考慮到這些，想讓 2100 年升溫仍被控制在 1.5 度以內，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至於一位參加了《全球升溫 1.5oC 特別報告》編寫工作的美國科學家在報告發布前接受《衛報》採訪時說，距離實現 1.5°C 的目標，我們「連邊都不沾」（nowhere near on track）。

但是 IPCC 仍然認為這是可能的，只不過這意味著「需要在社會的各個方面發生快速、深刻的、史無前例的變革。」報告通過測算得知，這意味著到 2030 年，全球凈人為二氧化碳排放必須比 2010 年水平降低約 45%，到 2050 年達到「凈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同時大幅減少以甲烷（天然氣的主要成份）為主的其他促成升溫的物質的排放。相比之下，實現 2°C 則只需要在 2030 年前減少 20%，到 2075 年才實現凈零排放。所謂「凈零排放」，是指任何碳排放都要有等量的去除。

「快速、深刻的、史無前例的變革」需要在土地、能源、工業、建築、運輸、城市等各領域發生。這包括讓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減少能源消耗，護林造林，生態系統修復，採用資源壓力更小的膳食結構，使用碳捕獲和儲存技術等等。比如，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需要佔到世界電力的 70～85%。而在餘下的化石能源中，在安裝二氧化碳捕獲和儲存設施的前提下，天然氣可佔大約 8%，但是煤炭的使用則將幾乎降到零。此外，它還倡導普通人的行為改變，包括減少能源消耗和和轉向資源消耗更少的飲食結構。

全球變暖的確有可能隨著溫室氣體濃度的回落而回落。但是報告指出，如果允許溫度超出 1.5°C 的界限，期待未來降低二氧化碳濃度讓升溫逆轉，那麼人類就會更加依賴二氧化碳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手段。但是，這些手段在大尺度上運作的有效性是沒有得到證明的，其中一些對可持續發展構成重大風險。比如「太陽輻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向平流層注射二氧化硫等氣體以生成氣溶膠，或直接釋放顆粒物，來降低太陽對地面的輻射，以及「海洋肥化」（ocean fertilization）——向海洋中投放鐵、氮、磷等營養素來增加其生物量，以達到使海洋表層可以固碳，海洋深層和海底沉積物被用於碳封存的目的。而即便是一種最常規的二氧化碳去除手段——植樹造林，實施不當也有可能影響土地利用，衝擊糧食安全。

而更何況，報告還寫道：如果溫度超出 0.2°C，可能根本就無法部署充足的二氧化碳去除手段，而且，即便溫度可逆，此時很可能已經造成了大量不可逆的傷害，比如一些生態系統的消失。

因此，「先發展，後治理」和「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只會讓事情變得不可收拾。而趕緊行動，則有著明顯的好處。報告的《決策者摘要》中寫道：只有在顯著早於（well before） 2030 年世界碳排放量就開始降低，才能避免超出溫度界限，並避免在未來依賴於大規模部署二氧化碳去除手段。在 2030 年之前排放越低，2030 年之後實現成功控溫 1.5°C 的挑戰就越小。如果拖延不動，未來所面臨的風險包括成本升級，被鎖死在碳排放基礎設施，化石能源資產閑置，以及未來中長期應對手段靈活性的喪失。這被國內有的媒體以標題黨解讀為「全球變暖留給人類只剩 12 年，90 後五險一金白交了」。

在發布會之前的 10 月 1 日～5 日，來自 195 個 IPCC 成員國政府代表和科學家們就已經聚在韓國仁川，就報告展開討論並確定《決策者摘要》文本。IPCC 的工作方式是每隔五到六年動員全世界為數眾多科學家進行一輪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評估，如今已是第六輪。上一輪評估於 2014 年完成，其成果貢獻於 2015 年底的巴黎氣候大會的討論。那次評估詳細分析了升溫 2°C 的後果，但是並沒有對 1.5°C 進行深入研究。雖然最終「1.5°C」被作為《巴黎協定》中將 2°C 作為底線的同時將 1.5°C 作為值得爭取的目標，但是大家都不太清楚 1.5°C 的科學基礎是什麼，它會有什麼影響，以及該以什麼途徑實現。因此在次年，負責氣候談判並推進公約執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邀請IPCC 開展關於 1.5°C 的評估，並在 2018 年發布報告。

這個先定目標，再回過頭去搞明白這個目標意味著什麼的局面，似乎有點尷尬。這得從 「1.5°C」 的歷史說起。

1990 年，40 多個小島嶼國家和低地勢沿海國家組成了「小島嶼國家聯盟」，來強調它們在氣候變化面前的脆弱性。2008 年，其中的吐瓦魯委託德國一家機構對升溫 2°C 情況下對本國的影響，發現結果是災難性的。因此提出應當確保升溫「顯著低於（顯著低於） 1.5°C」，這個要求也成為了小島嶼國家聯盟的要求。

應該把升溫控制在 1.5°C 還是 2°C 以內，成為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主要爭議。結果是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將 2°C 作為首要目標，同時附帶說將會考慮 1.5°C 的可能性。

此後，將 1.5°C 作為目標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在一些科學家認為 2°C 不足以給地球一個安全的未來的同時，另一些認為 1.5°C 是不可能實現的。

2015 年巴黎氣候大會上，1.5°C 問題再次成為博弈的焦點，最終它被作為「顯著低於2°C」這個基本目標之外的高級目標。但是，1.5°C 當初是被作為一個政治主張提出來，在科學上它意味著什麼並不清楚。因此在巴黎會議之後，UNFCCC 才回過頭來委託 IPCC 對 1.5°C 進行科學評估。這才有了 10 月 8 日發布的這份特別報告。

可能有人會說，在 1.5°C 問題上，政治取代了科學。但是，在人類已然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時候，「未來應該由誰承受多大程度的損失？」就不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而關於 2°C 目標的由來，則具有另一種戲劇性。它的出現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紀 70 年代，當時科學家已經形成共識：人為因素正在造成全球變暖。但是提出 2°C 的不是一個自然科學家，而是一個經濟學家。這不是別人，而正是在 10 月 8 日當天 IPCC 發布會後 7 小時，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他當時結合自然規律、技術條件和社會經濟因素，初步算出合理的二氧化碳濃度上限應該是前工業化時期的兩倍，相應地地球會升溫 2°C。1990 年，一家瑞典的研究機構也將 2°C 作為可以接受的升溫極限。隨後這個數字進入政治領域，1996 年首先被歐盟採納，並在 2010 年首次被寫入具有約束力的氣候條約——《坎昆協議》。當時使用的語言是「低於 2°C」。2015 年，它終於被以「顯著低於 2°C」的措辭被寫入《巴黎協定》——人類迄今共識最廣泛、內容最全面、最有政治抱負的氣候協定。

2°C 也不是一個精確值，但它的意義在於簡潔有力，從而成為一聲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集結號。

仁川的發布會上，在場或在線的多位提問者反覆問在座的科學家：你們到底對實現 1.5°C 目標有多大信心？而科學家們反覆回答：作為科學家我們只能回答科學問題。就物理和化學法則而言，這是可能的，但問題是這還取決於政治決心和它們的制度，這些是科學家無法回答的。而這將是今年 12 月在波蘭卡托維茲（Katowice）舉行的第 24 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各國政府要回答的問題。

關於中國政府應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參與報告撰寫的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中國低碳能源企業已經全球領先，全球的減排、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對中國的技術發展和出口、經濟發展尤其有利。放眼未來，到 2040 年時，中國預計將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如果全世界處於一個和平、少災難的局面，對屆時中國的發展也是有益的，應對氣候變化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我希望中國能夠設立更強有力的減排目標。」

即便科學家們說我們只管科學技術的事，但這份報告不是沒有社會和政治的維度。

IPCC 在報告中表示：它試圖把升溫 1.5°C 問題放在減少貧困、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正的視野下看待。因為一方面，氣候變化本身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排放最少的人往往受到氣候變化最嚴重的衝擊，而另一方面，應對氣候變化意味著龐大的資金和技術轉移，這意味著創造大量新的就業機會，同時，原本高度集中的化石能源產業將轉型成為分散得多的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產業，這其實可以讓經濟有機會變得更加普惠——這似乎是如山的壞消息中的一個好消息。

面對記者關於氣候變化中的公正問題的提問，IPCC 第三工作組聯席主席、倫敦帝國學院環境政策中心教授 Jim Skea 回答說，他自己剛剛接受蘇格蘭政府邀請，擔任一個「公正轉型委員會」（Just Transition Commission）的主席，就是試圖回應這個問題。

「低碳轉型不意味著就業機會的減少，而是就業機會的增加。這其中會出現很多新的類型的就業，需要賦予勞動力以新的技能，需要改造就業市場的供給側，這些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來確保能源轉型是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展開的」，Skea教授說。

題圖為冰山 B-15， 來自 Wikipedia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