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漢景帝破壞祖制，逼反吳王劉濞，實為西漢滅亡根源

原標題：千古奇冤，漢景帝破壞祖制，逼反吳王劉濞，實為西漢滅亡根源

漢景帝三年( 公元前154年)，漢景帝任用晁錯，下令削藩，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吳楚七國起兵反抗，史稱七國之亂。七國之亂被漢朝中央軍和支持朝廷的封國聯軍迅速平定，這一事件持續時間不長，但卻對西漢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西漢政治體制從「郡國並行制」向事實上的郡縣制轉變的分水嶺。這一制度變革為王莽篡漢創造了條件，並最終讓西漢——新莽政權複製了秦朝的敗亡命運。

「七國之亂」並不是蓄謀已久，而是被逼上梁山

與長期以來的主流敘事不同，吳王劉濞並沒有蓄謀造反，他是被漢景帝的削藩政策逼迫，倉促起兵的。至今史料上沒有證據證明吳王劉濞預謀造反，實際上，吳國是在漢景帝下令削除吳國的會稽、豫章二郡時(吳國一共才有三個郡）才派人前往膠西國策動起兵，此前七國並無串聯。

晁錯等人鼓吹之所以「吳王必反」論，原因是吳王在漢朝初年分封諸王中最為賢明，也是活的最久的，吳國治理的非常好，國力強大，吳王深得人心，晁錯據此斷言，吳國必反，「削亦反, 不削亦反」。這是一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邏輯。

從當時漢代國勢、吳國自身狀況以及戰爭進程等方面看，吳王劉濞不可能是蓄意謀反。景帝與晁錯斷言吳王早有謀反之心的理由有三：一是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積聚謀反的經濟力量；二是誘天下豪傑，儲備謀反人才；三是長期詐稱病不朝，對抗中央。其實稍加考證即不難發現，這些理由均牽強附會。早在景帝徵求爰盎平叛意見時，這位曾做過吳相的老臣就反駁了景帝的觀點：吳國確有鑄鐵、煮鹽之利，但不足以誘致天下豪傑，其實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並且吳王也只是利用他們為吳干鑄鐵、 煮鹽之類粗活而已。其次，鑄鐵、煮鹽，發展地方經濟，並沒有錯。「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無論如何也與蓄謀造反扯不上邊。吳王稱病不朝也非對抗中央，而是源自其愛子在文帝時被皇太子所殺，文帝體諒吳王心情，賜几杖並准其免朝。既然文帝已開先例，吳王此時也的確年事已高，難以承受長途顛沛之苦，免朝自在情理之中。

由此看來，除了種種欲加之罪的惡意揣測外，並無吳國要造反的根據，並且，吳王是漢高祖劉邦時就建立的封國，此時吳王年紀已經很大，如果有預謀，他怎麼會在快要老死時才造反呢？

與晁錯等人的論斷相反，諸侯國並不天然具有造反傾向。吳楚等七國造反時，漢朝分封有諸侯國二十二個，其中的絕大部分沒有造反，反而幫助漢朝中央平叛，多數叛軍都是被支持中央的諸侯王國消滅的。

正因為七國造反並沒有預謀，所以叛軍實際上是臨時拼湊的烏合之眾，戰鬥力不強，在漢朝中央軍和支持漢朝的諸侯國聯軍打擊下，明顯處於劣勢，快速走向失敗。

七國起兵實為捍衛祖制，具備合法性

從漢朝國制的角度看，七國造反是有理由的。秦朝一統天下，建立了居關中以制天下的格局，在秦朝治下，最主要的社會矛盾就是關中與關東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僅是地域性的，更是觀念上，制度上的矛盾，即習慣於分封制治理的關東民眾不願服從法家高度強力的「秦法」管制。秦國故地的民眾已經習慣於秦法，而關東六國的民眾不接受，特別是楚國、齊國、趙國的民眾對於秦法抵制和反抗情緒最激烈。秦始皇初年秦朝朝廷上曾發生了一場分封制與郡縣制之爭，主張分封秦朝皇子於六國故地的一派失敗，秦始皇決定實現全面的郡縣制，引發六國民眾起而抗爭，是秦快速滅亡的根本性原因。

作為親歷了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劇變的當事人，漢高祖及其建國功臣的一代人，深知全面的郡縣制是取死之道，在建國之後迅疾確立了漢朝「郡國並行「的國制。即漢朝朝廷僅直接控制原秦國故地，而關東六國之地則廣泛建立封國，順應當地民情民意，以緩和關中與關東，秦法與六國舊俗之間的矛盾。這一制度作為漢朝的根本制度，對於漢朝初年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法統角度看，漢朝初年的皇帝並不是絕對君主，其治理天下的權力是與諸侯王共享的。漢文帝劉恆本身就是以藩王（代王）身份入繼大統，在消滅諸呂之亂的過程中，劉氏各諸侯王國發揮了巨大作用，其中漢文帝的代國貢獻並不突出。漢文帝並不具備比其他諸侯王更高貴的血統，他的即位，是各諸侯國協商的結果，也即他的權力合法性，部分來自諸侯王的授予。這裡諸侯王與朝廷之間，存在著一種契約關係：諸侯王不得謀取皇帝的最高權力，皇帝也要充分尊重諸王的地方自治權。這是漢朝初年政制的根本法。

漢景帝在晁錯的鼓動下，以莫須有的「吳國要謀反」理由欲削除諸封國，在諸王看來，就是對漢朝國制的挑戰。漢景帝激進的削藩政策，把諸侯國都看成潛在的造反者，事實上是意圖改變漢朝的基本制度——郡國並行制度。從這個角度看，削藩與反削藩之爭，並非簡單的權力之爭，而是從秦朝時期就開始的郡縣制與分封制之爭的繼續。因此， 「七國之亂」就具有維護郡縣並行國制的漢朝「護法運動「的性質，而不能視為一般的為了謀取最高權力的地方叛亂。

在當時，漢景帝的削藩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漢景帝和晁錯以強力壓制朝議，通過削藩政策，仍遭到與此事本無關係的外戚竇嬰據理力爭。作為推動削藩政策的主謀，晁錯的父親聞聽此事, 專門從老家趕來, 當面痛斥晁錯：「侵削諸侯, 疏人骨肉, 口讓多怨, 公何為也！隨之服毒自殺。

削藩政策缺乏遠見，導致西漢重複秦朝敗亡命運

急於削藩的漢景帝完全忘記了漢高祖建立封國制度的原初目的。其一，劉氏諸王是皇室的拱衛，諸王的力量足夠強大，就可以威懾朝廷內部的權臣，防止發生內變。這點在平定諸呂之亂中有明確的表現。其二，諸侯王國是關中與關東矛盾的緩衝，通過封國制度賦予關東地區一定的自治權，是順應民情民意的舉措。以小小的關中憑藉地利強壓人口眾多的關東，早已被秦朝證明為不可行。

七國起兵護法的失敗，事實上確立了朝廷隨意削除諸侯王國的權力，此後諸侯王國的領地和規模快速衰減，削藩成為大勢所趨。到漢武帝以後，諸侯王國已經郡縣化，不復為中央政權的拱衛，關東之地的自治權完全喪失。此後不過幾十年，西漢王朝就發生了嚴重的政治危機，關東與關中的矛盾再次激化，關東地區「盜賊」橫行無法可制。權臣王莽趁機篡政，已經被削弱到極點的漢朝宗室對此毫無辦法。而王莽改制只是加速了矛盾的爆發，讓西漢-新莽政權重複了秦朝的命運。

當年在秦滅之時，是楚地首先發難，繼而齊、趙起兵，諸侯並起以楚為領袖而亡秦。所謂七國之亂，也是楚、齊、趙三地起兵，而以吳楚為首。到了新莽滅亡之際，綠林、赤眉、銅馬三大義軍也是起自楚地、齊地和趙地。這種驚人的一致，當然並非巧合，而是證明了關中與關東的矛盾彌合之難，和漢高祖郡國並行制度的先見之明。最終，綠林軍率先入長安滅新，結束了關中的優勢地位，此後的東漢——魏晉王朝的統治中心轉移到關東，關中的二次崛起要等到近600年後的隋唐王朝。而對西漢王朝來說，真正的羞辱還在後面。公元25年9月，赤眉軍攻入長安，焚燒了皇宮，又把西漢帝王陵寑作為發泄的對象。赤眉軍頂風冒雪趕到今天陝西咸陽附近，「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

此情此景，令人聯想起項羽入咸陽，對於秦朝宮室進行大破壞的情形，西漢王朝複製了秦朝的命運，而其起源乃是公元前154年漢景帝盲目的削藩決策，不知景帝泉下有知，可會感到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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