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百年中國新聞實踐的核心理念

新聞屬文化的一種，受社會歷史、政治制度、經濟水平、價值觀念甚至技術的影響甚大。作為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產物，在不同的歷史時段，甚至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新聞價值的核心並不完全一致，其所呈現的內容和精神千差萬別。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創立標誌著中國新聞學的誕生，追溯歷史，中國新聞實踐和理念發展的主旋律就是契合中國社會文化、融入中國價值理念、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自覺之路。

中國新聞理念的傳統因襲與西方啟蒙宣傳

中國古代漫長新聞業留下來的遺傳基因相當強大，近千年來穩定的邸報系統一直是封建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傳播制度，對維護農耕社會的集權統治意義重大。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契合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因素影響至今，包括：政治新聞和官方媒體的統治地位、官文書文本風格的影響，以及來自御史台等監察官員的（符合機構程序和官方認定的）對封建體制內部各級官員的批評性文字等。不論現代人是否承認，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中國近現代新聞傳播的實踐與理念，是中國新聞學中無法忽略的歷史基因。

近代新聞業作為舶來品，伴隨著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貿易進入中國，在帶來新聞業全面發展要素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新聞理念。但中國新聞的實踐並不是完全按照西方新聞理論的邏輯進行的，而是體現出獨特的路徑。事實上，不是真實、客觀和自由的新聞理念，而是宣傳和教化的新聞理念先行進入中國，是基督教報刊率先帶來了報刊強有力的宣傳功能和教化功能。基督教報刊從19世紀前期馬六甲《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上附和中國文化的宗教知識宣傳，到19世紀中期上海《六合叢談》上的包裹了西方相對先進的天文地理知識的變相傳播，再到19世紀晚期上海《萬國公報》對中國社會弊病和改革路徑等問題的直接諫言，西方宗教報紙每一次與中國社會的深入嵌入，都成功地將報刊「宣傳」功能示範出來。而這種功能是歷史悠久的「邸報」系統所不具備的。

不同於世界近代報刊誕生與發展的經濟推動力，政治推動是中國新聞實踐的第一特色。國人對近代報刊關注的第一次高潮發生在清末維新變法之時。改良派知識分子用近代新式報刊鼓吹推動政治變革，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內，中國湧現出90多種新式報刊。

在嚴重的民族危亡面前，與其他進入中國的近代西學一樣，新聞的學術啟懞直接被救亡運動的工具性運用所替代。新聞事業強大的宣傳鼓吹功能，被近代報人直接打造成適應中國社會需求的救亡工具，救亡模式明顯貫穿於中國近現代新聞業的誕生和發展，引領著中國新聞業的實踐。在救亡模式下，新聞業首先強調了在改造思想、人心、人性、社會風俗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梁啟超的報刊「耳目喉舌」觀，嚴復等關於報刊「通上下」「通內外」的主張，均是針對近代中國信息壅蔽開出的藥方。革命派報人則大大發展了報刊宣傳的功能，甚至不惜放棄真實客觀的原則，實踐中報紙宣傳也的確發揮了巨大功效。孫中山讚歎，一份好的報紙抵得上十萬毛瑟槍，辛亥革命的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 甚至認為「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又引入馬克思的新聞觀和列寧的黨報理論，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發展構建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以溝通為核心的中國新聞實踐

不論是西方的新聞理論還是蘇聯的黨報理論，中國文化的強大之處就在於可以讓理論與中國社會實踐相結合而產生出中國特色的新聞學。新聞學在中國的落地過程也充分展示了這一傳統。中國新聞實踐並沒有體現出以西方新聞理論真實、客觀、自由為第一原則和要務，反而在適應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中，發展出以「溝通「為價值核心的新聞實踐與理念。「溝通」既是微觀新聞內容選擇的出發點，也是宏觀新聞業功能和價值的核心。

封建社會的邸報系統，僅僅是中央和各地方官員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對於開明統治者一直重視的民意，囿於社會制度和生產力發展的局限，難以搜集並通達上層。因此，當近代報刊進入中國，引發了一批知識分子的關注和實踐，他們希望藉助報刊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王韜讚許報刊可以「詢政行人，問老衢室，途議巷說，靡不收采」，發端於春秋時代的信息採集，成為中國近代報刊合法存在的歷史呼應，甚至成為「王韜辦報之哲學」。同時期的鄭觀應、陳熾等均有報刊可以「通民隱達民情」「防壅蔽」的主張，報刊作為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溝通媒介，可以「去塞求通」，有益於社會進步。

梁啟超提出的「耳目喉舌」 說，形象地表達中國報刊「溝通」的核心價值與功能。「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這一觀念強調了報紙作為社會有機體與社會既有組織機構和諧共處、輔助支持原有社會機器運轉的嵌入意義和功能。肇始於功能主義的報刊實踐，其基礎是中國實用主義的文化傳統和當時改良政治運動的時代要求。西方媒體「第四權力」或「第四等級」等獨立意識和結構主義的定位並沒有被中國社會所接納。

資產階級革命派並沒有完全重視和繼承「溝通」的核心理念，僅僅發揚光大了「宣傳」功能，長此以往，喪失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的發刊詞中指出：「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孫中山的「先知先覺」觀是將革命報刊和報人定位為社會紐帶，視其為「先知先覺者」，負有「策其群而進之」的天職。而發展為國民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並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新聞理論，一方面，管理者沉迷於對宣傳的過分相信；另一方面，從業者憧憬於西方新聞自由和獨立的幻想，使得國民黨的新聞事業在「統制」和「股份」之間游移搖擺，最終伴隨著政治軍事失敗而被淘汰。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非常重視新聞宣傳工作，將其視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動員群眾的重要渠道和手段，是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都非常強調媒介溝通黨和群眾的橋樑紐帶作用。毛澤東曾說，「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劉少奇更提出報紙是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樑。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領導人均強調黨的新聞工作中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歸結起來，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就是要堅持講政治，把握正確導向，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只有堅持黨性、站在黨的立場上，才能更好、更全面反映人民願望」。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基礎在於黨的方針政策和人民利益的最大程度的「溝通」，其統一的實現是對「溝通」的最大程度和最具理想化的實踐。

回溯百年來的中國新聞業，以溝通為核心的新聞實踐，是中國新聞事業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尊重彼此、協商、獲取最大共識的內涵，經受住了歷史檢驗，更符合東方和諧秩序的文化傳統，為中國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心課題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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