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懟特朗普，拒領奧斯卡，這才是他最好的電影

說到伊朗導演，大家能說出名字的估計沒幾位。

但有一位，肯定都有印象。

敢懟特朗普，拒領奧斯卡的阿斯哈·法哈蒂。

2017年，他的《推銷員》獲得第89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大獎。

然而，因為不滿特朗普頒布的「穆斯林禁令」，他拒領這座小金人。

他還公開表示即使撤銷禁令，也拒絕參加頒獎典禮，以表示對所有穆斯林國家的尊重。

《推銷員》是法哈蒂的第二座小金人。

今天說的這片，是讓法哈蒂獲得第一座小金人，堪稱他最好的一部影片——

《一次別離》

A Separation

電影開始，是一對夫妻申請離婚的場景。

妻子西敏想帶著女兒去國外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丈夫納德不同意。

因為家裡有患老年痴呆的父親需要照料。

兩人之間沒有感情問題，也沒有什麼狗血的出軌套路，只是考慮女兒的教育。

西敏堅持要帶女兒出國，於是兩人只好選擇離婚爭奪撫養權。

但是，法官判定兩人不能離婚，並且特梅（西敏與納德的女兒）還得留在爸爸那裡。

西敏一氣之下，收拾東西回了娘家。

在離開前，西敏請了一個女傭來照顧納德的父親。

某一天，納德回到家，發現女傭不在家。

而自己的父親雙手被綁在床頭，身體倒在地上。

納德很憤怒，把隨後回來的女傭臭罵了一頓，還質疑她偷了錢，要把她趕出去。

女傭爭辯自己沒偷錢，在門口推推搡搡中，納德用力將女傭推了出去。

這一推，就出事了。

女傭進醫院了，並且，流產了。

女傭的家人就開始和納德打官司了。

接下來的劇情充滿了懸疑色彩，各種不明確的線索逐步推進。

每出現一個疑點線索，法官找到的證人都各執一詞，像上演了一場《羅生門》。

每一個疑點，導演在當初都沒給出清晰的鏡頭，要麼是直接跳過，要麼是通過第三視角。

即便作為觀眾的我們擁有上帝視角，也看不清真相。

這讓劇情更加撲朔迷離。

第一個疑點，納德到底有沒有推女傭。

證人——納德的鄰居老太太。

她那天說女傭將垃圾弄到了樓梯上，女傭回答是自己頭暈。

所以，女傭流產有可能是自己暈倒，而不是納德推的。

第二個疑點，納德是否知道女傭懷孕。

納德否認了，女傭和她的丈夫卻肯定納德是知道的。

證人一——納德女兒的家教老師。

家教老師說，女傭從未說過自己懷孕，只是在一次談話中女傭的女兒說過。

但是，不能肯定納德聽到了她們的談話。

第三個疑點，女傭是否偷了納德家的錢。

偷錢，是納德趕走女傭的導火索，而女傭身為伊斯蘭信徒，堅決否認。

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了後來的推搡。

錢到底是誰拿的？可以肯定不是女傭。

影片快結束的時候，女傭的女兒跟納德說媽媽沒偷錢。

納德很平淡地回復，「我知道，而且我跟她過不去不是因為這個」。

那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很顯然，錢只是導演的一個工具。

錢在本片中無處不在。

女傭做工，是因為丈夫欠債，她需要錢養家。

女傭被懷疑偷了錢，被納德驅趕。

因為想要回當天的工資，女傭與納德爭吵，才被推倒。

因為女傭的丈夫急需錢還債，所以他們死咬著納德不放。

而納德最開始礙於大男子主義思想的自尊，不願承認自己推了女傭，不想給錢，繼而導致自己與女傭還有家庭的矛盾愈演愈烈。

導演用錢，激化納德和女傭之間的矛盾，將伊朗的中產階級和底層階級的矛盾暴露得更加徹底。

有意思的是，導演在最後安排兩個階級通過宗教解決了矛盾。

本來，納德還是決定用最實際最普遍的方式——錢，去解決兩個階層的矛盾。

結果，宗教讓事情出現了反轉。

納德讓女傭拿著《古蘭經》發誓，作為虔誠的宗教信徒，女傭猶豫了。

她吐露了孩子早已胎死腹中的真相。

納德父親去買報紙的那天，她被車撞了。

她綁著納德父親的那天下午，實際上是去醫院檢查，那時胎兒已經停止呼吸了。

影片中多次出現過宗教信仰與現實情況的對峙。

納德懷疑女傭偷錢時，女傭對著真主發誓。

在法庭上，所有人關注的是她流產的孩子，但她卻極力澄清偷錢的污名。

因為伊斯蘭教的教義里，偷竊跟搶劫、強姦等都屬於重罪，在過去是要被砍手的。

家庭女教師在法庭作證後，女傭丈夫找到她，用《古蘭經》起誓，保證自己的人品。

他覺得女教師為納德說了謊，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讓她拿著《古蘭經》發誓。

女教師最後反供，也是因為知道了納德原來是知道女傭懷孕這件事的，而她也曾起誓過。

兩方對峙的結果，讓我們看到，在伊朗這個特殊的國家，宗教信仰是可以壓倒現實的道德標準甚至法律條文的。

基於伊朗的電影審查制度，阿斯哈·法哈蒂多次表示不會輕易涉及政治。

他的作品幾乎是圍繞著現實展開：離婚、移民、生活的謊言等，但每一個看似瑣碎的片段都指向政治批判與社會思考。

《一次別離》就是藉由中產階級的家庭困境，影射出「體制、宗教、階級、信仰」等一系列矛盾。

2011年，該片在柏林電影節亮相，斬獲金熊獎、最佳男演員銀熊獎、最佳女演員銀熊獎。

2012年，它相繼榮獲了第8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第69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第6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影片等多項國際獎項。

2016年8月，《一次別離》被BBC評為「21世紀最偉大的100部電影」之一。

法哈蒂知道如何巧妙避開審查，又能輸出自己的觀點。

影片開頭，納德與西敏離婚，其實就頗有意味。

納德不願意拋下的父親，意味著伊朗傳統的過去。

納德與西敏女兒特梅，則是伊朗不明確的未來。

西敏代表著伊朗的妥協派，放棄過去，向西方文明靠攏。

而納德是強硬派，在時局不定的現狀下，他不想失去傳統，也不願放棄未來。

當西敏質問納德，「他還認識你這個兒子嗎？」

納德說，「他不必認識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親就可以了。」

他依然對未來抱有希望，期待著這個背負著沉重歷史的國家重獲新生。

當法官讓西敏陳述帶女兒出國的理由，西敏說：「我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

法官問：「在哪種環境」？

西敏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但是觀眾已經知道答案。

無聲勝有聲，這就是導演的高明之處。

當納德和女傭鬧上法庭時，有一個細節。

特梅和外婆在法庭外複習歷史知識，說了一句話，「在薩珊王朝時期，人們分為兩個階層，上層特權階層和平民百姓」。

導演指向的是伊朗現代化表象之下，始終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

片中的這兩個家庭，中產階級的納德和底層階級的女傭。

在法庭中，納德身為上層人士，滿懷自信，輕鬆地掌握著話語權。

而底層人士的女傭和她的丈夫沒有任何辯駁的能力，只知道強調事實，或者激發暴力。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證人們和法官偏向了納德一方。

這種階級差異性幾乎牢不可破，會一直延續到下一代。

就像納德的女兒跟女傭的女兒輕易從好朋友成為敵對方一樣。

影片結尾的處理，很引人深思。

西敏和納德還是決定離婚，而女兒成了他們最大的牽掛。

在法官的詢問下，特梅說已經決定離婚後跟著誰。

然而，每次說完那句「決定了」，特梅就又陷入沉默。

一直重複了四次，特梅始終沒有說出她的答案。

導演看似安排的是一個孩子的選擇，但抉擇的是一個國家的方向，所以說出口才會那樣艱難。

法官只得讓特梅的父母暫時迴避。

鏡頭隨著納德和西敏走出了房間，兩個人隔著一面玻璃窗，距離很近，卻讓觀眾覺得很遠。

女兒特梅最後會選擇跟母親出國，徹底被西化，還是像父親一樣留下，對國家未來保持期待？

導演又留下了一個不確定的答案。

法哈蒂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當我拍攝電影時，我會預設我的觀眾像編劇一樣聰明，能夠看出其中的複雜性。

所以，他在影片中不斷留出空白，讓觀眾自己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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