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我不想因為我的研究讓它們失去生命。」

趣味 10-13

「老師，那些動物好好地活在外面，我們不想因為我的研究讓它們失去生命。」這句話給我很大的觸動，我沒有想到對於生命的擔憂會發生在這一刻，而對於研究意義的迷惘就發生在我的身邊。當時我嘗試去解釋，但是至今我也不知道這個學生有沒有改變想法。很多人可能覺得保護研究就是去保護所有的生命。但其實我們不是獸醫，也不是救助站。但這意味著經過這些之後，我們會變得麻木嗎？其實也不是。

這段話，來自物種日曆作者

李彬彬

的演講，她是崑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從事野生動物保護研究。野生動物保護是做什麼？我們來聽聽她怎麼說。下周六（10月20日），李彬彬還將在物種日曆專場演講上開講，可以<戳這裡詳細了解>。

李彬彬演講完整視頻

以下為李彬彬演講節選

那一刻我受到了觸動

當我跟很多人提到我的研究方向是自然保護的時候，很多人會突然一愣，然後尷尬又不失禮貌地微笑，但其實臉上就寫著兩個字：什麼？我身邊還有很多朋友對我的工作有誤解，他們要麼覺得我整天是遊山玩水，句號——沒有任何其它事情了；要麼覺得我身處在水深火熱當中——需要風餐露宿，很辛苦；還有的人覺得我可能像聖母，只要遇到死了的傷了的小動物都要發給我看。大部分的時候我可能也就一笑了之。直到今年夏天的時候，我收到了一個學生的微信，內容很多，但其實主要的信息就是：老師我不想打死老鼠。

當時我在印度帶著另外一個團隊，而她在中國負責跟印度研究相平行的研究，我們是想看放牧，也就是散養家畜對於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而生物多樣性其中一部分工作是關注小型獸類，也就是大家口中所說的老鼠。當時我很著急，因為項目馬上要開始了，於是我一個電話打過去。電話對面先是一陣沉默，接著我聽到了淺淺的哭泣的聲音，我心裡一揪，就趕緊問到底怎麼回事。學生說：「老師，那些動物好好地活在外面，我們不想因為我的研究讓它們失去生命。」

這句話給我很大的觸動，因為我沒有想到對於生命的擔憂會發生在這一刻，而對於研究意義的迷惘就發生在離我這麼近的身邊。當時我嘗試去解釋，但是至今我也不知道這個學生有沒有改變她的想法。這是很多人可能都有的一種固有思維，無關對錯，他們可能覺得保護研究就是去保護所有的生命。但其實我們不是獸醫，也不是救助站。

保護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拯救每一個生命，它針對的是生命的一個集合

，而這個集合可能是一個物種，可能是一個生態系統，也可能是更大的、所謂的生物多樣性。而當這成為我們的研究目標的時候，我們去關注的是更大的一個問題：需要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評估動物門現在生活得好不好，它們有沒有面臨新的威脅，需要怎樣的措施可以更長久地維持它們的繁衍生息。

所以當時我向她解釋，其實小型獸類是我們了解得很少的一類群體，相對於大型哺乳動物，大象、獅子，或是鳥類，小型獸類的很多種類都不為科學界所知。然而要了解它們到底是哪一種，就需要用殘酷的方式去取樣，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要看它們的頭骨是什麼樣子，它們的牙齒是什麼樣子。這也就意味著說，我們需要殺死個體。但倘若沒辦法準確地確定這個物種是什麼，就無從評估它的數量、它的分布、它的狀態，更無從去提及怎樣提出更好的保護建議。

我們可以選擇去在意每一條生命，但是有可能我們會錯失去拯救一個物種命運的機會。所有的保護建議，所有的拯救措施，都是要基於數據之上的。沒有這些研究和數據，當我們再去跟其他的利益或者決策相博弈的時候，可能就只剩下情懷二字。這二字聽起來看似強大，但其實卻是弱不禁風。所以很多時候我們

必須要克服內心的恐懼

，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很殘忍，但是下一步我們想的卻是怎樣

帶著敬畏的心情

去研究它們

——怎麼樣去科學地設計取樣的方式，更好的用最少的數量證明一個問題，怎麼樣減少動物的痛楚，或者它們死亡的痛苦。

但這意味著經過這些研究之後，我們會去適應，或者漸漸不再去感到難過嗎？其實也不是。

因我而死去的鳥

我依然記得當初因為我的失誤而死去的那隻鳥。

這個故事要回到美國的一個地方，很多人可能知道佛羅里達，還有邁阿密，在它的最南端有一個地方很多人可能去過或者聽說過，這個地方叫做KeyWest（基韋斯特，美國佛羅里達群島最南的一個島嶼和城市），在KeyWest的東北100千米的地方有一片海島，它其實是一個國家公園，叫做干龜國家公園。

很多人乘船來到這裡主要是為了看這裡的碉堡，看它的文化意義。但他們可能不知道，其實在這個碉堡的後面，是一些重要的海鳥的繁殖場所，這其中就包括我們研究的一個物種，它叫做

烏燕鷗

。這個物種每年大概二、三月份的時候就會來到這裡繁殖，我們也會來到這個地方年復一年地調查它們的數量：我們捕捉正在繁殖的烏燕鷗，給它們帶上腳環（環志），放走，第二年再捕捉和統計數量，

從而了解整個種群數量和繁殖成功率

。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用的是鳥網，因為鳥網很細，很多鳥飛過的時候看不到這張網，就會被纏在網裡，當你把鳥解下來的時候它是活的，給它戴上環，它就可以飛走。但是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是海風太大，所以這些鳥撞到網裡之後會纏好幾圈，根本解不下來，不管是對於鳥還是對於人來說都是一種痛苦。

烏燕鷗正在育雛。

後來我們用回到最原始的方法。不像其它一些鳥類會做很漂亮的窩或是很精緻的巢，這種鳥活得很粗糙，在土地上隨便刨兩下，它就覺得這是一個窩，會坐下來產蛋孵蛋。利用這個特性，我們可以走到它跟前，抓起不願意放棄自己寶寶的燕鷗，快速帶上環志，稱重測量，趕緊把它們放回去。但這就要我們在它繁殖最重要的時間進入到它的繁殖地，而且還在不經意間踩碎了一些蛋，發現這個問題後我們立馬終止了這種調查方式，開始了另一種。

圖片上是我，我拿的就是後來用來捕鳥的工具。它其實是一個撈魚的漁網，剛拿到漁網的時候我還疑惑說怎麼可能拿這個來捕鳥，鳥在天上飛，魚在水裡游，我拿著漁網去撈鳥？經過一兩天痛苦地掙扎之後，我發現其實是有辦法的。這些鳥會從繁殖地起飛，懸浮在低空當中，等風一來它們會乘著風出海捉魚。所以在風來的這一瞬間，是有機會從後面它看不到的地方一網把它撈住的。經過一些訓練之後，我們每個人每天基本上可以撈到三四十隻鳥。起早貪黑去撈鳥不是問題，手臂酸疼也不是問題，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因為海風很大，鳥飛得很快，所以網的速度必須是要有的。這麼長長的一個網，在海風的這種吹襲過程中，是要花費更大的力量的，這個時候就可能會發生悲劇。

當時我撈一隻鳥的時候，手裡突然一顫——我沒有撈住它，而是打到了它，接著我就看這隻鳥落到了地上。我跑過去撿起這隻鳥，發現它翅膀已經折斷了。而就在幾分鐘之後，我另外一個同事也由於相同的原因打斷了一隻鳥的脖子。因為這個地方離主島很遠，把它們送到救助的地方很困難，所以當時決定進行人道處死。不管是我們兩個當事人，還是我們的同事，還是已經工作了50多年的老教授，所有人的心是崩潰的。我們停止了所有的調查工作。我本以為經過這麼多年的調查，我可以坦然面對這樣的意外，但這時我發現不是的，我發現那種自我責難，就像暗自生長的黴菌一樣，根本無法抵擋。海風吹在臉上，淚就不自然地流了下來。我給它餵了最後一口水，把它放到了小箱子裡面送到了老師的船艙。「它很好，」他說，「沒關係，後面的事情交給我，你去吧。」

每次回想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內心還是會有波動。但是當你問我後不後悔參與這個調查，後不後悔去抓這隻鳥，我依舊會說，

我認為這是值得的

。倘若沒有這年復一年近80年的調查，我們不知道它們會飛向非洲去覓食，回到這裡來產卵；我們不知道一些鳥有著74歲的高齡，還依舊重複著這條道路回到這裡來繁衍生息；我們更不知道讓這些鳥死亡的最大原因不是別的，其實是海上的颶風，而由於氣候變化的原因這些颶風的頻率一次次地增加，它們的未來會面臨更加危險的處境。

如果不是基於數據、研究，這些結果永遠不可能以這麼清晰的方式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想辦法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我們可以利用現在的科技，比如說給一些鳥佩戴上衛星定位系統，這樣我們只用捕捉很少的鳥，就可以更詳細地獲得它遷徙的路徑和情況；我們不再去捕捉個體，就可以直接通過糞便里、毛髮中的DNA鑒別；或是我們研究出通過足跡就可以識別熊貓、大象、北極熊的個體甚至到它們的性別和它們的親人關係的方法。

這些方法在一步步幫我們向更好的方向發展，怎麼樣用有限的數據在最短的時間內回答我們應該去保護誰。這是一個先後問題，我們不可能保護所有的物種，我們重視的是那些已經瀕危的或者是一個地方特有而其它地方不可能再出現的物種。這也就意味著在個體生命和物種的命運抉擇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傾向其中一個。

去傷心絕望還太早

我們在研究這些動物的過程中，很多時候發現就算我們盡再大的力，它們還是一個個的從眼前消失，在我們的奮戰之下，還是有一片片的棲息地被蠶食。這時候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去絕望，去傷心，我們真的走到了盡頭了嗎？

我記得我在美國讀博的時候，我的導師站在台上，有人在台下問他，現在

我們面臨一場場的敗仗，為什麼你還覺得地球有希望？

我的導師說，因為我的學生，他指向台下的我們，一個個把我們的名字點了出來。當時我內心是感動，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感。直到我成為一名老師，發現有這麼多的學生和年輕人願意投身到這個行業當中的時候，那是一種觸及內心的力量。但我也深知在這條路上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困難不是因為這件事，而是因為對於人的誤解。

這個暑假我接到了我的野外嚮導的一個電話，當時是美國的中午，中國夜裡12點。我當時很著急，因為12點打來的電話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他在電話里說，你的學生喝醉了，在我這哭。我當時很懵，跟我想像的問題不太一樣，我先責難了他一番，問是不是你做錯了什麼事情？他說跟我沒有關係。幾通電話之後我了解到，這是一個三個女生組成的團隊，她們在野外工作，當地人很支持很配合，但是有的時候會開玩笑說，你們是從城裡來的，是嬌氣的女孩子，是官二代、富二代。面對這些稱號，這些學生心裡是不好受的。她們咬著牙，哪怕腳崴了，也要繼續上山，因為她們不想帶上這樣一個名號。

這些壓力和阻礙往往是來自於一種偏見。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寫給想要做自然保護女生的一封信》。當時我收到了很多的來信，很多女生，也有一些男生說他們在選擇不同專業的時候遇到的困難和瓶頸。我本來不想再去提這個事情，但後來發現我認為已經慢慢消失的偏見還是一次次地打在這些年輕人身上，這時候去說這個問題不是執念，也不是矯情，而是希望給那些還在自我懷疑，還在和偏見做鬥爭的年輕人一個肯定。

決定成功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你的類別

。如果像大家所說的，經過這些淘汰，留下了所謂合適的人，那為什麼保護上面我們還在經歷一次次的滑鐵盧，我們還在失守一座座的堡壘。真的存在所謂合適的人或者合適的方法嗎？我想不是的，我想用保護生物學裡面一個泰斗的話來去想這個問題，他說，「The education of women is the best way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拯救環境最好的方法是給予女性教育，給予她們力量，給予她們改變的空間，去調動世界上另外一半的人口。在我們還沒有窮盡人力和智力的時候，還太早說人類沒有指望。在我們還沒有去發掘和調動人性中最美和最有智慧的一方面的時候，還太早去傷心絕望。

我經常有這麼一個疑問，到底保護研究值不值得去做？可能我現在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答案，但至少我可以肯定的是

需要有這麼一群人

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去收集每一個數據，去系統地用科學的方法回答數據後面的信息，用這些信息去評估我們之前的成與敗，去指出下一步的可能性。

需要有這麼一批人

不被感情左右、不被道德綁架，去分析我們的痛處在哪裡，去縫合我們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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