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幾百名孩子進行掃射，這場慘無人道的屠殺竟存在於21世紀！
原標題：對幾百名孩子進行掃射，這場慘無人道的屠殺竟存在於21世紀！
陰鬱的森林裡，十幾歲的孩子們面色驚恐，奮力逃亡。
伴隨著槍聲，他們一個又一個被擊中，倒下。
這不是一場「獵殺遊戲」，而是2011年發生在挪威的真實慘案。
《7月22日》
那年7月22日，汽車炸彈和夏令營屠殺先後發生。
共計77人死亡，300多人受傷。
這次事件被稱為於特島慘案。
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挪威境內發生的最為嚴重的暴力襲擊事件。
故事根據它改編，冷靜克制，高度還原了整個過程。
導演是執導過《諜影重重》和《綠色地帶》的保羅·格林格拉斯。
有了電影想法後，他最先看的是大量證詞，再後來事件報告也讀過，包括生存者互助會的活動也深入參與。
本片獲「金獅獎」提名，被外媒稱為「技藝精湛的現實題材力作」。
不同於以往的同類型題材，本片以倖存者身心修復的艱辛歷程切入，同時，也揭示了對恐怖分子的審判過程。
前半部分毫不拖泥帶水，一氣呵成；後半部分的「餘震」和救贖，同樣戳中人心。
兇手與律師，受害者與家屬，政府與媒體。
三條故事線並行，碰撞出了驚人的力量，使得電影有了更深刻的立意。
影片開場很特別，兇手竟第一個出現。
鏡頭裡的安德斯在有條不紊的配置炸藥，隨後他將其裝上車，自己換上假警服，調試著槍支。
一切準備妥當，他開車來到政府區域，接近首相辦公樓的地方。
將載有炸藥的白色貨車停靠在樓下，他點燃炸藥後，隨即離開。
儘管安保人員在監控里注意到了可疑車輛，但確認需要時間。
還沒剛開始查車輛信息，那邊伴隨著一聲巨響，就已成了一片火海。
周邊大樓，街道的玻璃全被震碎，還造成多人受傷，8人死亡，損失嚴重。
在附近辦公的首相，為了安全起見，也抓緊轉移。
同時，市中心進入警備狀態。
與市中心的混亂相反，安德斯非常泰然。
他正驅車前往於特島，按照計划進行第二次襲擊。
而此時的島上，有幾百名正參加夏令營的孩子們，他們搭帳篷，聽講座，踢足球，對接下來的活動充滿期待。
可是，這一切都被突然的爆炸毀了。
他們得知消息後很擔心，紛紛給在大樓里工作的父母打電話，確認是否安全。
然而，他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將經歷什麼。
安德斯借著警察的身份，聲稱是被派來支援安保，做突發事件的報告。
他讓老師集合所有人，然後光明正大的提著武器，乘坐輪渡，登島。
雖然聰明的老師在交談中察覺到了異樣，但已無濟於事。
安德斯舉起槍，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屠殺。
整個過程觸目驚心！
在院落里，在會議大廳，聽從安排前來集合的學生們就如同等待捕殺的「獵物」一般。
而逃出來的孩子們又是狂奔，又是躲在峭壁懸崖下，或是裝死，或是打電話求助。
名叫維亞的男孩，就是在恐慌中撥通電話的一個。
可就在掛斷電話沒多久，在峭壁上的他和同伴就被安德斯發現。
維亞的四肢和頭部多處中彈，生命危在旦夕。
好在，他等來了真正的警察。
讓人意外的是，面對警察，安德斯沒有任何抵抗，他放下武器，「聽話」的趴下等待被捕。
難道他這麼快就認錯了么？
並沒有。
安德斯是在等待第三次襲擊。
作為一名極右翼分子，他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偉大的，口口聲聲為了全歐洲。
而殺掉精英人士的孩子，明日的領導人，是自己對歐洲的獻禮。
可以說，整個審判過程，他都一副「我主導著一切」的架勢。
安德斯指定著名律師蓋爾代理辯護，說自己有同夥，提出和政府首相談判。
那副面孔讓人覺得可怕，感到厭惡。
然而，當蓋爾了解安德斯不幸的童年後，向他提出能以偏執型分裂症為其辯護的時候，安德斯卻拒絕了。
因為他想以正常人的姿態，來證明這場襲擊有意義。
在法庭上，面對鏡頭，他帶著笑意，沒有一絲後悔的跡象，宣揚著自己所為的正義。
影片對敏感問題沒有逃避，用冷峻的台詞，引發思考——
當大量移民湧入，新的文化與當地文化發生衝突時，政府該怎麼做？
正如導演在首映上說的，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就是想告訴人們，暴力屠殺永遠都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因為這些人打著保護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旗號，做出的卻是與恐怖分子一樣的事。
這永遠不會被理解，更不能被原諒。
用生還者的重生去對抗恐怖主義。
這場「戰爭」關乎國家，也關乎每一個人——
維亞腦部中彈，做開顱手術，總算撿回一條命。
然而，遺留在他腦幹周圍的碎片，又隨時能危及他的性命。
肉體上的痛苦，艱難的康復訓練，還有日日夜夜纏繞著他那可怕的屠殺場景。
同伴的死亡讓他無法正視生活。
「這需要時間恢復」，一度是維亞覺得最可笑的一句話。
人可以如此脆弱，也可以如此堅強。
從喪失生的慾望，躲避出庭；到敢於面對同伴，站上法庭，控訴安德斯的罪行。
維亞終究還是站了起來。
借著審判的「口」，它對「暴力襲擊」給出了最有力的回擊：
這樣的事件不會打敗我們，不會改變我們，兇手的目的無法得逞。
傷者有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勵，兇手則永遠是孤立無援。
事實確實如此。
安德斯指定的律師，承受著家人被威脅的痛苦，仍然替他辯護。
不是認同他是「英雄」，純粹是出於職業道德。
可笑的是，安德斯一向崇拜的某位右翼派人士，同樣看不起他。
雖然答應出庭陳述，但在法庭上，那人否認了安德斯做的一切。
更可悲的是，安德斯的母親也拒絕為他出庭。
沒有一個人願意為他的行為辯護。
可以說，《7月22日》是一個家庭掙扎著繼續生活下去的個體備忘錄，也描繪了這個國家的治癒與和解之路。
整體基調陰鬱而低沉，卻也沒有大悲慟，同時，它還刺激著人們最敏感的神經。
至今，廠長都記得最後一幕：
安德斯面前是監獄冰冷的牆壁；而維亞面前則是浩瀚荒野。
雖然肆無忌憚的危險依然存在於我們身邊。
但還是那句話，暴力從來不能迎來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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