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統治世界的幻夢，是自大還是自卑？

撰文/張宏傑

一

從日本派出第一支使臣隊伍起，中國就把日本列入屬國的行列。在中國看來，這個大海中的島國和其他小國一樣都是不足道的蠻夷。他們只知道，這個島國上的人個子矮小，所以給他們起了一個別名叫「倭」。

不過，隨著交往的增多，日本人還是讓中國多少感受到了它內心深處那股其他「蠻夷」沒有的強烈的傲慢。唐宋時期中國人就說日本使臣和別國使臣不同，說他們「妄自矜大，夸夸其談」。確實，這個小國雖然在向中國學習過程中態度非常認真，但是內心深處從來沒有真正恭順過。早在隋朝之時，它就國書中「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的字樣，惹得隋煬帝大怒[1]。中國的周邊國家中，國家統治者都知趣地自稱「國王」，唯有日本最高統治者從唐朝就開始自稱「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國「皇帝」的名號，而且比「皇帝」還要高一級。雖然在與大唐王朝的交往中，他們不敢使用這個詞，只用這個詞的漢語音譯「主明樂御德」矇混過關[2]，但是當時寫給新羅的國書中，卻已經公然稱「天皇敬問新羅（國）王」。[3]

日本遣唐使

從那時候起，日本就自認為與中國平等，高於周圍諸國。因此它試圖模仿中國，在自己身邊，也建立一個小型的朝貢體系：「在律令國家時代，日本模仿中華思想，構想了一個小型版的世界，以日本為中心，將新羅、渤海等國視為附屬國。只有唐朝是一個平等的鄰邦。」 [4]

所以772年，也就是唐代宗大曆七年，日本天皇在給渤海國的國書中說：「昔高麗全盛時，其王高氏，祖宗奕世，介居瀛表，親如兄弟，義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貢相繼。」[5]稱日本與高麗的關係，是「君」與「臣」的關係，說高麗曾多次朝貢於日本。當然，這一點高麗並不承認。

日本人將當時的「世界」分為「化內」與「化外」。「化內」當然是指日本，「化外」分為三等：「鄰國」、「番國」與「夷狄」。「鄰國」是第一等，專指大唐一國。「番國」是第二等，指以新羅為首的朝鮮半島諸國。而位於日本列島南北端的蝦夷、隼人、耽羅、舍衛，以及多褂島等南島人等，則被視為不受天皇恩澤感化的「夷狄」，位於世界邊緣。

在佛教傳入並普及之後，日本人又形成了「三國（中國、印度、日本）世界說」，認為世界由中國（震旦）、印度（天竺）、以及日本三個中心國家構成，三國之下各有自己的藩屬小國，世界秩序當然由這三國共同建構。

二

確實，日本人性格中有一種永不服輸的傾向。日本就是這樣，他熱誠地向你學習，卻絲毫不影響他那極為強烈的自尊甚至自負。

這個彈丸小國的自尊心之強，也許與這個民族內心深處的自卑有關：生活在中國這個巨大的先進國家身邊，日本沒法不為自己的體型瘦小文化落後感到深深的自卑。不過，日本從來沒有被自卑壓倒。相反，他「雖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正是這種先天不足，更激發了日本向先進國家學習的熱情，他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超過自己的老師。日本的民間故事中許多都是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主題，像從桃子里跳出來的桃太郎，手指尖那麼大的一寸法師，五分高的五分次郎，都是憑藉自己的機智勇敢，最後戰勝了龐大的敵人。神話是一個民族集體潛意識的反映，實際上，事實上，它一絲不苟地向你學習，正是為了有朝一日超越你，甚至把你吞掉。整個日本民族一直都在夢想著有朝一日，超越自己，戰勝中國。甚至在羽翼未豐之際他們就已經多次嘗試向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挑戰了。公元663年，它就和唐帝國為爭奪朝鮮半島而進行過白江口之戰。這次過於急切的挑戰雖然失敗了，但是卻充分說明了日本人內心的急迫和自負。

桃太郎和他的戰友們攻打邪鬼

到了宋代，自認為已經與中國平等的日本不再向中國朝貢，兩國只有民間交流而一直沒有官方關係。宋神宗想和日本親近親近，托日本僧人給日本朝廷帶了封書信，因其中寫了「回賜」二字，引起天皇不滿，沒予回復。宋徽宗時代，又一次因為在給日本的牒文中寫有「事大之誠」一句，惹惱了日本人 ，沒能夠達到建立親善關係的目的。[6]

1274年和1281年，征服了整個大陸的蒙古人兩度派遣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渡海遠征軍入侵日本，眼看日本人就要為他們的倨傲而付出沉重代價。然而也許是上天欣賞日本人的勇氣，一股突如其來的颱風摧毀了忽必烈的十萬水師。

這一事實更加強化了日本人內心的自負，他們認為這股颱風是天降神風，因而進一步認為自己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神國」，而天皇就是神的代表，因此日本是一個高於中國的國家。在世界萬國之中，只有日本是由「真天子」進行統治，天皇是「萬國總帝」。[7]

明王朝建立後，明太祖的「詔撫」文書送到了日本，要求日本進貢。日本人不但沒有遣使，反而因為朱元璋詔書的語氣傲慢，一怒之下，殺掉了七名明朝使臣中的五名。

在放回的兩名使臣帶回的文書中，日本人公然答道：

「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兵，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有跪途而奉之乎?」[8]

就是說，我就是不進貢，你敢興兵來戰嗎？你倒是來啊，我們隨時歡迎。

朱元璋被這個桀驁不馴的島國弄得火冒三丈，可是老謀深算的他才不肯為了口舌之爭而興師動眾。他清楚地記得忽必烈的慘痛教訓。《明史·日本列傳》說：「帝得表慍甚，終鑒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他只好以大人不計小人過的樣子宣布不與這個小國一般計較，並從此把日本列為不征之國，告誡子孫後代永遠不要征伐日本。

明太祖朱元璋

日本人的傲慢因此更加野蠻生長。江戶時期的著名學者本居宣長甚至認為，由於日本得天地唯一之「真道」，「日本為世界的母國」，所以應該以日本為「華」，其他各國均為「夷狄」。因此他用「戎國」、「戎狄」、「西戎」、「戎狄國」來稱呼中國，認為「由皇國觀之，無論蒙古或明朝，不過同為戎狄耳」[9]。

三

到了公元1592年，剛剛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自以為實力已具，又一次迫不急待地向亞洲大陸發動了進攻。他對朝鮮使臣宣稱說，自己是太陽的化身：「予當於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10]。因此凡日光所及都應在他的統治範圍之內。他要求朝鮮國王稱臣入貢，並「假道入明」，「直以其軍進沖朝鮮，席捲明四百餘州以為皇國之版圖。」[11]發動了兩次侵朝戰爭。

豐臣秀吉

在豐臣的構想中，戰後日本的首都將從京都遷移到北京。空出來的日本四島，則分封給天皇和皇太子。此外，還要多封幾個「關白」分別統治東亞。而豐臣秀吉本人要做萬皇之皇，定居在寧波，在那立繼續指揮「豐臣帝國」的擴張活動。「秀吉以鞭影，先取高麗國八道，然後大明國四百餘州，然後南蠻、切利支丹國，其外則至於遠島，皆欲奮武運之所極而割取之。」[12]印度也被納入豐臣的宏大計劃中。[13]

為什麼豐臣計劃揮師印度？這顯然是由中世時期日本人的世界觀決定的，既然世界上只有「本朝、震旦、天竺」（即日本、中國、印度）三個主權國家，而且日本是獨一無二的「神國」，是中國和印度無法比擬的，因此由日本統一全世界就是理所當然。這在室町時期 「三國一」和 「三國無雙」等流行語里所反映出來的自大情緒中，表現得十分清楚。

雖然秀吉的嘗試以又一次慘敗告終，但是日本人並沒有放棄統一世界的夢想。

早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就已經再一次謀劃征服中國。1823年，也就是中國道光皇帝剛剛即位的第四年，日本的所謂「經世家」佐藤信淵寫了一篇文章，叫《宇內混同秘策》。開篇即說，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他提出了系統的入侵和佔領中國的計劃：

當今之世於萬國之中，土地最廣大，物產最富饒，兵力最強盛者，莫過於如支那國者。支那雖與皇國密邇鄰接，然盡其全國之力經略之，則無可以加害皇國之策。……由皇國征伐支那，如節製得宜，不過五七年間，彼國必土崩瓦解也。……故以皇國開發它國，必先以并吞支那為其肇始也。

佐藤信淵甚至夢想「席捲支那北方，而以南京為皇居」。

這本「秘策」的根本目標，是「宇內混同」：徵收中國後，錄用中國人中的人才，再圖東南亞、印度。最終將世界萬國「混同」為日本之一區,「全世界悉課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臣僕」。[14]

日本當時不過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東亞弱國，因此這一計劃看起來如同夢囈，不過它再一次證明這個小國內心深處征服世界的野心從來沒有熄滅過。

四

經過明治維新實現初步崛起後，日本人馬上又一次開始了征服中國的嘗試。

1894年中日兩國的國力，遠沒有後來的差距那樣大。事實上，在GDP等大部分指標上，中國還是領先於日本的。當時的中國雖然貧弱，可是若論國土、資源和軍力，還是遠強於日本，北洋海軍花巨資購建的「定遠」、「鎮遠」兩艦在當時世界上少數國家才能擁有的頂級戰艦。

甲午海戰繪圖

日本人其實是勝在堅定的意志力上。弱者成功的唯一出路就在於不斷完善自我，充分發揮意志力的作用。日本人堅定的意志必勝的決心和機動靈活的戰術彌補了實力上的差距，輕而易舉地把中國苦心經營多年的北洋水師徹底擊潰。

而幾年後的日俄戰爭更是一場力量對比懸殊的較量，戰爭之初，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人相信日本會取勝，可是，日本人驚世駭俗卓絕不凡的表現終於讓世人對這個小個子國家又一次刮目相看，最終是日本人憑藉意志獲得了又一次桃太郎式的勝利。日俄戰爭中，日本人主要是靠精神力量壓倒了俄羅斯。

日俄戰爭宣傳畫

五

兩次勝利大大刺激的日本的野心。他們馬上以與中國並存於東亞為恥。日本興起了「脫亞入歐」論。中國在日本眼中成為不值得並肩的「惡友」，只有歐美才值得比肩。福澤諭吉說：

古人語「輔車唇齒」，以喻鄰國相助。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幫助，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韓的標準來評價日本也並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鮮的政府仍在實行古老的專制，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無法律的國家；支那朝鮮的人士惑溺很深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的學者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信奉陰陽五行的國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鮮恥，日本人的俠義就可能為之遮蔽；朝鮮人行刑場面殘酷，日本人也被懷疑為無情等等，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

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15]

另一方面，與「脫亞入歐」論同時興起的是亞洲盟主論。1916年出版的《大亞細亞主義論》一書，標誌著大亞洲主義的正式形成。小寺謙吉在書中說：日本是黃種人中最強的國家，是東亞的砥柱，「於中國問題，為維持東亞平和計，不能不拯之使免白皙人種之厄，則其欲為黃種之盟主勢也」。[16]

日本統治世界的野心的另一個代名詞，是大家更為熟悉的「大東亞共榮圈」論。1938年前後，陸軍省的軍官們起草了一個「國防國策案」。其大致內容是：

「東亞共榮圈由生存圈、防衛圈、經濟圈構成。生存圈指大和民族主體的生存區域，它包括日本本土、滿洲國、北支、蒙疆。防衛圈指貝加爾湖以東的西伯利亞、支那本土、緬甸以東的東南亞、爪哇、蘇門答臘、東經17度以西的北太平洋海域及其島嶼。經濟圈指為維持東亞共榮圈而提供生產資源的區域，即指上述防衛圈及印度、澳大利亞這一範圍。」

這個「國策案」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藍本。[17]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石原莞爾又提出了「世界最終戰爭論」，他認為，日本是東方文明的代表，美國是西方文明的代表，這兩個國家所代表的集團「將圍繞何者為世界的中心，在不久的將來，挾太平洋進行人類最後的大決戰，打一場規模空前的戰爭」，通過這次戰爭「決定是日本的天皇成為世界的天皇，還是美國總統統治世界，決定人類最後的命運。這是決定究竟由東洋王道抑或西洋霸道統治世界的戰爭」。經過最終戰爭，世界走向日本領導下在大一統，實現所謂「永久和平」。[18]

六

不過，也正是對意志力的迷信使日本人最終走向了失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就是憑藉意志狂熱悍然挑戰整個太平洋沿岸的鄰居們，孤身與美、英、中、蘇、法、荷、澳等26個國家作戰。這場戰爭力量對比的懸殊大大超過以往。日本人統治世界的夢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走得最遠的一次實踐，也收穫了最慘痛的一次教訓。

在廣島和長崎投放的原子彈

日本的唯意志論終於破產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國好運終於到頭了。可是，日本人的意志狂熱卻依然讓整個世界不寒而慄。在戰場上，很少有被俘虜的日本兵，他們往往戰鬥到最後一刻也拒不放下武器。戰敗之後，日本曾涌過一陣「舉國玉碎」——以全民族的生命為代價拼到最後一刻以抗拒投降的精神衝動。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而在戰爭結束之後，還有許多日本老兵拒不投降，獨自一人在東南亞荒野中像野獸一樣生活。小野田中尉甚至在菲律賓的一個荒島上同美國部隊孤身戰鬥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

二戰後的日本列島變成了一片瓦礫，像一條案板上的死魚等待戰勝國的宰割。可是僅僅二十多年後，它就在瓦礫堆中再度崛起，在世界經濟戰中打了一場極為漂亮的翻身仗，再度成為世界前列的發達國家。它就像科幻電影《終結者》中那個打不死的機器人，被壓成碎片之後又慢慢聚攏，再度凝結……

一個國家和一個人一樣，基因是難以修正的。深植於骨髓深處的東西，是很難徹底清除的。雖然已經實現了政治民主化，但是這個國家的世界一統夢因此徹底放棄了嗎？有朝一世，它會再度讓世界震驚嗎？這些問題，現在似乎還得不到確定無疑的答案。

[1] 《隋書·倭國傳》

[2] [日]古瀨奈津子《遣唐使眼裡的中國》武漢大學出版社 , 2007年，第79頁。

[3] [日]德川光圀著,日本史記 6,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08,第2353頁

[4] [日]古瀨奈津子著,遣唐使眼裡的中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10,第79頁

[5] [日]菅野真道等撰《續日本紀》，轉引自周方銀，高程主編,東亞秩序：觀念、制度與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03,第125頁

[6] [日]西山塞馬閑人書：《善鄰國寶記》，《續群書類叢》第30輯(上，雜部)，轉引自郝祥滿著,奝然與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商務印書館,2012.06,第268頁

[7] 楊寧一：《了解日本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頁。

[8]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東夷．日本國。

[9] 《馭戎慨言》，轉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54頁。

[10] 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參考資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06月第1版,第347頁

[11]《日本戰史·朝鮮役》．村田書店，轉引自趙建民著,晴雨耕耘錄 日本和東亞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316頁

[12] 參見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卷之三。

[13] 參見辻善之助：《豊臣秀吉の南方経営》，《海外交通史話》（增訂），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年，第410-411頁。

[14] 《近代思想大系》(卷二十一)，「佐藤信淵章」．轉引自《日本中國學史第一卷19世紀60年代一20世紀40年代中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7頁

[15] 《脫亞入歐論》，《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轉引自楊鵬著,中國近代史學興起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10,第192頁

[16] 轉引自鄭毅主編,東亞歷史與文獻研究 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12,第148頁

[17] 王屏著,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03月第1版,第283頁

[18] 鄭毅主編,東亞歷史與文獻研究 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12,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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