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壇最年輕的自殺首相，到底做了些什麼？
說起日本侵華的首相
我們一般會想起一個名字：東條英機
但其實東條是1941年才上台組閣的
在他之前，有一個人更應該負責任
而且從他的身上
其實我們能看到日本人侵華的心路歷程
【今日由頭】
1891年10月12日
近衛文麿出生
1
說近衛文麿（mo,第三聲）是含著超白金鑰匙出身的，可能並不誇張。
自鎌倉時代以來，日本存在五大家族：近衛，九條，鷹司，二條和一條，因為只有這五大家族的人才有資格出任日本的攝政和關白（相當於丞相），所以被稱為「五攝家」。
在這五攝家裡，近衛家是最高貴的一支，可以說僅次於皇家。而1891年出生的近衛文麿，是近衛家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他的父親近衛篤麿是明治時期的著名人物，曾擔任學習院院長和貴族院議長等要職。
所以，用「含著金鑰匙」出生，已經不足以顯示近衛文麿的出身。而且可以想像的是，近衛文麿從小是如何被全家重視的，他的父親甚至在他腰間栓了根繩子，生怕他走路時跌跤。
在近衛文麿3歲的時候，就由祖母帶著進宮參見了明治天皇，而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須要為天皇效忠，拱衛天皇以及皇族的榮譽——「忠君」思想，是之後所有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人的根本支撐。
在近衛文麿12歲的時候，父親突然去世。
近衛文麿的父親近衛篤麿
父親近衛篤麿給近衛文麿留下了除了財產（事實上是還有不少欠債）之外的兩筆遺產：
第一個是思想。近衛篤麿在世時，非常反感英美對清朝乃至對亞洲的侵略和殖民（只是出於日本拿不到什麼利益的出發點），他主張日清聯盟，趕走白人，組建一個亞洲新秩序。
第二個是頭銜。父親去世後，近衛文麿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以12歲的年齡，成了一位公爵。
2
1916年，從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的近衛文麿進入貴族院，成為了一名公爵議員。
此時的近衛文麿已經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在《日本與日本人》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這樣評價英美所推行的「和平主義」：
「英美和平主義實際上是利用維持現狀之便的得過且過主義，與什麼正義人道毫無必然關係。我國的理論家們沉醉在他們宣傳的美麗辭藻之中，認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德、意並無二異。在應打破現狀的日本卻高唱著英美和平主義，對國際聯盟象祈盼福音一樣渴盼仰止，實為卑躬屈膝，與正義人道相比實為蛇蠍而已。」
近衛文麿
而他在1919年作為隨行人員參加了巴黎和會之後，心中的憤懣更是強烈。因為他看到在會議上，美英法等大國可以完全無視小國的利益，肆意瓜分別國的權利——當然，他感到憤怒的主要原因，是覺得同為「戰勝國」的日本居然拿不到什麼滿意的利益（或者他並不滿意日本只是在中國接管德國的權益）。所以，他開始公然主張「面積狹小、人口過多的我國向外膨脹，誠為順乎自然之勢」，日本國民「應堂堂正正地為自己生存，要求發展之地」。
1933年，42歲的近衛文麿成為了貴族院議長，開始進入日本的權力中樞。但身邊人都知道，對於這個身材高大，長相端正的貴族之子而言，議長只是他的第一步而已。唯一為近衛文麿感到擔心的，是他的老師西園寺公望，這個被稱為「帝國最後的元老」的老人一直在勸誡自己的這個學生，不要離政治太近，尤其是不要被軍部的那些狂熱分子所左右。
西園寺公望歷經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大正時期的首相全都是西園寺公望一手推薦的。
然而，近衛文麿已經身不由己了，並且，他的思想也開始進一步轉變。
從1930年開始，日本也被捲入了全世界的經濟危機中，和德國一樣，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日本重新振興的焦點不被聚焦在國內，而是放在了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上。而也就是在這幾年，近衛文麿身邊的朋友中，少壯派軍人和軍部人員開始越來越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近衛文麿是完全支持這一行動的，因為他認為這是「日本必須走的命運之路」，此外，他也開始支持軍部，稱「軍人發怒是難免的。」
1932年，日本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二二六兵變」（參看延伸閱讀），日本的政壇開始陷入混亂，軍國主義的氣焰開始總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明治時代開始的「議會式」民主已經捉襟見肘，廣田弘毅和林銑十郎兩屆內閣都無法應付如此複雜的局面，先後狼狽下台。
此時，作為眾望所歸的人選，近衛文麿終於走上了前台，被天皇任命為首相，組成新一屆內閣。
由於他當時才46歲，所以被日本民眾期待地稱為「青年宰相」。
近衛內閣組閣的時間，是1937年6月4日。
一個月之後，「七七事變」就爆發了。
3
實事求是地說，「七七事變」是出乎近衛文麿預料的。
這從他後來被家人允許出版的個人筆記中也有記載——他也懷疑是自己人搞的鬼：
「究竟是誰撕破協定，我覺得我們這裡的嫌疑更大。因為，在北支原來就有人不斷策劃製造事端，日支之間頻繁發生摩擦。」
在最初，近衛文麿主張的是「不擴大政策」，所以這也是他把這次事件限制為「北支事件」（北支指華北）的原因。但是，軍部的強硬派此時早已不把內閣放在眼裡，又向華北增派了兩個師團，導致中國的蔣介石也被迫態度轉硬。
事實上，近衛文麿本身對這件事也處於一個矛盾心理：既怕事態擴大後無法收場，但又對可能到手的大片中國領土抱有期待。
在這樣的半推半就下，「七七事變」迅速擴大化，隨後，在上海爆發了慘烈的「淞滬會戰」。此時此刻，近衛文麿也早已把「不擴大」拋到了腦後，直接開始國民「精神總動員」，並且將「北支事件」上升到了「支那事件」。
等到日軍攻克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這也是近衛文麿沒有預料到的事——日本國內上上下下都因為輕易到手的戰果而變得狂熱起來，而頭腦發熱的近衛文麿也由一開始希望和蔣介石和談，轉變為了採取更強硬的手段。
擔任當時上海派遣軍司令的松井石根。在被近衛文麿詢問是否會進攻南京時，松井石根一開始的回答是「不會，只會打到蕪湖附近」
於是，由近衛文麿內閣發出的著名的第一次「近衛聲明」就這樣誕生了：
「在攻陷南京後，帝國政府為了仍然給中國國民政府以最後重新考慮的機會，一直等到昭和13年。然而，國民政府不了解帝國的真意，竟然策動抗戰，內則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
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
……」
這則聲明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第一段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邏輯，而是第二段的超級自信——就算蔣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允許了。這份聲明一出台，立刻在日本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頭腦發昏了嗎？
近衛文麿為此也氣急敗壞地做出過解釋，稱這是外務省決定的聲明，也不是他在內閣會議上提出的。但這樣的解釋是蒼白無力的。很快，因為這份聲明，原先與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和談接觸的蔣介石也開始迅速強硬，宣布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抗戰到底。
近衛文麿只能自己承認這份聲明完全失敗。
而失敗的背後，其實是包括近衛文麿和軍部在內的所有人，對自己的武力估計太高，對中國人的抗戰信心估計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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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一次聲明發出後，近衛和他的內閣還是充滿自信的。
儘管近衛文麿一直在嘗試恢復內閣對軍部的控制，但軍部的擴大侵略從總體上並不違背近衛的初衷。所以，在1938年的3月，近衛內閣頒布了「全國動員法」，開始將侵華戰爭上升為「總體戰」。
而此時無論近衛內閣還是軍部，都寄望於即將在中國開始的「武漢會戰」。他們認為，從中國的歷史上看，只要佔領了武漢，就等於佔領了全中國。並且蔣介石也發出號召，動用全部兵力進行「武漢保衛戰」——尋找並殲滅重慶軍的主力，一直是日軍苦苦追求的目標。
然而，蔣介石此時終於開了竅，在動用了110萬兵力投入「武漢會戰」後，卻在最後階段安全有序地撤出了戰場，把武漢讓了出來，開始「用空間換時間」。日軍雖然佔領了武漢，卻依舊沒有殲滅中國軍隊的主力，反而將這場戰爭拖入「戰略相持」階段。
1937年，在廬山發表抗戰宣言的蔣介石
日本人終於開始有些惶恐地發現：不管怎麼打，怎麼贏，中國人就是不投降。
也就是在這時候，第二份「近衛聲明」出台了：
「今憑陛下之盛威，帝國陸海軍已攻克廣東、武漢三鎮，平定中國重要地區。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
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這次征戰之最後目的，亦在於此。
……
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
與第一份聲明相比，這份聲明口氣明顯軟了不少，拋出了一個「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幌子，然後給予國民政府「共同防共」的橄欖枝，主要目的，還是希望能在短時間內誘降蔣介石政府。
但是，重慶方面的蔣介石不動聲色。
迫不急待的近衛內閣又在一個多月後拋出了第三次聲明，由此組成了「近衛三次聲明」：
「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聲明，決定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同時，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現已感到，中國各地，復興的氣勢澎湃而起，建設的趨勢，日盛一日。當此之時，政府向國內外闡明同新生的中國調整關係的總方針，以求徹底了解帝國的真意。
……
如能徹底了解日本出動大軍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國所尋求的，既不是區區領土，也不是賠償軍費，其理自明。實際上，日本只要求中國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證，為履行建設新秩序而分擔部分責任。日本不僅尊重中國的主權，而且對中國為完成獨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權的撤銷和租界的歸還，也願進一步予以積極的考慮。」
在這份聲明裡，近衛又拋出了「親善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近衛三原則」。但這份看似甜蜜的聲明，其實是有明確發布對象的——不再是蔣介石，而是「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
日本政府指的這人是誰？自然是汪精衛。
汪精衛
就在近衛內閣發出第三次「近衛聲明」的一周後，已經逃到越南的汪精衛發出了著名的「艷電」，響應這次的聲明。
但是，近衛文麿沒等到汪精衛前來投奔效忠，就宣布辭職了。
近衛給出的辭職理由，是「事態進入新階段」，而事實上，周圍人對他已經越來越不滿，而他自己也已經感到無力控制這樣的瘋狂局面了。
5
但是，近衛文麿其實是不甘心的。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納粹軍隊突然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全面爆發。在最初的一年，德國驚人的戰果不僅震懾了英美諸強，也讓日本覺得非常眼紅——就好比自己的強盜夥伴輕鬆打劫了好幾家銀行，自己的手也開始癢了起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接替近衛上台組閣的平沼騏一郎內閣，阿部信行內閣和米內光政內閣都不能讓狂熱的軍部好戰分子滿意，他們想來想去，還是更願意選擇還算有「共同語言」的近衛文麿。
於是，1940年7月22日，近衛文麿第二次上台組閣。
而他這次組閣後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與德國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進而組成了「軸心國同盟」。此外，他還在1941年4月和蘇聯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
從表面看，與德意結盟對日本很有好處：德國橫掃歐洲，又不會來動日本在亞洲的利益。但近衛內閣的前任米內光政內閣之所以強烈反對和德意聯盟，就是因為這樣就等於把日本公然綁在了與英美對立的戰車上。此外，德國正在對蘇聯磨刀霍霍是人盡皆知的事，日本和蘇聯簽訂的中立條約也無疑表明這個「軸心國聯盟」本來就是「同床異夢」。
當時「三國同盟」的宣傳畫
之所以要和蘇聯互相保持中立，因為近衛文麿骨子裡是支持「南進」的。但他優柔寡斷的性格，又使得他在這件事上始終在搖擺：一邊在御前會議上確立「全力南進」的政策，一邊又不斷加緊和美國的談判，爭取能夠避免在短時間內開戰——不是不開戰，而是希望給日本以準備時間。
但是，已經決定要與美國速戰速決的軍部是不能容忍近衛這樣的磨蹭的，雖然近衛文麿為此還鬧過一次總辭職（兩天後就再次上台第三次組閣），但他內閣中的陸相東條英機還是步步緊逼：必須在1941年10月之前向美國拿到一個談判結果，不然就辭去首相職位。
在當時的情況下，美日雙方其實都是不可能接受對方開出的條件的。所以，在10月期限過後，近衛文麿的內閣只能進行第三次總辭職——直到這時候，東條英機才得到機會上台組閣。
1941年，辭職前的近衛文麿
那麼，是近衛文麿在努力阻止「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嗎？並不是，他想做的，只是延緩一下爆發的時間而已。事實上，整個「太平洋戰爭」的機器全都是由近衛文麿發動並預熱好的，東條英機只是上台按動了」start「的按鈕而已。
作為一個證據，近衛文麿在辭職後，給東條英機送了一份上任禮物。
是一把日本軍刀。
6
1945年年初，日本的前途命運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此時，在諸多已經近乎癲狂的軍部將領面前，不再擔任首相的近衛文麿倒是比較清醒的一個人，他已經認識到日本必將失敗，唯有早點投降，才有可能保住天皇制度。
為此，近衛文麿還專門去請求裕仁天皇早點退位。只是裕仁天皇當時還堅信」穩住，我們能贏」，寄望於「一億玉碎，本土決戰」，直到最後挨了兩顆原子彈，才只能宣布無條件投降。
在日本投降之後，近衛文麿倒反而對政治又積極了起來。他先是在東久邇宮稔彥王組成的內閣中擔任了國務大臣，然後又在幣原喜重郎內閣中擔任管理宮廷內務的「內大臣府御用掛」。他兩次跑去面見麥克阿瑟，把發動戰爭的所有責任居然都推到了軍部乃至日本左翼分子身上。麥克阿瑟一度非常信任他，甚至準備啟用他牽頭進行修改憲法的調查。
東久邇宮稔彥王（第一個）內閣，近衛文麿，重光葵，米內光政（第二排右起往左）
而這時候，日本政壇高層也早已不是鐵板一塊。代表日本去「密蘇里」號軍艦上籤署投降文件的外相重廣葵就直接指出了近衛文麿的算盤：
「想把挑起戰爭和虐待俘虜的責任說成與自己無關，壞事都是東條大將等統制派軍閥乾的。」
而當得知近衛文麿將帶頭調研修改憲法後，日本的輿論也不幹了，紛紛指責近衛不應該逃脫作為戰犯的懲罰。此時，盟軍最高統帥部對敵情報調查科科長諾曼拿出了一大堆的調查證據，證明近衛文麿的最大戰爭責任，是「加快日本侵略亞洲國土的速度；繼續進行對中國的戰爭；使日本加入軸心國；在日本國內強化警察的鎮壓，促進法西斯統治的形成。」
在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方面壓力下，盟軍總部終於將近衛文麿列為甲級戰犯，簽發逮捕令，並在12月6日對近衛文麿發出通知：在12月16日之前到東京巢鴨監獄報到。
收到通知的近衛文麿知道，自己無法再躲避了。
12月15日晚，近衛文麿在自己的私宅舉行了一場晚宴。席間，他和賓客們談笑風生，飲酒也恰到好處，賓主盡歡。
16日早晨6點，近衛文麿的妻子發現丈夫房間的燈還亮著，走進去一看，丈夫已經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裹著白布，眼圈發紫，氣絕身亡——旁邊的桌子上，放著一瓶打開的氰化鉀膠囊藥瓶。
由此，近衛文麿也獲得了日本政壇歷史上的兩個「年輕」的紀錄：
最年輕的首相。
最年輕的自殺首相。
盟軍驗屍官對近衛文麿在進行屍檢。
【饅頭說】
之所以想寫近衛文麿，是覺得他的一生，頗能折射整個發動侵略的日本人群體的一些特徵。
首先是效忠天皇。
這一點以近衛文麿最為代表，因為他一直自認近衛家的血脈與天皇家是共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天皇——至少他們表面上宣稱的都是這樣。這種畸形的愚忠貫穿二戰時日本政壇和軍界，並且因為二戰後天皇並沒有受到清算，到現在都對右翼分子造成一定的影響。
其次是明目張胆。
自己家太小，東西太少怎麼辦？那就去占鄰居的地方，去搶鄰居的東西。最好讓外村的人全出去，這個村子由自己牽頭來統一管理，生殺予奪，都有自己決定。這種明目張胆的搶劫思維，從近衛文麿以下，很多日本人居然認為是天經地義。
第三是缺乏規劃。
為了搶奪，日本人制定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亞洲。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計劃。但這種看上去似乎邏輯清晰的戰略規劃，因為完全缺乏實踐的可能，其實等於是思維混亂的一紙空談。
表現在侵華戰爭中，日本其實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劃，拿下東北看沒反應，就試探下華北，華北好像也能得手，就再試試看往下打。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打到怎樣一個程度，日本人其實並沒有一個系統的規劃，只是任憑野心不斷膨脹，最後滑向滅亡。
第四是猶豫反覆。
在沒有規劃的背景下，日本人的不少方針都是前後矛盾的，得意時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順手時喊著「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等到受挫了，又希望能夠「共建東亞新秩序」，最後自己被逼得進退維谷，硬著頭皮去和美國正面剛。
而在中國政策和對美作戰過程中的猶豫反覆，並不是說近衛文麿這批人是什麼「和平主義者」，他們只是貪心，試圖以更小的賭注來換回更大的成果而已。
最後是推卸責任。
在戰爭中都是叫囂「一億玉碎」或「盡忠天皇」，但真到了戰後清算，卻一個個開始推卸責任，能逃就逃。從近衛文麿到土肥原賢二，包括東條英機，一到檢討戰爭責任時，彷彿他們都從沒參與過一樣，一切都是別人的責任。
遺憾的是，近衛文麿認為自己苦心孤詣地維護日本利益，日本人卻對他並沒有什麼好印象。2005年，日本文藝春秋社收集上萬人評價後編輯出版的《總理大臣得分表》一書中，近衛文麿因「軟弱、無責任感」，在歷任日本首相中得分倒數第一。
西園寺公望的秘書原田熊雄曾評價近衛文麿「像是一座富士山」——這並非溢美之詞。原田熊雄的意思是，他像富士山一樣，「遠看很雄偉壯美，近看，全是粗糙不堪的花崗岩石。」
從某種意義上說，侵華戰爭中那批看上去耀武揚威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其實也是如此。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日本前首相近衛文麿生平簡歷》鳳凰資訊 2009年04月16日
2、《為和平而努力——近衛文麿筆記》（翻譯：老狼是也）
3、《法庭之初》（郭曉曄 ，網易文化，2004年10月9日）
4、《新華僑報：日本史上最差評首相的難堪》（蔣豐，中國新聞網，2015年5月8日）
5、近衛文麿在侵華戰爭中扮演的角色》（鄒身城 ，《歷史教學》1987年10期）
6、《中日戰爭初期日本的政治變革與權力之爭（1937 - 1938年）》（蕭李居，國史館學術集刊第九期 ，2006年9月1日）
7、《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維基百科、百度百科「近衛文麿」相關詞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