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刺殺李鴻章的日本人小山豐太郎

撰文/許知遠，作家

行刺前，他回到家鄉，祭拜了亡母墳，與父親道別。妹妹送他出門時，雪正下個不停，他想起了《出鄉作》 ：「決然去國向天涯，生別又兼死別時。弟妹不直阿兄志，殷勤曳袖問歸期」。這首詩作於1860年，水戶藩武士佐野竹之介決定刺殺幕府的大佬井伊直弼時，藉此表達內心之悲傷。

小山豐太郎

生於1869年的群馬縣的小山豐太郎，是一位維新之子。天皇一年前從京都遷往了江戶，並將之更名為東京——東方的京都。一群來自薩摩、長州、土佐的年輕藩士們，取代了暮氣沉沉的幕府，他們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制的日本，幫它獲得可以抗衡西方的力量。16年前美國黑船的來襲，促成了這個島嶼之國的覺醒，也引發出無數暴力與紛爭，嶄新的嘗試讓人興奮，也困惑無窮。

小山豐太郎正是在這樣慌亂也刺激的氣氛中成長。他的家鄉從館林藩變為群馬縣，父親從一名高級武士變成一名國會議員，他就讀的慶應義塾是福澤諭吉創辦，作為當時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致力於用一整套新價值觀、行為與語言來取代舊形態。

「一個人若活過近代日本之過渡階段，他會有一種與別人不同的老邁感，因為他目前完全活在一個現代世界，上下周圍儘是談論著腳踏車、桿狀菌及『勢力範圍』等現代事物，但其腦海里仍可以清晰記得中古時期的事情」，英國人張伯倫在1891年寫道，他自1873年起就住在日本，是一代人中最著名的日本專家，「那些可愛的老武士曾引領我入日本語的神秘領域中，當時梳的是辮子，身上帶著兩把利劍。這些封建遺風現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現代繼承人，現在可說頗流利英語，日常穿著高領紳士服，望之與歐洲人無大不同，所差者只不過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與稀疏不密的鬍子，舊東西好像在一夜之間邊消失得無影無蹤。」

沒有史料記載，這些變化對於小山豐太郎的影響。他被歷史記下一筆，不是因為他對日本社會在智識與行動上貢獻，而是在某個重要歷史時刻，充當了一名狂熱者。1895年3月24日下午4時30分，他在馬關行刺了李鴻章，這位北洋大臣正在此與伊藤博文談判，中國輸掉了這場戰爭。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等人簽署《馬關條約》場景。

我在傍晚的下關閑逛，小城懶散、詩意，夕陽將狹長的海峽映照得金光閃閃，對面的九州島朦朦朧朧。如果兩岸再多些高樓，就有了點維多利亞港灣的味道。此地還以河豚聞名，下關的河豚像是陽澄湖的螃蟹，在菜譜上有著特殊的意義，漁民還把別處的河豚放養於下關海峽，以獲得更昂貴的身份。

這裡到處是河豚的形象，它們都胖嘟嘟的，像是在拚命憋氣，周身洋溢著因笨拙而帶來的可愛，毫不擔心自己即將死於刀下的命運。春帆樓前，也有一尊河豚青銅像，它是下關也是全日本第一家河豚料理店。據說豐臣秀吉的河豚禁食令持續了200多年，直到春帆樓在明治21年（1888年）的開業。

李鴻章喜歡河豚的滋味嗎？ 1895年3月19日至4月17日，他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在春帆樓進行了五次艱苦又屈辱的談判。最終簽署的《馬關條約》，是中國近代史真正的轉折點。比起1842年南京以來的一連串條約，這一次徹底震驚了中國，條約前所未有的苛刻，戰勝者更是一貫被藐視的「倭人」。貫穿近代中國的失敗敘事因此而起，危機意識更是四處瀰漫，它讓中國醒來，也陷入一種越來越急迫的焦慮之中。

舊春帆樓原貌與重建後的景象，一旁建有「日清議和紀念館」

我步入春帆樓，服務員客氣、冷漠，找不到一杯清酒或熱茶。舊春帆樓早在1945年的盟軍轟炸中消散，取代的是三層水泥建築。它仍是聞名遐邇的河豚料理店，也兼旅館經營，你很難訂到位置。在旅館的牆壁上，我看到山縣有朋、犬養毅的漢文題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們皆是伊藤博文的同代人，彼此爭吵不休，分享著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日本的使命感……

春帆樓前還有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的雕像，伊東巳代治書寫的碑文，他是當時的書記官，煙台的換約也是由他與伍廷芳進行的。碑文寫於1923年，行文用典雅的漢文，其中一句「今日國威之隆，濫觴於甲午之役」，正是對這一條約最佳的註解。這也是不無感傷的碑文，他眼見兩位導師的離去——陸奧宗光在1897年就已病逝，伊藤博文則於1910年在哈爾濱被朝鮮青年安重根刺殺。

被刺殺前剛下火車的伊藤博文（左二）

我期待的歷史悲壯感，遲遲沒有到來。翻閱隨身攜帶的一位年輕歷史學家吉辰所著的《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在附錄中發現了小山豐太郎的回憶文章《舊夢譚》。它比之前期待的悲壯，更吸引我。人人皆知李鴻章遇刺，卻很少人知道刺客作何想，他的結局如何。法官頂住了來自伊藤博文的壓力，沒有判處小山豐太郎死刑，處以終身監禁。他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役，兩年後因大赦減刑，1907年假釋出獄。31年後，他應《日本與日本人》雜誌之邀，寫下了他的回憶，此時距離刺殺已43年。另一場中日戰爭已經爆發，日本再次處於狂熱之中。

時隔多年，小山豐太郎的語調漫不經心、過分詼諧，卻也有著意外的坦誠。他的自述是一個被大眾媒體鼓噪出的狂熱民族情緒的最佳象徵，這「愛國」情緒也是一個思維混亂者的另一種表現。

他的敘述始於朝鮮危機，一開始，日本公眾並不熱情，他們對於能否戰勝這樣一個龐大的、長久以來佔據絕對優勢的中國缺乏把握，但當勝利不斷傳來後，舉國陷入了狂歡，這狂歡催促更大膽的行動。

像很多人一樣，小山期待「一路追擊毫無骨氣的支那兵，鐵鞭遙遙北指……用不了半年，就能讓四億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下跪倒了」，因為「支那人多半似乎有著對世界之大勢不介意的大國民神氣。視朝鮮為屬國，視日本為小國，唯獨自誇為世界之大國，就是這樣半身不遂的老大國民。顯而易見，不徹底地懲戒一下，不曉得什麼時候會製造麻煩。這是東洋和平的癌……」

戰爭狀況沒有吻合他的期待，日軍未進軍北京，李鴻章要前來日本議和時，他陷入一種深深的焦慮與憤慨。他不僅仇恨李鴻章，也憤恨伊藤博文。

他在橫濱買五連發手槍，懷揣詩歌集，李鴻章的照片（稱他有「故作和善而不無戒備的眼神」）、寫下「斃奸狀」，決意去刺殺李鴻章。他的打扮頗為時髦，鴨舌帽、薩摩木屐，白色毛線編的又粗又長的羽織紐。除去回家道別，他還前往東京最著名的花街芳園，「因為是此生的最後一次，想要找個讓自己不留遺憾的美女」。在這風月場合，他甚至想起西野文太郎刺殺森有禮、來島恆喜刺殺大隈重信的例證，妄想與暴力成了這些內心暴躁、不滿的青年人最佳發泄出口。儘管對中國充滿厭惡，他引用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乎」自我激勵。這是此刻日本的反諷之處，從首相到平民，不管他們多麼想擺脫、擊敗中國，他們的精神世界仍深受中國的影響。

途徑戰時指揮部廣島時，他滿是對伊藤博文的厭惡，將之比作「好色的老狒狒」，想先殺了他。他對自己的槍法不置可否，身無分文，全靠維新志士的精神自我鞭策。終於來到馬關，他疲乏饑渴，感到脖頸與後背因虱子而來的瘙癢，這是個輕易可以隱於人群中的普通人。

1900年的李鴻章

當在人群中終於看到李鴻章時，他覺得「比起照片上的形象，眼光更是炯炯射人，的確是偉人的風貌。年齡約有七十，真是老英雄的典範。從眼睛看其人悠揚不迫的態度，不由得佩服這眼睛比照片上還要犀利。真不愧是睥睨東洋的眼睛！」此刻，李鴻章剛結束當天的談判，從春帆樓返回他所住的引接寺。

小山豐太郎從人群中擠出，直至轎前，手按轎夫肩膀，趁轎夫驚訝停進之際，對李鴻章開槍。子彈射入李鴻章眼窩下，沒有致命，卻給他帶來持久的痛苦，加速了他的死亡。中方完全沒有把握這一意外，將之轉化成談判桌上的籌碼。國際壓力則促使日本作出少許的讓步。

「口頭說起來，或者文章寫起來，這之間看起來好像過了很長時間似的」， 小山豐太郎1938年寫道。 「但是從我的手伸向轎子，到我的肢體被繩子捆住，時間大概只有兩分鐘」 。此時已是69歲的他說，「為了這兩分鐘，令天下騷動，真是抱歉萬分，而我自己，也被不遺餘力地處以島流極刑」。

這位「兩分鐘名人」直到1947年才去世。他目睹了兩顆原子彈的爆炸，日本帝國的崩潰。這個帝國正是從1895年戰勝中國起開始迅速膨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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