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見乞討要不要給錢？再猶豫下就會反悔了！

路邊遇見可憐的乞討者，是捐十元錢還是漠然走開呢？

看到老人摔倒在地，是扶還是不扶呢？

人們在這些情境中，是如何決定要不要「助人為樂」的？

研究者對這個話題做過不少研究，有研究認為是否樂於助人是天生的，還有研究認為這要靠權衡。但時至今日，也沒有一個普遍令人信服的結論。

對此，浙江大學神經管理學實驗室的陳發動研究員及其合作者，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伊恩·克拉比奇（Ian Krajbich），構建了一個基於認知神經科學的全新行為模型，不僅很好地解決了此前研究的矛盾，還發現了決策時間這個要素的作用。該論文已於9月3號發表在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上[1]。

自私還是利他，是天生的嗎？

助人，或者叫「利他」，從本質上說是人類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行為決策研究對此提出了兩類可供解釋的模型。

一類是S模型（全稱single comparison process），它認為人們的決策是一個單一的比較過程。在選擇利他還是自私之前，大腦會自動收集支持這兩個選項的「證據」。最開始，兩個選項的證據都是空白的，人們對利他和自私並沒有偏好。而一旦某個選項的證據率先超過了閾限，那麼人們就會選擇它[2]。

另一類模型叫D模型（全稱dual-process theory），它認為決策在本質上是直覺和理性的競爭，而非證據累積的過程。人們在直覺上會有一種偏好（既可能是利他也可能是自私，目前尚存爭議），而一旦有機會開始思考自己的直覺是否準確，他們可能會發生動搖，轉向另一個選擇[3-4]。

這兩種模型乍看起來都說得通，但是它們之間卻存在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D模型認為人們直覺上存在一個固有偏好，那麼當在下意識中（通常來不及思考）進行決策時，他們更應該去選擇固有偏好。然而，依據S模型的觀點，選擇需要一個證據累積的過程，既然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那麼自然也累積不了什麼證據，因此人們應該對利他或自私無偏好。

對於這種矛盾，陳發動和克拉比奇的研究作出了合理的解釋。

時間，可能會讓你的選擇反轉

實驗總共招募了102名被試，他們需要和不同的匿名參與者一起完成一個叫做「迷你獨裁者博弈」的任務，在兩種分配方案中選擇一種。其中一個方案是，被試所能獲得的報酬始終要遠高於另一名參與者，例如被試得65元，對手得31元，記為（65，31）。另一種方案則縮小了兩者的差距，比如（58，47）。因此，在這個任務中，被試始終面臨著利他和自私之間的衝突。

任務總共進行200輪，其中50輪有一定的時間壓力，被試必須在2秒內完成選擇；還有50輪則相反，被試必須充分思考10秒後才能進行選擇；剩下的100輪任務不對決策時間進行限制，作為基線水平。

在綜合不限制決策時間的結果後，他們得到了一個有趣的發現：人們對利他還是自私的固有傾向存在很大的異質性。就是說，現實中既有相當數量天性樂於助人的人，也有相當數量天性自私的人。

此外，時間壓力（必須在2秒內做出決策）會放大人們這種固有的傾向，使利他者更加利他，而自私者更加自私。

然而，時間延遲卻會逆轉這種效應。當被試需要思考10秒後才能決策時，原本利他的人反而變得輕微自私了，而原本自私的人卻變得利他起來。

每個人的起始偏好不同

研究者更感興趣的是，該如何解釋決策時間的影響，以及S模型和D模型之間的矛盾。

接下來，他們在S模型優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帶有起始點偏差的模型。也就是說，「利他還是自私」遵循的基本原則仍是一個證據累積的過程，但每個人的起始點都不一樣：有些人是天生的利他者，他們在初始階段就手握了大量支持利他選項的證據；而另一些人則是天生的自私者，他們在初始階段便有大量支持自私選項的證據。

因此，當時間非常緊迫時，初始傾向所擁有的證據佔到了絕對優勢，人們更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傾向做決策。

這種結果與D模型的假設是一致的：時間越短，人們越可能按自己的傾向行事。然而，一旦決策時間增長，人們便有機會考慮其他的選項了，甚至會重新思考自己固有的傾向在當前情境下是否合適，因此偏好可能會向另一端傾斜。

比如，當我們在大街上看到乞討者，考慮捐錢還是不捐時，大腦會收集環境中的信息，分別為捐和不捐提供證據。捐錢是社會所弘揚的價值觀，但卻會犧牲一定的個人利益；不捐雖然能守住口袋，但良心上可能會過不去。一旦捐或不捐任一選擇的證據率先達到閾限，那麼我們就會選擇它。

但是，每個人在選擇前又有各自的初始傾向，因此，在時間緊迫容不得大腦收集證據的情況下，我們更可能按照自己的初始傾向行動。

在擬合了實驗數據之後，研究者發現，新的模型比原有的理論能更好地預測決策者的行為。

可以說，這項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我們對人類利他行為的理解向前推進了一步，並且它還特別指明了一個細節：我們的利他行為是以自己固有的傾向作為起始點，不斷收集證據最終形成偏好的過程。

作者：性感的小腳脖

編輯：odette

本文作者性感的小腳脖與陳發動研究員均系浙江大學神經管理學實驗室成員，實驗室致力於運用認知神經科學技術解決管理學問題，並推動認知神經科學在管理學中的運用。

參考文獻

1，Chen, F. D., & Krajbich, I. (2018). Biased sequential sampling underlies the effects of time pressure and delay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3557.

2，Krajbich, I., Bartling, B., Hare, T., & Fehr, E. (2015). Rethinking fast and slow based on a critique of reaction-time reverse infer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7455.

3，Rand, D. G., Greene, J. D., & Nowak, M. A. (2012). Spontaneous giving and calculated greed. Nature, 489(7416), 427-430.

4，Rand, D. G. (2016). Cooperation, fast and slow: meta-analytic evidence for a theory of social heuristics and self-interested delib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9), 1192-1206.

一個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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