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賜匾是天大殊榮，可雍正賜給此人的四個大字，卻讓他生不如死

封建專制時代，臣下要是能獲得皇帝御筆親書的匾額，這可是一件光宗耀祖、澤及子孫的莫大殊榮。賜匾是皇帝用來籠絡大臣的一種常用手段。清代的康熙皇帝就曾賜給陳廷敬「午亭山村」匾額，賜給李光地「謨明弼諧」匾額，等等。後世的雍正、乾隆也經常賜匾給大臣，以示隆寵。

不過，對於雍正朝進士出身的錢名世來說，雍正賜給他的御筆匾額卻體現不出任何榮耀，反而因此成了人人唾罵的罪臣，其家族也因此蒙上了奇恥大辱。這起事件在清代歷史上非常著名，也是雍正朝一件不可不提的文字獄。

錢名世，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即探花。此後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等職。在康熙晚年，錢名世結交了年羹堯，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雍正即位後，年羹堯從西北奉旨進京，錢名世還為此作詩相贈，他在詩中有「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年羹堯在西北安定邊疆立下大功，朝廷應該給他立碑樹傳。錢名世這個建議本無問題，按照清代制度，別說是年羹堯這樣的大功，就算是一方督撫造福百姓，朝廷也會下旨立碑樹傳，甚至建造生祠以示褒獎。可千不該萬不該，錢名世不該用「第二碑」這三個字，這可是犯了雍正的大忌諱。

錢名世說年羹堯的大功只能名列第二，那麼第一的是何人呢？當然這個人便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允禵。康熙末年，允禵奉命出征青海、西藏，因征戰有功，康熙帝曾親自為他立碑記功，這便是所謂的「第一碑」。錢名世偏偏在這個時候給雍正的政敵歌功頌德，自然就要吃苦頭了。

之後不久，年羹堯以九十二款大罪被雍正賜死，在抄家時錢名世這首詩被發現。雍正得知後龍庭大怒，指責錢名世「曲盡諂媚，頌揚奸惡，詩語悖逆」。按照雍正的性格，錢名世這一次恐怕不是革職罷官這麼輕鬆了，恐怕是要落得抄家砍頭的下場了。

可是，這一次雍正興緻大發，他反其道而行之，想用另類的辦法來噁心一下這個前朝探花。對於錢名世，雍正帝即不殺也不流放，只不過是遣送原籍。臨行前，雍正帝特御筆親書「名教罪人」的匾額，命江蘇巡撫製成匾額，掛在錢名世家的大門之上。

「名教」這個字眼對於現在的人來說，或許顯得陌生。可在當時那個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社會，「名教」代表的就是封建禮教，是所有人都該奉行和恪守的教條。可以想見，這個匾額掛在門上，錢氏一族便成了人人唾罵的臭狗屎了。有了這個匾額，錢家可以說是永世不得翻身，其結後果遠比誅滅九族更加慘痛。

為了防止錢家私自摘匾，雍正還傳旨當地官員，每月定期到他家察看。其實雍正帝大可不必，普天之下，沒有皇帝的聖旨，沒人敢這麼做，此舉無非就是想噁心錢名世。

雍正對錢名世的惡毒還不僅僅是御賜匾額，在錢名世被遣送原籍的時候，臨行前他還讓朝中那些飽學之士為他作詩「贈行」。當然，這些詩都是口誅筆伐，指責錢名世的，據說參與寫詩的人多達三百多名。雍正帝還將這些詩收集起來刊印成集，集名便是《名教罪人詩》，同時還將它頒發給全國官學，讓普天之下的讀書人都以錢名世為反面教材。

雍正帝固然是清代皇帝中的有為之君，但是他這種性格上病態思維是不符合一個明君該有的特質的。對於自己的兄弟，他起名為「阿其那」「塞思黑」，將康熙朝重臣揆敘的墓碑又刻上「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這等精神上的懲罰，實在是過於尖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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