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東：人活在世上有各種痛苦，拍電影就是想延伸到社會現實

韓國導演李滄東來到平遙國際影展，這是他最新作品《燃燒》首次亮相在國內大銀幕，李滄東本人還與導演賈樟柯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對話，這場活動開始前一個半小時，就已經有影迷在門口排隊等待。

《燃燒》與李滄東之前的五部作品比起來，有明顯的相同點和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韓國的年輕人，不同階層的年輕人。電影里的三個人：神秘的富二代本、一貧如洗沒有正式工作的鐘秀和惠美，正代表著這樣對立的兩個階層。

賈樟柯回憶，在《詩》拍攝完幾年後，他問李滄東新作籌備情況，當時李滄東手下的幾個劇本，全是關於「憤怒」。

這個外表永遠親切平和的導演，在《燃燒》之前執導五部長片，在電影里討論過時間對人的影響、社會對人的重塑、宗教與人的關係，終於把最直接的情緒放上檯面，而年輕人這個最容易被情緒支配的群體，就成了這種情緒的載體，也成了這部電影的主角。

40歲之前的李滄東是一名小說家，看到侯孝賢《風櫃來的人》之後，他說「他怎麼會知道我的秘密」。至今他回憶當年轉行的原因，說「我做不成村上春樹那樣的暢銷作家，能夠靠文學作品與那麼多讀者交流，只能靠拍電影，用這種方式與更多的觀眾溝通。」

他拍攝了電影處女作《綠魚》，韓石圭扮演的老實人莫東被時代拋棄，被虛假的情義所害，單純的小人物會成為心狠手辣者的祭品，社會的前進，讓莫東最珍視的忠誠和感恩成為過時的笑話。當時那幾年，韓國普通民眾對電影極度冷淡，甚至給錢都不會買電影票。1997年，韓國最賣座的電影片是催淚愛情片《情書》，《綠魚》在年度票房榜排名第八，這部「另類」的電影在貧瘠的電影市場中，依然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從此李滄東就開始了長達20年的，在電影中思考人生和社會，也推著觀眾和他一起思考。

李滄東說，人活在世界上會有各種痛苦，很多痛苦無法排解。大概是因為他入行拍電影時已年過不惑，見慣了人世冷暖，他的電影從來不缺痛苦，也從來不粉飾痛苦。他在《薄荷糖》中甚至給予觀眾上帝一般的視角，讓所有人見證一個生命是如何走向消亡，年輕時的美好，到底怎樣一步步消失。

《燃燒》中，他電影里的痛苦以「HUNGER」這個詞表現，身體上的飢餓只是little hunger，精神上的空虛才是great hunger，社會中下游遊盪的年輕人懷疑自己生存的意義，想要像「沒有存在過那樣死去」。李滄東刻畫過失去愛情的痛苦、失去親人的絕望，這一次他的筆觸更加冷酷，直接質疑人生存在的價值。

有人看完《燃燒》，堅信富二代本是外表斯文的殺人兇手；而有人則覺得這一切都出自鍾秀的臆想，最終鍾秀殺死本也絕非報應，而是對上層社會的仇視。李滄東似乎在電影里給出各種各樣的暗示，但實際上，這些「事實」不是他真正想讓觀眾走出影院記住的，他想讓大家走出影院，繼續想一想這部電影，與自己的生活有什麼樣的關聯，自己是怎樣生活的。

做導演的充分條件，是一個人有用鏡頭說故事的慾望，對李滄東，他甚至不止想用鏡頭說故事，他想用鏡頭去書寫自己的觀念和思想，用鏡頭與其餘的人討論對世界的感受。這位講話聲音總是很輕的導演，坦白自己經常也會憤怒，甚至有時候看完新聞，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如同他之前所有作品一樣，《燃燒》這部講述青年人憤怒的電影，卻依然留下了唯美且輕盈的時刻。當惠美最後一次出現在鍾秀前，她半裸著身體在夕陽下跳舞的畫面，讓這個下落不明的女孩兒在世間留下有力的印記，她即使不再出現，也絕不是如同從未存在過。這段無聲的舞蹈，與最終鍾秀決絕的行為形成關照，兩個社會底層青年在以各自的方式，對抗著另一邊的世界。

《燃燒》讓李滄東的影迷等待了八年，50多歲的導演提煉社會中的憤怒，在電影中給了觀眾一面鏡子，讓所有人在虛虛實實中反思。他是電影人中的思想家。

以下對話出自李滄東導演於平遙影展的圓桌採訪：

您有沒有關注中國這兩年的現實題材電影，與韓國的現實題材電影有什麼異同？

李滄東：定義現實主義是比較困難的，我一直認為電影就是反映現實，給大家一些電影和現實的連接，引發大家的思考。韓國其實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不是很多，中國也是，如果一定要把韓國和中國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拿來比較，是有點困難的。

對一部小說或者電影來說，隱喻的意義在哪裡？電影《燃燒》的結尾和原著小說《燒倉房》的結尾不一樣，增加了鍾秀殺死本的場景，這是隱喻還是現實，是鍾秀開始創作小說的一部分嗎？

李滄東：不管是電影還是其他藝術形式，都會用到很多隱喻，因為藝術總會使用隱喻來表達內心或者主觀的思想，通過《燃燒》，也是想給大家一些想像空間，比如這部電影和現實的關聯性在哪裡，想引發大家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

導演是怎麼提煉現實社會中的元素表現在電影中？比如《燃燒》里的孤獨、憤怒和飢餓。

李滄東：其實不光《燃燒》這部電影，在中國甚至整個世界來看，雖然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條件比以前要好很多，但是貧富之間的差異是在不斷放大了，只不過在過去大家有一個明顯的感覺，覺得貧富差距存在，但現在可能差距感覺不到那麼明顯。現在的年輕人對現實是非常無力的，他們想要去奮鬥、去抗爭，但是又不知道怎樣去奮鬥，跟誰去抗爭，所以才有這種內心的無力感和憤怒。這就和電影里一些問題一樣，比如本到底是不是殺人犯，惠美到底存不存在，電影里這些問題就可以延伸到現實社會裡的一些問題。

導演自己生活中會不會有這樣的情緒？怎麼處理呢？

李滄東：也會有，當然就只能通過電影來抒發了。

現實生活中您會因為什麼而憤怒？

李滄東：很多，比如看新聞就會覺得憤怒。

您曾經說過，更喜歡後期剪輯的工作，不喜歡拍攝的過程，拍攝過程對您來說很痛苦，是不是這個原因導致您現在作品比較少，而且《燃燒》本來就表達這種憤怒的情感，是不是拍攝過程對您來說也是十分痛苦的？

李滄東：並不是不喜歡拍攝喜歡剪輯，而是這幾個工作本身來講，最難的是寫劇本，因為那需要靈感，還需要對裡面的人物和事件不斷構思，所以寫劇本是最難的。拍攝過程也很困難，和寫劇本一樣，要不斷創造出新的東西。不是說喜歡剪輯工作，而是它就相當於一個打掃的工程，把已經收集好的素材進行優化，在已有的基礎上整理，不像寫劇本或者拍攝，需要不斷再創造。

既然說到寫劇本很難，電影里一些很美的畫面，比如《燃燒》里惠美跳舞的場面，是文字階段就設計好，還是拍攝期間即興完成的？

李滄東：惠美跳舞的場景，在拍電影之前就有過這樣的構想，而且正是因為這個場景，導演才更加確信想要拍成這樣一部電影。雖然電影里這段舞蹈看起來像即興表演，但其實前期有非常多的準備，為了表現惠美這樣一個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狀態，首先對地點進行過很多考量、測試，看這個地方到底可不可以；對舞蹈本身也是，因為舞蹈裡面包含great hunger的成分在，這其實在寫劇本階段就有這樣的打算，編劇本人也喜歡舞蹈，對舞蹈有一定的研究，她在構思舞蹈的時候，進行了很多很多的前期研究，拍攝時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演員說，之前演員也進行了很多次練習，才有了電影中這一幕，看起來比較即興，但其實有非常多前期準備工作。

這次為什麼把視角轉移到年輕人身上。至於您說的年輕人的無力感，中國主流語境一直在消解這種無力感，比如中國人用「佛系」之類的態度去應對，韓國年輕人是怎麼應對這樣問題的？

李滄東：到底中國年輕人和韓國年輕人誰身上的無力感更強烈，我不是很好下判斷，但如果說韓國年輕人的無力感，可能因為中國現在正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而韓國在十年前就已經經歷了這樣一個階段，那個時候是因為生活的節奏非常快，他們根本沒有時間體會這種無力感。就我自己來講，年輕時根本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而現在就不一樣，很多年輕人可能會因為這些現實的事情感到非常無力。這不是年輕人個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癥結。至於為什麼要把視角轉移到年輕人身上，是因為年輕人的問題其實是很重要的，它不只是年輕人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

年輕人身上這樣的問題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整個世界的趨勢都是往更好處發展，大家的生活質量明顯提高，拿韓國年輕人來講，雖然找不到工作，去便利店做兼職賺時薪，走出便利店也能買名牌運動鞋、喝很貴的咖啡，這其實存在問題。就像電影里表現出的謎團一樣，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類似謎團，大家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生活。通過電影和生活的連接，希望引起人們更多思考。

導演會有這樣的想法嗎，人們看完你的電影后，想採取行動把無力變成有力？

李滄東：雖然我的電影里會給觀眾提出各種問題，但我個人並沒有奢望通過一部電影，觀眾就能找到對生活的答案，這個不太現實。但希望觀眾不會，看完這部電影走齣電影院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希望觀眾看完走齣電影院，能以全新的視角去觀察這部電影，希望電影的內容能夠更好延續到觀眾的生活中。

父親這個形象為什麼在您的作品裡一直是缺席的？

李滄東：其實我的作品裡比較缺少父親這個角色，是有一定理由的，但如果要說明會比較複雜。從現代社會來看，父親在家庭生活中可能是比較缺位的，這也是現在年輕人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

來自淘票票媒體號：淘票票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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