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聚合到彌散，5個散落世界的集體記憶何以被藝術家懷念？

原標題：從聚合到彌散，5個散落世界的集體記憶何以被藝術家懷念？

整齊方正的單元樓小區、幾乎等於整座城市的國營工廠、電子樂與迪斯科閃耀的地下舞廳，這些場所總是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建設、勞動、大院、童年……構成一種現實主義的集體懷舊。從職工宿舍到縣城新村，伴隨工業化而大量建設的單元樓不僅是我們的鄉愁，更是世界範圍內跨越二十世紀的一個象徵。無論是戰後的歐洲，還是亟需城市化的亞洲， 這些集體記憶的場所塑造了幾代人的生活。

它曾經代表了新的集體、新的家庭、新的生活。而今天，它正在衰敗、老去、消失。

從集體居住地的誕生開始，它就不停地被關注、討論、想像。哲學家在這裡討論著社會的模型，而藝術家則將這裡視為素材寶庫，作為一種全新的人類活動空間，這些具有集體記憶的場所在藝術實踐中衍生出極為豐富的形象。

對我們來說，它看起來有些親切，但更為陌生——和中國一樣，在城市化飛速蔓延，告別公營住宅的今天，或許正是時候來回顧集體主義的場所中人的聚集離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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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混凝土的烏托邦

今天看來十分社會主義的集體住宅，其實起源於西歐的工業化與工人住宅。到了二戰之後，為了解決住房問題，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開始修建整齊、可複製的住宅單元。

南斯拉夫在1942年建立了共產主義政府，在執政人鐵托（Josep Broz Tito）的帶領之下，出現了大量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構築物）和烏托邦式的城市規劃。然而這一時期的南斯拉夫的建築師群體，並沒有盲目地追隨當時風靡全球的「國際式」建築風格，而是發展出有別於任何其他歐洲地區的戰後建築風格——無論是國際式的摩天樓，還是諸多粗野主義及未來主義的建築實驗，皆體現出南斯拉夫建築師們的激進、多元、雜糅及理想主義。

如同這個被解體的國家一樣，當規劃這一切的政權撤離，光怪陸離的巨型建築最終被人們遺忘，最終成為孤地上的巨獸。

MoMA在2018年的8月揭幕了美國首個回顧戰後45年建國期間的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建築的大型展覽「走向混凝土的烏托邦：南斯拉夫建築，1948-1980（Toward a Concrete Utopia: Architecture in Yugoslavia, 1948-1980）」，通過400件展品和4個展區呈現建築塑造公共空間、為文化多元的多民族社會創造共同記憶的能力。

展覽從現代化、國際關係、日常生活和身份認同這四個主題展開，不僅討論了工業化、混合身份和理想主義在南斯拉夫的歷史境況，也將以此為契機，與公眾一起以全球性視野來探索，南斯拉夫建築如何在一個多文化多族裔的社會中創造集體歷史、建立公民身份和社區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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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郊外 「好想住在團地啊」

在日本，有一個專有的名詞「團地」來形容集體住宅。

戰後的日本雖然屬於美國陣營，但因地震飽受摧殘的大城市仍然需要大量堅固的住房，這使得日本住宅公團幾乎與蘇聯同時開始了集體住宅的建設，甚至曾派代表團到蘇聯學習。團地縱然是政府所建，但基本只是為了那些剛進城的外地人和年輕人的。對於大多數居住在城市和鄉村的人來說，團地是位於郊外的「他者」之地，新鮮而神秘，充滿了興奮與嚮往，或者焦慮與恐懼。

上世紀60年代，天皇夫婦在訪問美國之前，特地來到了東京郊外的團地視察。堅固的混凝土樓房與現代家電三大件一下子就與美國的先進形象奇妙地結合在了一起，掀起了「團地熱」。1963年的《下町的太陽》中，居住在嘈雜市區的女主角大聲長嘆：「啊，好想住在團地啊，郊外的團地。」而今天，恐怕不會再有人這麼想了吧。

1981年，日本住宅公團終於完成了提供大量標準化住房的歷史任務，並解散成為住宅·都市整備公團。新的住宅開發逐漸被市區的商品房與郊區的獨棟住宅取代。而團地所一直承載的的焦慮與不安，也同時轉移到了這兩種新空間中。比如說2013年是枝裕和的《如父如子（そして父になる）》，就將都市高層公寓作為漂浮在雲端、家庭關係疏離的象徵，與腳踏實地的老城區房屋作為對立。

同時，團地也作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出現在科幻、犯罪、兒童動畫等各種流行影視作品中。《新世紀福音戰士（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中綾波麗的住址就是「第3新東京市市營住宅第22番建設職員用團地6號棟402號室」，以表現團地生活的平庸、渺小。

如若我們未來也要生活在團地中，將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和形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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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碼頭 電廠

在上海，有一座超過百年歷史的發電廠——1897年，清政府上海馬路工程善後局在十六鋪老太平碼頭創建了供30盞路燈照明的南市電燈廠，後於1918年成立上海華商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電廠定名為南市發電廠，早已走過百年歷程的南市發電廠見證了上海整個工業時代的變遷。其中，165米高的巨大煙囪是南市發電廠的標誌之一，於1985年建成。

這裡曾經就是一座小城，既是工廠，也是宿舍與社區；不僅有鍋爐這樣的工業設備，也有醫院、學校之類的社會機構，所有電廠的員工都在這裡生活，工作、戀愛、結婚、生子乃至死去。

2018年4月，藝術家波爾坦斯基在這座發電廠里，用近十噸衣服、上百個嬰兒和老人的面部照片以及迴響著的成千上萬人的心跳頻率，構建了承載個人生活經驗和群體歷史的一方「憶所」。

特別是一樓展廳巨大的起重機：1200平方米的空間將被近十噸衣服佔據，高達15米的起重機鉤爪懸掛在衣物堆砌而成的山峰之上，重複抓起、拋下衣服的動作。這些廢舊衣服象徵了「人類」的肉身，而這台起重機則寓言上帝之手以及不可預知的命運。偌大的展廳中迴響著嘈雜而單調的機械聲，傾入每個人的耳膜；散落在一樓側廳的衣物遮蔽整個地面，特別設置的人行通道邀請觀眾穿梭其間，彷彿行走進對逝去者的回憶通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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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西區 一個時代的終結

瀋陽的鐵西區曾經是全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而《鐵西區》這部紀錄片誕生在新世紀的剛剛開始，作為王兵導演的處女座，這彷彿昭示了什麼。

這是一部長達九個小時的電影，《鐵西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工廠》長達近四小時，記錄該重工業區三家大型工廠最後階段的正常工作和拆除，中間大段的是工人的勞動、休息、爭鬥、洗浴、療養、娛樂、囑託、抱怨、彷徨、憤怒、熱情、無奈、絕望、焦慮、感傷；第二部分將鏡頭對準了艷粉街——這是工人居住的棚戶區，一群十七八歲的男孩經常聚在一起追逐女孩或彼此消遣。2000年年末，艷粉街棚戶區房屋拆遷改造，人們為爭得應有的新房面積，與房屋開發商明爭暗鬥；第三部分《鐵路》里都是貨場周圍一些沒有戶籍和固定住所的人員，以撿火車上的貨物為生。

在《工廠》里，工廠最終倒閉了；在《艷粉街》里，工人們的住宅最終被拆毀了；在《鐵路》里，火車一遍遍駛過荒涼的廠房。隨後的十年里鐵西區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居住區，而那些曾經的輝煌與墜落則慢慢湮沒在那一代正在逝去之人的記憶里。

王兵曾用一句話形容《鐵西區》——「曾經有一群人，為了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們最終失敗了。」

5

北京 不如跳舞

承擔娛樂、社交功能的舞廳反映了普通人在社會運動與歷史興衰中的命運，藝術家郝敬班將鏡頭分別對準舞廳空間，以過人的敏感度捕捉了作為時代象徵的情境與行為。

「北京舞廳」是郝敬班2012年以來持續創作的項目，《下午場》、《我不會跳舞》是該項目中的兩個部分。舞廳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登陸中國，曾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短暫地流行於北京的各個階層，隨即在數十年之內銷聲匿跡，而最終在「改革開放」之後重現於公園與廣場，其興衰不僅承載了一代人的命運，亦內在於國家的歷史邏輯中。《下午場》對一個現存的舞廳進行了觀察和記錄，在再現一場平常舞會的同時，亦試圖呈現其中由人構成的抽象空間——他們之間的空間關係、視線關係和心理關係。

《我不會跳舞》則以四屏的呈現方式融合紀錄影像、經典電影片段與文本，以極具張力的復調式影像對話為歷史的敘述提供另外一種路徑。片中，藝術家將不同年邁舞者的採訪記錄以交叉剪輯的方式串聯在一起，並引用拍攝於20世紀50年代的影片《青春之歌》與《虎膽英雄》中呈現舞廳場景的橋段，不僅將每一段獨立的「口述史」置於整體的互文性關係中，使之獲得全新的意義，亦通過個人化的敘述反觀、拆解虛構影像所反映的時代風貌與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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