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犯罪現場調查：警察怎麼破案？罪犯怎麼抓？監獄怎麼設計？

火星警察需面對全新的血跡形態，不同的屍體腐爛速度，以及太空服遭破壞的情況；而且，不能在室內開槍。

要是有朝一日，人類能踏足火星，人性中最邪惡的衝動也會跟去。不會因為是火星，人類就擺脫了謀殺、暴力和敲詐。那裡也會有綁架、勒索和入室搶劫。假以時日，連銀行劫案都會出現。過去幾十年，我們對火星生活展開了細緻入微的想像，從如何凈化水源、獲取飲用水，到如何通過種植和飼養，獲取新鮮食物，但還有一個問題有待解答：火星上如何維持治安？

假設未來的某天，已經有三代人在火星出生。按照這時的人口規模，你每天足以碰到三個陌生人。從村莊、農場、工廠、科學實驗室到完整的城市，火星定居點的數量也多了，有九成人口至少沒去過其中一個社區。這種情況下，會出現什麼樣的犯罪活動？對於破壞公物、盜竊財物、顛覆社區的罪犯，甚至強姦犯與連環殺手，誰又將肩負起抓捕的重任？

在地球上，人口數量一旦邁過類似關口，治安措施也會跟進。我們用公共資金設立路燈，在偏遠的新居民區設立警局，我們訓練一批專業警探，包括卧底在內。在合理限度內，我們給警察配備最先進的技術，有軍隊退役的車輛，也有無人機。我們讓警員佩戴執法記錄儀，又組建警察局內務部，對警察實施監督。但對火星犯罪，我們倒是可以提前規劃：在上火星之前，就設計好火星警察局。我們需要警察局的調查與監禁權，去保障人類定居者的安全。

與地球大不同

克里斯蒂安·達文特（Christyann Darwent）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名考古學家。她開展野外工作的地點，是加拿大的北極高地。那是一個極端嚴寒、偏遠的地方，宇航員為火星任務做準備時，會去那裡接受訓練。達文特的專業領域，是極端環境下有機物的降解情況。因此，對於火星上的屍體腐化，她有一番獨到的見解。

達文特指出，在火星上，犯罪調查的方方面面都會改變。她舉了個例子：在北極地區，動物屍體的一邊裸露在空氣中，被大風和極端天氣摧殘，直接變成白骨；另一邊則嵌在地里，幾乎能完好地保存。就比如冰人奧茲，雖在5300年前死於謀殺，但在歐洲冰川之中，他的遺體保存完好，連紋身都清晰可見。在火星，殺人犯可閑不下來；不論是將屍體丟棄在荒無人煙的峽谷中，還是未被收入地圖的洞穴中，屍體都會永久保存下去，達文特這樣猜測。

再想想犯罪現場分析的最基本要素。暴露在乾燥、冰冷的火星空氣，以及強烈的陽光之下，DNA的降解速度是不同於地球的。在低重力環境下，若涉及鈍傷和刺傷，血跡形態也跟地球上截然不同。由於靜電電荷的作用，太空服連同附近表面黏著的灰塵，都帶上了證據價值。達文特還提醒說，考慮到火星大氣的化學組成，犯罪現場只要稍微久遠一些，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就不適用了。

而且，火星環境本就致命，即使是暴力謀殺，要嫁禍給大自然也不難。達文特說，在火星上，環境的致命殺傷力可以為兇手所用。比如在投毒之後，兇手可以偽裝現場，製造出磨蝕性化學物質（火星岩石中的高氯酸鹽）致死的假象。太空服密封不嚴，量氧計故障（實則被動過手腳），這些都可能被兇手用來掩蓋謀殺。

圍繞火星治安，科幻小說大師金·斯坦利·羅賓遜（Kim Stanley Robinson）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派出一支隊伍，前往南極洲某研究基地。他們給全隊配了一把手槍，用來應急。但科學家們覺得，這支手槍一旦被濫用，後果不堪設想，不能不加以制衡。於是，他們把手槍拆成三份，分給三人保管。這樣，就算有人喝醉了、撒起酒瘋，或被孤獨與壓力逼瘋，他要把三個部分集齊、組裝成槍、裝上子彈，再開始劫持人質（或直接開槍），實在是不太現實。

司法管轄怎麼破？

其實，探討極端環境中的執法問題時，人們最常引用的例子之一，就是南極洲。它和火星一樣，天寒地凍、不利於人類生存，且遠離地球上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1996年，按照南極條約體系的規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派遣了一名探員，前往南極洲的美國基地，調查一樁涉嫌攻擊的案件。這也許為火星犯罪調查樹立了先例。未來，假如火星信用合作社輪番遭劫，FBI的火星辦事處或許會派出探員，啟動調查。

最早登上火星的警察機構，也可能是美國法警的一個延伸。法警是美國司法體系的代表，擔任過美國在海外的領事法院專員。至少在目前，太空法仍屬於國際法院的管轄範疇，也就是說，法警可以跨越星球，執行法院的管轄權。和FBI一樣，美國法警也踏足過南極洲——從技術上講，甚至登上過太空。2001年，身為美國名譽法警，宇航員詹姆斯·萊利（James Reilly）參與了「亞特蘭蒂斯號」太空梭任務，並將警徽和警察證件帶上了天。那次任務中，萊利還進入了國際空間站，可以說，他將美國法警的管轄權帶上了國際空間站。

埃爾斯貝斯·麥吉爾頓（Elsbeth Magilton）是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太空、網路與電信法課程的負責人之一，她介紹說，「通常，管轄權是跟著人走的。你是哪國公民，哪國的法律就跟著你。」不過，她也表示，太空管轄權也可提前約定，商定好某項任務適用哪國法律，乃至某個宇航員適用哪國法律。或者，火星執法也可以外包給安保企業，不隸屬於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

試想下述場景：火星上有這樣一家航天公司，它來自美國，但為了避稅，選擇在愛爾蘭註冊。有一天，它的一名澳大利亞籍員工在火星赤道附近的山區，謀殺了一名日本籍的地震學家，案發地點屬於非司法管轄地帶。這個時候，應該由誰將他繩之以法？

菲爾·斯坦伯格（Phil Steinberg）是一名地理學家，在英國達勒姆大學擔任國際邊界研究組的主任。他圍繞「非正常空間內的刑法」，舉了這麼幾個例子。他指出，船隻在海上行駛時如果不懸掛國旗，是違反國際法的。「在海上，你有義務明示自己的所屬國。」他說，「否則，你不但反國家，而且反人類。既然是反人類罪，那任何國家都有權起訴。」

在斯坦伯格看來，這對火星治安意味深遠。若有人逃離界定好的司法管轄區，比如犯事之後，逃離美國的司法管轄區，進入尚沒有國家宣示主權的火星地區尋求庇護，那麼，這種行為可以歸為反人類罪。他們將脫離國家的保護，成為某種星際偷渡者。「當然了，這就涉及一個問題，會有人去執法嗎？」斯坦伯格說。

不過他說，警方任其逃跑的可能性會更大，畢竟，在火星上，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而逃往未知的荒野，這樣做無異於自殺。

在火星上犯罪，很！難！

但在大衛·佩奇（David Paige）看來，擔心火星犯罪不僅為時過早，而且毫無必要。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行星科學家，被美國宇航局（NASA）選中，參與設計探地雷達系統，用於探索火星地下。他說，在火星上實施犯罪太難了，沒人會去嘗試。

「問題在於，形形色色的監控將無處不在。」佩奇說。比如，氣閘可能會記下每一次操作它的人和時間。每時每刻，每個人身在何處，都可能被記錄下來，精確到你落腳的方寸之地。人們的生命體征，比如心率上升，腎上腺素水平升高，也可能被火星服內置的感測器記錄下來。一有犯罪發生，通過匹配時間戳，案發時點每個人的確切位置都可以調出來。「鎖定嫌犯將會輕而易舉。」佩奇認為。

他強調說，火星環境極不適宜人類生存。人們很可能生活在掩體之中，實在難得出一次門，也要穿上笨重的太空服，活動受到限制。佩奇說，「如果限制無處不在，那麼我猜，相對於地球，火星上破案會很容易，因為事態的發展緩慢至極。」看一眼數據記錄，展開抓捕——也許就這麼簡單。

這讓人聯想起當代偵探小說的經典套路：密室推理——一小群人中間，突然發生一樁神秘謀殺案。按照這種套路，兇手就在倖存者中間，應該不難找到。但不論場景是國際列車，比如《東方快車謀殺案》，還是家庭宴會、外國旅館，或是火星上的科學實驗室，要破案絕不簡單。運氣好一點的話，因為某個小小的法醫學證據，事實得以水落石出；怕就怕在場的人相互勾結，使真相難以大白。

為支撐火星上這種「零犯罪」願景，佩奇還提供了一個理由：定居者本身的水準。人們對火星生活的想像，都是工業烏托邦式的畫風：高科技城市，專門建造的科學實驗室，其中是有責任心的成年人，因具備健康的身體、成熟的心理和理性的自我控制能力，而入選其中。照他所說，只有最聰明、最優秀的人，才會入選。畢竟，將人類送上火星的成本、複雜性和風險都登峰造極，能去的都是層層篩選出來的。這些人並不構成犯罪風險——如果根本沒人違法，佩奇反問道，那還要警察來幹嘛？

當然，不論最初的火星居民多麼守法，他們總得生兒育女，幾代人之後，人們的心理還能那樣穩固嗎？那就很難說了。要說預測，「叛逆潮」倒是有可能出現，屆時，犯罪和不端行為也許會多到令人髮指——熊孩子玩弄氣閘（無意中造成致命後果），或是員工從醫藥公司竊取藥丸，吸毒成癮。

況且，真的只有最聰明、最優秀的人，才去得了火星嗎？很難說。不妨想想澳大利亞，在那裡，最早的定居者並不是精挑細選出來的科學使者，而是英國當局流放過去的罪犯。第一批上火星的，完全有可能是五大三粗的拓荒者，他們相當於犧牲自我，去征服嚴酷的生存環境，為後人鋪路。

而伴隨這種生活方式的，將是犯罪。人緣不好的工人在偏遠的峽谷中墜亡，或是被工業設備碾死，這樣的事或許會司空見慣，但這些真是事故嗎？沒有警力維持治安，這類謀殺可能永遠得不到調查，更不用說偵破了。

要反駁佩奇，最有力的論據是：即便在地球上，那些訓練有素、受到密切監督的人們——即使他們知道會被抓——也犯下過種種重罪。士兵裡面也有搶銀行的，奧運會運動員里也有殺人犯。商業航班的飛行員也曾故意墜機，與機上所有人同歸於盡。經紀人、銀行家和華爾街的常客們，都會不堪心理重負，走上自殺或殺人的道路。被送上火星的人就不會崩潰？這種說法站不住腳。況且，不論在地球上，你的承受能力有多強，到了火星，宇宙射線有可能引發痴呆，火星上的孤獨感也會對「人類心理造成負面衝擊」。就未來太空任務而言，瑪麗娜·科倫（Marina Koren）寫道：「心理篩查可以預言的範圍很有限。」

低重力環境下該如何執法？

試想在火星某研究基地，一名持刀罪犯被逼到角落，旁邊就是一個通往外部的關鍵氣閘。警察若在此時開槍，哪怕只是電擊槍，都有破壞基地關鍵部件的危險，危及數千名無辜的旁觀者。在地球上學到的肉搏技術，到了火星上，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在火星的低重力環境下，哪怕只是簡單的一拳，都可能讓罪犯和警察朝著相反的方向彈開。警察要怎樣制服逃犯，才能不使局面惡化，危及所有人？

喬希·戈爾德（Josh Gold）對這些情境作了認真的研究。戈爾德是日本合氣道黑帶四段，也是加州「雷武館」（Ikazuchi Dojo）的聯合創始人。他正運用在身體運動學領域的專業知識，帶領一支「跨功能團隊」，創建世界上第一個適用於太空的武術類別。

戈爾德自言是個科幻謎，他相信，太空安保問題既不抽象，也非假設。它是真實存在的——即便是在當下，也是如此。太空遊客互相傷害的情景已經可以想見，更不用說長期太空任務中，宇航員打鬥、蓄意破壞或性侵害的行為。戈爾德提醒說，即使在地球上的火星任務模擬中，在訓練有素、層層篩選出來的機組成員之間，人身安全問題也曾出現過。

戈爾德說,「就執法或安保而言，在零重力環境下，很多有效的做法都不再適用，在火星或月球上，低重力環境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最根本的動作技巧都需要重新審視。」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警察要不要配槍。戈爾德說，在火星上，子彈射偏的風險實在太大，它可能穿透基地加壓艙的牆壁。火星警察需要的是鉤子、扣子和粘膠，他指出，而這只是就徒手自衛而言。

戈爾德的解決辦法，是從不同的武術類別中，乃至從體操和跑酷等非搏鬥類運動中，汲取相應的技巧。篩選的標準，是它們與重力的關係。據戈爾德說，巴西柔術中，很多技巧都是低重力環境下可用的，包括「鎖」和「封」，它們用的都不是撞擊和蠻力。就連合氣道中的關節技——讓對手失去平衡，然後將其摔出——也需要根據太空環境，重新設計。「想像一下，在零重力或低重力環境中，你怎麼動一下腿或胳膊，就能改變他們在太空中的朝向，而不是讓他們摔倒。」他說。打鬥的畫面會很像芭蕾舞式的糾纏，而不是街斗，而且，警察抓捕攻擊性嫌犯的方式也會改變。

太空更容易出現暴政?

愛丁堡大學政治理論學家、太空生物學家查爾斯·考克爾（Charles Cockell）則認為，要在火星上應對犯罪，乃至防止犯罪，我們需要更加根本的干預措施。

談及外星定居的政治風險，考克爾毫不避諱。「一個外星社會，完全著眼於實用型目標，沒有資源去追求更高的目標。」他寫道，「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居民們必然會走向絕望和無助，因為，他們終將懷疑自己的目的、懷疑人性、懷疑生命的意義。」如果你無聊到發瘋，還不能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不走上犯罪之路還能幹什麼？

在變幻無常的火星環境中，一切都仰賴生命支持系統的高效、無縫運作。當人類生活與技術環境息息相關時，若有人故意破壞定居點的制氧機，或是性命攸關的氣閘，這類犯罪就不能等閑視之了。這是名副其實的反人類罪，到了一定規模，甚至可以上升到種族屠殺。

「我想，太空更容易出現暴政，這是不爭的事實。」考克爾說，因為你無路可逃，不論逃到哪裡，你都會死於極端寒冷或窒息。換言之，在一個隨時能致人於死地的環境中，嚴格的社會控制系統將應運而生，對錯誤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各種命令與手續需要嚴格遵循設計方案，因為一步走錯，你所面臨的就是滅頂之災。

此外，氧氣等生存必需品，其製造權與配給權將落入特定個人手中，使之掌握「控制槓桿」。受此啟發，考克爾曾仿照二戰時期的英國海報，製作了自己的幽默海報，闡釋其中一篇論文。海報中的標語是：「為自由而種植室內植物」。「意思就是，在火星定居點種植的植物越多，製造的氧氣就越多，機器需要產生的氧氣就越少。農業、種植和自由之間，可能存在一種意味深長的聯繫。」換言之，你對自身氧氣供應量的決定權越大，火星政府——或是某家掠奪性私人氧氣公司——對你的控制就越小。

監獄先行，還是法治先行？

2016年，考克爾發表論文《外星防範設施》，將討論引向了全新的方向。在文中，考克爾闡述了外星監獄的基本設計原則。有些結論值得一提，比如在火星監獄這種氧氣較少的環境下，監獄長或以降壓為威脅，迫使囚犯服從指令。權威人物可以挾空氣以令囚犯，乃至使整座城市的居民俯首帖耳。對考克爾而言，這種風險應該從源頭上消除，也就是說，太空監獄應該通過設計，使氣壓不可能被濫用。這就是提前設想火星警局的另一個重要之處：不作提前規劃，我們將無法防止這類情境。

聽到考克爾關於外星監獄的計劃，天文學家露西安·沃克維茨（Lucianne Walkowicz）有些排斥。她說，「還沒起草法律，我們就設計起了監獄。」沃克維茨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天體生物學主席。她和考克爾用的是兩套說法——一個說自由，一個說平等；一個講壓迫，一個講排外。但兩人的宗旨基本一致：確保人類在外星長治久安，不受極權主義和政府的壓迫。

我們也許會向其他星球輸出不受質疑的警察暴力機構或是極權種族主義，這一點令人毛骨悚人，但沃克維茨擔心，這種可能性很大。我們談到了2017年網上瘋轉的一則視頻：同樣的一台感應式皂液器，白人男子將手伸過去，輕鬆獲得洗手液，黑人男子卻無法觸發開關——由於膚色原因，光感受器始終未被激活；從機器的視角出發，彷彿只有白人男子是存在的。

沃克維茨說，假如這發生在火星上，比如面對一名非白人定居者，攝像頭控制的氣閘——或是依賴面部識別演算法的氧氣供應設備——始終無法啟動，此人可能被反鎖在自家門外，無法啟動氣閘，獲取氧氣。這樣，他就真的是在偏見中——某個粗製濫造的計算機程序的偏見中——窒息了。這樣的結果既致命，又讓人憤慨。

這提醒我們，可能千里迢迢跑到了火星，我們才發現，那些未受質疑的偏見，竟被編入了我們的技術環境。這固然令人沮喪，但也能糾正後地球時代的未來主義中，人們常表現出來的烏托邦傾向。「太空沒有什麼神奇的魔力，不會治癒機器學習或是人們日常交流中的偏見，依靠演算法來維持治安的過程中，固有的偏見也不會消失。」沃克維茨說。

要設想火星上的警察局，我們就不得不設想它的潛在缺陷。與其在不知不覺中，構建出一個星際反烏托邦，由一群二話不說先開槍的警察管著，還不如現在就開始，探索這些問題。

翻譯：雁行

編輯：李莉

來源：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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