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尤金·羅根：奧斯曼帝國的滅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原標題：訪談｜尤金·羅根：奧斯曼帝國的滅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採訪、撰文：陳功

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St. Anthony』s College）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羅根（Eugene Rogan）教授是當世最著名的歷史專家、中東問題專家之一。羅根教授主要關注晚期奧斯曼帝國和現代巴勒斯坦問題，著有《晚期奧斯曼帝國的國家邊境》（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巴勒斯坦之戰：重寫1948年史》（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阿拉伯人：一部歷史》（The Arabs: A History）等著作。他的最新著作《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今年九月，羅根教授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高校與中國學者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在他於京停留期間，筆者有幸對羅根教授進行了一期專訪，請他談談對一戰、奧斯曼帝國和現代中東的看法。

東方歷史評論：羅根教授您好，很高興能對您進行採訪。我知道您的學術經歷非常豐富和輝煌，您首先寫了關於晚期奧斯曼帝國邊疆的著作，之後寫了關於現代巴勒斯坦的著作，然後在2015年，您完成了新書《奧斯曼帝國的衰落》。那麼，是什麼讓您把學術興趣從晚期奧斯曼帝國轉移到現代巴勒斯坦，再從現代巴勒斯坦回到一戰中的奧斯曼帝國的呢？

尤金·羅根：你漏了一本書，我在2009年出版的《阿拉伯人：一部歷史》，這本書描寫了阿拉伯人五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某種意義上說，它將我的所有工作結合起來了，既涉及我對現代巴勒斯坦的興趣，也涉及我對奧斯曼帝國的興趣。作為一個以中東（研究）為專業的學生，當我還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我的方向是晚期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行省，我對改革時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時期，以及青年土耳其黨革命期間阿拉伯行省的經濟史和社會史感興趣。當然，所有研究中東的人都對當代問題感興趣。我的專業方向是19世紀的中東，但阿以衝突一直是我的興趣點，事實上，阿以衝突開始的關鍵點正是1948年，所以我認為我的歷史學工作很自然地會延伸那裡。我既應該寫爭奪巴勒斯坦的戰爭，也應該寫晚期奧斯曼帝國。

東方歷史評論：在您的書《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中，我們看到奧斯曼帝國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結束和參與一戰之間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而很多學者也指出了青年土耳其黨的現代化改革和凱末爾改革之間的延續性，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如果沒有一戰，奧斯曼帝國能夠存續下來，並且完成其現代化改革？

尤金·羅根：這是我最喜歡的「反事實歷史問題」（counter-factual historical question）之一。如果奧斯曼帝國保持中立，會如何呢？我認為你是對的，奧斯曼帝國可以很好地存活到20世紀，如果它不參戰的話。19世紀里，民族主義運動和新生的巴爾幹國家已經從奧斯曼帝國那裡奪走了許多領土，奧斯曼帝國或許會縮水成一個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也包括許多宗教少數群體的領土較小的國家。我認為奧斯曼帝國可以是一個能自我生存的國家，這個國家退到以穆斯林為主的疆界中，其中沒有任何民族主義運動能挑戰伊斯坦布爾的國家體系。記住這點很重要：奧斯曼帝國從1517年開始就在統治阿拉伯世界，四個世紀足夠讓一個國家確立其地位及合法性，而奧斯曼帝國在改革進程中也通過許多手段提供了更好的服務、更好的治理，並更好地順應了阿拉伯和土耳其各行省中居民的要求。所以，1914年就已開始的阿拉伯主義（Arabist） 運動（指在奧斯曼帝國框架內，通過改良來保障阿拉伯民族權益的運動）並不能發展為一個足以挑戰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統治的民族主義運動。奧斯曼帝國很可能會與阿拉伯世界協商關係，讓阿拉伯人保持對奧斯曼帝國的忠誠。並且，我很感興趣的是，擁有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石油資源的奧斯曼帝國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奧斯曼帝國存續下來，並獲取足以創造一個富裕國家的石油資源，那麼20世紀將會很不一樣。帝國主義的計劃創造了英法的保護國，並且有意創製以色列，如果阿拉伯世界沒有遇到這一計劃所帶來的衝突，那麼奧斯曼統治下的（現代）中東的衝突將會少得多。

東方歷史評論：所以您的意思是，奧斯曼治下的和平將會延續，而阿拉伯的民族運動仍然是一種阿拉伯主義（al-『urūba）運動，而不是泛阿拉伯的民族主義（al-qawmiyya）或是一種國族主義（al-wa?aniyya）運動？

尤金·羅根：我認為奧斯曼帝國有足夠多的機制來把阿拉伯居民納入到國家的公共生活之中，我的同事哈桑·卡雅勒（Hasan Kayal?）寫過關於青年土耳其黨期間阿拉伯人和奧斯曼人關係的一部非常優秀的著作，他強調了議會在將阿拉伯居民納入到奧斯曼帝國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並且當時還有許多能把阿拉伯臣民和奧斯曼帝國聯繫起來的官僚工作，比如地方行省的國家公務員。此外，我認為國立學校的廣泛建立也是奧斯曼帝國在受教育精英中培育忠誠的重要手段，所以我認為這些機構可以很強烈地中和阿拉伯主義轉向民族主義運動的趨勢。阿拉伯主義當然可能變成阿拉伯民族主義，但不能認為這種轉變是必須的、不可避免的。

哈桑·卡雅勒著作

東方歷史評論：感謝您的回答。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可能會有點長。您在書里用了大概一章來分析奧斯曼帝國參戰的過程，這是一個研究熱點話題。我知道舒克呂·哈尼奧盧（?ükrü Hanio?lu）的學生，穆斯塔法·阿克薩卡爾（Mustafa Aksakal）博士也出版了一本分析奧斯曼帝國參戰的書，《奧斯曼通往1914大戰之路》（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您書中的觀點和他書中的觀點大致相似，但我發現有一點不同：您主要寫了德國和俄國對奧斯曼參戰的影響，而阿克薩卡爾博士則指出保加利亞也在奧斯曼參戰決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書引用了許多保加利亞檔案來證明他的觀點，他指出奧匈帝國希望與奧斯曼結盟，這樣就可以確保保加利亞能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背刺塞爾維亞。而奧斯曼帝國和德國確實花了很多時間討論保加利亞問題，奧斯曼人認為奧斯曼帝國要在保加利亞之後參戰，而德國認為只有奧斯曼帝國先參戰，保加利亞才能參戰。請問教授您怎麼看他的論點？我們該如何看待像希臘、保加利亞這樣的巴爾幹國家在奧斯曼帝國參戰中的作用？

尤金·羅根：我認為穆斯塔法·阿克薩卡爾的書非常優秀。我保證，我書里的分析和他書里的分析存在相似之處的原因是他的書對我關於奧斯曼帝國參戰因素的思考產生了影響。另一本影響到我的書是邁克爾·雷諾茲（Michael Reynolds） 的《帝國支離破碎》（Shattering Empires），這本書非常優秀，寫的是奧斯曼決定參戰之前的歷史時期，俄國對土地的野心對奧斯曼參戰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我沒有詳細描寫奧斯曼對保加利亞政策的唯一原因就是保加利亞到最後仍然是在奧斯曼帝國之後才參戰。所以，從歷史敘事的角度來說，對於一本描述整場戰爭的書而言，保加利亞問題似乎是離題的，會讓讀者感到疑惑。你也看到了，我沒有怎麼寫保加利亞參戰，這是因為我的書大多都寫我熟悉的領域，也就是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歷史。我並沒有那麼了解保加利亞，我相信阿克薩卡爾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很好了，他的研究幫助我們部分理解了為什麼奧斯曼帝國拖到10月份才參戰。對於我來說，保加利亞問題是額外的，而對於他來說，這是基礎性的。

《帝國支離破碎》

東方歷史評論：那麼希臘呢？從現有研究來看，似乎當時有很多人擔心奧斯曼帝國和希臘之間的軍備競賽會引發下一場戰爭。

尤金·羅根：我並不認為有人料到了一場大戰會因為薩拉熱窩的一次刺殺事件而被引發。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之後，奧斯曼帝國和歐洲列強都認為奧斯曼帝國和希臘之間沒有解決的分歧，特別是圍繞愛琴海島嶼的分歧，將會導致下一場戰爭。每個人都預料會發生第三次巴爾幹戰爭，但沒有人預測到世界大戰。我在我的書中提到，奧斯曼帝國在1914年春就已經散發公告，稱如果與希臘爆發戰爭，就將進行總動員。而總動員直到8月份才開始，當時世界在準備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戰爭，奧斯曼人知道總動員令將會讓他們被捲入戰爭，面臨危險，並且他們幾乎確定會站到德國及其盟友一邊，因為奧斯曼與俄國的關係很緊張。所以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希臘是排在俄國之後的第二直接的威脅，我認為奧斯曼人害怕希臘人要佔領奧斯曼帝國在色雷斯，埃迪爾內或者說哈德良堡，伊斯坦布爾或者說君士坦丁堡的剩餘領土，將其作為對東正教所在地的重新征服，但是他們將俄國視為更大的威脅。所以我認為，俄國是塑造奧斯曼帝國1914年夏天政策的最主要因素，當時歐洲正在準備戰爭，而希臘的威脅似乎就成了次優先之事，或者說次要的考慮。

東方歷史評論：您在書中反覆強調，中東戰場是一戰中最國際化的戰場，那麼您認為這種國際化的屬性對戰爭的結果，以及參戰各方，分別有什麼影響呢？

尤金·羅根：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奧斯曼帝國參戰之前，這場衝突很大程度上是歐洲的衝突，奧斯曼人參戰之後，衝突範圍擴大到北非和亞洲，在這一意義上，他們參與了歐洲事務，並將其變為世界大戰。另外一點，正如你提到的那樣，奧斯曼戰線吸引了全球的戰士，遠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還有印度的上百萬人。奧斯曼帝國的不同族群被招募起來為帝國而戰，還有西非的殖民地士兵，還有被招募來對付俄國的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和高加索人，這讓奧斯曼戰線陷入一種語言混亂（linguistic confusion）之中。這條戰線上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士兵，這意味著有許多人要在這條戰線上與能與他們溝通的人交戰，而他們之間沒有仇恨。這方面來說，有許多士兵是在參戰一事上猶豫不決的，他們因厭倦戰爭仇恨而受苦。對於其他人來說，還存在著忠誠混亂（confused loyalties）的問題。對於許多印度、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來說，奧斯曼帝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伊斯蘭國家，蘇丹並不僅僅是奧斯曼人民的統治者，更是所有遜尼派穆斯林的哈里發。對於許多來自被殖民地區的穆斯林來說，與穆斯林教胞、與哈里發之國作戰這件事是一種倫理道德困境。他們感到很不快，懷疑戰爭的合法性，一些士兵脫離了英軍和法軍，與他們的穆斯林教胞、哈里發的戰士並肩作戰。雖然只有一小部分人這麼做，但是這反映出，對於一些人來說，與奧斯曼帝國作戰是難以解決的倫理道德困境。至於其他人，我們可以看看加里波利舉行的年度儀式（每年3月18日在加里波利舉行的紀念協約國軍隊登錄加里波利的行動）， 土耳其人在每年舉辦的情感性儀式上招待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在這一儀式中，我們看到了某種兄弟情誼。對於澳大利亞人、紐西蘭人和土耳其人來說，這個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戰場是他們通過共同的犧牲和損失而團結起來，聚集起來的地方。在這一意義上說，這證明了參戰國間的恆久友誼。這確實是這場戰爭的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遺產，是把歐洲衝突轉化為世界大戰的一方面。

東方歷史評論：您提到了印度的穆斯林。確實，德國在戰前認為奧斯曼帝國的參戰可以導致其他地方穆斯林的起義，但事實上，一戰中印度並沒有發生穆斯林的大起義，最大規模的穆斯林起事反而是在凱末爾主義者廢除哈里發制度時發生的。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尤金·羅根：確實在新加坡發生過一次起義，時間是1915年2月，起義延續了一個星期。起義是一些印度穆斯林反抗英國軍官的行動，由於當時新加坡防衛薄弱，所以英國花了一個星期時間來聚集鎮壓起義的軍隊。日本也進行了干涉，幫助英國鎮壓起義，恢復秩序。這不是一場大起義，但是有趣的是，遠在新加坡的印度穆斯林士兵會聽從蘇丹的起義召喚。並且我認為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這場起義發生在士兵之中，在已經受過訓練，要穿著軍服作戰的人之間。而對於其他的印度穆斯林，穆斯林平民來說，他們既沒有響應聖戰召喚的動機，也沒有響應的手段。他們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這些比他們對另一個大洲上哈里發的忠誠感要來得重要的多。從這個角度上說，認為穆斯林比其他人更不理智、更激進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你很難想像，信仰任何一種宗教的印度人會響應另一個大洲上領袖的號召而發動暴力起義。有一種想法認為，穆斯林比其他人更激進，他們會被宗教召喚煽動起來，採取不理智的行為。我認為這是一種東方主義的神話（Orientalist myth），這種神話誤導了一戰時的人，也籠罩在當今西方強國的分析話語之上。我認為，期待遙遠的印度穆斯林能進行大規模起義的想法是不現實的，起義能發生的唯一途徑就是德國取得重大勝利，讓英法看起來行將戰敗。我們知道，英國在埃及和印度的統治是不得人心的，受到了民族主義者的挑戰，法國在西非的統治也類似。如果英法虛弱，有戰敗的風險，那麼可以想像印度人和埃及人會出於民族利益，而不是宗教熱情，來反抗殖民者。但這種狀況並沒有出現，所以我認為當時沒有能推動穆斯林展開聖戰的切身利益的存在。我認為，即使是廢除哈里發一件事情也沒有在印度導致真正的大規模起義。或許，穆斯林已經不認為哈里發制度與他們的精神生活相關了，到了20世紀，哈里發已經失去了在信徒中的意義，這或許也是一種解釋。

東方歷史評論：既然如此，那麼在一戰爆發之前，是哪些因素驅使像馬克思·馮·奧本海姆和威廉二世這樣的德國人相信一場全球聖戰，或者一場全球起義，是可能發生的？

尤金·羅根：德國相信大聖戰爆發的可能性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對伊斯蘭教的誤解，部分與晚近歷史有關。19世紀70年代，法國在普法戰爭中被打敗之後，東阿爾及利亞的君士坦丁城周邊爆發了大起義，蘇非教團扮演了重要的組織角色，並宣布起義為聖戰。參加這場反法起義的人的數量大概超過了20萬，這是一場非常大的反法起義，但這和我上一個回答里提到的情況類似。這是不喜歡法國外來統治的阿爾及利亞人在看到法國戰敗時的回應，他們認為法國已經足夠虛弱，如果他們起義，他們就能打敗法國人，把他們趕出阿爾及利亞，而且他們稱其為聖戰。這反映了伊斯蘭教在一場蘇非穆斯林通過道堂組織的起義中的動員力量和提供合法性的力量。從這一意義上來講，19世紀70年代阿爾及利亞的聖戰，既是在外國力量虛弱之時試圖將其趕走的起義，也是出於宗教熱情的起義，二者的比重是相同的。

但是我認為很多東方學家沒有認識到二者之間的區別，他們只是看到了在宗教上熱心的穆斯林起義反對法國，並稱起義為聖戰。而在下一個十年里，輪到英國在蘇丹發生的宗教熱情下的大規模運動中受損失，也就是馬赫迪起義。信仰蘇非主義的穆斯林在一個使用宗教語言動員、激勵人民的卡里斯瑪領導人的帶領下把英國人趕走，這樣的經歷也成為了歐洲人觀念的一部分，歐洲人相信，穆斯林是狂熱的，會順應卡里斯瑪宗教領袖——在這個案例中是馬赫迪——的召喚而揭竿而起。所以我認為，晚近的歷史讓馬克思·馮·奧本海姆這樣的人相信伊斯蘭教挑戰殖民統治的力量，認為伊斯蘭教可以是對抗英國、法國和俄國的秘密武器，三者都是殖民國家，統治了數千萬的穆斯林，不顧他們的意願。所以說，是「伊斯蘭教讓人民成為狂熱的勇士」的東方主義錯覺（Orientalist delusion）以及晚近反殖民統治的歷史為德國人的想法正名，讓他們認為全球聖戰在戰略上是可靠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以及對聖戰召喚的虛弱回應都證明了，聖戰不是更早案例中的關鍵因素，外國軍隊展現出的虛弱才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素，不過作為提供合法性力量和動員性語言的伊斯蘭教確實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東方歷史評論：最終德國還是將奧斯曼帝國拖入了戰爭，那麼您認為，奧斯曼帝國在戰爭中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呢？

尤金·羅根：當時每個人都認為，奧斯曼帝國太虛弱了，無法進行戰爭，他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想。奧斯曼帝國從1911年開始就在作戰，先是與義大利作戰，然後是兩次巴爾幹戰爭。奧斯曼人輸給了義大利，又輸給了自己的巴爾幹鄰居，幾乎是徹底被打敗。他們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收復了領土，但這場戰爭幾乎耗盡了奧斯曼的軍隊，掏空了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所以在1913年底，認為奧斯曼帝國無法再打一場戰爭的想法是合理的。當德國與奧斯曼帝國結盟之時，他們最希望奧斯曼人做的是用聖戰的召喚引發殖民地的起義，讓德國可以在西線完成征服。但我認為，即使是德國人，也不會幻想奧斯曼人會在一戰中證明自己的堅韌，隨著德國的物品、金錢和軍事物資源源不斷輸入，奧斯曼人證明了自己有相當的能力來動員超過一百萬的軍隊，這些軍隊之後證明了他們可以打敗入侵奧斯曼帝國領土的軍隊。他們能夠在加里波利10個月的衝突中打敗英法軍隊，能在美索不達米亞打敗英印軍隊，1916年在庫特阿瑪拉打敗了湯申德的軍隊，他們能在兩次加沙戰役中打敗英軍，這麼一來，奧斯曼就導致越來越多的英國和殖民地士兵要在奧斯曼戰線中作戰，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這些人會被部署到西線作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們迫使協約國更加廣泛地分布軍隊，減輕了德國面臨的壓力。奧斯曼人在整整四年中都能持續地讓協約國的軍隊進入奧斯曼戰線。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奧斯曼帝國是在保加利亞和奧地利之後求和的，他們僅僅在德國前11天退出戰爭。奧斯曼人在保衛領土中證明了他們出眾的堅韌，並成功阻止了數十萬英國、法國和殖民地軍隊，這對德國的戰爭努力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東方歷史評論：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奧斯曼帝國的堅韌和凱末爾主義者的堅韌之間具有連續性？

尤金·羅根：我想你可以在奧斯曼軍隊在一戰中展現的保衛領土的堅韌與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在一戰後動員厭戰士兵的能力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奧斯曼軍隊被打敗，裝備差，但是阿塔圖爾克仍然可以再次動員這些軍隊對付外來入侵者，對付法國人、亞美尼亞人、義大利人，最重要的是對付希臘人。在我看來，似乎是保衛奧斯曼-土耳其領土，趕走外國佔領者的共同意願動員了土耳其士兵打接下來的一場戰爭。即使在一戰戰敗後，他們還是能再把外國士兵趕出現代土耳其的領土，也就是安納托利亞，並把一戰中的戰勝國重新拖到談判桌上，迫使戰勝國簽訂了新和約，承認了他們能繼承的領土範圍之內的現代土耳其國家。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東方歷史評論：但是奧斯曼帝國最終還是輸掉了戰爭，您認為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犯了哪些主要錯誤呢？

尤金·羅根：毫無疑問，他們在戰爭中犯下了一系列的關鍵錯誤。第一個、也是造成最大損失的錯誤就是恩維爾帕夏帶領東安納托利亞的軍隊在隆冬攻擊俄國。在1914年底、1915年初的薩勒卡默什戰役中，奧斯曼最強大的軍隊之一，第三軍幾乎在敗戰中被事實上摧毀。奧斯曼的士兵們進行了非常大膽的嘗試，試圖在薩勒卡默什包圍俄軍，但是面對一米多厚的積雪和零下二十度的天氣，他們卻沒有足夠應對嚴酷天氣的衣服。所以許多土耳其士兵，或者說奧斯曼士兵，是凍死的而不是被打死的。而成功活下來的人甚至到達了薩勒卡默什，但是沒有足夠的人手來打敗俄軍。在11.5萬軍人中，可能只有8萬5千人活著回來。這讓奧斯曼軍隊之後面對俄軍一直處於弱勢。俄國最終橫掃高加索地區，佔領了埃爾祖魯姆這樣的邊境城市，一直到達特拉布宗，因為奧斯曼帝國在薩勒卡默什之後沒有足夠軍隊來保護邊境。這是一場災難，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因為從奧斯曼帝國失去保衛高加索的軍隊開始，他們就把亞美尼亞人看成俄國對付奧斯曼帝國的幫手，一戰中最大的罪行亞美尼亞大屠殺就是其中一部分。我們談到了奧斯曼人的出色作戰，但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戰爭中的暴行，其中的亞美尼亞大屠殺現在仍是未得到解決的反人類罪行。

至於其他的錯誤，大概可以說，奧斯曼人不應該試圖保住麥地那城不落入阿拉伯起義者之手。他們用1萬1千軍隊來保證大馬士革到麥地那的鐵路仍然能運轉。對於他們來說，這麼做是不明智的，他們應該撤出這些軍隊，把他們用到其他阿拉伯行省里。另外，我認為奧斯曼人在戰爭末期試圖在東高加索從俄國那裡搶奪領土是一個錯誤，他們本應該集中於巴勒斯坦的防衛。在防守時，奧斯曼人在戰壕戰里相當成功，如果他們能有比戰爭結束時更多的軍隊，我認為他們能夠在巴勒斯坦南部邊境阻擋英國人。所以你知道的，他們在漫長的時間裡犯下了明顯的錯誤，這些錯誤在許多方面造成了很大傷害。

東方歷史評論：目前已經有了許多關於晚期奧斯曼帝國或者一戰的研究，那麼您認為未來的研究應該關注哪些方面呢？

尤金·羅根：我認為在一戰百年紀念之時，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關於一戰中中東的新書和新文章，這些都有著非常珍貴的學術價值。我認為這些研究不會在一戰百年紀念後結束，已經完成的對一戰中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研究，會為這個一直都會有趣的學術話題持續貢獻新內容。人們畢竟已經寫一戰中的西線和奧地利戰線一百年之久了。我期待著看到對一戰有新分析的研究。我認為將來要被探索的最重要的材料合集就是安卡拉的土耳其軍事檔案館（Turkish Military Archives）【指的應該是安卡拉的總參謀部檔案館中的軍事史與戰略研究部檔案（Askeri Tarih ve Stratejik Etüt Ba?kanl???）】。 許多土耳其學者和一些外國學者已經開始研究這些檔案，穆斯塔法·阿卡薩卡爾就去過那裡。我想我們應該能看到更多的一戰社會史，已經有了關於醫療史的相當優秀的研究，一戰中有嚴重的疾病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了對這些問題的歷史研究，此外還有對宣傳和情報的歷史研究。我期待能看到更多的社會史，更多關於奧斯曼士兵個人經歷的研究。我不認為我們對戰爭中主要事件的理解會發生大的變化。關鍵的時間、戰役、參戰各方的人數、死傷和被俘虜的人數已經研究得很好了。但是我們可能能看到更多對戰俘經歷的研究。此外我們還會看到更多對亞美尼亞大屠殺的研究。土耳其學者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他們找到了奧斯曼的檔案和公文，報紙上發布的報告，以及法庭公文，它們闡明了奧斯曼人對政府在大屠殺中作用的認知，這很重要。我想我們能看到更多這方面的研究，我甚至希望土耳其政府能在將來承認大屠殺，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能夠對戰爭中發生的事情達成共識。我想這是很豐富多彩的學術領域，我們將會看到更多成果。

東方歷史評論：您提到我們對一戰的認識已經定型了，那麼在現在這樣一個同樣充滿衝突的時代，我們能從一戰中得到哪些教訓呢？

尤金·羅根：我認為一戰在塑造現代中東政治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繼承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諸國之間的邊界已經被證明是一戰的持久性遺產。1920年聖雷莫會議上確定的邊界在經過微調之後仍然是現代阿拉伯世界的邊界。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一國家體系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但是問題在於邊界劃分的方式，邊界是英法在戰爭進程中的外交談判中劃定的，英國、法國和俄國三個協約國優先考慮的是歐洲列強之間在中東的平衡。當時是帝國時代，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中東將成為一個獨立於帝國存在的地區，人民將會為自己的自決權而行動。在一戰前的一個世紀里，歐洲從亞洲和非洲那裡取得領土來獎賞自己，歐洲人認為這是正常的事情，他們在一戰中也是這麼做的。但是一戰的終結導致了帝國主義時代的終結，開啟了民族主義時代。阿拉伯人民將會要求在帝國主義列強留給他們的邊界之內取得獨立。這些邊界是持久的，但是邊界帶來的衝突也是持久的。如果你要塑造一個穩定的中東，你就應該與在邊界之內生活的人民展開對話，達成反映在邊界中生活，在邊界中創造國家的人的意願。持久的遺產和持久的問題反映出英法當時首先考慮的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平衡，他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的是，這種平衡只能持續二三十年。他們並沒有考慮去實現享受人民支持的中東國家之間的平衡，也沒有考慮將會讓現代中東變成國際體系中特殊地區的那些因素。這是一大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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