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016：鷺島碎屍案
一、公寓碎屍
1950年10月31日。別名「鷺島」的福建省廈門市。
當時的廈門市，下轄五區：開元、思明、鼓浪嶼、廈港、禾山。本案發生於思明區境內一條名叫「笠斗巷」的一座公寓樓內。
該公寓樓有些袖珍，只有三層，每層有十家住戶。但在當時的廈門市，算是一個有名的處所，甚至被作為思明區的一個有名氣的地標——雖然該建築建造時間不長，但是在抗戰時期曾被侵廈日軍用作日軍招待所。當時一說笠斗巷「軍招」，老百姓都知道。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將「軍招」作為敵產接收，成為「國有資產」，先是作為來自南京和福州的幾家接收機構的辦公點之一，後來被交通部作為安置前來踏勘準備修築廈漳鐵路的技術人員及其家眷的住宿處所。廈門解放後，上述人員離開廈門，由另外有公職崗位的留用人員遷入成為新住戶。
這天上午七時許，看門人秦老頭兒正在公寓樓門前台階上擦拭那兩扇玻璃大門時，來了一輛三輪車。車夫跟秦老頭兒曾打過幾次照面算是相識，姓宋，是個五十來歲的大高個兒，秦老頭兒喚其「老宋」。老宋把三輪車在門外台階下停下後，跟秦老頭兒打招呼，取出香煙遞過來，兩人便抽著煙閑聊了幾句。秦老頭兒看看車上所裝的一個棗紅色的木箱和一個軍綠色的大號帆布旅行袋，便知是送東西來的，就問老宋這是幾號的東西？老宋說是有人讓送202室的。
秦老頭兒略表驚訝：「202室還沒粉刷，就把東西搬過來啦？」
「軍招」202室自9月底原先的住戶搬離後，空了半個多月，前幾天才有房管所的人領著新房客前來看房交房。那個年代人們喬遷，遠不像如今這樣講究，沒有裝修之說，但像這種不打掃不粉刷就把東西搬過來的住戶，在秦老頭兒記憶中好像還不曾有過。老宋見秦老頭兒疑惑，便說了他拉這趟活兒的經過——
半小時前，老宋拉了一趟活兒，客人在銀鷺戲院門口下車後，他剛點了支煙想歇歇腳順帶等客時，對面巷口就有人朝他招手，嘴裡呼喚「三輪車」。他便立刻把煙掐滅，踩著車穿過馬路在巷口停下。那是一個三十三四歲的瘦高個兒男子，頭戴鴨舌帽，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夾克衫，敞開著，露出腰間那根寬寬皮帶上的白銅皮帶頭，老宋識得這是抗戰勝利後，曾在廈門短期停駐的美國軍艦上的那些水兵在港口前的馬路上設攤兒叫賣的舶來品中的一件。對方客氣地喚了聲「師傅」，老宋便微笑著打了個手勢，示意對方上車。那人還以一笑，沒有吭聲，而是回身從巷口旁邊那家尚未開門的漁具行門前的廊柱後面拎出了兩件行李。老宋連忙迎上前去相幫，接過那個箱子和旅行袋，發現都沉甸甸的頗有分量，心裡盤算：這兩件行李再加上這個客人，這趟活兒不輕鬆啊！得跟對方好好開個價。
對方沒等老宋開口就已經先開腔了：「『軍招』你知道吧？麻煩師傅把這兩件東西送那邊去，記住是送到202室的。」他邊說邊掏出一張一萬元紙幣（此系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比率是10000∶1，下同）遞給老宋。從銀鷺戲院到「軍招」不算很遠，平時老宋拉客時也就收兩三千元，現在對方一擲萬元，這趟活兒太值了！老宋接過鈔票，問道：「先生您不去啊？要是202室的住戶正好出去了，家裡沒人，這東西交給誰呢？」
對方微笑道：「沒關係，你送過去就是，到了那裡，把東西卸在門房，對看門師傅說是202室的就行了。」
這種情況，老宋以前也曾碰到過，既然人家信得過自己，那就最好了。老宋便把這兩件東西載送過來了。
秦老頭兒讓老宋把這兩件東西卸下，放在門房外面的門廳角落裡。老宋放下東西後，說聲「打擾」就踩著三輪車離開了。當時，秦老頭兒、老宋都沒有想到這兩個箱包內裝的竟然是人體屍塊！
本來，這兩個內裝碎屍的箱子、旅行袋可能還要放兩三天才會被人發現，以廈門10月底的氣溫，屍塊會發生腐爛，從而流出液體並散發臭味。如果真是這樣，這就苦了秦老頭兒，還不知要把門廳清洗多少遍呢！好在這天碰巧，上午九點，202室的新住戶正好來送石灰。秦老頭兒跟他說三輪車給他送來了兩件東西，他聽後一臉驚異，說啥東西啊，他根本沒請三輪車搬來過什麼東西呀！
這麼一說，秦老頭兒就覺得奇怪了，尋思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別是老宋那傢伙把貨送錯了？想想又不可能，平時跟老宋聊天曾聽他說過，他早在十六歲時就已經幹這一行了，至今已經踩了三十多年三輪車了。廈門的每條路他都熟悉得好似自己手掌上的紋路，哪有把貨送錯的道理？
這麼想著，秦老頭兒就覺得這件事應該值得重視了。廈門解放後，「軍招」被人民政府接管，屬於國有資產，產權人是房管局，秦老頭兒系房管局的臨時工。廈門地處福建前線，對反特工作一向重視，領導要求像秦老頭兒這樣的公寓看門人，平時須密切注意反特鬥爭的新動向，公安機關也曾組織過相關講座讓他們去聽。因此，秦老頭兒腦子裡的那根反特弦一直是綳著的。現在，老宋送來的那兩件東西已被證實並非是住戶的，那就奇怪了，是什麼人讓老宋送過來的呢？木箱和旅行袋裡裝的是什麼呢？
秦老頭兒立刻作出了決定：這兩件東西不能動，須趕快報告派出所。
派出所對此情況很重視，立刻派了兩名民警過來。到了現場後，其中一位年輕的警察懷疑這兩件「貨」裡面可能藏著炸彈、地雷之類的危險物品。另一位年長的警察說，從目前獲得的情況來判斷，應該沒有這種可能。如果有人想把炸彈、地雷等爆炸物放在公共場所進行爆炸，使社會引起混亂的話，他完全可以把這兩件東西讓三輪車師傅送到更能達到其罪惡目的的場所，比如戲院、電影院、公交汽車站、百貨公司等；而眼下這兩件東西被送到「軍招」來了，應該跟上述懷疑沒有關係。年輕的警察聽後，認為不無道理，便說那咱們把木箱和旅行袋打開，看看裡面裝的是啥玩意兒。
木箱和旅行袋的搭襻上都用鐵絲纏得緊緊的，徒手無法打開。兩人借來工具，扭壞了木箱和旅行袋的金屬襻，甫一打開，一股血腥味撲面而來。年長的警察反應快，叫了一聲「不好」，立刻合上箱蓋。如此，這兩位警察就不再去碰那兩件「貨」了，年長的警察讓年輕的警察留守現場，他去附近找電話向所里報告。
廈門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刑偵隊隨即出警，他們剛趕到現場還沒動那兩件「貨」只是拍了些照片時，市局法醫、刑技和刑警也趕到了，這才開始檢查木箱和旅行袋。木箱長八十厘米、寬五十厘米，高三十厘米，外面塗著棗紅色油漆，顯然已有些年頭兒，系尋常家用箱子；旅行袋是市場上銷售的特大號加厚加固型產品，軍綠色帆布，拎襻上縫著牛皮。木箱里裝著人體軀幹，旅行袋內則塞著被肢解下來的四肢，皆以油布包裹，箱子和旅行袋都被塞得滿滿當當。死者的頭顱卻未見，估計是裝不下而另作處理了。
從肌膚判斷，死者是一名年輕女性，年齡不超過二十五歲。法醫推斷死者身高大約一米五四左右，體重約五十公斤；生前營養狀況良好，皮膚細膩，未見從事體力勞動的痕迹。死者大約於十五至十八小時前死亡，生前未受過性侵，是被人用手掐住脖頸活活勒死的。從留在死者脖頸上的手指痕印推斷，兇手是個從事體力勞動頗有力氣的男子。死者屍體被分解成六個部分：軀幹、頭顱和四肢，兇手是用刀切開肌肉、筋腱等軟組織，再用鋸子鋸斷骨頭。從切鋸茬口痕迹推斷，其使用的刀比較鋒利，可能是醫用手術刀或者剛磨過的砍肉刀；鋸子則是尋常金工師傅幹活兒時所用的手工鋼鋸。
廈門解放一年以來，由於地理、形勢、民風等原因，對敵鬥爭形勢比較嚴峻，社會治安也比較混亂。但由於新政權領導有方，措施得力，加上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總的情況是在向好的方向轉化。這一年裡，廈門市由政治、刑事導致發生的命案發案率在福建全省名列前茅，但像這樣的碎屍案件還是第一次發生。眾所周知，在命案中，碎屍案的影響最為惡劣，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也很大。因此，市公安局決定從市局、思明分局抽調刑警組建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要求儘快查明案情真相，抓獲案犯，繩之以法。
二、殺狗嫌疑
市局、分局聯合專案組由刑警王升有、曹濱、許嘉超、吳景芝、儲德福五人組成，王升有擔任組長。專案組於當日中午成立後，組長王升有立刻下令尋找三輪車師傅老宋，向其了解相關情況。
下午一時多，老宋出現在刑警面前。他向刑警陳述了上午向秦老頭兒所說過的那些情況，又根據刑警的要求回憶了幾個細節問題。
送走老宋後，專案組隨即開會分析案情。刑警認為，殺人已經是一樁相當麻煩的活兒了（指的並非是單一的下手作案，還包含之前的策劃和準備），殺人之後還要肢解碎屍，再偷偷摸摸地把屍體碎塊運送到某個地方去拋棄，這種麻煩與在此過程中可能被發現的風險跟偷盜犯罪者獲得贓物後的銷贓有一比。所以，兇手不到萬不得已肯定不會碎屍。兇手為什麼要碎屍？按照刑警聽說過（專案組五名刑警均未辦過碎屍案件，所以只能說「聽說」——包含閱讀到的相關案例材料）的情況來看，如果作了案就地碎屍之後便逃離現場，可以說明兇手（或者幕後指使人）與被害人有著深仇大恨；如果碎屍後還轉移屍塊，則是因作案現場無法隱藏、銷毀屍體，碎屍是為了便於轉移、銷毀屍體，以逃避法律的懲處。
本案的兇手殺人後碎屍並轉移，這是屬於哪種原因呢？刑警認為兩種原因都有可能，所以，需要同時進行調查。稍後組長王升有提出，哪種原因居多？大家議下來，認為從情況分析來判斷，後一種原因的可能性居多。那個疑似兇手「鴨舌帽」是在銀鷺戲院對面等候三輪車用以轉移碎屍的，這可以推斷作案現場就在戲院附近的某個包括普通民居在內的建築物內，若是兇手殺人之後將碎屍運至戲院附近再叫三輪車轉運「軍招」的話，於其轉移碎屍的本意來說有違邏輯。試想，兇手既然能從其他地方把碎屍運送至銀鷺戲院對面，那應該是藉助汽車或者非機動車，既然有了運輸條件，為什麼不直接往「軍招」運，還要在戲院對面停車卸「貨」後再叫車轉運呢？
這樣分析下來，專案組眾刑警都暗自鬆了一口氣，根據以往調查案件的經驗，要在一個不算大的區域內排查犯罪嫌疑人，比起在毫無線索、不知什麼區域的情況下追查案犯，顯然便捷得多。王升有決定，先著手在以銀鷺戲院為中心方圓一公里範圍內進行調查，具體內容是：第一，排查符合「鴨舌帽」年齡、體態特徵以及居住條件適宜於作案但無法隱藏、銷毀屍體的嫌疑對象；第二，了解當天上午嫌疑人把那兩件「貨」運送至戲院的過程中，是否曾有群眾看見；第三，向全市各區發出《啟事》，動員群眾提供符合死者年齡、體態特徵的失蹤女性的情況，以確定死者身份，便於偵查。
二十四小時後，獲得了一條線索：思明區勤儉小學三年級學生林小道向派出所民警反映，說他在10月31日清晨五點半左右，曾在距銀鷺戲院二百米處的「至誠印刷社」附近，看見過一個可疑男子，當時，該男子挑著一副籮筐。
專案組組長王升有接到派出所電話後，大為興奮，隨即叫上刑警許嘉超前往派出所。刑警跟林小道見面後，除了了解他所看到的所有情況，還問了他為何一大早就在馬路上溜達的原因。林小道出生貧窮之家，父親系碼頭裝卸工人，母親無業，兄弟姐妹卻有六人。所以，在他家六歲以上的子女都要為家庭搞一些在外人看來完全屬於微不足道的「創收」，林小道從三年前就已經開始撿煤渣、拾破爛、挖野菜。這天早晨，他這麼早就起床外出，是去附近的菜場撿菜皮，撿完菜皮後再去菜場旁邊的垃圾堆翻找是否有人丟掉碎木條。於是，他看見了那個男子。林小道人小腿短走不快，那人個兒高腿長，自然走得快，他是在馬路對面超越林小道往前走的。當時，路燈剛剛熄滅，林小道未能看清對方的相貌，只留意到對方的側影，比較清晰的印象是他戴著一頂鴨舌帽，前檐壓得很低。
那人穿的是什麼衣服呢？林小道說路燈關了，光線暗，他沒法兒分辨，記憶中是深顏色的，不過，那人腳上穿的鞋應該是比較新的。這個，刑警需要核實一下了——隔著一條馬路，又是路燈剛熄滅眼睛還不適應光線的那種弱光狀態中，既然看不清那人所穿衣服的顏色，怎麼能看得清他那雙鞋的新舊呢？林小道說他記得那人的步子邁得很大，每走一步都會使鞋底朝後面翻露出來。對方超越他後，他從後面看去，那雙鞋底就「露白」了，那是一雙比較新的跑鞋或者球鞋。他們班上的同學李曉曦就有一雙。刑警聽後點了點頭，尋思這孩子應該說得沒錯，以其身高與對方相比，從後面看去（即使是側面）其視角應該是看得清鞋底的。
刑警翻閱之前的調查記錄，發現三輪車師傅老宋對那個嫌疑人的衣著陳述中並無鞋子。而調查筆錄中對此是有記載的，刑警當時問老宋那人穿什麼鞋，老宋說他沒留心這個。即便如此，刑警也認為那雙白底跑鞋或球鞋是個亮點，可以據此進行調查。因為在1950年的廈門，某人如果有一雙新的跑鞋或球鞋，他的鄰居、同事、朋友肯定不會說「沒留意」、「不知道」——那年頭兒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僅限於此。
刑警對這條線索進行了分析：假設這個穿白底跑鞋或球鞋的男人就是三輪車師傅老宋遇到的那個「鴨舌帽」，那麼林小道所看到的那一幕跟案情是相符的。那個男人在戲院附近的某個場所殺人分屍後，為轉移偵查視線將碎屍運至銀鷺戲院附近，招呼三輪車運送「軍招」，就用籮筐把屍塊運送過去。於是，專案組找到了調查重點：把在銀鷺戲院附近查找「鴨舌帽」男人的線索延伸到「白底跑鞋或球鞋」上。
次日，一個目標進入了刑警的眼帘。
距銀鷺戲院四百餘米處的殮衣巷有一個單身居民，名叫隋添福，漢族，三十掛零，系「大升雜貨貿易行」的賬房先生。隋添福的祖上曾是鄭成功屬下的將領，武功了得，代代相傳，到隋添福這一代，他照樣習武練功。1945年10月，福建省為慶祝抗戰勝利曾舉辦全省國術大賽，隋添福作為廈門的代表前往福州參加南拳散打，進入前八名。本來他還要打下去，進入半決賽、決賽甚至弄個冠軍不一定沒有希望，可是就在這時傳來了他母親病逝的消息，於是立刻退出比賽，星夜回廈門奔喪。以隋添福的拳術水平，登門拜師的自然不少，可是都被他拒之門外，因為隋家有傳子不傳女的規矩，只傳親生兒子，外人自然不可能被收為弟子學習武藝。而隋添福二十歲結婚，次年妻子分娩時因大出血母子同歿，至今已經做了十年「王老五」，所以並無弟子。
刑警盯上隋添福當然不是由於他習武，而是另有原因——他最近確實購買了一雙藍面白底跑鞋，那是他做賬房先生的「大升行」從香港進的貨，這批跑鞋產自英國，物美價廉，所以「大升行」的老闆就允許員工每人購買一雙。隋添福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半月前買下後天天穿在腳上，看得一干鄰居羨慕不已，此刻也為刑警獲取線索提供了方便。循著這雙跑鞋查到主人後，接著再查其他特徵：年齡、體態，相符；鴨舌帽，相符；軍綠色旅行袋，相符（鄰居曾看見他使用過同一款式的旅行袋）；籮筐，相符（一年前為購買大米、煤球，他曾從供職的「大升行」購買了一副籮筐，鄰居曾向其借用過）；是否有作案時間，相符（隋上常日班，每天晚上都在家）。一連串的相符使刑警有點兒興奮，便決定對其住所先進行秘密查看，隋添福若是真在住所殺人碎屍的話，肯定會遺留下蛛絲馬跡。
11月2日下午三時許，專案組五名刑警由戶籍警和居委會幹部陪同來到殮衣巷，隋添福此時還在「大升行」上班，住所大門鐵將軍把門。不過這難不倒刑警，他們從鄰居家的院子里翻牆進入隋家院子。儲德福雙腳剛剛落地，只聽見「呼」的一聲，一條黑色土狗不知從哪裡竄出來，竟然一聲不吭地咬住他的右小腿！即便儲德福躲閃得快，可褲腳還是被這畜生一口咬住，撕下了一塊布條。隨後落地的幾個刑警或飛腿或隨手操起抓得到的木棍、碎磚之類的東西對付這條黑狗。這畜生竟然毫不示弱，狂吠著與眾人周旋，時不時還主動攻擊。直到刑警拔出了手槍，推彈上膛準備動真格時，它才躥越一人多高的院牆跳到鄰家院子，嚇得沒有翻牆過來的戶籍警和居委會幹部急避不迭，它卻無意攻擊，趁機一溜煙兒地竄出門去逃跑了。
刑警不去管溜之大吉的黑狗，立刻查看隋添福的住所。這是一所獨門獨戶的小宅院，進門有一個大約二十多平方米的院子，院內一角有一口水井；三間平房，分別是客堂、卧室和廚房；廚房門外有一個五六平方米的小小天井。刑警逐間察看，最後走進廚房，聞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頓時一陣興奮，有戲！於是立刻四下散開查看。刑警曹濱、許嘉超走到天井裡，只見牆壁上竟有濺上血跡後未能沖刷乾淨的斑痕。接著，刑警又從廚房碗櫥下的抽斗里找到了磨得寒光閃閃的匕首和菜刀，另一個抽斗里則有幾根麻繩，廚房角落牆邊，一副籮筐赫然在目！
眾刑警大為高興，議論說這主兒疑點很重，看來得對他採取措施將其控制起來。正在這時，外面傳來狗叫聲，大門從外往裡開啟了——隋添福回家了！
咦！雙方都大吃一驚。這時，先前逃掉的那條黑狗狂吠著直竄進院子，沖刑警撲來，被隋添福吹了一聲口哨喚住。王升有看著隋添福，盡量用平和的口氣問道：「你是隋添福？」
隋添福打量著眼前穿便衣的五個男子，點點頭，抱拳作揖：「不錯，敝人隋某！不知列位是何方高人？不請而至，擅入民宅，不知有何見教？」
隋添福這一開口，刑警便明白他竟然把他們當成登門前來「求教」、「切磋武功」的江湖武人了。可他又是怎麼知道家裡來人的呢？須知此刻離他下班尚有半個多小時呢！這時，那條黑狗又一步步地逼上前來，像是知曉王升有是頭兒似的，朝他仰頭吠叫。王升有頓時明白了，隋是被這條狗從「大升行」叫回來的。當下心裡不禁感嘆，這條狗真厲害，不但勇敢，而且機靈！
王升有正要亮明身份的時候，戶籍警和居委會幹部出現在隋添福背後門外的台階上。隋是習武之人，立刻知道身後有人，立馬像水裡的魚兒那樣靈巧地往旁邊挪移，轉眼一看來人竟是穿著制服的戶籍警，不禁愣了一下，問道：「顧同志，這幾位是……？」
戶籍警不知道刑警查看情況如何，面對著隋添福的詢問，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這時，王升有開口道：「隋添福，我們是公安局的，有事找你，請你跟我們走一趟。」
隋添福稍一愣怔，點頭道：「可以。」忽見刑警掏出了手銬，他頓時神情倏變，問，「這是幹什麼？你們是來抓我的？我犯了什麼律條啊？」
王升有一聲咳嗽，眾刑警索性亮出了手槍，成扇面形對準了隋添福。戶籍警這時明白了，便冷不防地從側面抱住了隋的後腰。其他刑警趁機上前，將隋撲倒在地。隋並不掙扎，也不吭聲，任憑刑警上銬。刑警將其從地上扯起來時，黑狗憤怒地狂吠著撲上前來企圖攻擊，被隋喝止。
刑警隨即對其住所進行搜查，並未發現其他涉案物品。
王升有看著鎮定自如的隋添福，心裡一動：莫非疑錯了人？這時，老刑警吳景芝從背後扯了他一下，示意有話要說。兩人到院子一角水井旁說話，吳景芝的觀點竟跟他一樣，也認為可能疑錯了對象。吳景芝的理由是：隋家有比較適合藏匿屍體的地方，比如前後院子（天井）以及後面那條小河，只要挖個坑就能把屍體埋藏在地下了，或者往屍體上拴上石頭之類的重物往後邊小河裡一扔，就能處置屍體了，何必要多此一舉又是分屍又是運送呢？
王升有覺得有道理，便想先將隋添福帶往派出所，訊問一番再說。
果然，隋添福對殺人、碎屍矢口否認。刑警要求他把10月30日白天、晚上的活動情況一一道來，他交代後還主動要求刑警調查：上午，與「大升行」老闆一起前往貿易上家「興記百貨批發行」結賬，在「興記」用的午餐；下午，在「大升行」做賬，沒有離開過店堂；晚上，「大升行」少東家十歲生日，參加了慶賀宴，到十點多才回家。
王升有當即派兩名刑警前往「大升行」調查核實隋的上述陳述。在等候迴音的時候，王升有又問隋添福10月31日早晨的活動情況。隋添福一說，在場的三個刑警便知道是抓錯人了。
原來，隋添福有一嗜好，特別喜歡吃狗肉。但在廈門，人們並不熱衷於吃狗肉，雖然養狗的人家比較多，流浪狗也不少，但市場上卻沒有狗肉出售。這樣，隋添福就只好自己動手解決問題。最初，他自製了捕殺野狗的工具，每月在晚上出門一兩次，每次都不會落空，總有一兩條野狗會著他的道道喪了性命。他把死狗拿回家後，或烹或烤，或蒸或煮，吃不完時還腌製成臘狗肉贈送朋友。後來，隋添福改進了方法。他自己養了一條母狗，進行訓練，使其學會引誘野狗的本領。之後，這條受過訓練的母狗，竟然能根據主人的指令在夜晚出門，把遇到的野狗（或公或母）引誘回家讓主人捕殺。這樣的活兒，一個月一般有兩三次。漸漸地，隋添福製作的臘狗肉在朋友圈內小有名氣，不少人都想品嘗，便掏錢向他購買，特別是冬天，那是銷售旺季。今年不知為何，冬天還沒到，訂購的人卻已絡繹不絕。於是，隋添福就提前行動，10月30日晚上，他回家後給黑狗餵了點兒食，就下達了出擊指令。這天也巧，黑狗出去轉了一圈，竟然帶了兩條大狗回來。隋添福殺狗、剝皮什麼的忙了半宿，只睡了一會兒就起來了，他得趁早趕到「大升行」去。自從他把腌制、出售臘狗肉作為第二職業後，因為怕引起鄰居的注意，就把腌肉活兒拿到「大升行」去做了，行里的後院很大，很適宜晾肉。10月31日早晨，他把處理好的總共百來斤狗肉裝在那副籮筐里，一大早就運到行里去了。
稍後，兩名前往「大升行」調查的刑警回來了。他們的調查結果證實了隋添福的陳述。由於隋添福另有陳述內容，王升有隨即讓他們二位再辛苦一趟，前往「大升行」了解關於臘狗肉的情況，也得到了證實。
王升有是個嚴謹之人，他還給市局打電話要求指派技術員前往隋家提取牆上的殘留血跡，予以技術鑒定，結論確是狗血。
於是，隋添福的殺人嫌疑就被排除了。
三、兩條線索
11月3日，專案組同時獲得了兩條線索——
其一，據銀鷺戲院雜役何山根稱，他曾在案發當天清晨，看見有人用一副竹籮筐挑來了一個木箱和旅行袋，放在戲院對面巷子口側邊游廊下的一堆舊漁網底下。
這裡用「稱」，而不是「說」，是因為何山根是個啞巴。
何山根是福建平潭人氏，出身不詳，幼年出家，後來做了遊方和尚。二十歲那年的某一天，他誤食了野果導致失聲，從此成了啞巴。如今，又一個二十年過去了，何山根早已還俗，十多年前在廈門定居。最初他是打短工，沒活兒時就乞討。有一天晚上，兩個紈絝子弟劫持了銀鷺戲院老闆的女兒，企圖帶至一家旅社欲行不軌。途中，正好遇見在馬路上遊盪的何山根，姑娘呼救。於是，何山根見義勇為，上前援救。何山根以前雲遊時曾在少林寺掛單一年，學過一些拳術，對付那兩個惡少綽綽有餘，當下就救下了姑娘。事後，戲院老闆為表感謝，請何山根長住戲院，做了一名雜役。
上面說到的第一條線索，就是何山根發現的。
何山根住在戲院大門內門廳樓上的樓梯間里，他的床頭有一扇窗戶，正對著前面的馬路。站在窗前，可以將馬路對面巷口的情況一覽無遺。10月31日清晨五點多，何山根和往常一樣起床，收拾完後關了電燈開門準備下樓去打掃衛生。剛出門準備返手把房門關上時，忽然想起沒拿那串戲院各道門戶的鑰匙，就重新回到房裡，走到床前從靠窗放著的那張桌子的抽斗里取鑰匙時，忽然看見馬路上自東向西走來一個漢子，用一根扁擔挑著一副籮筐，沉甸甸的顯得有些分量，但是那漢子步履比較輕鬆，可以判斷那人的年紀不會超過自己。由於那時路燈剛剛熄滅，他無法細辨那人的穿著打扮，當時留下的印象是那人頭上戴著帽子，至於是不是鴨舌帽那就不甚真切，但他能肯定不是草帽，也不是寬檐禮帽。
這時，何山根已經拿到了鑰匙，正要離開時，忽見那漢子在對面巷口左側的漁具行門前停了下來，放下擔子。何山根是個老江湖，見多識廣，當下便覺得這人的行為有些反常——若說覺得累了歇口氣吧，就該把擔子停在馬路邊上，可是怎麼停到了漁具行的游廊下呢？又沒下雨。他索性駐步窗前居高臨下看個究竟。這一看，更加覺得不可思議了。只見那人從兩個籮筐里各拎出一個木箱和旅行袋，放在一堆舊漁網旁邊，俯身扯起漁網，把木箱和旅行袋蓋了起來。然後，把那副籮筐拿到馬路邊上，疊在一起，把上面的繩索挽在一起打了個活結，再把扁擔的一頭穿在繩結里橫擱於籮筐上，自己往扁擔上一坐，朝馬路兩旁東張西望。
這一幕，把何山根看得莫明其妙，不知對方這是什麼路數。看那副架勢，活像馬路上攬活兒的挑夫，可是，藏在漁網堆里的箱子和旅行袋又是怎麼回事呢？如果何山根有空餘時間，他肯定還會待在樓上悄悄看下去，但此刻他必須下樓幹活兒了。
何山根一幹活兒，就把先前那一幕給忘了，直到七點過後他出門去買早點時，方才想起。這時，對面巷口的漁具行還沒開門，那堆舊漁網還在，那漢子則已經不見了。何山根抑不住好奇，特地穿過馬路去漁具行門前查看，發現箱子和旅行袋都已經不在了，被扯亂的漁網也已經重新放好了。
那兩天，由於有高甲戲（福建地方戲）名角兒在銀鷺戲院演出《扈三娘替嫁》，天天滿座，何山根要乾的雜活兒特別多，一天到晚忙得連喘氣兒的工夫都快沒有了，因此他根本沒聽說刑警來戲院調查過碎屍案的線索。直到11月3日上午，他去給戲院賬房送開水時，正好聽見賬房孫先生跟人說起此事。何山根是啞巴，可他不聾，當下聽後心裡一動，又是木箱又是旅行袋，那不就是三天前大清早他看見的藏在舊漁網下面的玩意兒嗎？於是，他去見戲院老闆顧青史。
何山根失聲後，沒有正式學過啞語，不過，他打的那些手勢，跟啞巴足以溝通交流，顧老闆也基本上可以懂個八九不離十。可是，何山根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兒，生怕表述不清誤了警察的事兒，就去戲院堆放雜物的庫房找了一個舊箱子和一塊包袱布，弄了一個包包，提著去見老闆。顧青史見之大奇，問這是幹什麼？你碰上什麼事兒了？待到何山根藉助這兩件道具連帶打手勢比畫了一番後，顧老闆立刻明白，於是立刻給思明分局打了電話。
第二條線索，是市局法醫提供的。法醫對從碎屍胃臟內獲取的食物殘渣進行分析後，有了一個重要發現：死者生前所進的最後一頓晚餐（大致時間應該是在10月30日晚上六點至八點之間）中，曾吃過比較多的哈密瓜。
哈密瓜產自新疆，當時還沒修築蘭新鐵路（蘭州——新疆），新疆和各地的交通只能靠汽車，公路都是坑坑窪窪的，能夠保持通行已經算是大吉了。新疆到廈門的距離之遙遠，絕非想像可以用汽車來運送哈密瓜這種途中不耐日晒和顛簸的商品的。所以，不管國家商業部門還是民間私營老闆，都不可能動做這種生意的念頭。如此，廈門市面上沒有哈密瓜出售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法醫怎麼斷定死者生前的最後一頓晚餐曾進食了哈密瓜呢？這裡面另有說法：當時的廈門市東門路上有一家名喚「黑薔薇咖啡館」的私營咖啡館，由一個名叫瓦洛加的白俄老闆經營。這個老闆很有經營頭腦，每年秋天都有哈密瓜作為「精美時鮮水果」推出。「黑薔薇」是怎麼弄到新鮮哈密瓜的呢？原來，當時香港市場通過空運有哈密瓜銷售，瓦洛加就是請香港朋友代為採購後通過香港至廈門的輪船（兩地距離三百海里）託運過來的。當然，這種進貨方式決定了「黑薔薇」的哈密瓜肯定價格不菲，而且不能外賣，只能堂吃，還規定只有在達到預設的消費線後才能購買，購買後吃不完的也不能帶回家，但可以請「黑薔薇」免費保存在冰箱內留待次日或隔天來食用，保存期超過四十八小時的哈密瓜就會被老闆下令就地銷毀。如果說有誰能在廈門吃到哈密瓜，那就只有去「黑薔薇」了。法醫發現死者胃臟內殘留的瓜子兒是哈密瓜瓜子兒，初步可以斷定死者生前的最後一頓晚餐是在「黑薔薇」吃的。這對於尋找死者身份無疑是一條有價值的線索。
專案組一下子獲得這樣兩條線索，一干刑警自是興奮。組長王升有下令：曹濱、許嘉超、吳景芝三人前往「黑薔薇」了解死者生前最後一頓晚餐的情況，然後根據咖啡館提供的信息追查死者身份；他自己和儲德福去銀鷺戲院向何山根當面核實運送碎屍的線索。
王、儲二人藉助戲院顧老闆的「翻譯」，從何山根處了解到了一個之前顧老闆在電話中沒有說過的細節：根據何山根對那根扁擔的觀察，他認為扁擔應該是從菜場里流出來的。刑警對此說法起初存疑，便向何山根提出了疑問，何山根比畫了幾下，連顧老闆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何山根情急之下，向顧老闆要了一張白紙、一支鉛筆，在上面畫了兩根扁擔，顯示出不同的細節特徵，然後選擇其中一根在旁邊打了一個大大的勾。刑警終於明白了：當時廈門流行的扁擔通常都是用毛竹削制的，製作時在兩頭用火烘烤後把竹子向上彎曲，形成兩個傘柄形狀的彎勾。何山根發現那個漢子使用的扁擔的兩頭並無彎勾而是平的，那是菜場專門提供給租用的顧客的扁擔，是用木頭製作的。何山根以前當過臨時挑夫，熟知這方面的情況。一般說來，扁擔和籮筐是配套的，既然扁擔是菜場的，那麼籮筐也應該是從菜場流出來的。
王、儲二人便去附近的那家菜場。廈門解放後，這家菜場由人民政府接管，劃歸商業局，還配備了經理。經理姓陳，是個三十來歲的男子。陳經理說，菜場確實丟失了一副籮筐和一根扁擔，其編號是08，丟失時間是10月30日夜間。半年前，菜場向「盛泉竹行」定製了二十副籮筐和二十根扁擔，考慮到扁擔要牢固和經久耐用，特地要求配製木質扁擔。竹行交貨後，陳經理讓菜場會計用毛筆在籮筐和扁擔上都寫上了編號，兩個籮筐、一根扁擔算一副，寫的是同樣數字的編號。這些籮筐投入使用後，由菜場雜務工老周負責管理。老周比較負責，他把籮筐、扁擔按照上面所寫的編號按順序收齊後，放置在菜場後面的露天場地上的一個蘆席棚子里，用一根鐵鏈穿過一副副籮筐纏繞扁擔後鎖住，有人借用須經其手，每次付款一百元；用畢歸還，如有污漬他還會洗凈晾乾後再放好。這樣使用了將近半年，沒有出過問題。可是，10月31日清晨老周上班後，卻發現有人潛入蘆席棚，弄斷了08號籮筐的一根竹條，把穿越在內的鐵鏈取出，又把纏繞在內的扁擔拿出來，連籮筐帶扁擔竊走了。當時，老周立刻報告了陳經理。因一副籮筐帶扁擔值不了幾個錢，菜場這邊就沒有報警。
本來，這件事過去了，陳經理並不指望籮筐失而復得，只要以後不再被竊他就蠻開心了。可是，今天上午菜場有位清潔工，在上班途中看見有人在漁行橋設攤兒叫賣魚蝦，用的籮筐上寫著數字08，她一到菜場就向陳經理報告了。陳經理派老周前往查看，沒見籮筐，也沒見女工所說的那個小販。陳經理告訴刑警，他準備明天早上和老周早點兒去漁行橋那邊查看，如果發現就連人帶筐一併送交派出所處理。
與此同時，另一路調查正由曹濱、許嘉超、吳景芝三刑警在進行。三人去了「黑薔薇咖啡館」，這是當時廈門市唯一一家既供應咖啡茶水，又供應菜肴主食的茶餐廳式的咖啡館。「黑薔薇」的白俄老闆是1917年「十月革命」後隨其父輩逃亡來華的，先在上海待了二十年，跟著其父在虹口公平路經營餐飲。抗戰爆發後舉家遷至廈門，運用在上海經營的經驗，結合廈門當地的具體情況，創辦了「黑薔薇」。六年前其父病歿，咖啡館的衣缽就傳給了四十歲出頭的瓦洛加，「黑薔薇」引進新鮮哈密瓜作為招徠中高檔顧客的手段就是他接班後開始實施的。
瓦洛加在華歷練多年，已經成了一位老江湖，當下熱情接待了三刑警。三刑警詢問時，原以為三天前的事兒店方肯定能說得清道得明，瓦洛加一聽，臉上所顯現出的神情也表明「沒有問題」，當下便喚來也是白俄的領班，用漢語吩咐他去問一下幾位跑堂，10月30日晚上是否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士光顧本店，所點的餐後水果中有哈密瓜。片刻，領班返回來向老闆稟報：那天客人甚多，甚至一度出現等座，誰也沒有留心這個情形。瓦洛加兩手一攤，雙肩向上一聳，表示遺憾。
老刑警吳景芝是土生土長的廈門人，對當地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比較熟悉，當下說道：「那個女顧客是點了哈密瓜的，而且不是一塊兩塊，你們把那些點了哈密瓜的賬單拿出來查一下，可以幫你們回憶起那個女顧客。」
瓦洛加朝領班點頭，示意他去取賬單。領班臉有難色，瓦洛加便問他為什麼不去取，他說今天賬房張先生有事請假沒來，委託跑堂小李代為收款記賬，這是經過您同意的。張先生的規矩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如果請假不來，鑰匙是從來不肯交出來的，所以沒法兒拿到往日的賬單。瓦洛加便向刑警表示遺憾。但刑警卻說既然如此，他們就坐等吧，請老闆派人去賬房張先生府上把人給請過來！這下，瓦洛加沒有辦法了，只好照辦。
半個多小時後，骨瘦如柴的張先生來了。看來這是一個很負責的賬房先生，10月份才過去幾天，他就已經把全月的賬單都整理得整整齊齊，按日期和顧客結賬順序每天一疊裝訂起來，放在一個用硬紙板自製的夾子中，封面上用毛筆寫著「黑薔薇咖啡館1950年10月份營業明細賬」。刑警心裡都在想：這樣一個賬房先生記出的賬目肯定不會有差錯。
吳景芝粗略翻了一下賬單，遞給瓦洛加。老闆又遞給張先生，讓他把10月30日晚點了哈密瓜的賬單報出來。當晚點哈密瓜的一共有十一單，每張賬單上都有用餐的桌號，老闆喚來領班，用俄語嘀咕了幾句。領班點頭離開，估計是去問跑堂了。片刻返回，說據跑堂老柏回憶，那天七號桌上用餐的那位小姐吃了整整一盤哈密瓜，不知警察要查的是不是她？
刑警隨即喚來老柏當面詢問，讓他回憶細節——
那是一個年約二十、穿著時髦的年輕小姐，體態嬌小，膚色白皙，燙了頭髮，穿一件紫紅色夾旗袍，足蹬高跟皮鞋，左手小臂上掛著一個小巧精緻的藍色坤包。和她一起進咖啡館的是一個年約五十的男子，瘦高個兒，穿白色襯衫，外罩黑色燈芯絨夾克衫，淺藍色勞動布長褲，腳穿黑色皮鞋，手裡提著一個淺紅色女式小皮箱，一看便知是那個小姐的。這對男女進店後，被跑堂老柏引領至七號桌。點菜時，老柏介紹本店有獨家供應的新鮮哈密瓜，問客人是否需要品嘗。那小姐一聽，馬上說有哈密瓜？新鮮嗎？那太好了，她長這麼大，還從來沒吃過哈密瓜呢，只是在書上看到過照片，還是黑白的，點一份！老柏說有三種規格的，小盤、中盤、大盤……小姐打斷說來份大盤的吧！
「黑薔薇」把哈密瓜的價格定得很高，一份大盤的哈密瓜重約兩斤，售價三萬六千元，相當於兩人一頓四菜一湯加主食和一瓶果酒的價錢。一般顧客即使捨得點哈密瓜嘗鮮，也只是要中小盤的，像這樣就兩個主顧卻要了大盤的，那是「黑薔薇」推出哈密瓜以來的第一次。因此，老柏當時暗自吃驚。但是，哈密瓜送上去之後，那個男子竟然一口也沒嘗，全部讓給那小姐吃了。
刑警聽後一陣興奮，不過他們想要了解的重點還在後頭——這個小姐後來去了哪裡？她究竟來自哪裡？是什麼人？
四、縝密調查
調查繼續進行下去，刑警又從咖啡館門口專事迎賓的那個白俄少年（瓦洛加的外甥）那兒打聽到了那對年齡懸殊的男女結完賬後離開的情況。當時是老柏把兩人非常客氣地送出門的，還對迎賓少年說給這二位叫輛三輪車。少年見他們沒有拒絕的意思，便攔下了一輛路過的空三輪車，目睹兩人上車後離去。
去了哪裡呢？這個，迎賓少年就回答不上了。當時正好有一撥客人登門，他得趕緊上前迎接，所以沒聽見那對男女向三輪車師傅吩咐去哪裡。
刑警對此還是比較樂觀的，當時已經成立了非機動車運營行業的工會組織，可以通過工會尋找那位三輪車師傅。
果然，兩小時後，三輪車師傅老薛坐在了刑警面前。老薛還記得10月30日晚上七點多鐘確實在「黑薔薇咖啡館」門前拉過這麼一趟活兒，那個男子付錢比較大方，給了整錢不要找零，另外，跟那個小姐的時髦打扮也有關係。
刑警問那對男女去了哪裡呢？老薛說男的先把小姐送回家（這是老薛的主觀想像）——蘇厝街，就在五福巷附近下的車，那小姐謝絕男子為其代勞，下車後自己拎著小皮箱往前走了。然後他按照那男子的指令就地調了個頭，去了白鶴路，在一家五金行前下的車，老薛接過車錢後踩著車離開了，也沒有留意那男子去了哪裡。
老薛離開時，已是暮色初降時分，刑警決定明天前往白鶴路一帶去查訪那個穿黑色燈芯絨夾克衫的男子。
次日，11月4日，兩路刑警繼續進行調查。
王升有、儲德福兩人去了漁行橋，尋找那個使用菜場08編號籮筐和扁擔的小販。漁行橋是一座橋樑，以附近商鋪全是經營鮮活魚蝦螃蟹和海產品乾貨而得名，跟如今各地的農副產品、副食品行業市場一樣。刑警過去一看，只見馬路兩側以及漁行橋兩邊兩條沿河的狹窄街道上，密密麻麻設滿了攤販。王、儲二人一一查看下來，未見那副籮筐。正沮喪時，迎面來了一個戴紅袖箍的市場管理員，便上前去將其請到隱蔽處，亮出證件，道明來意，問是否可以提供幫助。
市場管理員聽完後笑道：「趕得早不如碰得巧，你們的運氣還真不錯！」
原來，這個管理員上班後在市場里向設攤兒的小販收了管理費後，覺得累了，就進了路邊一家出售鮮活海貨的店鋪，坐下喝茶。他看見這家店鋪的店堂一側堆放著的賣空了的籮筐中，有一副就寫著菜場的簡稱，以及08的數字編號。
當下，二刑警竊喜，便隨管理員去了那家店鋪。老闆見狀連忙熱情招呼，張羅著要沏茶奉煙，被管理員阻止，說跟這副籮筐配套的那根扁擔呢？木頭的，拿出來！
老闆急忙讓學徒拿出那根木扁擔，連同從籮筐堆里找出的那副籮筐一起擺在店堂當中。刑警讓他說說來路，老闆說這是小混混兒李歪頭賣給他的。市場管理員聽後起身出門，去尋喚李歪頭。
刑警繼續問老闆，你知道這副籮筐的原主是誰嗎？對方說知道，上面寫著菜場的簡稱和編號，估摸就是菜場的。不錯，這是菜場的東西，前幾天失竊了。菜場是國營單位，所以這就是國家財產；你這種行為呢，屬於收贓，可以處罰你的，東西沒收是必須的，還可以罰款，甚至關你幾天……正說到這當兒的時候，李歪頭被管理員推搡著進了店堂。刑警打量，這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一看就是不務正業的小混混兒，當下便問你是李歪頭啊？大名叫什麼……李貴？這副籮筐是你賣給老闆的？好，把扁擔穿在籮筐上挑上，跟我們走一趟！
李歪頭被刑警帶到了分局。刑警立即訊問那副籮筐的來路。李歪頭是個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主兒，曾進過幾次派出所，在刑警面前顯得很鎮定，不慌不忙地說籮筐是他撿的。
李歪頭說，10月31日早上六點左右，他出門想到漁行橋這邊做點兒小買賣，經過巷口的垃圾箱時，看見一側放著這副疊在一起上面還豎著一根扁擔的籮筐。最初，他以為是有人放在那裡的，以當時的經濟狀況，不管公家還是私人，都不可能把這樣一副七八成新的籮筐、扁擔扔掉，當時他只看了一眼就從旁邊走了。可是很巧，他出了巷子，在馬路上沒走多久就遇上了叫賣煎餅的劉老頭兒，便讓劉老頭兒給他現煎兩個餅，等候的時候一摸口袋發現沒帶錢，他知道這老頭兒很摳，從來不肯賒賬，寧可生意做不成，他便只好回家去取錢。進巷子的時候，遇見住在同一條巷子里的單身老太趙婆婆。李歪頭在社會上的名聲不怎麼好，不過對街坊鄰居還是蠻客氣的，當下就喚了聲「婆婆」，讓在一旁請老太先走。趙婆婆走過去後，忽然回身問他，垃圾箱那裡有副籮筐是誰的？大清早就放那兒有半個多小時了，怎麼沒人來拿呢？李歪頭聽著心裡一動，馬上說那是他的一個朋友放在那兒的，一會兒就會來拿。這時，李歪頭心裡已經打定主意要把這副籮筐佔為己有。如此，當他回家取了零錢再出去時，就把那副籮筐帶扁擔一起拿走了。然後，李歪頭買了煎餅，吃著前往漁行橋，把籮筐、扁擔一起賣給了那家店鋪。
王、儲二人聽了李歪頭的這番陳述，自然感到失望，想想這小子的說辭似乎也順理成章。當然，這需要核實。兩人便去找趙婆婆和賣煎餅的劉老頭兒，問下來，情況果真如李歪頭所說的那樣。據趙婆婆說，那天她大約清晨五點就起床了，和往常一樣先去給住在附近的已經另立門戶的兒子家生煤爐，生好煤爐返回來時，垃圾箱旁邊就已經有了那副籮筐。
刑警想起了林小道和戲院何山根所說的情況，便問趙婆婆當時巷口漁具行門前的馬路邊是否有人，趙婆婆說沒看到。王、儲二人分析：看來，那個「鴨舌帽」把裝著碎屍的箱子和旅行袋藏在漁具行門前的舊漁網堆里後，先是坐在橫擱於籮筐的扁擔上冒充挑夫，想等候有三輪車經過時取出箱子和旅行袋讓運往「軍招」。可是，隨即一想又覺不妥，就把籮筐、扁擔就近扔掉。扔掉後他應該就在周圍溜達，盯著藏屍處，以防被人察覺，所以趙婆婆經過漁具行時沒看見他。
如此，這一路的調查就算是泡湯了。
五、發現屍主
再說另一路刑警曹濱、許嘉超、吳景芝三人對那個穿黑色燈芯絨夾克衫的年約五十的男子的蹤跡的訪查。據三輪車師傅老薛說，10月30日晚上他是把那人拉到白鶴路一家五金行前下的車。刑警心裡最希望的是那人沒跟他們玩什麼反偵查手段，讓他們能比較輕鬆地查摸到其住所。最怕的就是這傢伙的住所或者落腳點離下車地點有一兩公里地，他是故意提前下車，自個兒步行回去的。
三刑警交換了意見，決定先去找管段派出所求助，先查五金行周邊，但願那主兒沒有什麼反偵查意識。
謝天謝地！派出所戶籍警小錢陪著刑警前往居委會一打聽，居委會幹部馬上說這旁邊巷子里有一個男子的情況跟他們打聽的那個對象相符，那人叫聶浮翼。
聶浮翼，廈門人，五十二歲，出身富家，高中畢業後考入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鐵路管理科，畢業後供職於北洋政府交通部，後因患病停職回廈門休養。養病期間，與中共地下黨組織接觸，不久參加中共。三十年代初，廈門發生震驚海內外的由中共組織和領導實施的「破獄鬥爭」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地下工作進入低潮。聶浮翼當時已經成家，面對敵人實施的白色恐怖，躊躇再三，終於邁出了可恥的一步：向敵人自首。由於其家族中有人在廈門乃至福建全省都兜得轉，招呼之下，國民黨了解到此人不過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名普通黨員，業餘從事地下工作，便沒有糾纏他，命其在報紙上刊登了一份《悔過啟事》後，就算結案了。之後，聶浮翼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遠離政治，以經商為業，一直到現在。
聶浮翼的住所在戶籍警小錢的管轄範圍，小錢就讓居委會幹部去通知聶浮翼到派出所來一趟。
誰也沒有料到，10月30日和聶浮翼一起去「黑薔薇」用晚餐的那個小姐，竟然是他的私生女！
1929年元月，當時還未被中共地下組織吸收為黨員而只是作為外圍人員的聶浮翼，奉組織上的命令讓其去漳州協助設立地下交通站。交通站設在漳州當地一個華僑富商開設的一家貿易商行，這樣，這家商行就必須從上到下都由黨組織以及「關係人員」控制。聶浮翼出身資本家，從北方回來養病期間一直在輔佐父親經商，因此對做生意頗有心得，正好那家商行缺少一個自己人擔任經理，組織上就想到了他。臨行前，領導找他談話，把情況跟他說了說，交代的使命是：你到那裡，只管商行的正常生意業務，交通站的工作另有同志負責，你不必過問；你把生意做好了——不是賺多少錢，而是在外面人眼裡這是一家在正常經營、略有贏利的商行就行了，做到這一點，就是對革命工作最好的支持，組織給你的使命也就圓滿完成了。
聶浮翼受命前往漳州上任，為期十個月，等到該交通站完成使命奉命撤銷他返回廈門時，他得到了兩個終生難忘的結果：一是組織上根據他在這段時間的表現，批准其加入中共，成為一名光榮的黨員；二是他與華僑富商歸國不久的女兒李米娜私通懷孕，那姑娘腹中胎兒已經四個月了。以當時的情況，別說聶浮翼已經結婚生子，就是單身組織上也不一定會批准他與李米娜結婚。剛剛回到廈門的聶浮翼收到李米娜的一封告知信件後，頓時就傻了。反覆考慮後，他給李米娜回了一封信，說明了他不能離婚與其結合的苦衷，請求得到原諒。李米娜也給他回了一封信，說她要把孩子生下來，生下來後怎麼辦，以後再說。
一年後，聶浮翼經受不住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白色恐怖的巨大壓力，向國民黨自首並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後不久，李米娜帶著半歲的女兒來了趟廈門。母女倆在旅館落腳後，她以「熟人」的名義手書一紙便條，請旅館茶房送到聶浮翼經營的公司，約曾經的情人前往一見。兩人見面後，李米娜讓聶浮翼抱了抱女兒，說孩子半歲了，名字已起，叫真君，至於姓氏，則請他決定。這意思很瞭然：你姓聶的認不認這個女兒？認，就姓聶；不認，就姓李。聶浮翼放棄了選擇權，於是，這個女孩子就叫李真君。
聶浮翼儘管沒讓女兒隨父姓，但他心裡還是有這個孩子的。之後，只要他有機會去漳州，總要去看母女倆。李米娜行事風格頗有些另類，她不顧家人的反對、外界的白眼毅然生下女兒後，餵養了一年，斷奶後作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去漳州南門外的仙姑庵出家，剃盡青絲，做了一名尼姑，法名澄靜。她原本在國外念書取得了大學文憑，其文化水平可想而知，出家後鑽研佛學，頗有心得，在佛學造詣方面受到了佛教界的好評。常言道，出家無家，已經皈依佛門，那就要以庵為家，可是她卻還惦念著女兒，時不時回家去看望。待李真君稍大，也不時讓家人把孩子帶到庵里去，甚至還會讓女兒留下，一住數日。後來女兒上學了，寒暑假往往都是在庵里過的。如此作為，按說是不允許的，但李家有錢，是尼姑庵最大的化緣對象，便對此睜隻眼閉隻眼了。澄靜除了這點外，其他一概嚴守清規戒律，聶浮翼每次去漳州，她總是欣然相見，但必定會約上兩位尼姑作陪，從來不跟他單獨相處，所以別人也就無話可說。
李真君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漸漸長大，可能是因父母的遺傳，讀書非常聰明，小學只讀了四年就完成了學業（那時有跳級制度），李真君竟然跳了兩次，成為學校有史以來唯一的一位。十四歲初中畢業後，她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放棄了保送高中的機會，進了師範學校。那段時間裡，聶浮翼每年至少兩次會去看望女兒。李真君呢，卻對父親沒有以前那樣親了，只是保持著表面上的禮貌和尊敬。
李真君初中畢業前，每年暑假總會來一趟廈門，在聶浮翼安排的旅館裡住上十來天，由父親或者父親指定的公司女員工陪同著玩耍。但自從進入師範直到三年後畢業當了小學老師後，據聶浮翼說五六年間總共只來過兩次（後來刑警調查發現不止兩次），一次是帶學生到廈門來參加夏令營時順便，另一次是聶浮翼生病住院前來探望。為此，聶浮翼內心總是感到非常內疚。10月初，他特地去了趟漳州，跟母女倆見了面，原是想問問女兒究竟對他有什麼想法，想與其好好談一談。但是得知女兒的情況後想法發生了變化，在漳州待了一天就返回廈門了。
李真君遇到了什麼情況呢？
第一件事兒，是她的外公病逝了。老人去世後，與其一起合夥經商的嫡親兄弟看情勢不對，隨即抽資去了海外。老人剩下的遺產讓幾個子女一分了之，而李米娜早已出家，沒有資格繼承其父的遺產。不僅這樣，其私生女李真君之前在李宅的住房也被她的舅舅、姨媽瓜分了，她被掃地出門了。
第二件事兒，李真君的工作沒了！她師範畢業後，一直在漳州一家私立小學當老師。廈門解放後，私立學校繼續存在，她幹得好好的，她很喜歡當老師。可是，沒料到校董事會發生了變故。先是董事長在春天偷渡去了澳門，隨即轉赴美國。他臨走時給校董事會留下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這當兒冒著巨大風險偷渡，是因為當初不想離開大陸，想為新中國效力，但他在新政權管理下待了半年多，發現自己的遭遇跟當初決定留下時竟是天壤之別，而且他預計往後情況將愈加惡劣，所以，他權衡再三決定離開，奉勸各位同仁友人也鄭重考慮移居海外。偷渡是犯法的事兒，董事長留下的這封信自然要上交市公安局。警方進行調查後，認為董事會其他成員並未涉案，就把信轉給了教育局。教育局對此事很重視，專門組織了工作組進駐學校進行調查。調查從5月初開始一直到7月上旬放暑假才結束，可能是為了安全著想，教育局作出了一個決定：關閉這所私立學校。
這樣，9月1日開學時李真君就沒地方上班了。當時教育系統師資短缺，教育局給了被關閉小學的教員一條出路——分散去郊區鄉村小學任教。除了李真君，其他人都接受了這個安排，她說她不想再留在漳州教書了，要麼去外地教書，要麼改行。在教育局看來，這件事跟他們沒有關係，所以也就隨她去了。當聶浮翼見到女兒時，她已經失業一個多月了。在這種情況下，聶浮翼當然不可能再跟她談如何正視父女關係的問題了，當下作出了兩個決定：一是掏出了身上扣除回廈門路費的所有鈔票給了女兒；另一個是讓女兒去廈門教書，他將盡最大的努力為女兒謀取一個小學老師的職位。
聶浮翼從漳州返回廈門後，立刻著手實施後一個決定。他在社會上畢竟還有些朋友，況且當時全國各地都師資短缺，因此奔波了三周之後，就為女兒找到了一個在廈門市區一所小學教書的職位。10月23日，聶浮翼往李米娜出家的仙姑庵發了封信，請李米娜轉告李真君，工作已有著落，收信後速來廈門。
李真君收到信後，立刻回復稱她將於10月30日抵達廈門，讓父親不必去接站，她抵達後會直接去公司見父親的。
10月30日下午二時許，李真君到達聶浮翼的公司。聶浮翼隨即帶她去那所小學跟校長、教導主任見面。人家一看李真君的畢業文憑，再看她那副模樣，非常喜歡，當場決定留用，要求她下周一（11月6日）正式到校上課，擔任兩個班級的語文教學。然後，父女倆回到公司，聶浮翼處理了一些急事後，於傍晚叫了一輛三輪車前往「黑薔薇」用晚餐。
聶浮翼一直對妻子和子女保守著有個「漳州女兒」的秘密，以免發生家庭矛盾。所以，李真君以前來廈門，他都讓她入住旅館。這次也這樣，他已經為女兒訂好了旅館，可是，李真君說她自己已經聯繫好了住宿的地方。聶浮翼當然尊重女兒的意願，當下點頭，生怕女兒認為是在「管」她，所以根本沒問她住到哪裡，接待方是什麼人。
晚餐後，聶浮翼叫了一輛三輪車，先把女兒送到她指定的地方——蘇厝街，與其告別後，自己就回家了。他原以為李真君在上班之前還會去公司找他，可是一直等到今天也沒等到，明天就是她去學校報到的日子了，如果今天她還不來，他就打算上午去學校看看。不是擔心她的安全，而是出於對女兒踏上新的工作崗位的一份關心。
聶浮翼一口氣說了上述這些內容，這才問刑警：「我可以向你們打聽真君她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刑警事先互相交換過意見，認為在尚未確認10月30日與聶浮翼共進晚餐的那個姑娘確是被害人之前，暫不向聶浮翼透露案件的情況。於是，就搪塞了兩句，讓他等待消息。
專案組以廈門市公安局思明分局的名義，往漳州市公安局發了一封電報，要求漳州警方派人前往李米娜出家的仙姑庵，請她前來廈門，當然最好指派合適的女同志陪同。
六、同學老友
11月5日下午，李米娜在漳州佛教協會指派的兩名女居士的陪同下趕到廈門，當即前往醫院辨認屍體。途中，法醫詢問李米娜其女李真君身上有什麼特徵。李米娜說她小時候額頭右側曾磕過，留下一個半顆瓜子大小的疤痕，撩起頭髮能看得見。法醫和刑警相視苦笑，被害人的頭顱還沒找到呢，這個特徵再明顯也沒有用。於是，再問。李米娜又說其左腳第二個腳趾的指甲，長得長時是朝肉里延伸的，如果不及時修剪就會疼痛難熬甚至發炎。法醫點點頭，不再提問。刑警知道，這是患有甲溝炎，可以算是一個特徵。
到了醫院，李米娜一見碎屍，當場昏厥。醫生救治的當兒，法醫和刑警查看了碎屍左下肢的第二個腳趾的指甲，果然有甲溝炎的特徵。不過，死者最近剛剛修剪過，並不明顯，所以驗屍時沒有留意到。
一會兒，李米娜蘇醒了，堅持要看碎屍。這次她不昏厥了，儘管眼淚滂沱，但還是把碎屍一塊塊都察看了。她又發現了一處特徵：左手食指前側端的一處刀痕，那是李真君讀小學時削鉛筆割破的。
至此，已經可以認定被害人就是李真君了。
專案組隨即分三路同時進行調查：一、二路由刑警曹濱、許嘉超、吳景芝三人負責向聶浮翼、李米娜了解李真君生前的日常生活，特別是這次來廈門前的情況。第三路是圍繞菜場（被害人指定的下車點正好在菜場附近）展開調查。
聶浮翼跟李真君的接觸其實不多，二十年來也就見了十來次面，加上女兒跟他不親，父女間交談很少，溝通很淺。因此，聶浮翼說不出什麼內容。刑警試圖啟發他，詢問最後一頓晚餐時李真君說了些什麼內容，尤其是在離開咖啡館前後李真君是否說到了具體住宿地點在哪裡、對方是什麼人、事先是否聯繫過、是通過什麼途徑跟對方取得聯繫的，等等。聶浮翼想來想去也沒有印象，他在跟女兒的接觸中，向來只是聽女兒說什麼，從來不向她詢問什麼，包括掏錢給女兒，事先也不會問她是否缺錢、想買什麼東西之類的話，而是直接掏錢給她。所以，刑警在聶浮翼這邊沒有獲得任何線索。
再說跟李米娜的接觸，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專案組把她和兩個陪同來廈門的女居士安置在市政府招待所。李米娜受此打擊後，反應變得遲鈍了，坐在那裡只是閉目默念往生咒，對刑警說的話置之不理。那兩個女居士在一旁反覆勸告，良久她才睜開了眼睛。刑警小心翼翼地跟她聊下來，得知以下情況——
學校解散、失業之事對李真君的刺激很大，她事後去尼姑庵見母親時反覆說「怎麼會這樣」，甚至有了跟隨母親削髮為尼之念，被李米娜勸阻。出家的念頭是斷了，可是她的情緒仍然有波動，李米娜發現她因這件事對其家族甚至漳州由原先的熱愛變成了憎恨，她接到聶浮翼發來的信後，曾幽幽地對母親說：「我離開之後，再也不回漳州了。」
李真君臨走前還想做一件事，不過沒有做成：李米娜當初削髮為尼時，把她歷年的積蓄以及首飾全都交給奶媽，讓其等李真君長大成人後再交給她。李真君踏上工作崗位時，已改做女傭的奶媽年邁告老回鄉，臨走時奶媽當著李家全家人的面把貼著李米娜親筆簽封的首飾箱當眾打開，清點核實後交給李真君。李真君那時才知原來母親留給了自己這份價值不菲的財產，但她不想接受，就跑到尼姑庵說要交還母親。李米娜說出家人要錢財何用？堅決不收，仍讓女兒收回。李真君離開漳州前往廈門前，她曾想把這筆錢財處理掉，要麼請母親收回，要麼捐給尼姑庵，但都被李米娜否決，而且拒絕代為保管。最後，李真君還是把那個首飾箱裝進了她的小皮箱，帶到廈門去了。
當時李米娜問李真君，到了廈門後是直接去學校報到後由學校安排住宿呢還是自己解決？李真君說父親的來信中說過住宿由學校解決，所以今後應該是住校的。不過，她倒不願意報到當天就住校，她還想先處理一些事情。在這方面，李米娜的做法跟聶浮翼是一樣的，她當時聽後並沒有問李真君要處理什麼事情，以及住到哪裡去。女兒六年前就已經去省城上師範學校獨立生活了，此番前往廈門料想沒有問題。廈門解放後的社會治安肯定比以前要好些，況且還有聶浮翼在廈門，肯定會照顧女兒的。
以上是刑警向李米娜調查的結果，是否有用，留待後言。現在再說第三路調查，即由王升有、儲德福二人負責的圍繞菜場排查犯罪嫌疑人的情況。
這活兒工作量很大，別說王、儲二人，就是整個專案組全部撲上去都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專案組跟管段派出所聯繫請求協助，派出所派了一名民警、三名在派出所相幫的青年志願者協助，這樣，六個人就可以分成三撥力量進行調查。由於排查範圍大，還得靠居委會的支持。
六十多年前的街坊鄰里關係比較簡單，每家有什麼情況，鄰居都比較了解，這便給專案組排查本案犯罪嫌疑人帶來了方便。也就大半天的時間，專案組便在眾多居民中排查出七個嫌疑對象來。當天傍晚，專案組就在派出所對這七人分別進行訊問。
兩小時問下來，七人卻均無作案條件，這裡的「條件」指的是是否有作案時間和作案的體能。七人中有四人沒有作案時間，有三人雖然有作案時間，但他們一看就是作不了這起惡性案件的人。其中兩人分別是上下肢骨折，且都是在本案前發生的；還有一位患急性中耳炎，耳朵發炎流膿，案發前後那兩天痛得語不成聲，說話尚且都痛得流淚，哪能活活扼殺被害人和分屍、轉移屍體？
當然，這等惡性大案，偵查觸角一旦伸到某人的頭上，要想排除並不是一番問話就可以排除的，專案組自然要對其陳述內容進行調查。次日專案組對這七人所作的陳述進行了調查，一一查證下來，竟然全都不謬。
這條原以為只要下工夫必定能走得通的路竟然就這樣斷頭了。
11月8日，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這次大伙兒把注意力聚焦到一點上：聶浮翼和李米娜都說過，被害人李真君曾分別向他們表示過，她抵達廈門後的頭幾天（起碼是頭天）準備下榻於別人處（這裡可以理解「別人家裡」或者「別人安排的住宿點」），10月30日晚上李真君和聶浮翼共進晚餐離開「黑薔薇咖啡館」後，也是當著父親的面吩咐三輪車師傅把車先拉到蘇厝街，而且她確實是在那裡下的車。如此說來，李真君真的是在事先已經跟廈門這邊的某人或者某幾個人約定在對方那裡過夜或者由對方安排過夜。這個某人或者某幾個人是誰呢？既然跟李真君有這樣的約定，那對方跟李真君絕非泛泛之交。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絕非泛泛之交的朋友，沒有等到前去投宿的李真君，為什麼沒有作出反應呢？如果對方知曉李真君的父親聶浮翼在廈門開著公司，就應該去公司詢問李真君爽約的原因；如果不知道聶浮翼，也應該往李真君在漳州的新通信地址（尼姑庵）發封信呀，可是，聶浮翼和李米娜都沒有接到過這種詢問。此外，李真君下車的地點就在菜場附近，碎屍案在本市已經傳得沸沸揚揚，專案組在菜場區域的排查也搞得聲勢頗大，對方為何不作反應呢？
專案組認為李真君要去投宿的朋友表現得似乎反常，有必要找到這個「對方」進行調查。
當天下午，刑警去了郵電局，查詢截止到10月30日是否有來自漳州署名「李真君」的電報，如果有，電報上是有送達地址的，可以查得到。查下來，並無這樣的電報。那麼，是否有來自漳州署名寄信人為「李真君」的挂號信函呢？那時寄挂號信的人不多，郵電局也方便排查，可是，查下來也是白板。
這樣看來，李真君是用平信和「對方」聯繫的，那就沒法兒查下去了，平信量很大，而且是不作信息登記的。
專案組繼續分析，以李真君生前極小的社交量來說，她答應前往住宿的那個「對方」很有可能是女性，基本上可以推斷是她的同學或同事。所以，應該去漳州對此進行調查。
11月9日，專案組派刑警許嘉超、吳景芝、儲德福前往漳州調查。他們先去漳州郵電局查10月30日前三天漳州發往廈門的電報中，是否有李真君拍發的，指望萬一之前廈門郵電局有疏忽未向專案組交代清楚而在漳州得到彌補。這次的調查比在廈門調查時更細，可是，七八十件電報一一查下來卻還是一無所獲。
刑警便轉向預先制訂的第二步進行調查。他們先是走訪李真君的舅舅、姨媽，除了詢問李真君在離開漳州前往廈門時是否提及過去廈門後的住宿問題，更主要的是了解李真君生前跟外界的交往情況，她有哪些同學好友，平時來往如何？
調查進行到次日下午四點，終於有了著落：據一位既是李真君的初中、師範同學又是同在一所小學教書的同事許錦萍反映，李真君接到其父親的信要去廈門做小學教師後，特地跑到她家中告知此事。許錦萍待人寬厚，很重感情，當聽說李真君要去廈門並且再也不回漳州了，不禁有些不舍，兩人畢竟同窗同事數年，於是提議去外面飯館吃飯，由她做東，算是為李真君餞行。
兩人點了四個菜，還破例要了一瓶果酒，在酒精的作用下兩人的距離忽然更近了，話也就多了。許錦萍記不得是她還是李真君偶然說到的去廈門後的住宿問題，李真君說最好是住在由學校提供的位於校內的宿舍里，這樣既安靜又安全，還不需要花錢；如果學校不提供住宿的話，她就打算在學校附近租房住。許錦萍記得當時聽後問過李真君最初幾天住哪裡，要不要就住她父親那裡。李真君當時搖頭，說她向來不去他家，他也不希望她去。她準備先去夏仙露家住兩三天，順便跟朱冰美、祝嘉耀見見面，吃個飯，逛逛鼓浪嶼。
夏仙露、朱冰美、祝嘉耀三位都是李真君、許錦萍初中時的同學。民國時允許異地上學，這三人的家都在廈門，或因在漳州有親戚，或因父親在漳州工作，所以小學畢業後就去漳州讀初中。其中祝嘉耀是男生，還曾追求過許錦萍，初二下學期給她寫過情書，當時是班級里的一樁小小新聞。初中畢業後，李真君和許錦萍考進了師範學校，夏仙露、朱冰美、祝嘉耀都考回了廈門，分別上了高中和衛生學校。李真君由於每年都要去廈門（獨自旅遊，沒去見父親），所以跟這三人有聯繫。許錦萍在廈門沒有親戚，多年沒去過廈門，跟這三人也就沒有過聯繫，甚至連住在哪兒都不清楚。
三刑警獲得了這一信息，都長吁了一口氣：看來蒼天不負苦心人，此趟差沒白出，總算找到了李真君在廈門投宿的那個「對方」。
刑警立刻返回廈門，著手尋訪夏仙露、朱冰美、祝嘉耀三人。可是，不知道這三人的住址，如何尋找呢？三刑警一番研究後找到了一條捷徑：許錦萍說這三人初中畢業那年是從漳州考回廈門的，去市教育局從接管的舊政權的檔案里查找即可。有時間、地點、姓名，還是比較好查的。
果然，很快便查到了三人的住址，夏仙露就住在距離菜場只有兩個街口的五福巷。刑警一看這個巷名，頓時一個激靈：這不就是三輪車師傅老薛和聶浮翼所說的李真君下車的地方嗎？這就奇怪了，專案組、派出所、居委會對五福巷的居民詢問了五六遍，都說最近沒人接待過從漳州來的客人，這是怎麼回事呢？
組長王升有聽了三刑警的調查結果後，想了想，說暫時不要跟夏仙露接觸，先對夏家開展外圍調查，看是不是有什麼異常情況。
派出所對夏家的情況很熟悉，夏家是革命烈士家屬。夏仙露的父親夏昶蘇系中醫，歷史清白，為人正直，一輩子坐堂問診。廈門解放後因醫術聲望和革命烈屬的原因，他被市政府衛生局聘為專職顧問，上了半年班後就退休了。他退休後仍是顧問，隔三差五去衛生局開會。夏仙露的母親劉沈芳系無業家庭婦女，生有四個孩子。大兒子是革命烈士，二兒子子承父業是中醫，第三個就是夏仙露，高考失利後進了銀行工作，第四個也是女兒，正在讀高中。
之前進行排查時，夏仙露的父母親每次都積極配合，從容回答刑警等人的詢問，明確表示家中沒有任何外人來訪過，更別說投宿了。夏家的四鄰也都表示夏家並無任何可疑情況。
可是，李真君明明是來找夏仙露投宿的，怎麼就沒進門呢？王升有決定當面向夏仙露了解情況。
當天晚上，刑警在派出所跟夏仙露見了面，一問碎屍案，她點頭說聽說過。當刑警告訴她該案的被害人是李真君時，她極為震驚，一迭聲的「真的」後，掩面痛哭。被勸停後，夏仙露回答了刑警的問題。刑警便得知她根本不知道李真君在廈門謀得了小學教師的職位，也沒有接到過李真君要來她家暫住的消息。前年暑假，李真君來廈門時倒是去過她家的，當時李真君住在旅館，去她家是給她送一些漳州的土特產，事先也沒有打招呼，幸虧夏家整天有人在，她便沒有撲空。
如此看來，李真君那天儘管已經坐三輪車到了夏家所在的巷子口附近，但她卻並未去夏家。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李真君突然改變主意不想去夏仙露家借宿，而另找他處投宿了？從夏仙露對李真君的性格和行事風格介紹來看，還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儘管從其被害後暴露出的其他線索（如菜場失竊籮筐、戲院對面拋屍等）來看，發生這種情況的概率很低，但專案組還是決定立刻向李真君的另外兩個同學朱冰美、祝嘉耀進行調查。
朱、祝二人已經結為夫婦，他們是在一個多月前的國慶節成的親。刑警由夏仙露帶著登門，夫婦二人聞知噩耗，也是大驚，說他們並不知道李真君要來廈門工作，事先也沒有收到過她的任何信息。
當天深夜，專案組對案情進行分析，認為李真君的被害應該是以下兩種情況中的一種：第一種可能是她下了三輪車跟父親告別後，突然遭到不知從哪裡竄出來的兇手的劫持，將其帶至附近的住所或者適宜作案的地方實施了作案，然後分屍並轉移。第二種可能是李真君在目送聶浮翼乘坐的三輪車離開後，突然改變主意，不想去夏家投宿而想找旅館住宿，在去旅館途中被劫持而遇害。刑警認為第一種情況的概率較高。所以，接下來的偵查工作還是應圍繞菜場進行排查。
這一排查，發現了一條線索！
七、錯疑對象
這次排查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室內開會討論中進行的，對之前已經獲取的情況重新進行分析，看是否有差錯、疏忽而形成的遺漏。
大伙兒議來議去，認為如果要說有問題的話，可能就出在對那七個被懷疑有涉案可能的嫌疑人的調查上。於是，專案組決定重新進行調查。
這次調查進行得極為細緻，要求每個刑警對分工調查的對象的每一個當初被作為「沒有作案條件」的理由都須一查到底，不允許有任何「想當然」的情形存在。
這一查，就查出了一個嫌疑對象——錢斗量。
錢斗量就是前面說到過的那七個嫌疑對象中手臂骨折的那位。這人出生在一個開五金行的資本家家庭，從小擺弄五金工具、零件——他是當玩具來玩耍的，便對金工活兒有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小學畢業後他再也不肯讀書，一心要拜師學手藝，立志做一名大工匠，家裡挨不過他，只好依從。好在他父親是做五金生意的，認識的各類工匠甚多，就拜了當時廈門頗有名氣的鉗工大匠高溥澍為師。可是，錢斗量的運氣似乎很差。他拜高為師之前，高大工匠身體頗健，收他為徒後，一年時間，竟然肝病纏身、臉黃肌瘦、腹部凸出，沒多久就一命嗚呼了。
高溥澍走後，錢斗量又拜了一個姓羅的師傅，也是當地的鉗工名匠，其手工產品聞名閩南黑白兩道。可是，說也奇怪，錢斗量拜羅名匠為師後，人家好端端的一個人也漸漸感覺身體不適，就像一棵被截斷了根須的大樹那樣日趨枯萎，醫生診斷是胃癌，最後也一命嗚呼了。
巧合再次出現了——錢斗量的父親錢老闆也就一年時間，這個在廈門有名的五金行老闆也患病不治而歿了。高、羅二位去世後，錢斗量再拜的第三位師傅金運祥的本領已經沒有前兩位那樣大了。待到錢老闆一死，金運祥猛然醒悟，說這小子竟是剋星啊，他還要活下去呢，於是趕緊解除師徒關係。
如此幾番折騰，錢斗量就只能成為一名普通工匠了。五金行已經倒閉，他只能在修船廠當了一名工人。
大匠名匠沒有做成，錢斗量難免灰心喪氣，工作不求上進。廈門解放後，修船廠的活兒變多了，工人們常常加班，收入卻有限。別人想得通，錢斗量卻不行，就隔三差五找借口休班。不上班幹啥呢？鼓搗五金買賣，他在這方面有靈性，據說鼓搗一回所掙的錢抵得上半年的薪水。手頭有了錢，錢斗量就賭博、嫖娼，曾被公安局抓過兩次，都被修船廠以缺少技術工人為由保了出來。
之前排查出的七個嫌疑對象中，錢斗量是最具作案條件的一位——他半年前已離婚，一個人住著一套帶院子天井的獨門獨戶平房；他是鉗工，家裡既有工具，又擅長操作鋼鋸；他嗜賭，有作案動機。可是，專案組將其傳喚到派出所談話時，卻發現這傢伙的左臂竟上著石膏，問下來說是骨折了，還是10月28日骨折的，是在修船廠上班時走路踩到了甲板上的油污，滑了一跤，倒下時左手下意識地一撐，手腕就出問題了，錢斗量說當時自己就聽見了骨頭折斷的聲音。
當時，專案組除了看錢斗量的病歷卡，還去醫院找主治醫生了解了情況，察看了醫院拍攝的X光片子，都可證明這是案發前兩天發生的事情。對於一個腕部骨折病人來說，當然是不可能作下殺人碎屍的惡性大案的，所以當時專案組就將其排除了。
可是，這次複查就不同了，專案組要求把每一個已經排除疑點的對象重新進行更為嚴密的排查。這活兒落在刑警許嘉超的身上，他尋思：之前已經做得非常細緻了，現在要說嚴密複查，那就只好把錢斗量拉到醫院再拍一張片子，看看骨頭到底斷了沒有。這樣做不是不可以，可是許嘉超卻覺得有些不妥，萬一當事人抵觸，而強迫檢查後真的是骨折時那就不大好了。於是，許嘉超去錢斗量供職的修船廠，向和他一起幹活兒的工人和廠醫了解情況。結果，疑點出現了。工人說，那天誰也沒聽說錢斗量在甲板上跌跤，他去醫務室倒是有人看見，當時他還遞給廠醫一支煙，順便點了火兒，記憶中他一雙手是活動自如的。後來聽說他骨折了，大家都感到意外，不過這傢伙為混病假，經常偽裝生病，甚至有過自殘的前科，所以大家也就沒當一回事。
這下，許嘉超有了強制錢斗量去醫院重新拍攝X光片子的底氣。他向組長彙報後，王升有便決定由他們倆一起去傳喚錢斗量。
X光片子並沒有拍攝，因為在去修船廠的路上，王升有突然想起何不直接去醫院通過院方向放射科醫生了解是否有作弊現象？於是，他們立刻去醫院，放射科醫生對此感到莫明其妙，翻查了記錄，說外科的郭醫生曾在10月28日開過一張攝片單，不過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患者的片子。刑警明白了，郭醫生當時是用該女患者的片子冒充錢斗量的欺騙了他們。這下，刑警有了底氣，就把錢斗量帶往醫院拍片。
不得不佩服錢斗量的心理素質，到這當兒了，他竟然還鎮定如初，從容地對刑警說，讓他拍片可以，不過先把話說在前頭，這錢可是公安局掏，修船廠是不付這種冤枉錢的。稍停，他又嘟噥了一句「狗咬耗子」。這句話的含義在片子拍出來後刑警終於明白了——他的手腕果然沒有骨折。錢斗量的意思是這是他混病假的事，是廠里的內部事務，你們警察管不著。
當下，刑警就把他帶往公安局，直接訊問，同時派人前往他家搜查。一番折騰下來，專案組諸君竟然傻眼了：這小子並未涉案，怪不得那麼從容鎮定！
原來，錢斗量對修船廠最近搞「百日競賽活動」，讓工人加班加點很是反感。再說他這一陣手氣不佳，已經輸得債台高築。正好籌措一筆錢，急於想去翻本。於是他想了個辦法，去醫院找那個姓郭的醫生。郭某跟錢斗量是老鄰居兼發小，最近又正想把自己的寡婦妹妹介紹給錢斗量當老婆。以前，錢斗量沒少麻煩郭某給他開假病假證明，這次因為以上情況，他乾脆讓郭某往其手臂上上了石膏，冒充骨折。
那麼，錢斗量是否有「沒有作案時間」來排除涉案嫌疑呢？有的——10月30日晚上從七八點鐘到31日上午六七點鐘，他跟廖某、龔某、李某在廖家賭博。
刑警立刻調查了那三位以及廖某的家人，得到了證實。如此，錢斗量的作案嫌疑排除了。不過，刑警隨即通知治安警察把這四個傢伙給拘了。幾天後，這四人被送往收容大隊勞動了一個月。
八、兇手受懲
11月14日晚，專案組再次開會分析案情。眾刑警都覺得這個案子非常怪異，該考慮的疑點都考慮過了，該調查死者生前方方面面的關係也一一調查到了，可就是找不到有價值的線索。組長王升有提出再回顧一下案情，這一回顧，竟然找出了一個令人無法想通的情節：案犯殺人、碎屍之後，為什麼要把無頭碎屍送往「軍招」202室呢？
已經掌握的情況顯示，案犯作案後，為轉移屍體，盜竊了菜場的籮筐和扁擔，又辛辛苦苦把碎屍挑到漁具行門前去藏匿，再丟掉籮筐和扁擔，然後叫了一輛三輪車，讓把裝碎屍的木箱、旅行袋送往「軍招」202室。他這樣做，顯然是自找麻煩，還承擔著暴露的危險。他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呢？細細分析，案犯跟「軍招」202室住戶可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瓜葛。他把一具無頭碎屍運送到一家剛剛分得住所的住戶家，應該不單單是惡作劇式的詛咒，還可能是一種嚴重警告以及給該住戶製造麻煩。
專案組發現，如果循著這個情節追查下去，有可能會獲得有價值的線索。於是，新的調查方向由此確定：著手調查「軍招」202室住戶！
202室住戶之前已經接受過警方的調查，其主人是市財政局的一個留用會計，姓曹，他當時就覺得莫明其妙。現在，刑警再次找老曹，了解得更詳細了：房管局給你分配這套房子時，其他人是否提出過異議？是否有人跟你爭奪過這套房子？你平時在單位和社會上的人際關係怎樣？是否跟人結過仇？廈門解放前是否參加過什麼黨派或者組織？廈門解放後是否檢舉過別人的政治歷史或者現行違法問題？等等。
老曹的回答中沒有任何可以引起「一個激靈」的內容。刑警便去老曹供職的市財政局，調閱了他的檔案。老曹的經歷比較簡單，1931年高中畢業後考入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局，到抗戰時廈門淪陷離開財政局去漳州一個親戚開的石灰行當賬房先生，直至抗戰勝利重新回到被國民黨政府接收的廈門財政局；然後干到廈門解放後被新政權留用。他確實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或組織，一直老老實實地過著一個舊職員的本分日子。
老曹沒有問題，兇手為何要往「軍招」202室送碎屍呢？專案組諸刑警交換了意見，又是一番討論後，有人提出了一個設想：案犯會不會針對的是202室的前任房客？
於是，刑警又去區房管所調查202室的前任房客是何人。房管所的租賃檔案顯示，這套住房分配給老曹之前的住戶是一個名叫馬昕的人，他是1950年2月搬入「軍招」202室的，住了半年，於9月底搬走了。刑警問這個房客為什麼只住了半年就搬走了？房管所的人說這個他們就不清楚了，你們得去向他的單位打聽。
馬昕在哪個單位工作呢？這個在房管所的檔案里是有記載的——市商業局。
刑警便去商業局了解，得知以下情況：「軍招」202室確是商業局分配給馬昕的住房。當時，市房管局分配給商業局七套公有住房，其中一套就是「軍招」202室。馬昕是從軍隊後勤部門轉業到地方上的幹部，按政策規定有資格分配住房，於是就把「軍招」那套房子分給他一家四口居住。馬昕入住後感到比較滿意，可是他只住了半年就離開廈門了，因為福建省商業廳把他調到省城福州去工作了，家眷同往，他就把房子退掉了。
專案組認為馬昕這樣一個北方籍軍人，在部隊乾的是後勤工作，廈門解放後才轉業來廈門，他應該跟廈門這邊的人不會產生什麼瓜葛，兇手把碎屍轉移到「軍招」202室應該不是針對他的。但出於慎重起見，專案組還是向福建省商業廳發了一份電報，通過組織對馬昕做了調查。
福建省商業廳隔了一天就發來了電報，稱經向馬昕同志了解，他在廈門工作期間從未跟當地人有過任何瓜葛，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他也不可能得罪什麼人與別人結下仇怨。
11月17日，專案組對馬昕的前一位房客韓子靈進行了調查。韓子靈是廈門解放前就已住在「軍招」202室的老房客了，這人是舊警察，廈門解放前在舊政權的廈門警察局當便衣，專事收集刑事情報。韓子靈早在1930年就幹這一行了，這方面的資格比較老，廈門乃至閩南地區的黑道人士大多都知道他，中共地下黨也知道他。抗戰勝利後，中共地下黨為收集情報派人跟韓子靈建立了來往，得到了韓不定期提供的一些情報，除了刑事方面的外，也有政治、軍事方面的。因此，廈門解放後韓子靈的那段為舊政權效力二十年的歷史沒有受到人民政府的追究。軍管會原本是讓韓子靈作為留用人員繼續從事收集刑事情報的工作，可是，他還沒開始工作，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就使其身受重傷。住院治療兩月痊癒後，由於留下比較嚴重的後遺症，他不能上班，於是長期病休，無須上班，薪水照發。韓子靈和其家眷原是住在「軍招」202室的，出院後由於行走不便，上下樓困難，市公安局就安排他搬出「軍招」，去鼓浪嶼居住。
組長王升有和刑警曹濱、儲德福前往鼓浪嶼拜訪韓子靈。作為同事，王升有經領導批准，還用公款買了奶粉、水果等作為禮品帶去。在輪渡上，王升有心裡忽然產生了一種預感：此去必有收穫！
果然，韓子靈聽刑警說明來意後，便說那碎屍是想拿給他老韓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原來，廈門解放後韓子靈雖然沒有上班就車禍致傷了，可是他不管在醫院裡，還是後來回家休養，一直都在為市公安局的刑事偵查和清理舊案出力。多年從事刑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積累了豐富的材料，他就像一個活資料庫，隨時可以為前去了解情況的偵查員提供有效的情況，使他們及時偵破案件。據老韓估計，廈門解放一年來，由於他提供的情報而被抓獲的以刑事案犯為主反革命案犯為次的人犯至少有四十餘名，其中約一半案犯已被判處死刑。因此，黑道上不少人對他恨之入骨，還放出風聲說要幹掉他。這次有人將碎屍送往「軍招」202室，應該是一種報復手段。黑道分子恨歸恨，但如若他們真的派人來幹掉他的話，只怕他這身老骨頭還沒有那麼好啃，因為老韓的槍法像他收集情報的本領一樣有名。因此，黑道分子如果真的要找老韓出出氣的話，那弄兩件內裝碎屍的行李請人送到府上乃是最佳方式了。
刑警對老韓的這個說法既認同又有異議，異議在於難道就為出出氣而特地去殺一個人砍碎後運送上門，那這種出氣方式的風險未免太高了，大家對此想不通。但老韓的說法又很合理，所以專案組還是決定進行調查。
接下來幾天，眾刑警把全部精力撲在查閱刑事檔案上。把凡是因韓子靈提供的線索而破獲的案件檔案全部記錄下來，然後從中找出這些案件中有案犯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的，作為重點目標進行調查。一共有十八起案件中的二十六名案犯被判處死刑，刑警分別對這些案犯的綜合情況進行分析，一個名字進入了他們的視線：甄志龍！
甄志龍何許人？廈門市一個三十三歲的居民，是設攤兒修理自行車的修理工。此人是在名叫甄大舟的死刑犯被捕後的訊問筆錄里提及過的一個家庭成員，甄志龍是甄大舟的兒子。刑警為什麼會對他引起注意呢？其實，刑警注意的是他的住址——蘇厝街77號。這是刑警調閱的二十六名死刑犯的材料中，唯一一個在之前反覆排查過的地址。
11月20日，專案組傳喚了甄志龍。之前，已經對其進行過外圍調查，發現這個自行車修理工的年齡、體態符合案犯特徵。但派出所、居委會曾兩次對其排查，均因「無作案條件」將其從名單中刪除了。他的「無作案條件」的理由是：其一，其住所房屋狹小，居住著其母、弟、妹共六人，戶籍警和居委會幹部曾登門實地查看過，發現根本沒有殺人分屍的地方；其二，包括其家人、鄰居在內的多名證人都說他10月30日晚上是在家過的夜，晚飯時喝了些酒，微醉後早早上床歇息了。現在，專案組僅憑其住所在排查區域範圍內就疑上他，是否有道理呢？
最初訊問，甄志龍一臉無辜，根本不承認自己涉案，還嚷嚷著讓刑警到他家裡去實地查看，看是否有殺過人分過屍的痕迹，還建議向四鄰調查，問問他們晚上是否聽見過什麼動靜。別說殺人分屍了，就是逢年過節殺雞鴨、斬魚肉的聲響都要傳遍半條巷子呢！
其實，專案組這時已經另派三名刑警去甄志龍那個離家半里餘地，距菜場很近的自行車修理攤兒勘查了。那個攤兒，是設在馬路邊的一個大約八九平方米的簡陋小屋，門口搭著雨篷。一應工具和舊輪胎什麼的都在雨篷下放著，夜間用一根長長的鐵鏈一一穿連後上一把大鎖防盜。屋裡只放了些零部件，都掛在牆壁上，所以有足夠的空間可供殺人分屍。誠如甄志龍所說，殺人分屍肯定會留下痕迹的，刑警在那間簡陋棚屋裡發現了血跡和女性的頭髮！
鐵證如山，甄志龍只好招供——
甄志龍的父親甄大舟是海盜出身，他在廈門市定居娶妻生下子女後，每年還會出去「旅行」兩三次，其實是與他那些同夥兒會合後殺人越貨。平時，他則以修理自行車和販賣自行車、人力車零部件為生。在甄師傅的主顧中，不乏舊警察局的警察，他跟他們處得還很好，稱兄道弟，誰也沒有懷疑過他竟會是海盜。廈門解放後，留用刑警韓子靈在車禍後養傷期間整理以前收集到的情報時，發現有一條信息跟甄大舟有關。市公安局根據這條信息破獲了甄大舟海盜系列案，一共抓獲了三名海盜。其中一名姓丁的被捕後越獄逃脫了，曾去甄志龍的修車攤兒坐過一會兒，向甄志龍要了一些錢，還告訴甄志龍說他們是被舊警察局的韓子靈揭露出來的。後來，甄大舟等三人均被判處死刑。
父親被處決後，甄志龍認定韓子靈為仇人，極想手刃老韓為父報仇。他向黑道朋友打聽過老韓的住址，聽說老韓住在「軍招」202室。可是，朋友們都勸他別動老韓的腦筋，說這個人很了得，像他這樣的主兒別說單槍匹馬前往了，就是去三五個只怕也得全部躺地下！甄志龍只好死了心。然後，他就恨上了人民政府，乃至擁護新社會的人民群眾，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對社會不滿」。這種不滿情緒隱藏在內心，因得不到發泄，漸漸發酵。甄志龍感到無比苦悶，決定偷渡海外，另過一種新的生活。
10月30日晚，甄志龍跟鄰居喝酒後，確實早早就睡了。但只睡了一會兒就醒了，想到殺父之仇和偷渡計劃，他再也睡不著，於是起來後出門去溜達。他住的那間小屋外面有一個五六平方米的小天井，天井盡頭有扇後門，他是從後門出去的，所以家人沒有察覺。他在外面溜達到五福巷時，看見李真君從三輪車上下來，手裡提著一個沉甸甸的小皮箱。用甄志龍的說法，從來沒有前科的他當時也不知是怎麼想的，當即判斷這個姑娘的箱子里肯定有「貨」，而他正準備偷渡海外，缺錢財，便決定搶劫。當下，甄志龍就掏出隨身帶著的大號水果刀，看看四下無人，就上前用刀逼住李真君，將其劫持到離巷口數十米的修理攤兒。他把李真君推入簡陋棚屋後，還沒下手就如夢初醒地一驚：「我把她弄這裡來，回頭她肯定會向警察提供這條線索，我就不能馬上偷渡，那豈不是要蹲大牢啦！」這麼一想，尋思就只好殺人滅口了。
殺人後，甄志龍打開了那個小皮箱，裡面果然有二十來件黃金首飾，還有人民幣、美元、港幣各一疊。甄志龍竊喜之後，考慮如何處理屍體。因為不可能把整具屍體搬運出去拋棄，就只好分屍了。好在修車攤兒上不缺工具，他把水果刀在油石上磨快後，藉助鋼鋸把屍體分割成六個部分。棚屋裡有以前有人修車後付不出錢而用來折抵的木箱、旅行袋各一個，正好用來裝屍；為防止血水泄漏，他還扯下了雨篷上的油布用以包裹碎屍。還有一個頭顱裝不下，他便用鋼鋸鋸作兩半後放在死者的那個小皮箱里，又隨手放了些廢鐵廢零件在裡面，以便拋於附近的那條小河後確保沉到河底。可是，在盤算怎樣處理四肢、軀幹時卻碰到了麻煩：他曾聽父親說過屍體在水裡腐爛後會產生很大的浮力，要確保木箱、旅行袋不浮起來，那得用多重的捆綁物啊？這些捆綁物又怎麼拿到河邊去呢？反覆考慮時，甄志龍忽然想到了殺父仇人老韓，尋思乾脆運到他家裡去，倒也不失為一種報復、出氣的方式。
甄志龍的體內可能遺傳著其海盜父親膽大妄為的基因，他又並無反偵查意識，根本不知道警方的偵查路數和手段，當下想想這樣做似乎不錯，便決定實施。為運屍方便，他去菜場盜竊了一副籮筐和扁擔，又回家取了以前父親穿戴過的衣服、鴨舌帽和藍面白底球鞋，先把那個裝著頭顱的小皮箱扔到小河裡。他重新回到修理攤兒後等到拂曉，便把木箱和旅行袋放在籮筐里，低低地戴上鴨舌帽，把兩件「貨」運到銀鷺戲院對面的漁具行門前，暫藏於舊漁網下，丟掉籮筐和扁擔。惶惶不安中等待了十來分鐘，候得有輛空的三輪車經過，便花錢讓對方把「貨」送往「軍招」202室。
刑警根據甄志龍的口供，從小河裡打撈到了那個裝著李真君頭顱的小皮箱；又從甄志龍的棚屋角落裡挖出了埋於地下的贓物贓款。
1951年3月9日，甄志龍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本文轉載自《塵封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