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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挖明末三案,廢丞相、組內閣、親宦官、設東廠只為鞏固君權

原標題:繼續深挖明末三案,廢丞相、組內閣、親宦官、設東廠只為鞏固君權


我們接著深挖下去,明末三案以及此後綿延的派系鬥爭,其實也只是明朝絕對君主專制制度結下的惡果。明代廢除丞相職位,皇帝大權獨攬,這是其政治生態的底色,也是一切派系鬥爭的肇始。今天,我們一起來認識一下三案背後,讓明朝最終走向滅亡的絕對君主專制制度。


廢除丞相這件事,可不僅僅是裁掉一個職位那麼簡單。丞相作為百官之首,擁有的權力相當之大,對君權也有很強的制約。朱元璋創立明朝之後,就深感丞相的存在對於自己的掣肘,在殺掉好幾個丞相之後,他乾脆永久廢除了丞相制度,將決策大權全部收歸己有,並因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後果。


首先是內閣制度的設立。偌大一個帝國里,軍國大事千頭萬緒,一個皇帝即使有三頭六臂,也處理不了那麼多的政務。即使是像朱元璋這樣精明強幹的開國皇帝,也得把一些擬旨、批示之類的文書工作,交給一些學士或者講官來做。這一職務類似於秘書,開始時既無定員,也沒有定製,等到「靖難之役」後朱棣稱帝,這一制度才確定了下來。這些學士的辦公處所大多叫閣,比如文淵閣、東閣等等,於是這些人就被叫做閣臣,後來民間也把這些人叫做閣老。百官的奏章在呈送皇帝之前,內閣可以用黑筆在邊上草擬意見供皇帝參考,這個叫做「票擬」,皇帝再用紅筆親自批閱奏章,這叫「批紅」。



從這個流程上看,閣臣的權力還是很大的,尤其是閣臣中領頭的那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首輔,常常擁有與丞相相當的大權。當然,在大部分時候,閣臣與丞相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首先,丞相有自己的府邸,府內有各種職位,儼然一個小朝廷,但閣臣只是幾個孤零零的文官,為皇帝做些秘書性質的工作。再者,能做丞相者,必然是位極人臣,身居百官之上,而閣臣就不一定了,即使只是六七品的小官,只要得到了皇帝的賞識,或者是攀附上了宮裡的紅人,都是有可能入閣的。最後,宰相之職一般只有兩人,而且還有主有次,因此權力很是集中,而閣臣通常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最多的時候能超過十個,而且閣臣們也很難團結一致,他們為了爭權奪利常常互相傾軋,難以真正制約皇帝的權力。


回到案情中來,我們不難看出,閣臣制度是如何分化百官、維繫皇權的。在立儲之爭中,屬於騎牆派的大多都是閣臣,因為他們既不能違逆萬曆皇帝,也不好得罪朝中的同僚百官,於是就只好見風使舵,相機行事了。在紅丸案中,首輔方從哲本來就是因為攀附上鄭妃才做的首輔,根基並不穩固,群臣一鬧,他就只好掛冠而去了。內閣制度雖然一直延續至明朝的終結,但是其權責大小變化不定,它的興廢全看皇權的臉色。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在於言官制度。即使廢除了丞相,朱元璋依然對大臣們不放心。他在此前各個朝代經驗的基礎上,設計了一套以監督、諫言為主要功能的言官制度。言官的級別不高,但是能夠直接向皇帝上書,抨擊弊政,因此在政壇上十分活躍。在朱元璋殺功臣、廢丞相的過程中,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染的言官群體起到了十分有效的助攻作用。但朱元璋沒有料到的是,這群硬骨頭的言官不但是制約權臣的利器,他們的輿論監督對於皇帝來說也是一種束縛。當明成祖朱棣奪取侄子帝位的時候,當萬曆想要廢長立愛的時候,當魏忠賢隻手遮天胡作非為的時候,沖在最前面反對的,往往就是這些言官。為此,最讓皇帝、權臣和大太監們記恨的,就是那些跟自己過不去的言官。在三案中,許多言官挨了廷杖,坐了大牢,甚至丟了性命。


不過,這並不是說,言官制度真的有扭轉乾坤、扶正天下的奇效。有些時候,他們對儒家禮法過於執著,甚至有些頑固不化,讓本來有利於國家的改革胎死腹中。更多的時候,皇帝的大棒可以制服他們,權臣的封官許願可以誘惑他們,不少言官成為權力鬥爭的馬前卒。在三案中,不同派系的言官之間同樣也是黨同伐異,爭鬥不休。


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變化,是宦官受到重用。明代宦官的權勢之大、為禍之深,在中國古代堪稱一絕。其實這也是皇權加強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即使有閣臣代為草擬意見,皇帝也很難有精力批閱那堆積如山的奏章,於是,給奏章「批紅」的事情也慢慢交給太監們去做,皇帝就可以安心做個甩手大老闆了;另一方面,皇帝對於群臣並不信任,需要通過種種非正式渠道來掌握百官的動態,約束他們的行為,這便有了錦衣衛、東廠西廠這些特務機關。尤其是東廠西廠,它們由皇帝的親信太監負責統領,可以隨意抓人,動用刑訊。掌握了如此大的特權,宦官們的跋扈可想而知。



重用宦官勢必意味著皇權有旁落的風險,正因如此,在開國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訓中,他嚴格禁止宦官干政,甚至連讓宦官讀書識字都不允許。這個禁令一開始還得到比較好的執行,但到了明成祖朱棣時代,由於他是起兵造了侄子的反,得位不正,許多大臣都不肯順從他,他在殺人立威之外,更覺得還是家奴性質的太監們好用,於是他不但讓一些太監學習讀書寫字,批閱奏章,更把出使、鎮守之類的要務交給太監們做,東廠設立之後,自然也是由太監負責。擅權的太監既給了皇帝偷懶的機會,又是給皇帝做一些臟活的「白手套」。


在三案中,我們也常常看到宦官的影子:梃擊案中指使行兇的,是鄭妃身邊的宦官;紅丸案中,宦官竟然可以給皇帝開藥;在移宮案中,宦官們要麼與群臣聯手,要麼給李選侍出謀劃策,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在魏忠賢如日中天之時,朝中上下到處都是他的黨羽。宦官對明代政治鬥爭的深度介入,可謂是貽害無窮。


通過這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的絕對君主專制制度是怎樣衍生出了內閣制度、言官制度和強大的宦官體系。閣臣相比於丞相,權力大大下降,難以有效組織群臣,制約皇權。言官制度的強化,讓明朝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更加激烈。而過於強大的皇權給了宦官以干政的機會,貽害無窮。絕對君主專制雖然保證了君王一時的安寧,卻也帶來了無止境的派系鬥爭和王朝覆滅的必然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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