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眼中的藝術家龎薰琹：顛沛流離的日子，卻難掩快樂與夢想

決瀾社文獻展將於下周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對外展出，1932年正式成立的決瀾社基本成員包括龎薰琹、倪貽德等。

作為決瀾社主要成員的龎薰琹有著哪些往事？結合正在北京中間美術館舉辦的「躍動的音符：龎壔新作展」，「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特刊發彭偉華此前對龎薰琹女兒、藝術家龎壔（生於1934年）的採訪，主要選編了藝術家童年時期的回憶，敘述了一家人於1949年之前社會變動和戰亂局面下因父親龎薰琹工作調動而輾轉各地的生活。此間，他們顛沛流離，但從龎壔晚年的回憶文字中，卻處處能感受到童趣與樂觀，以及父母龎薰琹、丘堤帶來的藝術熏陶。文字回憶涉及了決瀾社的展覽、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抗戰時期的合併、抗戰時期父親的工作以及上海的解放等……

1934-1936：從上海到北京

我1934年8月20日生於上海，那時父親龎薰琹正在上海籌備第三屆決瀾社畫展，父親的朋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還帶著奶粉前來探望我們。同年10月，決瀾社的展覽開幕了。他當時在上海搞決瀾社的活動殊為不易，每年畫展的經費開銷主要由他去籌集，家裡的一點積蓄總是被不斷地補貼進去，所以生活有些拮据。1936年，弟弟龎均出生，剛好北平國立藝專聘請我父親去當教授。他得知後很高興，因為這樣一來就能有穩定的收入，加上祖上經同鄉好友翁同龢的引薦，曾在北京西京幾道留下一處老宅，離藝專很近，這樣收入穩定又沒有房租問題，經濟壓力就能小一些。於是我父親和母親丘堤就帶著兩歲的我和剛滿月的弟弟馬上就啟程出發了。

龎薰琹，《人生的啞謎》（《如此上海》），1931年，布面油畫

到北平以後，我們的生活稍微穩定了一些。我父親母親有時候帶我到畫室去，當時北平的馬路都是大圤方石鋪的，像故宮的地，滲透性好。那個路上都是一塊塊的方磚，路邊有流著清水的小水溝，我當時兩歲，遇到小水溝橫跨馬路時，經常就在那兒站著，等他們倆過來，一人提拎著一支手，把我提拎過去，特別開心，明明可以跨過去的，也不跨，就在那兒等著。

童年龎壔在北平

1937-1938：從上海到江西至湖南

到北京後不久，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了，父母決定離開北平。當時購買火車票十分艱難，北平國立藝專的許多教授正苦於買不到火車票。父親後來好不容易弄到了五張火車票，多出的三張票讓給了常書鴻先生，和王臨乙和王合內夫婦。傍晚的時候，大家匆匆奔赴火車站。我父親一手抱著我弟弟，一手提著手提箱。我母親一手抱著一卷畫，一手拎著其它東西，我著母親的衣服，一路跟著小跑。車站很亂，昏暗那節火車上沒有燈，我父親用電筒一照，發現那是一節餐車，車上除了我們都是外國人，

火車開了不久，到了天津站。突然有人說這趟車不能走了。鐵路工人告知父親：天津火車站幾分鐘前已被日軍佔領，叫他趕快上車，要換線再換車。他匆忙抱起我弟弟上車，火車就馬上開始倒退，飛速開往另一個車站。之後火車在此停在一個沒有燈光的車站，有人帶領大家急速走過天橋，跨過鐵路，找到一節停頓等待的空車，那節火車上沒有燈，我父親用電筒一照，發現那是一節餐車，車上除了我們沒有別人，兩邊的玻璃都碎了，滿地是玻璃片。上車後，火車就開動了。就這樣一波三折地抵達上海。

1937年秋天，我父親接到一封常書鴻從南京來的信，轉告了北平國立藝專校長趙太侔的話，說：學校按教育部指示決定遷往江西，叫我父親和王臨乙在上海購置石膏像、顏料和紙張等各種教具帶到江西去。到了江西九江以後，覺得日本人可能會打到九江，乾脆就上廬山上去辦學，會比較安全。我母親抱著我、弟弟和一些有小孩的家庭是坐轎子上去的。走到半截，下起了鵝毛大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廬山上一片雪白。那時常沙娜和她媽媽已經到廬山了，她比我大三歲，那時候我三歲，她六歲，她生在馬賽，一口法語，所以我跟她語言不通。我母親見我難得有個玩伴，就叫我們到外頭玩去。我倆不知道下那麼大的雪外頭有什麼好玩的，就在雪裡頭跟傻子似的站著，也不知道堆雪人，打雪仗。我母親和常莎娜的媽媽在窗戶里看著，就說兩個小傻瓜，不知道怎麼玩，她說的是上海話，說兩個「戇肚」，無奈之下就叫我倆回去。

沒有多久，日本人就打到九江了，眼看廬山也要保不住了，11月接到教育部的命令，要學校從廬山撤到湖南，同學們又自己挑著扁擔，千辛萬苦地把東西從山上挑下來，比上山還難。到漢口以後，沈從文和他哥哥都勸大家到湖南沅陵去，他家就在那兒。我父親有一本回憶錄《就這樣走過來》，記錄了我們經過洞庭湖時是多麼驚險。當時洞庭湖有很多強盜搶，不安全，藝專有戲劇系美術系音樂系，戲劇系的同學就說我們包了，他們站崗，他們就穿那個演戲的軍服然後拿著木頭的槍，還準備了一個洋鐵桶，裡頭放了鞭炮，一放出來的聲音跟機槍的聲音一樣，然後一碰到有不知道的船來了，他們就先發制人，然後說口令，對方就說暗號，然後對方就知道了是自己人。這樣，1938年春，我們安全地到達了沅陵。

小時候和藝專的人在一起，我覺得益處很多。每個月學校還會組織一兩次文藝晚會，晚會上我最熱衷的是聽一個叫「費曼爾」的女生拉小提琴，舒伯特、莫扎特、貝多芬等的《小夜曲》、《小步舞曲》之類的曲目。人們一般很難想像抗日戰爭的情況下還會演出這些東西。當時不但是藝專的師生在那兒聽，老鄉都在那兒聽，驚奇地不得了，都覺得這是什麼東西這麼好聽。所以我感覺當時候跟著藝專一起走，眼界就開，演戲、音樂、畫畫、看書，可以得到各種營養。

我們在沅陵剛安置下來，傳來消息說杭州藝專也要遷過來，還接到來信說想兩校合併。不久，杭州方面就浩浩蕩蕩地坐著大卡車來了。兩個學校合併以後就互相鬧矛盾了。這個矛盾我父親自己寫的說他也鬧不明白是為什麼鬧矛盾。但是有一點我父親特別反感，就是一次教員骨幹和一些學校的領導開會，林風眠主持，首先要站起來背誦孫中山遺囑，當說到蔣介石時，大家又都要站起來立正，我父親說我們是藝術學校，有必要搞這套形式嗎？他說在北平、上海美專教書從來也沒有這樣的。這種規定說明學校內國民黨中統或軍統的勢力不小，不是林風眠校長所能改變的。當時每禮拜一要做周一紀念，要唱國民黨「三民主義」等等，我父親也不背，他就挺反感政治上的事兒。

關於這其中的矛盾，我現在估計還有一個是經濟上的問題，北平當時真是省吃儉用才存了一部分錢，杭州來的坐著汽車大概錢就花光了。既然合併，經濟就要合併，但是北平就不放財權，這樣兩邊就鬧起來了。

在沅陵，有一次爸爸坐著，叫我畫他，我很認真，筆都拿不穩了，兢兢業業、哆哆嗦嗦地畫了一張相當難看的像，但是爸爸非但不覺得醜化了他，還很開心地在畫背面寫上「3歲半時寫生爸爸」。

龎壔3歲半寫生爸爸龎薰琹

1938-1940：從湖南到雲南

後來趙太侔等人陸續離開沅陵，藝專也打算遷到昆明去。1938年，離開沅陵，經過貴州，通過雲貴高原，輾轉到達昆明，父親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職，我們住在瓦窯村，與古生物學專家楊鍾健夫婦一起住在袁家花園。這時期，我父親按照中央博物院的部署深入到苗族地區搜集苗族民間藝術資料及服飾，並儘可能了解其風俗習慣以及採風記錄。我母親就帶著我們姐弟倆在昆明瓦窯村，她給我們做玩具，主要在做布娃娃，做了一百多個，除了送友人及農村鄰居的孩子們，其它義賣，支持抗日。

龎薰琹夫婦與兩個孩子的合影，昆明，1938年

丘堤，《山茶花》，1939年

1940-1946：從雲南到四川

1940年底，日寇將要轟炸昆明，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不得不遷到四川李庄。因我父親要到成都任教，同時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兼課，我們一家從雲南遷往四川，先到北培，後到成都，為躲避日機轟炸，隨四川省立藝專部分師生遷往北川地帶的郫縣，住在吉祥寺。

1940年龎薰琹的地毯設計

1941年暑假過後，我們一家返回成都，住在華西後壩一處由溫州來川的教授自建出租的鄭家花園。我7歲，入四川成都師範學校附小華西分校上學二年級。我弟弟才5歲，就讓他上小學一年級，這樣我就能關照他，他若在家，我父母就不能做事。

龎薰琹，《盛裝》，1942年

1946-1947：從四川到上海再轉廣州

1945年，抗日勝利了，我們都特別高興，家裡準備回上海。我父親想著我們怎麼回去，輪船在長江中間要靠小船把人運到大船上，人多擁擠，每天都死很多人，他覺得帶著兩個孩子坐船太危險。這時趙太侔就說他要回山東大學去當校長，他可以聘請我父親當法語教員，他就給了我父親一個聘書，說憑著這個聘書就能買到飛機票，但是買飛機票要錢，家裡又沒有錢，為了籌措路費，我父母就把家裡的傢具、衣服等不需要的東西擺地攤賣掉。我母親有一件棕色的大衣，上頭有很多的毛，一根一根插在上頭的，人家都說這衣服還能賣啊，都掉毛了，我母親說不是掉毛，不信你扥一扥，扥不掉的。我就聽著我母親跟他們吵，上前看了看，悄悄和我母親說真的會掉毛，被一個人聽見了，就說小孩不會說謊，小孩說會掉毛就是會掉毛，她們都走了。我母親很不高興，對我說；「你知道什麼呀，你扥扥看那個毛能扥下來嗎？以後少說話，讓你做什麼你做什麼。」

1946年3月左右，我們才湊上了錢，到重慶去買機票，我父親每天去跑飛機票，幾十趟都沒有買到。他在自傳里寫，那些辦事人員的眼睛都長在頭頂上，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裡。後來我母親就和他一塊兒去，她去了以後就在售票廳大聲痛罵，從航空公司罵到國民政府，還和人家拍桌子，說為什麼我們跑那麼多次都沒有買到票，那些人以為是有什麼大官背景的，忙上來賠不是，問清楚了所需機票的時間、張數，還保證第二天一定給我們送去。就這樣，我們好不容易買到了4張從重慶回上海的機票。

1946年6月，我們一家坐飛機回到了久違的上海，我父親的二姐和二姐夫為我們找到了離他們家不遠的一處家庭旅館，那裡條件不錯，有煤氣爐和電話等設備，購物也很方便，就是房租太貴，不可能久住。

後來，我們就借住在我父親的一個表哥家，一共就一個房間，還當作辦公室，裡頭有兩個桌子，他們上班的時候我們就得出去，他們下班以後我們就把兩個桌子拼起來拼成一個床，他們上班的時候我們就把被子捲起來，擱在辦公室的門後面，我們就出去。

有一天，我母親在街上碰到一個老朋友，她是小學校長，她熱情地邀請我母親去學校參觀，還說暑假期間我們一家可以暫住，學校有許多日本榻榻米可以借用。二樓的教室南北通風，很涼快。能有免費又寬敞的棲居之地，我母親很高興，全家就搬過去住了。不知是不是因為涼風和炎熱的天氣反差太大，不久我得了胸膜炎，感冒發燒，必須馬上住院，可是那裡去找住院費呢？幸虧傅雷介紹了朋友來買了兩幅我父親的畫，才解了燃眉之急。

幾經周折，最終又是經朋友介紹，我們一家得以獨居在狄思威路一幢閑置待售的三層花園樓房中。這裡房子大，裡頭有兩件卧室，下頭是客廳、廚房、餐廳，家居齊全。三層是閣樓，我父親就在裡頭畫畫、工作，比較安靜，他向窗外眺望畫了《上海一隅》。我母親在二層畫過《窗外》。我也畫了一些水彩畫。那時，常有上海美術界和文學界的進步人士到我家聚談，他們有的是共產黨地下黨員，雖然我父母並不清楚具體誰是，但是他們都很有正義感，我父母非常敬重。

丘堤，《窗外》，1947年

龎壔，《窗外》，1947年

眼看暫住狄思威路的期限就要到了，剛好中山大學師範學院聘請我父親為教授，廣東省立藝專也要他去做繪畫系系主任。廣州有許多朋友，把房子都準備好了，這樣工作和住房都解決了，我父母就決定提前去廣州。

誰知到了漢口，因為下大雨鬧洪水，漢粵鐵路被衝垮了，修好需要一個來月。在漢口住一個月旅館是不可能的，聽說當時廬山上閑置了很多別墅，物價便宜，我父母就帶著我們上廬山，和傅雷一家合租一幢別墅，後來陳家和夫婦、黃苗子、郁風等人先後到來，好友時常相聚。開學之前，我們一家就離開廬山，趕往廣州了。

1947-1949：從廣州返回上海

到廣州以後，廣東藝專的黃篤維把我們接到廣州孝光寺，當時的省立藝專就在這寺廟裡。我考取了廣州白鶴洞真光女中插班學習，那是一所美國基督教教會女中，平常住在學校。4月的一天，我結束休假從家回到學校，同學告訴我看見了我的畫展。我心想真是開玩笑。後來又有好些同學和我說看到了我的畫展，我就好奇怪。我想怎麼可能呢，家裡也沒和我說要幫我辦畫展。等了我回家的時候，我問我父母才知道原來他們在廣東省立圖書館給我和弟弟辦了一個「龎壔、龎均畫展」。趁著最後兩天我就跟他們去看看。一去發現人山人海，就像現在看印象派畫展似的，我根本一張畫也看不見，全是人頭，哪個地方我也鑽不進去，我就在台階上坐著，我心想不進去看了，也沒什麼好看的，都是小時候亂七八糟的畫掛在牆上。所以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到底展了什麼東西。我覺得我父母幫我辦畫展是想宣傳小孩子畫畫有好處，但是他不主張孩子要成名，所以很淡化個事。

1948年8月的一天，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突然來訪，邀請我們一家赴美國定居，說我父親將受聘紐約某大學，已經找好房子。但是我父親以不會英文為由婉拒了。司徒雷登臨走前讓他再考慮考慮。其實我父親年輕時最大的夢想是發展中國的工藝美術，自從在巴黎因是中國人而被設計學院拒之門外，他就想有朝一日創建我們自己的設計藝術學院、培養中國的設計人才，他夢想的新學校可從豐富的傳統手工藝和歷代裝飾藝術中吸取營養，並與現代藝術相結合開發美的日常用品，讓美無處不在，並以此激活正衰退的傳統工藝的發展；設計與製作相結合、工作室與作坊相結合……這些新學校的構造夢想越豐富，他越積極尋求機會與支持，所以他最後給了美國人明確的答覆，他不會去美國。如果那時候到美國去，生活也許會好一些，但是他們那一輩的人很少為自己考慮，一些人會拍國民黨官員的馬屁，但是大部分文人相當有骨氣。另外，當時廣州藝專的負責人要我父親畫「戡亂」宣傳畫，蓄意加強對共產黨的絞殺和鎮壓。我父親拒絕了，結果被國民黨特務監視。我父親明白自己和家人又一次處在了危險之中。於是他和我母親商量後決定返回上海。

1948年夏末秋初，我們全家回到上海。因為上海住房緊張，只好全家遷往杭州，暫居在西湖邊父親的三姐家。一家四口經常背了油畫箱，拿著畫架早出晚歸外出寫生。到了西湖，四個人就分頭找自己想畫的地方畫畫，我父親畫了一系列西湖題材的畫，我母親畫了那張《平湖秋月》。

丘堤，《平湖秋月》，1948年

上海蒲園是由多座花園住宅組成的，住的都是政界、商界的有錢人，我們經父親朋友介紹住在蒲園中的8號，這裡原本是香港女明星蕭芳芳父母的私宅，當時她才3歲，他們家很有錢，1948年他們定居香港，上海的房子閑置著怕被沒收了，就希望有可靠的人去住，開頭就是我們一家，住在二層，後來楊絳、錢鍾書、錢瑗來了，住在三層。從法國回來不久的黃顯之結婚之後住在一層。家裡有大冰箱，開頭只有我們一家，用不起那個大冰箱，只能是看。後來三家住，自來水費、電費什麼的就大家攤。當時的上海正處在白色恐怖時期，我父親在這裡做了不少迎接上海解放的秘密工作。

那時，我父親的一個表哥正要在裝修一個咖啡廳，一天我父親帶著我去和他談事情，我一個人呆著挺無聊，就四處轉悠，發現了一本書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書，我想這是講鍊鋼的，沒什麼興趣，就給扔回去了。但後來實在是沒事情做，我就又去把那書撈出來。一看發現不是講鍊鋼的，是一本小說，就越看越來勁，他們談完了我就問那個伯伯這本書能不能借，他說他也不知道這是誰的書，就讓我拿走了。我拿回家後就整天在那兒看，別的什麼也不幹，我媽媽不解，怎麼還看起鍊鋼的來了，我就告訴她這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說，不是講鍊鋼的。等我看完了我母親拿去看，後來我夜裡3點多起來上廁所，發現她還開著燈坐在床上看，我心想她也鍊鋼了。

1949年春天，父母又在上海義利畫廊給我和弟弟辦了「龎壔、龎均油畫展」，我還是沒有看到。那個時候上海所有的報紙都登了這個消息，我記得接連幾個月老有記者到家裡來，都被我父母拒絕了，非常淡化這個事。因為我父母當時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為迎接上海解放的做了不少地下活動，家裡經常藏有宣傳畫稿子和傳單。我覺得他們也是為了轉移一下目標吧。

「躍動的音符：龎壔新作展」在北京中間美術館展覽至201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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