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洗錢工具，還是消除人類不平等的工具？
盧梭說，人生而平等，卻無往不在不平等的枷鎖之中。
可
有人卻說，盧梭把話說反了：應該是，人生而不平等，卻總在爭取平等的路上。
那麼問題來了。
教育，是在消除人類的不平等，還是在增加人類的不平等呢？
我想從中國古代的經驗來看這個問題。
在中國古代，是沒有「教育」這個詞的。這個詞，其實是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人，為了翻譯英語「education」而造出的一個詞，在清末傳到中國，變成了一個新穎時髦的概念。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沒有「教育」的觀念。
中國古代的「教育」，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教」，另一個是「學」。
這構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面。相當於英語中的「teaching」和「learning」。 無論是教還是學，在整個傳統中國，都和政治緊密相關。
在上古時代，教育的核心，就是政治。周代是進行分封制的。周天子把親朋好友馬仔都當作諸侯分封出去，管理地方。這樣的國家比較簡單，一個「國」就是一個分封出去的家族。這些諸侯到了地方上，也按照這個模式，把土地和權力分成小塊，分封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和馬仔。土地和爵位，在每一個貴族家庭內由長子繼承。這樣的「國」就是「家」，「家」就是「國」。
在這樣的國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培養繼承人。
孔子最喜歡說的「禮樂」，不僅僅是組織國家的制度，也是培養貴族繼承人的教育方法。由禮樂制度教育出來的貴族子弟，會貨真價實的成為「國家」的主人。
成為合格的繼承人，
必須要學習古代的文化經典：搞詩歌朗誦，要讀《詩經》；要講歷史故事，要讀《尚書》；想理解天地萬物，要去看《易經》等等。此外，還要學習禮儀，音樂，射箭，駕車，書法，數學等等。這些內容，構成了中國古代的通識教育，今天也叫博雅教育。
在這樣的社會裡，教育問題，根本是一個政治問題。
孔子雖然被尊為「萬世師表」，是史上最著名的教師勞模。但是他一生的主要目標，是怎麼培養合格的政治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政」的問題。孔子的想法很簡單，只要他教育出來的「君子」能夠進入政府，那麼政治就沒有搞不好的道理。
所以，他在當時的世界各國，到處自駕游。就算沒人聘用他，也沒有關係。因為，孔子覺得，只要能把傑出的人教育出來，推薦他們去政府，那麼政治就會變好。他確實有很多學生進入了政府。
在孔子之前，教育是一種體制內的事情，是一種「官學」。從孔子開始，教育成為民間、私人的事情
。用來自民間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來改良政治，是儒家開創的傳統。
戰國時的孟子說，如果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就算他只能在齊國的稷下學宮當個低薪的客座教授，他一直相信自己的「仁政」理想，可以通過教育，影響全社會。
孟子的自我定位，是一個有文化權威的老師。這個老師的責任，不僅僅是教育學生，更重要的，是教育君王。
孟子去見魏國的國王。魏王一見面就問：「老頭，你大老遠跑來我國，能帶來啥好處？」（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劈頭就教訓國王說：你這個問題就問錯了。作為國王，老是談什麼「好處、好處」的就不對。你應該談仁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然後孟子就開始批評魏國的政治。
這哪裡是臣子在和國君講話，分明是一個老師在教訓學生。
在孟子看來，國君雖然有政治權威，但是老師卻有文化權威。
政治權威應該向文化權威虛心求教。臣子和國君的關係，就是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君臣在朝堂上的議政，其實就是一種教育。教育和政治，其實是一回事。當代的學者，把政治權威和文化權威之間的衝突，叫做「道統」和「政統」之爭。
後來的荀子，雖然在人性問題上和孟子針鋒相對，但是在教育和政治一體方面，兩人並無區別。荀子所說的教育，就是培養未來能領導國家的君子，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他喜歡說「法先王」，意思是，國君要學習古代的文化，學習歷史的教訓，才能夠當好一國之君。國君「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政治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個受教育過程。
但是，讓先秦的儒家學者失望的是，他們並沒有能培養出一個仰慕古代文化的國君來。荀老師的學生中，有一個叫李斯的，跟著荀子讀過書，後來跑到秦國去做官，反而建議秦國滅絕古代文化傳統。這麼看來，荀子的教育似乎挺失敗的。
最後統一天下的，不是儒生們夢想的「仁義之師」，反而是提著人頭追趕敵人的秦國的「虎狼之師」。這就很尷尬了。這個沒文化的秦國，不僅把全國的書都燒掉，還把批評皇帝的儒生都活埋了。能夠獨立思考的學者，都被當作是「害蟲」——也是韓非子說的「五蠹」之一。在整個秦帝國，皇帝號召大家「以吏為師」。就是說，不需要什麼專門的教育機構，也不需要理睬什麼古代文化，更不需要什麼獨立的老師。大家只要向帝國官員學習，學好國家的政策法令就可以了。
孔子曾經說：「君子不器」，就是說，一個君子應該廣泛涉獵古代歷史文化，形成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精神，這樣才不會成為暴政的工具。
但是，在秦帝國，需要的只是工具型的專家人才，而不是能獨立思考，具有批判性性思維的知識人。國家需要你修個弓箭，你就把弓箭修好。國家需要你做個鞋子，你就把鞋子做好。你不能批評朝廷的任何法令政策制度，更不能批評皇帝。在秦帝國，教育完全喪失了獨立性，徹底為政治權力所吞沒。
好在，這麼尷尬的狀態，很快就結束了。由於對民間資源的壓榨過於殘酷，秦帝國建立之後十五年，就在叛亂中迅速崩潰了。隨之而起的漢帝國，帶來了教育的新局面。
之後的漢帝國延續了四百多年，相當成功。成功的關鍵，是以尊重教育為名，把教育收編進了國家體制。把可能會批評朝廷的各種學術，變成了朝廷維持統治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
漢代初年，儒學還要和其他學派（比如黃老道家）爭奪經費。到了漢武帝時期，朝廷開始有選擇的復興教育。國家支持教育的初衷，是維護帝國的統治。所以，儒學中的「大一統」，「忠孝」，「恭敬」等觀念，都成了優先宣傳的對象。
朝廷還出錢在首都長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國立大學，叫做「太學」。
熟悉古代經典的老師，可以到國立大學當教授，收入和社會地位都很高。皇帝告訴地方官員，他們有責任在任區內選拔聰明的孩子，送到首都念大學，食宿學費全免，有全額獎學金。畢業以後，還可以直接分配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做官，待遇很好。這時的教育，依然是政治的連體嬰兒。皇帝以身作則，聲稱以孝立國，學習儒家教材《孝經》，地方官員也紛紛效仿。有人聲稱，可以用另一本教材《春秋》來指導行政和司法工作。
在國家的倡導下，漢帝國迎來了教育的復興。最後，當受教育成了做官的前提之後，所有人都自稱是孝子忠臣，是偉大導師孔子的信徒和好學生。搞到後來，也弄不清楚誰在真情流露，誰在逢場作戲。儒家學說，成了漢帝國最大的政治正確。
之前的秦帝國，通過壓製取消教育，讓教育變成政治的奴隸。而現在的漢帝國，則通過發揚支持教育，同樣讓教育變成了政治的奴隸。
雖然所有人都尊重孔子和孟子，但是沒有哪個學者能像孟子設想的一樣，成為皇帝的老師。當時有一位教授，叫做董仲舒，就是建議「獨尊儒術」的那位。因為太廟失火，批評了國家政策幾句，差點被人弄死，從此再也不敢胡說八道了。
另一方面，教育也成為了權貴土豪鞏固自己家族權力的工具。
由於去太學學習，就可以做官，所以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搶太學的名額。
去太學必須要有文化功底，所以帝國的各個大家族，爭先恐後的贊助學術，開創「家學」。漢代前期，紙張還沒有大規模使用。所有的文字，都是寫在竹簡或者木片上的，一本書要用好幾公斤的竹簡編起來。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每一本書都要由人工抄寫或者刻寫在竹簡上。製作一本書需要好幾個月的功夫。所以書價十分昂貴。當時擁有一套《史記》，就彷彿現在擁有一輛寶馬車那麼拉風。什麼人才能擁有一大堆書進行學習呢？當然是有錢有勢的家庭。
只有有錢的土豪家族，才能讓孩子不用去地里幹活，去店裡幫工，天天坐在家裡，捧著一輛輛寶馬車慢慢看。只有有錢的土豪，才能聘請有名的老師，來家裡教自己的娃兒那些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文字。也只有有錢的土豪，能夠獲得地方官的推薦名額，讓自己的孩子去太學讀書，成為皇帝身邊的隨從。漢代人所謂的「學富五車」，就是看過五輛牛車才拉得動的書，全是用錢堆出來的。
所以漢代的世家大族，常常一家專攻一本教材。你家玩《詩經》特別遛，我家對《禮記》研究得特別透。還在自己家裡編寫教輔，動不動就寫幾百萬字，當作秘笈藏起來不給人看，只給自家小孩學習。這種家族教育，不僅是為了小孩能學好了去太學讀書，而且也是社會地位的象徵。漢代人說「子曰詩云」，就和現在人談起去爬珠峰一樣，裝備動輒就是幾十萬人民幣，自動屏蔽普通玩家。
漢代的教育，是社會階層歧視鏈的標誌。是一種有錢人才能玩的遊戲。
唐代和東漢社會有點相似，也是一個被世家大族壟斷的社會。唐代雖然出現了科舉制，但是唐代大部分的官員，並不是由科舉出身，而是由各個土豪家族推薦上來的。
門第，是做官的主要門檻，知識只是一種點綴。唐代的土豪，叫做望族。
他們家譜，是由朝廷認證的，目的是搞清楚家裡有多少人，可以分得多少做官的名額。有限的科舉名額，就成了貧寒子弟出人頭地的唯一方式。
唐代的科舉考試，沒有後世那麼嚴格。後來人看起來明顯的作弊行為，在唐代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比如，在科舉考試之前，考生可以拿著自己的作文，去考官家裡拜訪，說「學生某某，對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然後考官會讀讀考生送上來的作文。這些作文，有時候是詩歌，有時候是小說，總之都是為了討好考官。考官如果喜歡了，還沒等正式考試，心裡就已經錄取了。等到考試那天，不過走個形式。這種行為，叫做「行卷」。我們現在認為這樣做有違教育公平。這不是「裙帶關係」，「走後門」嗎？但是唐代人不認為這是腐敗，反而認為這是很風雅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唐代的科舉，本質上是為了皇帝選下屬。唐太宗在一次考試時，看著考生排隊進皇宮，禁不住得意的說：「天下的人才，都被搜羅進老子的公司了。」（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在帝國這個大公司里，國就是皇帝的家，皇帝的家就是國。教育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教育。
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美國學者亨廷頓認為：
在處於現代化的社會中，腐敗有時候會成為政府控制社會的有效手段。通過賄賂，政府將可能造反的勢力，收編於旗下。
比如在六十年代亞非拉社會中，廣泛存在的賄賂官員行為，其實是新興的富人集團，希望藉此干預政治。通過賄賂，富人集團在政治中取得了他們希望的地位和影響。如果你硬不讓他們行賄 ，這些人可能就會去造反，用同樣的錢去組織政變，推翻政府。所以與暴力活動相比，賄賂就成了一種柔性的，可控制的，間接參與政治的方式。
腐敗就成了政府暗中鼓勵、富人們積极參与的事情。因為，在僵化的政治制度下，新興社會團體除了用腐敗這個灰色的方式參政之外，還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唐代的科舉考試，同樣起到了讓新興社會勢力參與政治的效果。皇帝通過考試，吸納寒門子弟進入朝廷，對抗那些憑藉門第進入官場的土豪官二代。所以，通過科舉出頭的讀書人，被叫做「天子門生」。為什麼？因為政治關係，就是師生關係。教育，就是一種政治。
在戰國時期，當孟子和魏國國王交談時，孟子覺得自己是老師，國王是學生。可是，等到了唐代呢，皇帝變成了老師，讀書人成了學生。從戰國到唐代，師生關係被完全顛倒了。不變的是：政治關係，依然被比喻成教育，或者說，教育關係，依然用政治話語來表述。
儒家學者最初的教育理想，到底是實現了呢，還是被扭曲了呢？
教育的普及和平民化，要等到宋代以後才成為可能。
宋代的社會與唐代相比，有很大發展。經過安史之亂直到五代時期的戰亂，世家大族大多衰落了。所以宋代出現了類似於現代的平民社會。
唐代發明的雕版印刷，最初用來印刷佛經。到了宋代，被用來大量印刷書籍。印刷術的普及，造成了書價下降。書價下降，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和識字率的上升。加上政府對科舉的提倡，社會風氣發生變化，越來越崇尚文化知識。
宋代的官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通過科舉考試上來的。考試教育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那麼，科舉考試是不是一個公平的選拔制度呢？
現代學者比如何炳棣，對於科舉大加推崇。他比較了傳統中國與中世紀歐洲後發現，中世紀歐洲實行封建制，只有貴族才有受教育的權利，而政府只向貴族開放。血統和出身，決定了你能有多少政治權力。
而傳統中國則不同。
由於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科舉制度保證了一種公平。
就是說，如果你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那麼努力就會在考試中得到回報。你和你的家族，會向社會上層流動，分享政治權力和財富。如果你不好好讀書，沒法通過科舉，那麼你和你的家族就會被「同齡人甩開」，落入社會底層。所以，
何炳棣認為，科舉教育保證了中國社會更大的流動性。
所以宋代以後的中國「富不過三代」。這樣就不會出現歐洲中世紀那樣的階層固化。沒有永遠的精英，狀元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努力的人，永遠有機會。中國人在考試這個起跑線之前是平等的。何炳棣把科舉考試叫做「向社會上層攀爬的階梯」。他的這個觀點，曾經得到很多人的贊同。
然而，最近的研究，卻讓人開始質疑這個觀點。新的研究發現，何炳棣雖然看到了考試過程的公平，卻沒有看到在考試之前，長期準備背後的社會不平等。雖然考試和閱卷過程很公平。但是，什麼樣的考生才能在科舉考試中勝出呢？當然還是有錢有勢的人家。因為只有這樣的人家，才能讓孩子不用工作，全心全意準備考試；只有這樣的人家，才能有資源和財力請得起最好的家庭教師；只有這樣的人家，才能有眼光（文化資本）和人脈（社會資本）去了解考官喜歡什麼樣的哲學觀點——是朱熹，還是王陽明的粉絲？才能根據考官的喜好調整答案。
研究還發現，雖然明清時代通過科舉考試的人很多看來不是官二代出身，但是如果我們再扒一下他們的姻親關係，就會發現，近一半的進士和舉人，祖上或者本人的姻親，依然是非富即貴的。換句話說，科舉教育，其實是中國古代的精英集團，自我複製、延續權力的方式。
就是說，教育只是精英集團將財富變現成權力的方式。
它的本質，可能只是一種洗錢的工具而已。
科舉教育，可能沒有像何炳棣說的那樣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反而可能固化了階層的壁壘。不僅沒有消除不平等，反而增加了社會的不平等。
有人說，東亞社會的傳統就是尊重教育。大家都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或者「書中自有黃金屋」。這些民間諺語，都是宋代以來科舉文化的產物。可是仔細看來，所謂的尊師重教，其實還是因為，除了考試這根獨木橋之外，根本沒法出頭。說到底，還是被現實剝奪了選擇的權利之後的一種無奈。古代中國教育制度表面的公平之下，可能掩蓋著深刻的不平等。
無論如何，即使人類真的生而不平等，也應該總在爭取平等的路上。
本文原標題：《教育是洗錢工具嗎？ 十分鐘看懂兩千年中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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