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佳節聽梅花

文化 10-19

張子謙(1898-1991)演奏版《梅花三弄》為《蕉庵琴譜》（清同治七年，1868）傳譜。他曾告誡學生：「我的老三曲《龍翔操》《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是師傅傳曲,你們千萬不能改動。」（戴曉蓮《琴曲研究》）琴屆稱之為「老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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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重陽節，二九相重，稱為「重九」，在古人的觀念里，九是陽數之極，因而又叫「重陽」。《周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說的是一條乘雲而上的龍飛到最高處，既無上升的空間又要努力維持，稍有不慎即將下降，因而憂鬱悶悔。闡發的是物極必反的道理。

重陽節習俗之一便是「登高雅聚」，而其代名詞「孟嘉落帽」也是歷史上有名的典故：永和元年（345）九月九日，剛剛升任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的桓溫（312-373）召集僚佐，聚會龍山，行趨吉避災的登高之事。此時佐使均著戎服，衣冠楚楚。涼風習習，吹落參軍孟嘉（陶淵明外祖父陶寫有《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之帽。桓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孟嘉舉止。孟嘉若無其事，及至離席方便時，溫命孫盛作文嘲之。嘉還，即刻作文答之，才思敏捷，四座皆驚！（《晉書·桓溫傳孟嘉附傳》）

東晉顧愷之斫琴圖

風吹帽落對一般人而言不難覺察，《晉書》載孟嘉不覺，應是指他洒脫風流的態度；收到嘲諷的文章，對答迅速，文采斐然，因而被傳為佳話！

作為東晉中期權傾一時的著名政治家，桓溫籠絡了一批奇才。孟嘉之外，與古琴曲《梅花三弄》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桓伊也是其中之一。

桓伊，字叔夏，譙國銍縣（今安徽省濉溪臨渙鎮）人，太和六年（371）受大司馬桓溫之命擊敗前秦能拽牛倒行的「萬人敵」張蚝、王鑒等人，建元十九年（383）豫州刺史桓伊又與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以水陸軍七萬大敗苻堅八十萬大軍，史稱「淝水之戰」。作為桓溫的參軍，「淝水之戰」的重要將領，桓伊也是有名的音樂家。《晉書》載：「（桓）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

清曹有光桓伊弄笛圖故宮博物院藏

我國現存最早的古琴譜集明朱權《神奇秘譜》（1420）載：「《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玉妃引》，衢仙按，《琴傳》曰：『是曲也，昔桓伊與王子猷聞其名而未識，一日遇諸途。傾蓋下車共論，子猷曰：『聞君善於笛』桓伊出笛作《梅花三弄》之調，後人以琴為三弄焉。」

《晉書》的記載與此稍異：「王徽之赴詔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請為我一奏。』伊時已顯貴，素聞徽之之名，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而去，客主不交一言。」

可見《晉書》中只有「為作三調」的記載，而無《梅花三弄》之名。朱權所說《琴傳》一書也不知為何人所撰，南宋鄭樵(1104-1162)《通志·藝文略·樂類》載「《琴傳》七卷」,撰者不明。《通志》成書於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若二者為一書，則《琴傳》應成書於其前。

明代楊倫《琴譜合璧》（1609）中說：「三弄之調起自桓伊，今不可考矣。按是曲乃顏師古所作也，惟笛有落梅曲」。按照楊倫的理解三弄之調來自桓伊，為笛上所奏，可能為《落梅曲》，琴曲《梅花三弄》為唐代顏師古所作。

宋馬遠邀月賞梅圖 25.1 x26.7cm 大都會博物館

宋晁沖之《晁具次集》載：「落梅曲名有落梅花。」唐代段安節《樂府雜錄》載：「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謩獨步於當時。」可知《落梅花》一曲在唐代時已為古曲，楊倫的推斷有一定的道理。金代元好問《唐詩鼓吹》中有「笛譜有梅花三弄」的記載，可知歷史上也有《梅花三弄》一曲，但其出現應比《落梅花》晚些。

《陶淵明集》中有「晉桓伊善輓歌，庾晞亦善為輓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的記載。可知桓伊不但擅彈琴還擅於歌唱。一日，晉孝武帝召桓伊飲宴，謝安侍座。此時孝武帝因聽信讒言與勞苦功高的宰相謝安生隙。帝命伊吹笛，伊吹完後，邊彈箏邊唱起魏陳留王曹植所作之《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

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縢（音同騰）功不刊,

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

謝安會意，泣下粘襟，捋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孝武帝也面有愧色，君臣二人終釋前嫌。「攬桓須」也成為「忠而見疑」的典故。

《梅花三弄》之三，既有不同音位重複三遍之意，也暗含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考量，在中國文化里「三」與「九」均有著特殊的含義。

作曲家創作樂曲，是以樂音的形式重構世界。那麼，如果我們能理解樂曲本身是以何種方式重構世界的，便能打開一扇認識世界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