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非：鄭述祖與雲峰刻石
鄭述祖一生歷官多職，聲譽滿朝。在任光州刺史期間，於雲峰、天柱、大基三山鐫刻的五件作品，突出地表現了他的忠孝思想，豐富了雲峰刻石的內涵。對鄭述祖及其刻石的研究，宋代以來，尤其是清代學者們多有涉及，限於當時的條件，研究略顯散亂，故而還有系統討論的必要。
鄭述祖與雲峰刻石
賴 非
雲峰刻石共四十八件，其中北齊時期所刻的五件，即天柱山《天柱山銘》《上碑詩刻》，雲峰山《重登雲峰山記》，大基山《雲居館山門題名》《石人題名》，都是時任光州刺史的鄭述祖主持鐫刻的。對鄭述祖及其刻石的研究，宋代以來，尤其是清代學者們多有涉及，限於當時的條件，研究略顯散亂，故而還有系統討論的必要。
鄭述祖官聲
鄭述祖是鄭道昭的第三個兒子，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生於京師洛陽。時鄭道昭四十四歲，官任正除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是其一生最為榮耀的時刻。鄭述祖自釋褐為官，經歷了北魏、東魏、北齊三朝，最顯耀的時期是在北齊，《北齊書》《北史》本傳均有較詳的記載，《重登雲峰山記》《天柱山銘》《雲居館山門題名》中的敘官，也可進行相互參照。
《北齊書》載，鄭述祖「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司空行參軍一職，或在北魏末，但最晚在東魏初，不詳。太子少師一職，是為高殷的屬吏。高殷，北齊「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太子殷於天保十年十月即帝位，來年改元乾明，至秋八月被廢，史稱廢帝。太子少師是鄭述祖在北齊的第一任官職。
《北齊書》還載述祖任過儀同三司、兗州刺史、光州刺史，其他一概略之。
《北史書》載述祖「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這些均是北魏末、東魏時期的任職。又載：「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遷光州刺史。」「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卒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行」，謂兼攝此職。「正」，謂正式任命。「行」類事常見，如《漢書·韓安國傳》載：「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明王鰲《震澤長語·官制》：「宋朝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鄭述祖在何職中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傳》未載，不得而知。鄭述祖頻繁的更改任職，說明了三個問題：一是北齊政權官僚機構失亂欠調；二是鄭述祖官聲尚佳；三是鄭氏家族在北齊政壇已無足輕重了。
《重登雲峰山記》《天柱山銘》《雲居館山門題名》中，都有鄭述祖較詳的歷官內容。洪頤煊《平津讀碑記》曰：「《重登雲峰山記》亦云，歷司徒長史，再履尚書，三為侍中，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此七州刺史列銜，《北齊書》多失載。七州，諸作十州，誤。」洪氏見過原拓，卻未見原石。審《重登雲峰山記》《天柱山銘》《雲居館山門題名》原石，的確皆作「十」。乾明元年（560），鄭述祖所刻《夫子之碑》云：「公乃□忠八帝，職歷九州，再□□□（殘滅）。」碑是鄭述祖於兗州刺史任上所立，五年後，河清三年（564），鄭述祖轉任光州刺史，故言「十州」也。
鄭述祖一生歷官多職，聲譽滿朝，《北齊書》《北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無論是在兗州倡導的「伯夷之風」，還是在光州的「風教」之效，都是對鄭述祖很高的頌揚。還有未貴時在鄉下單馬出行的故事，女婿趙郡王高叡的特別尊重，都顯示了鄭述祖風德高尚的人格。《傳》載述祖臨終時言：「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正史能記此類言，鮮矣，足見史官對鄭敬佩之至。
鄭述祖生、卒年
《重登雲峰山記》曰：「先君之臨此州也，公與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同至此鎮，於時，公年十一……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而《北齊書·鄭述祖傳》載：「初述祖父為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北史·鄭述祖傳》原文抄錄了《北齊書》此事，又雲述祖「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以上三處記載不一，令人生疑，引起金石諸家多有考釋。王頌蔚《寫禮庼讀碑記》曰：「據碑，道昭至鎮，述祖年十一，《傳》雲九歲，亦未的也。考《天柱山銘》，朝議以道昭鎮光州為魏永平三年事，齊河清三年，上距永平三年凡五十三年。碑雲我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者，或道昭至鎮在永平四年也。永平四年，述祖年十一，則生於景明二年矣。《北史》稱述祖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歲。案：由景明三年至天統元年凡六十三年，然則《北史》記述祖卒年，誤也。」又曰：「《北史》述祖天統元年卒，而此刻在元年五月，《雲居館石刻》在九月，皆述祖作，是述祖卒於九月後矣。」
正史與刻石中的幾組數字，有正也有誤，其中鄭道昭來光州上任的時間，是辨析正誤的關鍵。《魏書》《北史》列傳只言道昭「出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均未言在哪一年。《天柱山銘》云：「魏永平三年，朝議此州，俗關南楚，境號東秦；田單奮武之鄉，麗其騁辯之地；民猷鄙薄，風物陵遲，疇咨俾乂，非公勿許。」原光州刺史王瓊有受納之響，被中尉王顯彈劾免官。鄭道昭接替王瓊，赴掖城上任光州刺史、平東將軍。《天柱山銘》的記載是準確的。王頌蔚《寫禮庼讀碑記》懷疑鄭道昭來光州或「在永平四年也」，並進而推算鄭述祖的生年與享年。王瓊被彈劾的具體日期，《魏書·王慧龍、王瓊傳》未記。朝議光州事在永平三年，是因為王瓊事發，不得不換人，怎麼能拖到次年上任呢？另外，從鄭道昭在永平四年（511）的刻石工程量計算，也完全能夠證明，他來光州的時間應在上一年（即永平三年，510）。天柱山、雲峰山是鄭道昭最早活動的地方，《上碑》刻在永平四年（511），《下碑》《論經書詩》也是在永平四年（511）完成的。天柱山《東堪石室銘》《天柱之山題名》《上游下息題字》沒有年款，從內容上看，毫無疑問也是同年同時期的作品。雲峰山《觀海童詩》「九仙題字」及山名命名題字，內容都是有關聯的成組的作品，也是在永平四年（511）刻成的。在這一年中，鄭道昭於兩座山上共刻二十四件作品，兩千八百六十六字，小者字徑4厘米（《鄭文公上碑》），大者字徑15厘米（《論經書詩》），按當時刻石工具的工藝水平與技術水平計算，平均一人一天僅能刻四個字，兩千八百六十六字需要將近七百一十七工日才能完成。不包括後勤保障人員，若每天有三人捉鑽動鑿，需要二百三十九天才能全部刻完。試想這樣的工程量，足以讓他們一年從春干到冬。怎麼能夠設想，永平四年（511），鄭道昭到鎮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匆匆動工，完成預期？（因為永平五年，鄭道昭主要在大基山活動了）工程量的計算，支持了《天柱山銘》的記載是準確無誤、毋庸置疑的。
永平三年（510），鄭道昭來光州掖城，同來的還有他的夫人李氏——內秘書令李沖之女，與次子敬祖、三子述祖、四子遵祖、五子順祖。《重登雲峰山記》曰：「先君之臨此州也，公與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同至此鎮。於時公年始十一。」這年齡數字，鄭述祖是記不錯的，由此算來，述祖乃生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此年四月一日，孝文帝崩，宣武帝即位，明年改元曰景明元年。
《北史·鄭述祖傳》雲，述祖「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述祖的卒年—天統元年，正史是不會記錯的，因為鄭述祖卒在光州任上，朝廷要議人選補替刺史空位，議案是必須記錄在檔的。天統元年（565）五月，鄭述祖在天柱山刻《天柱山銘》《上碑詩刻》，九月，又於大基山刻了《雲居館山門題名》與《石人題名》，他的死肯定應在九月以後了。正史若對卒期沒有記錯的話，鄭述祖享年應是虛歲六十六。正史記作八十一歲，顯然是錯誤的。
鄭述祖刻石的撰、書者
一 撰者
鄭述祖主持鐫刻的五件作品，其撰者、書者都曾引起金石學家們的討論興趣。趙明誠《金石錄》著錄雲峰刻石七件，其中有鄭述祖的《重登雲峰山記》與《北齊天柱山銘》，他認為這兩件作品都是鄭述祖撰文。撰文者是否也是書丹者，趙氏未言。隨後，鄭樵《通志·金石略一》、陳思《寶刻叢編》卷一，均直接採納了趙明誠的意見，也認為這兩件作品出自鄭述祖之手。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印的《掖縣誌·古迹》（張思勉修、於始瞻纂）載：鄭述祖重登雲峰山石刻，為光州刺史鄭述祖重登雲峰山訪父遺迹，「萊人刻石記事」。《天柱山銘》《雲居館山門題名》未及撰書人，《上碑詩刻》則失載。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曰：「《大基山石人題字》似鄭道昭，正書；《重登雲峰山記》鄭述祖撰，八分書。《天柱山銘》鄭述祖撰，八分書。《鄭述祖題雲居館石刻》八分書。《雲居館鄭述德（祖）題名》正書。」（未及書人）
錢大昕曾云：「（《天柱山銘》）光州刺史鄭述祖撰文，既淳雅，而八分書亦方整，有漢魏人遺法，蓋北朝石刻之佳者。述祖之父道昭以魏永平中為光州刺史，述其父羲跡狀鐫碑於天柱山，東堪石室之內複製其銘。其述祖守光州，復作斯銘，敘其父治跡，可謂風雅不墜。考《北史》，是歲述祖年已八十一矣，耄而好學，尤所難也。」
繆荃孫也同意《天柱山銘》為鄭述祖作。其他四處，未及。
以上所引有代表性的六部金石著作，六人認為《天柱山銘》為鄭述祖撰，四人認為《重登雲峰山記》亦為鄭述祖撰。獨張思勉、於始瞻認為《重登雲峰山記》為「萊人刻石記事」，即出萊人之手。至於《雲居館山門題名》《石人題名》《上碑詩刻》，諸家很少談及。
《重登雲峰山記》是鄭述祖來光州後不久主持鐫刻的第一件作品。體裁為遊記，記敘了成游的時間，鄭述祖簡單的身份介紹，父、兄、弟相關信息。主體內容則是述祖到光州後的感受，登雲峰山觀碑拜碣的場景記錄，主人翁的情感描述。《記》以《鄭文公下碑》《齋亭白雲堂題名》處為第一站，《論經書詩》《觀海童詩》處為第二站，《山門題名》處為第三站，山頂「九仙」刻石處為最後站。每一站都有中心情節的描述，及故事延伸的內容。全文五百三十三字，有鋪墊，有過程，有高潮，有懸念，逐層展開，主次分明。環境、人物、故事、歷史連為一體，情景交融，讀後如身臨其境，倍受感動。在北朝時期的遊記中，不失為一篇難得的佳作。《記》以第三人稱口氣，語言內容、文章結構與第三人稱口氣也很吻合，可以肯定地說，《重登雲峰山記》絕非鄭述祖而作。趙明誠、鄭樵、陳思、孫星衍等均欠思量。我們猜測，《重登雲峰山記》的作者，應是光州刺史部的文職僚屬。鄭述祖生前沒有開府，因此估計他從兗州來光州時，家眷以外的從員不會多。這位頗有文採的僚屬，應是本地萊人，《掖縣誌·古迹》所言是對的。
《天柱山銘》是天統元年（565）五月的作品，距刻《重登雲峰山記》整一年的時間。如果說五十多年後重來故地的鄭述祖，登雲峰山謁拜先父遺迹遺作的心情，是急切而崇敬的；那麼，天柱山的參拜與《天柱山銘》的撰寫刊刻，就從容多了。《天柱山銘》有大段「序文」，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寫天柱山的鐘靈神秀；第二部分寫「公」（指鄭道昭）的政德鴻績；第三部分寫「余」的「努力」及此刻感懷。三部分中，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點。組綬相輝，貂冕交映的鄭氏家族，愛仙樂道，孝敬仁慈的顯考聖尊，是《天柱山銘》的著力之處。先父能「仰述皇祖跡狀」，鐫碑一首，如今先父亦已作古四十八年。鄭述祖沒有像父親那樣為亡考頌德於碑石，卻借為天柱山作銘之名，鐫下了自己的幽思與情懷。學乃父盡人子之孝，又不同於乃父，結果竟成「一箭三雕」。巧妙之作，出自一年來的深思熟慮。阮元說：「述祖為羲之孫，道昭之子，祖孫父子三世皆刺東郡，可謂衣冠盛事。碑述祖父遺軌，抒寫孝思，詞旨凄惻而文采華整。」
關於《天柱山銘》的撰文者，《銘》開首即云：「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滎陽鄭述祖作。」明確了文章的著作權，其行文口氣也是第一人稱，故對《銘》的撰者歷來眾口一詞，未置疑義。是趙明誠首先提到《天柱山銘》的作者，鄭樵《通志》、陳思《寶刻叢編》、孫星衍《寰宇訪碑錄》、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皆從趙說。
天柱山《鄭文公上碑》碑座上的詩刻，有人名曰《鄭述祖天柱山頌》，有人稱作《天柱山殘刻》，有人名為《四言詩》，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十二名作《文公碑題記》，近年，學界稱《四言詩殘刻》者多。我們認為這些稱謂都不太準確。該詩刻於《上碑》碑座上，以《上碑詩刻》名之，似乎更妥。
《上碑詩刻》最早著錄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編纂的《重修平度州志》。《州志》抄錄了詩的全文，並註明「未睹原拓」，其錄文的來源，編纂者未作交代。孫葆田《山東通志》卷一五一《藝文志·金石》第十曰：「書體近鄭述祖筆意，詳其字句，有用韻之跡，疑述祖所題詩也。祖碑父書，已書在趺，亦愛敬之道歟！」殘詩中有「猗歟□考，陟此題鐫」「乃吾不敏，踵跡萊邊。泣觀遺碣，號頌余篇」等句子，很清楚，這都是鄭述祖的口氣。並且，詩句的意思與《天柱山銘》所表述的內容，也相吻合。再考慮詩刻特意選在碑座的位置，儘管書寫鐫刻略顯草率，格式排列也不太規整，但可以有把握地說，詩出鄭述祖名下無疑。孫葆田「疑述祖所題詩」，可以把「疑」字取消。
九月，鄭述祖游大基山，拜先父「五仙壇」刻石及所設雲居館。於大基山道士谷西南入口處刻《雲居館山門題名》。雲居館本為鄭道昭所立，鄭述祖《重登雲峰山記》講得清楚：「從此東北一十二里太基山中復有雲居館者，亦是先君所立。」我們從雲峰山齋亭白雲堂的設立與鄭道昭在大基山的活動，聯繫起來考察，認為雲居館也像齋亭白雲堂那樣，是一處建築的名號。五十多年後，鄭述祖重來大基山，該建築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在拜謁過雲居館（或遺迹）之後，於往來雲居館的必經之路旁，刻下了「……鄭述祖雲居館之山門也」一段文字。刻字所在處是出入大基山道士谷的西南口，鄭道昭於此題曰「此仙壇南山門也」。另有「北山門」在道士谷的北入口處，皆鄭道昭為仙壇所立山門。鄭述祖於此補「建」雲居館山門，足見其對父跡之重、之尊。雲居館山門是否存在建築，現場考古調查沒有找到任何遺迹，我們猜測，雲居館山門也像乃父鄭道昭的仙壇山門，僅是刻石為記而已。
《雲居館山門題名》旁，還有《石人題名》，曰：「石人名髣髴，甲申年造，乙酉年成。」此石人無疑是山門的守護者。門的守護者，有各種稱謂，曰「門卒」「門吏」「門役」「門皂」「門司」「門史」等等。門必有守護者，生活中的門庭有守護人自不待論，先人的陵寢門旁，也常見刻石人作為護守門庭者。如：曲阜魯王墓前有「府門之卒」「麃君亭長」石人，曲阜陶落村大墓前有守陵二石人，青州城西漢代大墓有二石胡人。酈道元《水經注》中也記錄了不少此類資料。鄭述祖為山門鐫造的石人，顯然就是守門人。可惜石人早已不在，從現場觀察，石人應是單體獨立的，而非摩崖鑿刻。孫星衍《寰宇訪碑錄》、阮元《山左金石志》、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皆說兩處題字為鄭述祖題書，均沒談及證據。
二 書丹人
在碑學昌盛的清代，雲峰刻石中的五件北齊隸書作品，從書藝成就上講，遠不及魏書作品引人矚目，因而很少有人對其書丹人問題產生興趣。有議論者，也多是在討論鄭道昭的作品時，順便提一下。
1.關於《重登雲峰山記》的書丹人
清張思勉修、於始瞻纂《掖縣誌·古迹》（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曰：「又有齊河清三年光州刺史鄭述祖重登雲峰山訪父道昭遺迹，萊人刻石記事。」此處未談及書丹人，但言外之意也很明了，萊人刻石記事，書丹也必是萊人。
祝嘉在談到這些作品時說：「實為述祖所作、所書，不過用萊人的口氣罷了。」又說：「述祖雖善書，以為隸書高古，雲峰諸刻皆用隸體，舍其所長，用其所短，所以遠遜其父。」
2.關於《天柱山銘》的書丹人
王昶《金石萃編》在議論鄭述祖《夫子之碑》時，論及《天柱山銘》，曰：「述祖善隸書，此碑（指《夫子之碑》）筆法頗與鄭述祖書《天柱山銘》同，然使述祖自書，不應指斥父諱而雲『公道昭之第几子』也。疑是他人記其事，而述祖書之，猶雲峰山鄭道昭刻其父文公德政，而託名於故吏程天賜也」。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第十，跋《鄭述祖天柱山銘》時曰：「碑述祖父遺軌，抒寫孝思，詞旨悽惻，而文采華整，書法有漢魏規矩，為鄭氏諸碑之冠。」很清楚，阮元肯定了《天柱山銘》鄭述祖的書丹權。
孫葆田《山東通志·藝文志》講得更加明確：「謹案：鄭氏父子書法冠代，道昭長於楷，述祖長於隸，各竭所能，流芳石墨。道昭書弁冕北魏，無待覙縷；述祖隸法高古，追蹤漢世。以視北齊諸碑肥穠媚麗，自為風尚者，倜乎遠矣。爰標品目，亦爾時之羲獻也。」《楊守敬評碑評帖記》在評《天柱山銘》時，同意《銘》為鄭述祖書，云：「與所書《夫子廟碑》不甚同，彼以秀雅，此以雄厚，大抵皆去正書不遠。語以漢法，則毫未有也。」
3.關於《雲居館山門題名》的書丹人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訪碑二》認為，雲居館石刻為鄭述祖題。此處孫言比較含糊。「題」，是否即「書」？不敢確定，因為「題」還有命名的意思，命名者不一定是書寫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也認為，該作是鄭述祖所題（見下）。
4.關於《石人題名》的書丹人
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首肯了鄭道昭的書丹權，云：「右題雲『石人名髣髴，甲申年造，乙酉年成。』……筆法堅勁，疑亦道昭所書，姑坿於此（排列在《鄭道昭大基山銘告石刻》之後）。道昭刻文公碑及雲峰諸詩，俱在永平四年辛卯，此更在前，為正始二年也。」顯然，阮元把《石人題名》的年代搞錯了，書者指向也不正確。
孫星衍也認為題名似為鄭道昭書，曰：「大基山石人題字，似鄭道昭，正書，無年月。」
陸增祥認為，《石人題名》與《雲居館題記》，「筆勢與雲峰山雲居館相類，當是述祖所題。乙酉當即天統元年，阮氏謂出道昭手，並以乙酉屬正始二年，殆未必然，道昭以永平三年任光州也。碑字八分，阮氏作正書，亦非」。
孫葆田大約也肯定了鄭述祖的書寫權，云：「右石人刻石，在掖縣大基山……謹案：河清三年歲次甲申，明年天統元年歲次乙酉，鄭述祖《雲居館題字》正在天統元年，且其書體相近，故知此為述祖作也。」此處「作」字，從本段文意來看，是「書寫」的意思。
5.關於《上碑詩刻》的書丹人
《上碑詩刻》，陸增祥在《八瓊室金石補正》中名曰「文公碑題記。」並云：「右刻在《文公上碑》之下崖，石損剝，存字無多……繹其語意，與《重登雲峰山題記》《天柱山銘》相類，疑亦鄭述祖所題也。年月無考，即附述祖諸刻之後。」
孫葆田將此刻名為「北齊嶺地石含煙殘刻」，云：「書體近鄭述祖筆意。詳其字句有用韻之跡，疑述祖所題詩也。祖碑、父書，己詩在蚨，亦愛敬之道歟。」孫氏談到了「鄭述祖筆意」，接著說，疑述祖所題詩也。較陸氏說得明確了些。
概言諸家觀點：
《重登雲峰山記》：張思勉、於始瞻認為是萊州人記事；祝嘉認為是鄭述祖書。
《天柱山銘》：阮元認為是鄭述祖書；王昶、楊守敬、孫葆田從阮說。
《上碑詩刻》：陸增祥認為是鄭述祖題；孫葆田從陸說。
《雲居館山門題名》：孫星衍認為是鄭述祖題；陸增祥從孫說。
《石人題名》：孫星衍認為是鄭道昭書，阮氏從孫說；陸增祥認為是鄭述祖題，孫葆田從孫說。
筆者認為，北齊五件隸書作品為兩人書。《重登雲峰山記》為一人書；《天柱山銘》《上碑詩刻》《雲居館山門題名》《石人題名》為一人書。書者均為鄭述祖的僚屬。分析如下：
《重登雲峰山記》用筆以筆尖部最多，中鋒，起筆、收筆細膩，出規入矩，波筆多，藏鋒也多。行筆輕鬆，起、收、轉折處沒有太大的動作，因此無明顯的動作痕迹。結體扁方形，筆畫排列講究，典型的隸書結體，體勢重心居上。總體講，作品雖有楷書的影響，但隸書風格更是典型，且書藝水平較高。
《天柱山銘》用筆鋪毫，露鋒多，方筆多，行筆澀，筆畫厚，起、收、轉、折動作大，痕迹明顯，波筆少，楷書因素多。結體呈縱方形，筆畫排列較隨意，接近楷書結體，體勢重心居中。總體講，隸書中楷書因素較多，體勢近楷。平直筆畫多，又近乎隸。與《重登雲峰山記》截然不同，不僅用筆，結體、筆勢、風格有較大區別，有些字的結構方法上也不大一樣。
以上分析與字例的觀察，清楚地表明，兩件作品的用筆方法、結體習慣，特別是體勢的重心位置大不相同，它們各屬於不同的書者。《重登雲峰山記》的書者，在隸書書寫上下過紮實的功夫，但他也經常書寫楷書，因此他的隸書里有楷書的痕迹。《天柱山銘》的書者學過隸書，但寫得不好，平日里主要寫楷書，此次放下楷書，選用不太熟練的隸書上石，應是別有一番考慮。
書體的演變經過了篆書時代、隸書時代、楷書時代。從文字實用的角度講，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要字體」；從書法的角度講，藝術的選擇越豐富越好，因而書家在寫好時代的文字外，還熱衷於古人留下的「古字」。他們在「特別的場合」里書寫特別的文字時，往往選用從古人那裡學來的字體，以示莊重。（隸書時代的人視篆書為莊重，楷書時代的人視隸或篆為莊重。）漢末魏晉時期，隸書一直被使用著，但到了北魏，就沒有人再寫隸書了。東魏、西魏時期，有人呼籲「恢復舊制」，隸書重新被一些人「抬出來」，作為舊字體的一種出現在嚴肅的場合里，例如碑、墓誌、佛經等，絕大多數都採用隸書書寫。鄭述祖將《重登雲峰山記》《天柱山銘》刻在摩崖石壁上，把自己懷舊、思親、尊長的情懷銘刻下來，選用隸書書寫，正是北齊人最「時髦」、最看重的做法。
《雲居館山門題名》與《石人題名》同在一摩崖石面上，而且距離很近，又是同一時間書刻的，風格也極統一。它們用筆提起，少有提、按、轉折處的動作。結體正方形，重心居中，排列隨意。筆勢與筆畫的結構關係與《天柱山銘》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確定，《雲居館山門題名》《石人題名》與《天柱山銘》，為同一人書寫。
所不同的，《天柱山銘》書刻認真，筆意表現充分。《雲居館山門題名》《石人題名》書寫隨意，鐫刻也隨意。這裡，石工的因素把三件作品的風格拉開了距離，讓人們很容易認為書者不同。然而我們的觀察絕不能只看到這些皮毛，筆畫之間的相互關係，體勢的重心點在哪裡，才是透過刀鋒見筆鋒、去偽存真的關鍵識別點。因為筆畫結構關係與取勢特點，是判斷書者最本質的因素。
天柱山《上碑詩刻》殘存五分之一字，且字徑較小，刊刻也較草率，從「石」「光」「號」等字的用筆特點、結字習慣與整體風格看，與《天柱山銘》應為同時期同一人書寫。所不同的是，此作書寫打破一般石刻文字書寫的常例，有行無列，排列參差錯落，故行氣自然輕鬆。遺憾的是刻字太小，若字徑同《天柱山銘》般，則更為活潑瀟洒。
《重登雲峰山記》的書寫者是否就是文章的撰寫者，沒有直接證據。從《記》的文字水平看，作者有很好的文化修養與寫作能力，受過科班的正規教育，其書寫能力當然不會太差，因此可以猜測，《記》的書寫者就是撰文者。他是鄭述祖的僚屬。《天柱山銘》等四件作品的書者，則是鄭述祖的另一位僚屬。諸家猜測書者即作者—鄭述祖，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反而，鄭述祖不可能書寫這些作品的依據，則有如下幾條：
第一，《天柱山銘》在北齊時期雖然算不上頂尖的書法佳作，但也非一般書手所能達到。鄭述祖被載入《北齊書》《北史》，稱其「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雲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史書對其愛好寫得如此詳細，卻從未講他擅書，或「愛書藝」之類的話。如同乃父鄭道昭，日常間的實用文字書寫不成問題，而面壁書丹就難以勝任了。
第二，《天柱山銘》名義上是為天柱山作銘，實際上是為鄭氏家族、亡祖、亡考，特別是為亡考鄭道昭作頌章。如同其父為其祖鄭羲刻碑一樣，刻銘的做法、性質、功能，甚至心情，完全相同。因此，避諱之事不能不慎，不能不究。
第三，《天柱山銘》等四件作品刻於天統元年五月、九月，此時，鄭述祖虛歲六十六，年齡雖不算太老，但作為州刺史、平東將軍，其身價在光州獨尊。書丹上石乃刀筆吏的營生，就算鄭述祖擅書，他也會把握分寸的。
以上三點理由，雖算不上強有力證據，足可讓「鄭述祖書」的觀點大打折扣。
刻石所見鄭述祖的忠孝思想
光州任上的五處刻石，是鄭述祖親自設計並主持刊刻的。初到任的第一處刻石《重登雲峰山記》，是僚屬將他的「重登」寫成了《記》，將《記》刻在摩崖石壁上，或許不是鄭述祖的本意，因為有了別人的建議，刊刻上石才有此動機。第二處刻石《天柱山銘》，才是鄭述祖的主觀願望與精心撰文。《天柱山銘》敘官中直書「鄭述祖作」，完全步其父《論經書詩》《觀海童詩》《東堪石室銘》《置仙壇詩》的做法，以呼應先父在天之靈。《上碑詩刻》所選的碑座位置，是孝子賢孫在皇祖皇考面前的一種姿態。在父親所建的「雲居館」旁，刻上「雲居館山門」，彰示自己為父守道的願望，又立「石人名髣髴」，「髣髴」者，隱約，好像，依稀，即便沒有，也要當作「有」，這是為「山門」做的守護神王。可見，這都是鄭述祖的特意安排。
刻石充分展現了鄭述祖濃濃的孝忠思想。
《重登雲峰山記》的突出特點是敘舊懷舊，懷舊中展現了鄭述祖的孝悌思想。
兒童時，光州三年的生活，給鄭述祖留下美好的記憶與永久的懷念。《重登雲峰山記》曰：「公之所撫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恆所欽羨，只為前蹤，誠所願也。便以此夏，斯願方遂。忻慰登途，若歸桑梓。」「只為前蹤」，即是五十三年前他與父母兄弟們在光州的美好經歷。
鄭述祖的童、少年時期，是在「蜜糖罐」里度過的。十一歲之前在京師洛陽，十一至十六歲跟隨父母在光州、青州。鄭氏家族的輝煌榮耀，父親的特別關愛，鄭述祖過著富裕的物質生活，接受著正規的學校教育。「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光、青二州的六年，正是他身心成長最重要的時刻，所以這裡能給他留下最難忘的記憶。「於時，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臨海，未嘗不從，常披鹿皮裘子，此州人士呯為『道士郎君』。」可以想像，那時的鄭述祖是多麼溫馨無比，快樂無比，幸福無比。
北魏煕元年（516），鄭道昭調回京師後不久去世，鄭述祖時年十七歲，全家承受著巨大的悲痛。依禮制，他將與兄弟們一起回滎陽老家為父守喪三年，這是他一生來第一次遇到的最灰暗絕望的時刻。然而，鄭氏家族非同小可，鄉下生活的鄭氏兄弟並沒有遭到絲毫冷遇。服喪期滿後，鄭述祖兄弟返回洛陽，解褐司空行參軍，從此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河清三年（564），鄭述祖光州故地重遊，每到一處，腦海里皆歷歷舊景。對景生情，感物發懷，難以自已，處處流露著對先父的思念之情。在雲峰山《鄭文公下碑》《齋亭白雲堂題名》旁，他想到祖父，想到父親當年建置白雲堂的情景；在《論經書詩》《觀海童詩》旁，他對之號仰，號啕大哭，彌深彌動，哀纏左右。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在場無不悲感。甚至連史官李百葯也被感動，將彼景彼情寫進了《北齊書》中。
「石詩年久，字皆廯落，賓從尋省，莫能識之。」述祖對隨從先敘成詩緣由，遂竟通篇背誦出來，從首及末，無一訛舛，聞者無不驚嘆。可見鄭述祖懷舊的思念，不僅表現在對父親的「愛」上，還體現在對父親的「敬」上。
離開石詩，鄭述祖率僚屬從山門繞道山陽，來到山頂。每到一處，對先父的活動皆一一如數家珍，頂禮膜拜無以復加。足見其對父親的愛、敬唿髓，所體現的「孝悌」品德，「雖復曾、閔之誠，詎能過也」。
《天柱山銘》的中心思想，是為先父歌功頌德。頌辭中體現了鄭述祖無以復加的「孝悌」思想。
《天柱山銘》名義上是為天柱山作銘，實則是為父作頌。在鄭述祖心裡，天柱山乃先君所號，天柱山就是父親的代名詞，天柱山的形象就是父親的形象。《銘》的開首盛讚天柱山雄奇瑰麗，「尋十州以掌內，總六合以眼中」「始皇游而忘返，武帝過以樂留」。事實上，這些句子都是為第二部分作的鋪墊。在第二部分里，鄭述祖以濃墨重彩歌頌了鄭道昭的崇高品德。「公稟氣辰象，含靈川岳，禮儀以成規矩，仁智用為樞機……及驅雞御下，享（烹）魚理務，群情款密，庶類允諧。變此澆夷之俗，侔彼禮樂之邦；懋績布在歌謠，鴻範宣諸史策……赫矣先公，道深義富，如桂之馨，如蘭之茂。遵祖愛親，存交賞舊。」通篇文字，若不將他的敘官與年款統計在內，有43%的文字是在歌頌父親的。當年鄭道昭為其父鄭羲樹碑立傳，完盡人子之孝，豐碑至今昭然；如今鄭述祖步先父後塵，像乃父頌德於乃祖一樣，再創新篇。巧妙的是，他沒有雷同於立碑的直白，然而展示的孝悌情愫卻如出一轍。鄭述祖最後說：「何曾不想樹嗟風，瞻天愧日，猥當今授，踵跡此蕃，敢慕楹書，仰宣庭誨」。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述祖五十多年不變初心。如果說，《重登雲峰山記》是鄭述祖在懷舊中流露出了孝，《天柱山銘》則是在景仰與歌頌中深埋進了孝。雲峰刻石中的鄭述祖，孝子也。
再看《天柱山銘》的忠君思想。
《銘》的最後一部分是鄭述祖的表態，看得出，他是位地道的忠君良臣。「余忝資舊德，力構前基，遂秉笏朝門，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從帷幄。凡諸升歷瀛、趙、滄、冀、懷，及兗、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納言；光祿太常，頻居其任。揣究庸虛，無階至此。直是遺薪妄委，餘慶濫鍾。」真是感恩戴德無以復加。鄭述祖同他的父親、乃至於絕大多數封建官吏一樣，都是皇恩浩蕩中滌選出來的國家人才。他們有豐厚的食祿，崇高的地位，享盡人間富貴，一切歸之於皇帝的恩澤。他們的忠君思想，幾乎是他們靈魂的全部。忠君的表現就是為皇帝出力賣命，把事干好。《北齊書》《北史》載：「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鄭述祖一生大多為外朝官，由北魏、東魏至北齊，三十年間歷三次改朝換代，「公□□忠八帝，職歷九州……」四十五年間，頻繁更換州郡行、正長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可以說是一位官場老手。天統元年（565）九月後，鄭述祖卒於光州刺史任上。「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謚法解》：「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平易不訾曰簡（不信訾毀）。」鄭樵《通志》卷四十六《謚略第一》：「簡，上謚。」「上謚用之君親焉，用之君子焉。」鄭述祖思想中庸，有自己的愛好和追求，在事業上不像父親那樣「認真」，甚至「急進」。他的忠君思想使他為官幾十年不倒，他的中庸思想又使他幾十年為官難升。
鄭述祖風檢敦清入史冊
「鄭述祖少職敏，好屬文，有風檢。」不僅為先達所稱譽，還被後賢李百葯、李延壽寫進了正史。《北齊書》載：「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雲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多才多藝，尤愛琴、文、園林藝術，且喜交友。「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光州時，「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鄭述祖守兗州，於乾明元年（560）游孔廟，見一聳立舊碑，「乃□茲廢□□……嗟嘆久之，乃……即命工人重為鐫□」。時光流走一千多年，述祖於舊碑上重鐫的碑文，也已漫滅大半，殘剩無幾。人們猜測，鄭述祖重鐫碑文的目的，不外乎倡尊孔，重教化。巡省使穆子容巡檢兗州時，對鄭述祖的治理給予了高度評價。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可見，鄭述祖在兗州、光州的威望之高，不是偶然的。
《北齊書》又載：「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鄭述祖、鄭道蔭，一樣的岳父「泰山」，而「禮遇」則天壤之別。鄭尚書（述祖）風檢之高尚，令人感佩無限。李百藥用這樣的尋常家事，禮讚鄭述祖為德秀時哲。天統元年（565）秋，鄭述祖遭疾，「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清白」與否，史家作鑒，《北齊書》在列傳中用趙郡王高叡的故事，來作為對鄭述祖的評述，足見正史對鄭述祖自稱的「清白之名」，是認可的。（來自：《中國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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