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培德：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書寫特色

原標題：沙培德：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書寫特色

沙培德

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比《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早了100年出現,而各國的本國史教科書的起源,與中國一樣,是在20世紀之初萌發。但當時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調解與他國過去的恩怨」列為教育宗旨之一;帝國主義國家反而是用民族主義教育來合理化和擴張其殖民地版圖,而被殖民的國家則又反過來用民族主義教育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清末的教育家思考如何在新式學堂設定歷史教育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是:歷史教育可否客觀呈現過去的史實,或者歷史教育可否當作修身教育的項目之一?清末的教育家當然會說「兩者皆可」。清末官員或許比較重視的是歷史教育的修身目的,而維新派人士則將歷史教育視為建立國族認同的重要依據之一。

依照清末1904年的《奏定學堂章程》,歷史教育的要義,是要傳授「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這樣學生就可以學到「中國文化的由來」與清朝「列聖」的「德政」,從而培養「國民忠愛」之心。*當清朝的學部還在煩惱怎麼解決「忠君」與「愛國」之間所可能存在的衝突時,此《奏定學堂章程》當中出現的「國民」一詞,已經打破過去帝制的「臣民」觀念了。學生一旦了解自己的根源,「具有愛同類之知識,將來成人後,即為愛國家之根基」,所以此章程特別規定頭兩年學生必須學習「鄉土歷史」,尤其了解地方上的古代鄉賢名宦流寓等名人的事迹。*第三與第四學年,念到「歷朝年代」、「國號」及「聖主賢君」的大事。最後的第五學年,學生才會念到清朝的開國大略與列聖仁政。如此看來,修身教育與培養國族認同是焦孟不離的事。*

《奏定學堂章程》

值得一提的是,從中學堂的經學課程所用的《春秋》、《左傳》與《周禮》等經書來看,似乎比較看重歷史要義的闡明,而非修身教育,因為這幾本經書都被認為是用以闡發古代先王制度之「養民教民」諸政之可供今日效法之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作,而其所以深受19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就是因為它們似乎提供了當時中國面臨之困境的解決之道,因此不難想像為何清末教育界選用這幾本經書。*

儘管中國本身有悠遠的修史傳統,清末教科書受到日本巨大影響的地方,卻也正是歷史的這一區域。日本本國史對中國修史傳統的影響有兩方面:第一,中國二十四史有不同體例作區隔,像是編年體、紀傳體以及「會要」等,而日本明治時代的史家,則大抵按照時間順序敘述主要事件的方式來撰寫日本本國史,這種體裁被中國史界稱為「章節體」;第二,明治時期的史家沿用了19世紀歐洲史專家的做法來撰寫日本本國史。日本史乘對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影響雖大,但都屬於基本面,我們可以從教科書當中看出,在日本的影響下,中國為了拼湊本國史而做的努力。當然,日本人沒辦法替中國人決定本國史的內容。中國人雖說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個新的本國史,對於寫史所需的史料則是不虞匱乏。

《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對丁寶書與其他清末的維新人士來說,年青一代了解他們的過去,是履行公民的基本義務。清末的教科書作者意在藉由建構歷史,來建構中國,民國時期更不在話下。*不管清末或民國,歷史教育都只顧著替歷代重要皇帝、宰相、將軍以及孔子以來的一些思想家等人物,在歷史上定位,卻沒有從整個中華民族的角度來為中國做定位,也沒有界定什麼是中國人或國民。「國民」一詞往往只是用來形容一般老百姓,是歷史的被動角色,不具主導地位。「編輯歷史教科書的宗旨,原是要藉由朝代興衰史來說明中國文明的進化」,但我們卻看不到中國歷史課本述及文明進化的地方。朝代興衰史的敘述架構沒有遺留什麼多餘的空間來講述國家民族的進化發展。

民國建立以後,歷史教科書不斷增加中國歷史的故事內容,包括辛亥革命、袁世凱的崛起、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主義興起與復辟運動等章節。歷史的敘述基本上並未隨著辛亥革命成功而改變,反映出極高程度的連續性,因為不管是在辛亥革命之前或之後,歷史教科書對於處理中國近代問題的說法都是:中國人可以從過去五千年的歷史當中汲取解決問題的辦法。

清末民初時期便成了歷史教育的一個過渡時期。「明清學制」著重於以科舉取士,但從清末開始,學制則是要塑造能夠在政治、文化與種族當中取得共同認同的國民。當然,傳統的史書與現代歷史教科書兩者在歷史敘述編寫上的區隔,並不是那麼大。從現代歷史教科書可以看出,作者既想要利用歷史來塑造國家認同與培養「公民素養」,也想要闡述進化史觀,以至於設法在這三個棘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