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巷財經】魯迅的西大往事

原標題：【粉巷財經】魯迅的西大往事

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逝世82周年紀念日。

據學者曹冷泉回憶，1936年，西安各界曾先後3次進行緬懷。尤以10月24日革命公園舉行的追悼最為外界稱道。

先生先學醫，再從文，被稱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旗手，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在經濟發展，生活優渥的今天，越見可貴。

先生逝世十二年前，這位「黑而姓周的老頭兒」，「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從北京奔赴西安，講學逗留了二十多天，是西安城的一件盛事。

而今，在各媒體不時被提及的這段往事，除了在易俗社留下的「古調獨彈」四字，再就是嘆惋聲中的《楊貴妃》。

今將先生西安之旅回溯一二，以窺先生之風，一為紀念，一為重讀先生心跡，呼喚後來人。

講學

1924年西安講學，是魯迅先生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西北行。

此行源於剛重建的西北大學校長傅銅邀請，背後有當時陝西督軍兼省長劉鎮華的資助。

先生當時在北大任教，同時為教育部僉事（處級公務員），雖未在最初邀請之列，但經好友推薦，亦一同前往。

此行酬勞頗豐，且 眾人均懷有一覽古都名勝心愿——西安盛名，在當時亦是人嚮往之。

但路途頗為不順，7月7日啟程，14日抵達，8天7夜中，包括陝川到潼關的4天黃河水路。迎接魯迅一行人的張辛南撰文回憶：上船後，「大風大雨整夜不息」， 夜間乘船更是倒行十餘里，幸好後來停住不至遇險。

同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教授王桐齡回憶：「船頂甚低，倉甚窄」，「卧則屈膝，坐則折腰，立則鞠躬，人人終日抱膝長吟」， 加之不慣於在船上「出恭」，甚是煎熬。

但魯迅生於水鄉紹興，倒不覺「煎熬」，每日盤腿坐在船艙中央，反興緻勃勃給大家講故事……

西北大學教授鄧益民創作寫實水墨畫《魯迅在西大 》

正式講學是7月21日。聽眾是陝西各縣中學教師和教育幹事。

雖然在開學式上，校長傅銅稱讚眾人：「諸君（學員）均踴躍前來，足征向學心切！」

但在同行講學的南開歷史系教授蔣廷黻眼中，這些人：

「年紀大，像人面獅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太沒有禮貌，不是喧鬧就是打盹，我簡直弄不清楚，他們是否還知道有我這個人在」。

但魯迅的課是受歡迎的。

先生所講，乃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21日開始，29日結束，8天內11講，共12小時。30日下午，雖又應邀前往講武堂為陸軍學生講演一次，仍為小說史。

授課的講義，後經西北大學整理，寄請魯迅改定，印入《西北國立大學、陝西省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中，後又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為題，附錄於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

所得與所留

講學之餘的一些應酬，魯迅是極為不屑的。

據說赴講武堂為陸軍學生講演前，督軍劉鎮華曾託人示意魯迅，在給陸軍官兵講演時換個題目。但被魯迅拒絕，稱自己只會講小說史。劉碰了個軟釘子，幾乎要掀開「禮賢下士」的假面具。

許廣平對此亦有過評述：

「魯迅對當時西安以及北方軍閥黑暗，是很小心對待的，故對軍士也只講小說史。」

但對於西安這座城市，魯迅顯然是抱著很多興趣的。

就在到達西安的當晚，興緻難減的魯迅便攜友人，「至附近街市散步。」爾後的日子裡，這種「散步」讓魯迅在西安多處留下了蹤跡。

少為人知的是，魯迅對於古碑拓片有著濃厚的興趣。用他自己的話說，「舊曆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北京的琉璃廠，由此留下了不少關於他的故事。

如今北京魯迅博物館，保存的碑帖及漢畫像藏品高達6000多件，可見其痴迷！

易俗社「古調獨彈」匾額

來了西安，南院門、碑林、大雁塔、曲江、薦福寺等，成為魯迅最為駐留之所。

四處的造訪，亦讓西安城的不少人知道了這位「北京來的姓周的老頭」。以至魯迅在之後因膝蓋跌傷難行的時候，不少人懷揣著自己的珍藏主動上門拜訪。

讓人發嗤的是，有人因此受愧再三，甚至將此前兜出的贗品主動尋了回去……

對於這趟「窮搜」之旅，魯迅並未在之後的文章里有過多少描述，如今看來不無遺憾。

魯迅一生遺留的墨寶不多，不過，在西安卻給易俗社欣然留下「古調獨彈」四字牌匾。作為戲劇革新的秦腔劇社，魯迅欣賞有加，短短二十天里，便來此看過五場戲。

在他看來， 「西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而能有這樣一個立意提倡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劇社，起移風易俗的作用，實屬難能可貴。」

在離開西安時，魯迅拿到了此行的酬勞300元——確實不少，他們在返程路過潼關時，買了10斤醬萵苣才花1元錢。

走之前，魯迅拿出50元贈給了易俗社，還一度招到同行之人的反對，他卻堅持：

軍閥那裡演講的錢，就得在陝西花掉。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當時的房子還是剛借款買的……

《楊貴妃》

90年代國人渴望諾獎。坊間曾議論此前文學家中誰可獲此殊榮。一為沈從文，一為老舍，再就為魯迅。但末了，總要感嘆，魯迅缺一部長篇。

感嘆的這部長篇，就是魯迅打了三四年腹稿的《楊貴妃》。

魯迅對唐代歷史文化有深切認識和精到見解。以楊貴妃為題寫一部長篇，乃是因先生認為：

「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抱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

民國時期，救亡圖強是社會各界主題。對民族未來的方向，從西方傳來的各種思潮與當時國內的儒家各有主張。《楊貴妃》若成，當是先生人生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故此，赴西安講學，將自己置身李、楊風流十餘年的空間，體味這座古城千年前的氣息，亦是先生赴西安目的之一。先生遊覽之處，包括了大雁塔、曲江池、碑林及昭陵等地，亦曾計劃赴馬嵬驛，但未成行。

1907年時的西安城牆永寧門

最終，先生放棄了《楊貴妃》寫作，在與日本友人的書信中感嘆：「

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其時的西安，是怎樣一番模樣？

1924年後兩年，西安經歷了歷史上著名的「二虎守長安」。而圍攻西安城的，正是接待魯迅先生一行的劉鎮華。

雖然邀國內飽學之士赴西安講學，是開明之舉，但這個起家河南的軍閥，統治西安十年間，並未有什麼好聲名——後曾任廣州大學教授的西安人鄭伯奇說：當時西安乃至陝西的政治和社會各方面情況是十分惡劣的。

同行講學的李濟回憶，當時西安抽鴉片成風，不但自己抽，而且以此待客，客人拒絕，主人反會生氣。一次他與蔣廷黻飯後散步，在一座古廟旁的戲台，竟見到「三對並躺在一塊兒抽鴉片的叫花子」。

無論是什麼樣的西安，魯迅終放棄了這部人生唯一長篇的寫作。

而今，以「楊貴妃」為主題的劇，雖不若「武則天」層出不窮，但或為電影，或為現場實景演出，博人一時之樂，或傳遞一時文化表像。先生所思，遺忘久矣。

也許，先生當時應上白鹿原見見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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