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頭號罪人，恭親王恨之入骨，李鴻章無可奈何

文史 10-19

原標題：甲午戰爭頭號罪人，恭親王恨之入骨，李鴻章無可奈何

1、最可怕之事

若要評中國古代最可怕之事，小編竊以為應該是「黨爭」。宋代大文豪歐陽修曾作《朋黨論》，拋出了「小人之朋」與「君子之朋」的觀點，在他看來，只要皇帝是明君，能夠分辨君子與小人，則所謂的「朋黨」就是有利於江山社稷的「君子之朋」。

後世雍正皇帝對歐陽修的說法嗤之以鼻，特意頒布《御制朋黨論》，將歐陽修懟得體無完膚。固然，雍正此舉有其政治意圖，乃是為收拾允禩集團奠定輿論基礎，但他說的真沒錯，按照歐陽修的理解，結成朋黨的就是「君子」，解散朋黨的反是「小人」，那古今中外那麼多利益集團，難道都是「君子」的組合？

且不說東漢外戚與宦官之斗，也不談唐末「牛李之爭」，就歐陽修所處的北宋，號稱古代文官最幸福的時代，其黨爭之慘烈，為禍之深遠，實不在任何朝代之下。就算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韓琦、章惇、曾布等新舊黨員皆為君子，可每一個參與黨爭的人都是嗎？北宋之亡國，不就肇始於這些人無休止的紛爭與拆台嗎？到最後連皇帝都不知該聽誰的，不知究竟誰忠誰奸，六賊之首的蔡京，反倒成了宋徽宗眼裡最可愛的人。

都說明朝之亡，看似亡於崇禎，實則亡於萬曆，說到底，還是亡於黨爭。閹黨、浙黨、楚黨、東林黨，你方唱罷我登場，互相傾軋，互相攻訐，互相抽梯，最後卻一起去死，也算得上極致的諷刺了。

2、最可怕之人

既然黨爭是最可怕之事，那麼結黨的人自然就是最可怕之人。君子、小人皆可結黨，那麼誰更可怕？答案只有一個，偽君子。

《笑傲江湖》安排令狐沖笑到最後，不過是因為寫書的需要，總不能讓男主角比反派先死。如果在現實中，只要想想連真小人左冷禪都輸給了偽君子岳不群，真君子令狐沖能贏才怪。只不過，最厲害的還是更加「偽君子」的方證與沖虛，岳左二人蠅營狗苟數十年，卻不知五嶽劍派的未來，早已被當年的紅葉禪師給毀了，姜果然還是老的辣。

時移世易，來到封建王朝的「尾巴」——晚清，就如同《笑傲江湖》一般，亂得很，也精彩得很。甲午戰爭前後，代表「正義」一方的主戰派，將代表「邪惡」一方的主和派，打得頭破血流狼狽不堪。「邪惡頭子」自然就是鼎鼎大名的李鴻章。在整個過程中，準備打仗的是他，不想打仗的也是他，最後打仗的還是他，仗打輸了推出去死的依然是他，所以李鴻章自嘲「裱糊匠」。那時的滿清早已衣不蔽體，縫縫補補一年又一年，可「皇帝的新衣」，終究是等不到了。

但這一次的「鍋」，連當了半輩子「背鍋俠」的李鴻章都不想背，不是潑到身上的污水太臟，而是潑水的人太「臟」——這鍋，本該是這個潑水的人來背。可最後，從馬關回來的李中堂，還是把今生最後一個「鍋」給背下了，從此徹底成為「垃圾股」。彼時人不由己，早已無可奈何。

恭親王奕訢臨終前悲憤不已：「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甲午之役也。同龢唯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以致數十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旦夕，不得已割地賠款。外洋乘此機會，德踞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賃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農之厲也。」

這裡的「同龢」與「大司農」，皆為同一人，乃翁同龢也。

3、常熟「偽君子」，合肥「真小人」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叔平，江蘇常熟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書法藝術家，歷任戶部尚書、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同治、光緒兩朝帝師。

晚清時人曾撰寫對聯一副，曰：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

這一聯句，對仗工整，意味深長，卻不知是何人所撰，如果按照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自古二樓出人才」、「頭條處處陳獨秀」，中華民族從來都是這般藏龍卧虎。

有清一代，並無「宰相」與「司農」職務。從職權上講，前者在晚清當屬「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後者則是「戶部、工部尚書」，很顯然，這裡的「宰相」正是李鴻章，而「司農」則是翁同龢。

再者，古時常以籍貫來代稱某位名人，如明朝首輔張居正，湖北江陵人，則號「張江陵」；大奸臣嚴嵩，江西分宜人，則號「嚴分宜」。故而「李合肥」、「翁常熟」皆為此例也。

以宰相之「肥」、司農之「熟」，而天下皆瘦、世間多荒，真不愧是誅心之言。李鴻章、翁同龢二人，位列宰輔、貴極人臣，職在調和鼎鼐、惠濟蒼生，卻不能令天下合「肥」、世間常「熟」，實在當得起「該死」二字。

但二者情況又有所不同。按照晚清另一位重臣榮祿的說法，「常熟（翁同龢）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其誤國之處，勝於濟南（孫毓汶），與合肥（李鴻章）可並論也。合肥甘為小人，常熟則仍做偽君子。刻與共事，幾於無日不因公事爭執。」

榮祿用詞真是妙極，一個「甘」字，與一個「仍」字，道盡了李鴻章與翁同龢的本質之別。

4、甲午頭號罪人

這個名頭很大，也很難聽，如果被安到頭頂上，基本就算是遺臭萬年了。一直以來，能夠配得上這個名頭的，不外乎兩人：一是李鴻章，二是慈禧太后。前者是北洋水師締造者、甲午戰爭指揮官，戰後諸如裝備落後、指揮不力等等罪名，很自然地就落到了李鴻章身上；後者是晚清實際統治者、各項事業決策人，整個國家所有的過失，都可以說是慈禧犯的錯。

然而，凡事要下結論，需從當事人的本心與作為出發，而不能單純以成敗論英雄。

北洋水師可謂李鴻章半生的結晶，當是時也，他當然有私心，就是不想這個結晶從此毀滅。因為從收集的情報來看，李鴻章已經很清楚，中日海軍之間的差距拉開了，此戰絕無勝算，但日方也需付出不菲代價。這就是李鴻章想要議和的目的與底氣。

再說慈禧太后，如今多稱之為「妖后」，其實失之偏頗。以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卻要一名女子來當家，這本身就很扯淡，真可謂「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後世皆盛傳慈禧為了修園子賀壽，而動了北洋購買軍艦的「乳酪」，導致甲午慘敗馬關受辱，實屬事後諸葛人云亦云。

李鴻章也好，慈禧也罷，以他們當時的地位，在甲午敗局中自然要承擔主要責任，但同樣得明確的是，此二人絕對真心實意不想輸給日本，尤其對於此後的慘敗，他們絕對是痛心疾首。

然而，那個真正堪稱「頭號罪人」的翁同龢，卻自始至終不離「私心」，為了打擊李鴻章而處處掣肘，淋漓盡致地演繹了什麼叫做「站著說話不腰疼」。

5、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大體上看，翁同龢之過有三項：

其一，掌管國家財政期間，但凡李鴻章提出北洋水師造船購械之計，翁同龢幾乎都要找理由阻撓，導致北洋艦隊多年踏步不前，除噸位略勝外，在船速、炮速、火力等方面都不如日軍。

其二，李鴻章深知開戰不利，外交斡旋則尚有空間，故而寧願背負罵名，亦要爭取議和挽回局面。翁同龢對此心知肚明，卻一味鼓噪開戰，從國家大義與道德高度出發，將無數人綁上戰車，以致一發不可收拾。

其三，馬關談判期間，李鴻章硬著頭皮頂上去，翁同龢則在後頭步步緊逼，既要日本退兵，又不肯割地賠款，導致鴻章進退失據。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愛國」之舉，然而以晚清當時的國情國力而論，有哪一次戰敗是可以不割地不賠款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弱國從來無外交，「裱糊匠」們當時能夠爭取的，無非就是延緩國家衰落的速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