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v英格蘭看球手記

體壇周報特約記者汪天艾發自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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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她腦中不停地想，這不可能是我的人生。如今，她想到，自己的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想：這不可能是我的人生。」（伊麗莎白·斯特勞斯，《奧麗芙·基特里奇》）

八年後，我又坐進了球場的新聞中心。

八年前的歐洲杯預選賽抽籤儀式是我報道過的最後一個體育現場，那個二月冰天雪地的波蘭，卡佩羅作為英格蘭主帥被記者們的長槍短炮頂著問起剛被免去隊長袖標的特里，作為衛冕冠軍的西班牙還在等待隊徽上方的第一顆星星，舍甫琴科站在台前當抽籤嘉賓，背後的大屏幕上閃過他把金球獎獎盃放在恩師墓前的鏡頭。八年後，在維也納捧杯的西班牙隊里只剩下拉莫斯一人見證著「黃金一代」的落寞與更新換代；英格蘭經歷了一個全民狂歡的夏天，教練席上的意式鐵腕換成了彬彬得體的英國紳士，當年的話題人物特里在上周宣布退役；舍甫琴科接過烏克蘭國家隊的教鞭要帶著自己的祖國去打歐洲杯預選賽了，而歐足聯在真正的預選賽開始前一年發明了需要一個五分鐘的幻燈片放映才能講清楚規則的歐洲國家聯賽。也是藉由這個機緣，我在結束體育記者生涯轉行去做詩歌研究與翻譯多年以後，又有了重溫舊夢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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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前日，新聞中心下午五點正式開放。差五分鐘開門的時候繞過熙熙攘攘在球員入口翹首期盼球隊大巴的西班牙球迷，找到了球場拐角處小小的一扇門，上書「媒體入口」。門口已經有一群記者在排隊，湊近一聽，果然都是英國記者，背著各式各樣大型賽事官方的書包：從羅傑斯杯到溫網，從上一屆歐洲杯到更久以前的歐冠決賽，五花八門，好似一種隱形的身份認同。

新聞發布廳一片有序的混亂，抱著電腦不停打字的文字記者、舉著話筒戴著大耳機念念有詞的電台記者、在最後排的空地架起高高的腳架調試機器的攝像記者（中途只聽「哐當」一聲差點毀機）…… 塞爾電台的記者大叔幫新聞官試同傳設備，抓起話筒即興做了一段關於假想首發名單的解說。不停有新到的記者進來，每個人進來都掀起一陣貼面、擁抱、互相大力拍胳膊的騷動。跑同一樣賽事的記者總是這一些，於是每一場賽前都是老友重逢即視感，喧鬧得就像新學期開學第一天的小學生，站在房間兩端的攝影記者端起長槍短炮互相拍照。

等西班牙的發布會結束之後，房間里的記者開始大挪移，英國記者紛紛擠向前排瞬間身邊全是各色口音的英式英語。正在社交網路上刷到《鏡報》足球主筆約翰·克勞斯新發的消息，一抬頭就看見本尊在前一排用「二指彈」的神功飛速地寫著稿件。一個剛從英格蘭訓練場地回來的記者喘著氣在我旁邊坐下來，高聲向所有沒去看訓練的同行們宣布：「全場訓練唯一亮點是凱恩穿了一雙粉色的球鞋。沒錯，粉色的。」引來一陣鬨笑。英國廣播公司花白頭髮嗓音迷人的老記者特里·巴徹納忽然舉起一個嫩綠色封皮記事本問眾人：「有誰上一場打克羅埃西亞比賽丟了這個嗎？」一片否認的聲音中間忽然聽得有人喊：「搞不好現在有一個克羅埃西亞記者正在瘋狂地找它。」又是一陣鬨笑。發布廳忽然變成英式冷幽默現場。

這樣一片暖和的哄鬧實在令人甘之如飴。剛剛過去的一周，博士論文定稿提交，答辯將近，緊接著家中被入室盜竊損失電腦及多年譯稿若干，在馬德里阿托查火車站等待去塞維利亞的高鐵時還在馬不停蹄地寫答辯陳述，這樣的跌宕之後，坐進發布會現場，聽著周圍同行們噼里啪啦的打字聲，真真如同發一場舒心的夢。身旁西班牙《世界報》的記者回頭問了坐在後排的同事一個哲學問題：「你覺得莫拉塔在尋找快樂嗎？他能找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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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真是一個好題目啊。十幾年前我的快樂是什麼呢？中學時代每周一、三、五中午12點一下課就衝出校門奔向報亭，之後長長的午後時光，太陽從教室窗戶照進來，和好朋友一起抱著報紙做白日夢——看著上面耳熟能詳的駐歐記者的名字，幻想著上大學了去念西班牙語、當體育記者。後來真的為此學了西班牙語專業，開始給《體壇周報》做特約記者、給《足球周刊》寫球員和教練的人物特寫。在西班牙交換的一年開始做現場報道，第一次去巴塞羅那跟戴維斯杯決賽時被別的記者問起年齡還會擔心回答19歲不被重視而含糊地講「20歲上下」。八年前在波蘭，結束工作走出新聞中心的時候，紛紛揚揚的雪花里，想到第二天會出現在報紙上的稿件（那是我在這份陪伴自己長大的報紙上發的第一篇報道），一時間，覺得寒冷的華沙什麼景緻都是美的。如今想來，那恐怕真的是那個年紀才會有的心情吧，以至於後來，每當讀到不同球員談起第一次為從小支持的俱樂部一隊登場的心情，總會回想起那一天華沙的白雪與紅屋頂。

當年回國以後，遇見的人發生的事始料未及，畢業時選擇了與最初設想中完全不同的路。那一遭決定做得堅決，彷彿為了給這樣的選擇提供旁證一般，急於否認曾經的自己，連同那幾年早上六點拍起來寫稿到九點四十五衝去上精讀課的歐冠清早和晚上下了課繼續趕截稿到凌晨的出報日前夜的記憶都一同埋葬了。直到這一番重溫，才想起當時當刻真的是快樂的。林夕說他寫《再見二丁目》的末節「原來過得很快樂，只我一人未發覺，如能忘掉渴望，歲月長衣裳薄」想談論的是快樂的真諦，他的歌手卻偏覺得這是在談「自愛」。然而說到底，這何曾不是殊途同歸。八年前覺得，總要生活在別處才是滿足，好像人生非此即彼，非得100%甚至120%的濃度擁有一種命運才能滿足。

整個大學時代，雙重人生帶來的更多是焦慮，到了畢業年級幾乎焦慮到極點，文學和體育，我最愛的兩樣事物，成了生命中最大的對立存在，彷彿非得決絕地放棄一個追求一個才好。八年後卻驀然發現，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可控的分裂」人生給了我雙重的避難所，我始終在不同的時候、以不同的比重需要著它們。步履不停，步履不停，人生的快樂最後無非寄於平衡的命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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