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言傳身教踐行黨員標準
原標題：劉少奇：言傳身教踐行黨員標準
1937年5月，劉少奇在《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一文中指出：「黨是群眾的領袖，群眾的先鋒隊。但我們在群眾中的黨員是否成為群眾的領袖(不是他自己認定自己是群眾的領袖，而是群眾認定他是他們的領袖)，那完全不是由於法律的規定，不是由於黨的任命，而是由於我們的黨員能夠了解群眾，能夠犧牲自己，最忠實地為群眾的利益而鬥爭，能夠說服群眾，能夠在長期的鬥爭中證明我們的同志的主張是正確的。要使群眾認定我們的黨、我們的同志是他們的領袖，並且自願地跟隨我們去進行決死的鬥爭，就需要我們經過一個長期艱苦和正確地爭取群眾的工作過程。」
（一）自覺遵章守紀
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的修養》中強調：「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情況下，能不能夠把自己個人的利益絕對地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是考驗這個黨員是否忠於黨、忠於革命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標準。」他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共產黨員的標準，而且一輩子努力踐行，真正做到了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群眾、忠於革命和共產主義事業。
劉少奇是一位完全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生前廉潔奉公，死後沒有給家人留下任何財產，但他給社會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即劉少奇精神：除惡揚善、強國富民的理想信念；博古通今、開篇立論的文化素養；迎難而上、負重奮進的頑強毅力；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凜然正氣；心系基層、服務群眾的公僕情懷；公道正派、勤正清廉的高尚品格。
1、腳踏實地穿布鞋
皖南事變後，劉少奇臨危受命兼任新四軍政委，和陳毅同志一道共同挑起了重組新四軍的重任。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環境中，劉少奇總是穿著一雙被戰士們叫做「獅子口」的布鞋，鞋幫子和面子上打滿了補釘，鞋尖被磨穿，連腳指頭也露了出來，被陳毅同志戲稱為「獅子大開口」。
當同志們看到劉少奇總是穿著這雙「獅子口」鞋子時，都勸他換鞋。而身為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的劉少奇總是笑著說：「這雙鞋子跟我從陝北到華中，勞苦功高，有感情啦！捨不得丟，補一補還是可以湊合著穿嘛！」並反覆囑咐同志們：「大家以後不要把心放在我身上，要時刻想到四萬萬同胞的苦難生活。」
一天，劉少奇和新四軍首長們一起開會研究工作。他不自覺的翹起了二郎腿，「獅子口」鞋成了會場一道醒目的「風景線」，幽默風趣的陳毅軍長計上心來。三天後，陳毅拎著一雙新鞋來到了劉少奇同志的住處。一進屋就指著劉少奇同志腳上的「獅子口」鞋，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你這是啥子鞋哦，該進博物館了啦！」劉少奇低頭看了看，不禁笑了起來，說：「打了多年交道，老交情了！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捨不得丟呀！」陳毅把一雙新布鞋子往他面前一放，說：「來，換雙新的，給大家一點面子。」見劉少奇同志推辭，陳毅佯裝嚴肅地說：「我是軍長，現在我就以軍長的身份命令你，趕快換上新鞋！」劉少奇見陳毅嚴肅起來，微笑著說：「你是軍長，開口就是命令，做思想政治工作一點耐心都沒有，我不服氣。」說著，兩人哈哈大笑起來，笑得那樣酣暢淋漓。陳毅又指著劉少奇腳上的「獅子口」鞋說：「少奇，你看，這頭小獅子也張開了大嘴巴在笑咱們咧！」
2、節儉清廉吃剩飯
1960年前後，正是國民經濟三年困難時期，為了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劉少奇的糧食定量本來就不高，卻要求一減再減。劉少奇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飢餓難忍時，王光美就將中午剩下的飯菜一鍋燴當夜宵。時間一長，大家就給王光美起了個「燴飯廚師」的外號。
1961年7月，劉少奇去東北林區調查。每到一處，都親口跟管理人員說，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吃飯有小米粥、窩窩頭、酸菜湯就可以了，不要做葷菜，要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共渡難關。
3、為國分憂退補助
劉少奇雖然身為國家主席，卻始終保持著革命戰爭年代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劉少奇家裡人口較多，9個孩子另加外婆、保姆10多人吃飯，全靠他和夫人王光美兩人的工資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總是緊巴巴的，儘管粗茶淡飯，一家人卻其樂融融。
特別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宣布，除了工資以外，不領取國家任何補助費用，包括他的稿費也全部作為黨費上繳。身邊工作人員看到年事已高的國家主席為國事日夜操勞，經常加班到深夜，導致身體虛弱，心裡非常難過，經黨小組會集體討論決定，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為劉少奇、王光美兩人每人每晚領取按規定應有的5角錢夜餐補助費，用來彌補家庭伙食經費不足。此事被劉少奇察覺後，遭到嚴厲批評：「這樣做是不應該的，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負責，不能要國家補助。請你們把補助的錢退回去，從我每月的工資中扣除。補了多少，退還多少。」
工作人員十分為難，雖然再三解釋也無濟於事，只好按照首長指示如數退還這筆錢。從此之後，劉少奇的家庭開支更加緊張了，而劉少奇則心安理得地說：「一個人每天就是吃三頓飯嘛，我白天吃也好，夜裡吃也好，反正是三頓，何必再給國家添負擔呢？」
（二）嚴格管教子女
劉少奇同志經常告誡兒女們：「你們一定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黨走，永遠為人民。」劉少奇是這樣說的，子女們也是這樣做的。
1、做人民的好兒女
1962年夏天，劉少奇的兒子劉丁報考北京市101中學差兩分，招生部門根據國家主席地位準備優先錄取。劉少奇聞訊後專門召開家庭會議，嚴肅地對大家說：「丁丁能不能上高中，應該由學校根據他的成績決定」。「我是國家主席，是為國家、為人民辦公事的，沒有權力為自己的孩子辦私事，更不應該為了孩子的升學問題徇私舞弊」。後來，劉丁按照父親的意見，報考了北京郊區良鄉農業機械化學校，2007年在長沙銀行北區支行退休，享受正科級待遇。
他要求自己的孩子5歲自理生活；10歲參加勞動或到中南海食堂幫工；15歲獨自外出辦事，寒暑假到工廠、農村、部隊鍛煉。他先後要求兒女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若、劉丁到邊疆和農村工作，要求劉源從14歲開始，每年寒暑假必須到部隊鍛煉。
劉少奇的九個子女個個學有所成。
劉允斌，1924年出生於江西萍鄉安源，1925年開始在炭子沖生活，1938年到延安，1939年到蘇聯莫斯科莫尼諾國際兒童院，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參加蘇聯紅軍衛國戰爭，1945年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1946年考入莫斯科大學，學習核放射化學專業，擔任中國留蘇大學生同鄉會會長，1952年考取研究生，1955年獲得副博士學位，1959年回國在中國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調內蒙古陰山基地組建中國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並擔任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現有兒子阿廖沙、劉維東、劉維澤，女兒索尼亞及孫子孫女若干。
劉愛琴，1927年出生於湖北武漢。1938年經黨組織尋找送到延安與父親團聚，1939年赴蘇聯莫斯科莫尼諾國際兒童院，1941年參加蘇聯紅軍衛國戰爭，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訊技術學校計劃統計專業，1949年隨秘密訪蘇的父親回國，1953年分配在國家計委工作，1958年響應黨的號召報名到內蒙古支邊，196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中受迫害，1979年平反。先後在河北師範大學，中國人民警官大學任俄語教授，先後獲得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普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發的「蘇聯衛國戰爭鋼鐵戰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證書和紀念勳章。
劉允若，1930年出生於瀋陽，1934年冬因母親何寶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後流浪街頭，1946年進入延安保育院，1947年入賀龍中學和邊區聯合中學，1949年入北平101中學，1954年畢業於北京四中並公派留學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飛機無線電儀錶專業，後轉學導彈總體設計專業，1960年回國分配在七機部從事導彈設計工作，1964年下基層鍛煉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到河北農村參加「四清」工作，「文革」中受迫害，1974年1月被捕入獄，1977年病逝。
劉濤，1944年10月出生於延安，1951年入北京育英小學，1959年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1962年考入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分配北京鐵路分局承德車輛段當工人，1972年10月調到北京車輛段工作，1979年以後，曾以「清子」的筆名在報刊上發表詩作，並以《涅磐》為書名結集出版。現退休居住北京。
劉丁，1946年7月出生於延安，1949年隨父親進入北京，1962年從北京101中學初中畢業後，考入北京郊區良鄉農業機械化學校，1966年下放到北京郊外的八達嶺延慶山區人民公社中學教書，「文革」結束後回到北京，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工作；改革開放後，曾到廣西等地從事經濟管理工作，1996年回到家鄉湖南長沙參加經濟建設，擔任長沙市城市信用社北區分社副主任，後併入長沙銀行開福支行，2007年在長沙銀行退休，享受正科級待遇。
劉平，1949年5月出生於北平，又名王晴。1956年起在北京實驗小學、北京師大女子附中學習。「文革」中遭到迫害，關進少管所。後到濟南軍區軍馬場，在醬油坊做醬油。其間自修大學課程以及與食品工業有關的知識，後分配到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工作。1980年考入美國紐約大學，1984年獲理學學士學位；1985年獲營養科學碩士學位的同時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並獲營養教育碩士和博士學位。1986年底在美學成回國效力，擔任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榮獲「北京市勞動模範」和「三八紅旗手」光榮稱號。1991年調商業部，先後擔任科技質量司副司長、司長，兼任中國營養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烹飪學會理事，是中國第一條豆漿生產線和營養早餐的設計者。1998年因患腦溢血離開工作崗位，1999年11月25日，國際星座局決定將蛇夫星座上新發現的第36號小行星命名為「王晴」星，以表彰她對國際營養教育學方面的成就與貢獻；2010年病逝。
劉源，1951年2月出生於北京，1964年進入中南海警衛部隊當列兵，後晉陞上等兵，並獲「特等射手」和「五好戰士」稱號。1968年插隊到山西省山陰縣白坊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75年回北京，在北京起重機廠當鉚工。1977年考入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主動要求到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工作，後任公社管委會副主任，在劉庄村辦點。1983年起任新鄉縣副縣長、縣長。1985年進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鄭州市副市長，主管城市建設和工業交通。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長。1992年調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水電指揮部政委，同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7年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副政委。2000年晉陞中將軍銜。2002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2005年12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2009晉陞上將軍銜。中共第十七屆、第十八屆中央委員，2011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2016年3月退役，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劉亭，1952年出生於北京，曾入北京市實驗第二小學、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就讀。1968年到北京維尼綸廠當工人。1971年調到北京儀器儀錶廠。1977年調到外交部所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當編輯。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外語系。1981年赴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系學習，畢業後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1985年獲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又入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深造。1985年就職於美國洛克菲勒公司。1989年回國創業，現任全國工商聯執委。
劉瀟，1960年出生於北京，又名小小。曾入北京市北長安街小學、北京161中學學習。1967年因「文革」被託付給阿姨趙淑君離開中南海，與父母隔離，過著漂泊不定的流離生活。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生物學系。1980年考入上海同濟大學留德班學習。1981年進入德國波恩大學和卡樂斯堡工學院攻讀生物遺傳工程學。1987年獲生物工程學碩士學位。現定居上海。
2、不搞任何特殊化
親戚和老鄉認為，劉少奇在中央做了大官，找他辦事容易。特別是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這個問題更加突出。為了不徇私情、秉公辦事，有一天晚上，劉少奇特意召集全家人和找上門來的親戚開了個家庭會。會上，劉少奇坦誠地說：「不能因為你們是國家主席的親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隨隨便便，不好好工作。我的權力不能亂用，決不能用它為個人謀私利」。在坐的親屬們聽了這些刺耳的話，雖然感覺有點不講情面，但句句在理，無言答辯。
1962年4月1日至5月15日，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回家鄉調查，看望闊別近40年、而且有恩於自己的姐姐劉紹德時，帶的禮品是5斤大米，2斤豬油，2斤餅乾，2斤糖果，9個鹽蛋。分別時，姐姐劉紹德緊緊握住弟弟的手，雙眼噙著淚水滿懷傷感地說：「老弟啊，我吃完了這些東西，到哪裡去找你啊！」「你在中央做事，要給人家飯吃啊！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啊！」 劉少奇得知姐夫活活餓死後，內疚而飽含深情地說：「國家正面臨困難，天下的老百姓都在等著加把米，你要和鄉親們一起共渡難關，今後的日子會好起來的！」
3、下基層「四不準」
劉少奇經常外出視察、調研、開會，為了減輕地方領導負擔，防止不正之風在身邊蔓延，他給身邊的工作人員規定了「四不準」。即：「不準讓當地領導迎送；不準收別人的禮物；不準讓當地政府、部門和單位請客吃飯；不準在參觀時讓當地搞前呼後擁的陪同」。每次出發前，劉少奇總要向隨行的工作人員重申這四條，他自己帶頭遵守。
在出差途中，劉少奇嚴格遵守鐵路規定，從不搞任何形式的特殊化。有一次，劉少奇由廣州返回北京，列車途經保定車站停車時，在車廂門口同當地負責人談話，開車時間到了，值班站長見談話沒有完，發車晚了幾分鐘。劉少奇知道後，主動向列車工作人員說：「對鐵路的規章制度要嚴格遵守。不能因為我在談話而推遲發車，打亂鐵路運輸秩序。」
劉少奇在其他場合，都是自覺遵守有關規定。有一天，他在某地視察時，工作結束後到住地附近散步，信步來到一個部隊的高炮營地。劉少奇準備進去看看，被執勤的哨兵擋在門口。隨行人員立即上前對哨兵說：「少奇同志想進去看看。」哨兵還是堅持不肯，並說：「上級有規定，要有我們上級的指示才能進。」隨行人員很生氣，但劉少奇卻主動轉身往回走。事後，這個部隊領導知道了，批評了當班站崗的戰士。劉少奇聽說後，讓隨行人員轉告部隊領導：「這個戰士認真執行規定，不但不應批評，而且還應該表揚。」
（三）真心服務人民
劉少奇同志雖然身居高位，卻從來都是以「人民的勤務員」自居。他提倡：除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這些習慣稱呼外，「黨內一律稱同志」。因此，「少奇同志」這個稱呼有口皆碑。劉源同志說：「父親坐在國家主席這把椅子上，心裡裝的是老百姓的小日子。」劉少奇同志十分注意聽取群眾意見，指出要虛心向群眾學習，要勇於承擔責任，要杜絕「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一切不良作風。
1、聘請農民通訊員
1953年7月，正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的劉正山暑假回鄉。劉正山是劉少奇的大哥劉墨欽的孫子。離京前，劉正山去中南海看望叔爺爺劉少奇。劉少奇交代劉正山一項任務，回鄉後為他聘請幾位農民通訊員，經常向他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環境和地位的改變，劉少奇同志隱隱感覺到，很難直接聽到來自基層群眾的真實聲音，了解下情全靠間接彙報、看材料、讀報紙、聽廣播，而且都是報喜不報憂，導致民情失真，信息不對稱。
劉少奇想與人民群眾建立直接的通信聯繫，請基層的同志經常用寫信的方式向他反映農業、農村、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幹部作風情況以及農民的願望、困難和訴求。劉少奇希望他的農民通訊員既是真正的翻身農民、種田的行家裡手，又是敢於講真話的老實人。他對即將返鄉度暑假的侄孫劉正山說：「你是大學生，暑假回鄉也作點社會調查，順便幫我辦好這件事。我相信你能辦得好!」
劉少奇要在家鄉聘請農民通訊員消息傳開，靳江河畔的小山村沸騰了，鄉親們把這看作是一件大事、一件好事、一件喜事，人們以空前的熱情積极參加推薦遴選。劉少奇提出的通訊員條件由鄉親們具體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遊手好閒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漫天撒謊、油嘴滑舌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實本分、發奮生產、大公無私、敢於講真話的種田人，才有資格擔任劉主席的農民通訊員。
名單彙集到農會主席王升萍那裡，竟有十幾位之多。經過反覆協商、比較、篩選，最後確定：成敬常、黃端生、齊海湘、鄧子卿、王升萍等5位特邀通訊員定期向劉少奇主席反映家鄉情況。當年，他們還應邀到北京參加了國慶觀禮。
劉少奇1961年回鄉調查時，還專門看望了這幾位農民通訊員。當他了解到因為當地政府扣壓了農民通訊員寄給他的信件，致使通信中斷時，對有關同志進行了嚴厲批評：「請你們給我一點通信自由好不好!」
2、把法庭和派出所辦到區鄉去
當劉少奇在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調查時，了解到社會治安狀況差，冤假錯案不斷，農民上訪告狀難的現狀，從1961年4月18日開始，同湖南省政法機關和公安廳負責人多次交流意見，提出了在區鄉一級設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的想法。
劉少奇認為，依法辦事難的主要原因，一是法制還不健全，有些事還無法可依，這是要由中央研究的。二是我們的執法機關都設在城裡，群眾要上訪告狀，都要跑到城裡去，不但路遠，而且交通不便，還要花去不少路費，往返一次很難。就是去了城裡，東南西北那麼大，也很難找到。因此，我建議你們，省、市、縣考慮研究一下，以區鄉設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這樣路近易找，群眾告狀就方便多了。司法機關辦案查明情況、處理案件也及時了。
調查組根據劉少奇同志的意見，及時同有關部門研究落實。1961年5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批轉了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設置區法庭的報告》，要求一區一庭，既方便群眾，又有利生產。長沙縣於4月底5月初在全國率先建立了13個區法庭。6月9日，長沙縣人民法院寫了《關於建立區人民法庭的工作報告》報送劉少奇審閱。劉少奇對報告幾乎逐段作了批示，並批轉彭真、謝覺哉閱。不久，全國各地推介了長沙縣的經驗，普遍建立起區一級人民法庭，這對於調解人民內部矛盾，解決農村社會治安問題以及增強幹群法紀觀念，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密切聯繫群眾起到了重要作用。
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調查期間，還親自過問並督辦郴州市鯉魚江電廠女職工「劉桂陽反革命案」，批轉公安部為她甄別平反恢複名譽。
3、鼓勵掏糞工人學文化
1959年10月26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國勞動模範北京市環衛局掏糞工人時傳祥。劉少奇一見時傳祥，就像老友久別重逢，一見如故，緊緊握著時傳祥的手深情的說：「老時啊！這幾年生活過得怎麼樣？清潔隊的工人同志工作累不累？」時傳祥簡要地作了彙報說：這幾年掏糞工人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工作效率提高了好幾倍。但大家並不滿足，還要為社會主義多出幾把力。
劉少奇聽了稱讚道：「大家的幹勁真夠足啊！可是光你們先進還不行，還得加把勁把全市的清潔工人都帶動起來。」隨即把時傳祥拉到身邊坐下。接著說：「老時，過去的掏糞工人識字很少，你們現在學了沒有？學得怎麼樣？」時傳祥見劉主席問到學文化，就詳細彙報了工人們進業餘學校學習，不少人已能看報寫信等情況，然後慚愧地說：「就是我差點，現在才認識二三百字，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好。」
劉少奇關切地說：「老時啊！我們的事業越來越發展，沒有文化哪行呢？我這麼大年紀了，現在還學習。你才45歲，更要學，時間還不晚。」說著，隨手拿出一支「英雄」牌鋼筆送給老時，囑咐他說：「以後要好好學習，陽曆年的時候給我寫封信，好不好？」時傳祥手捧「英雄」牌鋼筆，激動得熱淚盈眶。劉少奇緊緊握住時傳祥的手春風化雨般地說：「我們在黨的領導下，都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你掏大糞是人民的勤務員，我當國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從此以後，時傳祥堅持給劉主席寫信，彙報他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情況，劉少奇也及時給他回信，鼓勵他好好學習、好好工作。10月26日這個日子，也被定為環衛工人節。（作者羅雄系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