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賓館幾乎騰空，才住下請來的這批日本年輕人

Lens按：

10月25號，日本首相安倍將訪問中國，屆時會提出租借新的大熊貓——預計落戶神戶市的王子動物園或者仙台市的八木山動物園。

這是時隔7年後，日本首相再次訪華。中日關係一直起起落落，近年來處於低谷。據中日兩國民間組織的一份聯合調查，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人達到了86.3%。

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日本對中國更為缺乏好感和了解。為了打破堅冰，一位姓胡的老人邀請了3000多名日本人在1984年訪問中國，中國承擔全部費用。而當時，整個北京的賓館、招待所全部騰空，也不過能住4000人。

這個代表團大多是青年人，除了遊覽故宮、長城，參加國慶35周年的慶典，見證了「小平你好」的標語，還受邀參觀了中南海，與中國領導人泛舟湖上……

為了既要「里子」也要「面子」，接待工作挑戰重重……但還是埋下了一粒粒種子：這三千人，至少有三分之一，後來擔任了日本的各級中日友協的負責人。

本文授權轉載自8字路口

（id:crosseight）

1972年10月28日上午10時，一架日本航空DC-8F型大型噴氣式飛機，從東京羽田國際機場秘密起飛。

之所以說是秘密，因為這架飛機上沒有旅客，只有一堆根據日本檢疫法禁止出境的東西：竹子、蘋果、柿子。

當天晚上，這架飛機就飛回了東京，帶著一對來自中國的大熊貓，「蘭蘭」和「康康」。

由於兩國在這一年恢復了邦交，周恩來決定送給日本一對熊貓。它們捨不得離開家鄉，很焦慮，在飛機上就把日本的柿子都吃光了。

整個日本為之瘋狂。

開展當天，上野動物園門口的遊客隊伍長達2公里。日本各地不少旅行社打出「到東京看熊貓」的口號組織旅遊團，大發橫財。

可憐那些千里迢迢趕來的日本人，懷裡抱著熊貓玩具，手裡舉著畫有熊貓的橫幅、牌子，好不容易排到熊貓的籠子邊上想好好看兩眼，卻被工作人員不停地推著走，還不時猛喊：

請不要在籠前停留！後面還有很多遊客在等待！

日本媒體算出，當天平均一名遊客要排隊2個小時，只能看30秒鐘。這比例，還不如現在的迪士尼。

然而，十年之後，結果卻出人意料。

十年之後的1983年，日本NHK電視台在青少年中進行了一項調查：日本青年最喜歡的國家有哪些？

調查結果前十名是：

義大利、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西班牙、德國、瑞士、荷蘭、加拿大。

沒有中國。

在日本年輕一代的印象里，中國是一個沒有自由，不講人性，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國家。

這一令人尷尬的消息，由幾位對華友好的日本人在北京直接講給了鄧小平。

很明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交往，尤其是年輕人之間的交往，太少了。

於是，在當年12月，一位姓胡的中國老人訪問日本時，在歡迎儀式上就迫不及待地向日本青年講話。發出了邀請：

為了加強兩國青年之間的了解，增進友誼，我邀請貴國派3000位青年朋友在明年9月、10月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我國承擔全部費用。

這句話剛說完，在場的日本人就是一片議論聲。

在場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連著揉了好幾次耳朵。

他一開始以為是翻譯翻錯了，把「三百」說成了「三千」。可是，日語的「三百」發音是「三表哥」，「三千」的發音是「三真」，差得不小啊。

日本人沒想到中國政府那麼有氣魄。難道是一激動順嘴說出來的？那這也太隨意了吧。

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數字，是經過詳細論證的。

計劃最早在中國政府內部起草時，有人提出設想，能不能邀請1萬人、甚至3萬人來中國參觀？

經過調查，這個設想被否決了，邀請最終定為3000人。因為，就把當時整個北京的賓館、招待所全部騰空，最多住4000人。而且已經有三分之一的房間，包給了外國公司、政府的駐華機構。

1984年的北京，還是一個極不發達的城市。

1984，北京一瞥

這一年，北京街頭的人們還穿著藍色和深綠色的衣服，自行車是城市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街道上偶爾還有馬車駛過，馬路上留下一灘動物糞便。

這一年，可口可樂剛剛進入中國，大多數中國人對可口可樂的印象是急支糖漿味的怪水，只有少數人品到這種碳酸飲料的好。託人辦事，送可口可樂比送茅台酒都好使。

1984年4月的美國《時代》周刊封面，

一位手中拿著可口可樂的普通中國男人。

而對比一下，20年前的1964年東京奧運會，日本戰後第一次面向世界敞開國門，便接待了近三萬名遊客。

邀請日本人來中國訪問，不僅為里子，也是為了面子。

領導人許下一番豪言之後，準備工作熱火朝天而又悄無聲息地展開。

籌辦的具體事務由團中央負責，一位也姓胡的年輕人擔任了籌辦委員會的秘書長。根據行政命令，從全國各機關、高校和旅行社挑選的接待人員組成了接待隊伍，開始培訓。因為要邀請三千人，所以翻譯就需要好幾百個。

在當時的中國，湊齊幾百個會日語的人可不容易，幾乎把全國的日語老師都調來了。

老師們來了首先要培訓賓館和招待所的服務員們，讓他們學會一些簡單的日語，比如「空尼嘰哇」（你好）。

工作人員們需要學會的日語更長，雖然只有一句：

中國と日本は、水と水との友好的な隣人であり、世代を超えて引き続き友好的である。

意思是：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啊。

那個年代，什麼都免不了口號。即使是用日語。

為了給日本人一個好印象，中方的工作人員都開始收拾打扮起來，不少人此時才領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西裝。

這一年，西裝品牌金利來剛剛進入中國。一套西裝售價40元，大概相當於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

不要說個人買不起，國家都買不起。

大家的西裝是找裁縫統一做的，跟小學生訂購校服一樣，根本沒有量。所以大家穿起來都鬆鬆垮垮，像把全套家當穿在身上的難民。很多人還沒學會打領帶，只能提前一天找人幫忙打好，晚上睡覺都不敢摘下來。

每個參加籌備工作的工作人員，一天的伙食標準是2元錢。這2元錢也不全是國家出，個人要交一部分。交多少呢？看你的工資超沒超過100元。超過了，你每天要交7毛錢。沒超過，那隻交5毛就可以，但需要另交一斤糧票。

這麼節省，是因為經費確實緊張。由於是中國邀請，3000人訪華的費用主要由中國承擔。中央的預算一共撥出了800萬元人民幣。

這800萬在1984年的中國絕對是天文數字，讓人想一想都覺得恐怖。但光國際機票錢就花了近一半。為了省錢，他們什麼辦法都想盡了。

其中一個辦法是，向這項活動的籌委會主任，中日友協名譽會長王震求助。王震聽完彙報，當著他們的面拿起電話，打給解放軍的空軍司令員：

請了3000名日本青年來訪，這是全國的大事，現在交通有困難，你們空軍能不能借幾架飛機用用？

要幾架？

哦，你們要幾架？8架？哦，那就9架吧。

好的。

王震在軍隊里有威望。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是359旅的旅長，「南泥灣」的直接締造者。

也是著名的抗日將領。

來自中國的邀請，讓日本又是一片震動。

日本沒有一個政黨或者團體能組織起3000人來中國訪問。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的邀請，發給了日本政府以及全國的47個都、道、縣、府，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政黨、學會、青年團隊，還有一些友好人士，一共發出去200多份邀請。

這200多份邀請，沒有一份被拒。

訪問團里大部分都是青年人，但也有例外。年齡最小的是日本女歌手芹洋子的女兒小亞美，才2歲；由於媽媽是演唱《四季歌》的日本國民級歌手，她被抱在懷裡來了中國；年齡最大的是87歲的全日空航空公司創始人岡崎嘉平太。這位老人致力於中日友好，一生竟來過中國100次。

更多的人參加這次訪問團，純粹出於命運的巧合。

30歲的香川縣農民大平敏弘，有個身份是縣青年聯合會的副會長。中國的邀請分到縣裡只有一個名額，本該由會長去，但會長正好有事，打電話問：

大平桑，你能否去一趟？

大平大喜過望：

這是見證歷史的時刻，你不能去，太好了。

38歲的菅直人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這所大學以工科聞名，從來沒有出過職業政治家——除了他。當時的他正從屬於一個叫社會民主聯盟的小黨，這個黨受到了邀請，他也成了訪問團一員。

《血疑》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宇津井健主演。這部劇後，山口百惠成為中國年輕人的夢中情人。

53歲的演員宇津井健與「青年」早已挨不上邊。但因為他主演的電視劇《血疑》剛好在這一年進入中國，萬人空巷。中國人都認識他那張臉，遂被邀請訪華。在北京的歡迎酒宴上，那位姓胡的年輕人還主動向他敬酒。

《血疑》在日本播出於1975年，如今已經是一個暴露年齡的名詞。大意是，一對戀人愛得死去活來，結果最後發現彼此是兄妹，沒法結婚；女的最後又得了白血病……

等等，這不就是2000年的韓劇《藍色生死戀》嗎？

王自健老師說過一句話：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韓國人都有。其實，韓國人遭受的痛苦，早已經發生在日本人身上了。

發現中國是來真的，日本人做出了強烈反應。

日本公明黨、社會黨反覆對中國提出交涉，要求派該黨一把手親自率團參加訪華；一些日本國會議員提出，中國方面如此重視，日本代表不能身份太低，需派更多議員參加；甚至有人向中國說：要派兩位日本前首相作為代表團的顧問……

最終這些要求都被婉拒了。

因為日本訪問團成員形形色色，地域、行業、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日本政府提出要求：

每個訪問團要有一名警察跟著，避免被中國洗腦。

消息傳來，中國大手一揮，「准奏」。

中國其實根本不care這麼幾個警察。

剛剛過去的1983年，是中國的是非之年。有嚴打，有「二王」。

瀋陽一家王姓兄弟持槍搶劫，連殺十個人，從東北一直殺到江西，逃亡大半年後才被擊斃。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國的居民身份證、特警、懸賞通緝等制度的誕生。

換句話說，國內治安環境還達不到半夜出門擼串的水平。上萬名公安、武警接到通知說，為了保障代表團的安全，安保可採取任何非致命措施。

快趕上順風車命案過後的滴滴了。

最終來到中國的，是3017名訪問團成員。另外還跟來了65名記者。按照中國的安排，他們分成220個團隊，分四條路線，分別訪問上海、杭州、南京、西安、武漢等城市，最後匯聚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

訪問的時間定在了9月24-10月6日。

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呢？考慮出自最高層。

為了減少爭論尤其是對抗日戰爭的爭論，避免中日兩國鬧得不愉快，邀請時間特意避開了7月7日、9月18日這樣的抗戰紀念日。安排在九月下旬開始，也剛好趕上國慶。

另外一條紀律是：中國工作人員都提前被告知，少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之類的政治辭彙。

胡老人親自叮囑：

友好就是最大的政治。

1984年9月24日，3017名日本訪問團成員和65名記者陸續抵達中國。

每個訪問團都被安排，訪問一座工廠、一個村莊、一所學校。還結合當地特色，給他們安排了無數活動：

友好植樹、文藝演出、體育友誼賽、中日演講比賽、集郵愛好者交流、圍棋愛好者對決……

在虹口公園舉行的中日友誼凱基遊戲聚會上，上海青年與日本青年一起跳舞

當日本青年們踏上上海土地的第一刻，工作人員給他們的第一條誡令是：自來水龍頭裡的水不能像日本一樣直接喝。然而，還是有人忘了，導致拉肚子。

一名被調來參加接待工作的檢察官回憶：

我那時候剛知道在日本，水龍頭的水就是飲用水，覺得難以啟齒做解釋，只能嚮往上海也會有這一天。

訪問南京的這一路，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日本人要求，去參觀南京大屠殺的遺址！

他們來得正是時候。

兩年前，日本右翼份子聯同文部省修改教科書，想把「三光政策」改為「抗日運動的展開，迫使日本軍隊保證治安」、「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引起中國極大不滿。

這件事最終以中國官方抗議和日本政府的及時制止而流產，但還是給中日關係帶來了不小的傷害。

這也給中國人留了一個教訓：得留下點歷史證據，才能讓日本人無法辯駁。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人給南京市政府寫信，要求建立一所有關大屠殺的紀念館。

有位姓崔的女同學，正在南京大學中文繫上學，寫的信尤其著名。幾十年後，她當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仍然對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特別關心，狠狠批評了陸川拍的《南京南京》。

次年，中國開始在南京市修建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目前正在修建中。日本人來訪問，就在這個敏感的節點上。

上面指示：

讓他們看。

四十多年過去，當年的地形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連續發掘幾個月後，南京市政府好不容易才在江東門外找到了當年的萬人坑遺址。日本代表團被帶到的，正是這裡。

他們看到了當年的遇難者遺體，屍骸排列得非常整齊，很多遺骨上還留存著明顯的彈洞、刀刺的痕迹，以及日本軍隊留下來的的皮靴靴底、啤酒瓶和皮帶扣。

在工作組的簡報中，多次提到這樣的場景：

某某日本人跪倒在萬人坑遺址前，放聲痛哭；某日本人當場向中方工作人員道歉，稱我們對不起中國。等等。

接下來，南京訪問團還出現了另外一起突發情況：

一位名叫穗織一成的日本青年，在參觀時突發急性胃出血急需手術。但他擔心中國的血液技術不過關，不願意輸中國人獻的血。而同團的日本人又以旅途勞累體力不支為由，不願為他獻血。

情急之下，工作人員將此事上報中央和日本大使館，最終決定強行為他手術和輸血，保住了他的命。

訪問結束後，穗織一成舉家遷往中國，只收象徵性的報酬，一直在中國教了好多年日語。

最後匯聚到北京，青年們除了遊覽故宮、長城，還受邀參觀了中南海，與中國領導人泛舟湖上。

這是中國的權力中心第一次大範圍的向外界公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邀請外國人參觀，而且是三千名日本人。

有人擔心日本代表團有人會藉機刺探國家機密。於是參觀前，中南海的工作人員提前踩好了點，規定了哪裡能去，哪裡不能去。

整個活動，三千多日本人沒有走丟一個，沒有發生一次車禍和刑事案件，沒有丟失一件包裹、行李。

起初，日本人很不信任中國人能辦好這麼大的活動，生怕出事。在代表團抵達中國的那一刻起，日本大使館每天24小時輪流值班，與日本代表團保持聯繫。結果值了幾天班，啥事沒有。

大使館一個官員說：

早知道這樣，我們根本用不著。

與此同時，團中央負責接待工作的指揮部倒是24小時通宵不眠，隨時準備處置突發情況。

為了避免一片混亂，指揮部要求在三千名日本人來華之前，務必讓每個人都拿到日程表，知道自己每天的活動、場所、住在哪個地方哪個房間、房間電話號碼是多少、坐的車牌子是多少。精確到每小時。

最後日本人都按時拿到了日程表，發現上面所有的字都是工整的楷書。據說有些人大為讚歎，認為這體現了中國人深厚的文化底蘊。

當時團中央甭說電腦，連印表機都沒有。日程表是請了一所殘疾人學校的學生來幫助刻板，然後一頁一頁油印的。

為什麼是楷書，因為刻板用的活字是楷體。

整個日本青年訪華的高潮，是訪問北京，參加國慶35周年的慶典。

胡老人親自出席了歡迎晚宴，給芹洋子的女兒送上三項禮物：小棉襖、奶糖、巧克力。一位山東鄆城來的女歌唱家與芹洋子共同演唱了《四季歌》。

10月1日，日本代表團在天安門東側受邀觀看了建國35周年閱兵式。

1984年10月1日，日本代表團在天安門東側觀禮台觀看閱兵

這是中國自1959年建國十周年閱兵以來，時隔25年後再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型閱兵活動，也是唯一一次大規模邀請外國人參加的閱兵式。

閱兵式由開國中將秦基偉擔任總指揮，這位將軍曾經在山西組織抗日武裝，腰間別著兩把菜刀，連續端掉日本人的多個炮樓、據點。

當年的他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在天安門指揮閱兵，給幾千名日本人看。

閱兵式上亮相的，是此前從未展示過的解放軍二炮部隊和東方1-5型洲際導彈，以及和幾十種從未對外公布的各類新武器。

面對一列列坦克、裝甲車、導彈發射車和各軍種的士兵，日本青年們紛紛感嘆：真是一支不可戰勝的軍隊啊。

日本媒體在報道中寫道：

相當數量的導彈大放異彩，意味著中國將有參與任何戰爭的能力。

這次親眼看到中國高調秀肌肉，也讓日本人鬆了一口氣。

日本和蘇聯的關係一直因為北方四島等問題日趨緊張。中日建交時，日方異常迫切，也有聯華抵禦蘇聯的意思。這次看來，日本的算盤沒有落空。

閱兵給日本青年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止有坦克、導彈，還有突然出現的中國女排和一張「小平您好」的歷史照片。

閱兵式上為什麼會有中國女排出現呢？話還得從一年前的洛杉磯奧運會說起。

日本媒體報道，這屆女排冠軍將是「日美之爭」。結果令整個日本嗔目結舌。中國女排絕地反擊，先後以兩個3:0大勝日本隊和美國隊，一舉獲得奧運冠軍。

在這次閱兵式上，中國女排被視作民族英雄，受邀參加。於是，觀禮台上的三千日本青年，目瞪口呆地看著電視里神話般的人物——人高馬大的女排姑娘們從眼前經過。

他們跟中國人一起喊啞了嗓子。

而那張「小平您好」的照片，則來自北京大學幾個學生對鄧小平的致意。

北大生物系學生在遊行中打出的「小平您好」橫幅，成為珍貴的歷史記憶

在日本代表團觀禮台第二排的位置上，中國青年報記者賀延光拍下了這張他職業生涯的成名作。

賀延光當時很年輕，本來沒有機會拍攝閱兵式。但由於他是隨團採訪日本青年訪華團的記者，才有機會站到了勞動人民文化宮正門南側的觀禮台上，拍下了那張將來享譽世界的照片。

而在天安門城樓上，一位名叫李瑞英的年輕女教師主持了這場閱兵式的直播。

盛大的閱兵式，來訪的三千日本青年和那個突然出現的「小平您好」的標語，都在她標準的播音腔里傳向世界。

幾年後，她憑藉主持閱兵式時的優秀表現，進入中央電視台，當上了新聞聯播主持人，一干就是二十年。很多上歲數的人都很喜歡她。

閱兵式結束後，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焰火晚會，成為三千日本青年訪華的最高潮，大家一直跳舞跳到凌晨兩點。

幾十年後，現場的菅直人回憶：

天安門廣場聚集了中國青年10萬人和3000名日本青年，又是跳舞，又是放煙火，像共同慶祝一個盛大的節日。當時的場面現在仍然歷歷在目。

可能是因為沒見過這麼大的場面，太激動了，日本人在這場晚會上丟失了4台相機。被迅速找回，物歸原主。廣場上還走丟了幾個日本人，也最終被找回來，送到了各自住的賓館。

北京所有的賓館、招待所都停止營業，全部用來接待日本人，仍然不夠。最後國務院招待所、軍隊招待所等等都來救急，才勉強夠住。

一家招待所的總經理不明白日本的「縣」其實相當於中國的「省」，跑到工作組提意見：

為什麼安排到我們那裡的人都是日本某某縣裡來的，是不是看不上我們招待所，讓我們接待農民？

很多年後，一些當初參加訪華團的日本人，還記得一首在北京學會的歌：《友誼之歌飛向21世紀》：

都是黑頭髮，都是黑眼睛

你來我往門對門

我們是近鄰

人是年輕的人

心是年輕的心

友誼之歌飛向21世紀

那是我們年輕的聲音……

這首歌當初寫出來的時候，就引發了內部爭議。「都是黑頭髮，都是黑眼睛」，會不會有種族主義的嫌疑？

胡老人親自審查，一錘定音：就這麼寫，沒事兒。

這首歌的作者之一，是中國作曲家施光南。正因為這次審查歌曲的機會，他才有機會進中南海見到胡老人，當面提了一個意見：

現在給歌曲作者的稿費太少 ，我寫了個得獎的歌曲，還是一等獎，才給我15塊錢，您看……？

之後，歌曲的稿費果然提高了不少。

三千日本青年對中國的訪問，後續當然不止於此。

回到日本，大家各奔東西，沒有太多交集。但或多或少，跟中國都有莫名的緣分。

根據統計，這三千人，至少有三分之一，後來擔任了日本的各級中日友協的負責人。有人當上了駐華使館的參贊，還有人嫁給了日本駐中國的大使。

菅直人，2010年當選第94任日本首相

當年的年輕政治家菅直人，後來當上了日本首相。

從那年訪華回國後，他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年選擇一天，從自己的母校東京工業大學邀請50名中國留學生共進晚餐，一連持續了幾十年。

參與這次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員，經過這次的鍛煉，也開拓了不少眼界。後來，很多人都有好的發展。姓胡的年輕人成了姓胡的老人，合唱《四季歌》的那位女歌唱家當上了音樂學院的教授。

其中一位隨團的翻譯，後來當上了國家體育總局的副局長。他有一句名言：

感謝國家。

三千青年訪華5年後的1989年，岡崎嘉平太去世，享年92歲。他的遺願之一，是下葬時要在身邊放一幅周恩來的大照片。

在那次訪華前兩年的一次宴會上，岡崎嘉平太對一位中國官員說出了一番令人嗔目結舌的話：

中日兩國的友好，寄希望於兩國青年，中國現在發展很快，以後的發展會超過日本，中國強大了，希望你們不要欺負日本！

聽到這句話時，在場的中國工作人員都大吃一驚。那時候，中國一年的經濟總量才兩千億美元左右，而日本已經是過一萬億美元。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岡崎嘉平太一語成讖。

幾十年後的今天，中日兩國的年貿易額已經達到三千億美元。與此同時，東海、釣魚島、教科書、慰安婦、靖國神社、抗日神劇……兩國的故事，每時每刻都在不停地產生，碰撞，振蕩。

如同兩國間的一衣帶水，日日夜夜，永不停歇。

在當年的三千人訪華團里，有一位叫小野寺喜一郎的日本人，擔任了總代表。

多年後，他回憶起這一幕時，不無遺憾地說：

在日本處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青年學生個個朝氣蓬勃，對外部世界充滿了求知的渴望，眼光始終是『朝上朝外』的。

然而，不知從何時起，大街小巷到處是低著腦袋盯著手機屏幕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人對日本以外的事物缺乏興趣，眼光變得『朝下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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