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他提出限制君權思想，但清朝專制依然達到頂峰

在《原君》中，黃宗羲猛烈揭露與批判「君權神授」與「家天下」的封建觀念，對封建專制及意識形態進行深刻的批判與無情的鞭撻。隨後，黃宗羲便進一步向封建綱常名教的核心「君為臣綱」與「君臣之義難逃於天地之間」宣戰。君臣一體，臣的重要性不亞於君。因此，黃宗羲將《原臣》列為第二章。《原臣》論述君臣關係和為臣之道,體現了作者提倡的以天下萬民為念的進步思想。

在《原臣》中，黃宗羲猛烈批判傳統的君臣關係與三綱五常思想,並提出:國家的興亡和為臣者密切相關,臣「輔君而興,從君而亡」。此外，黃宗羲運用了「曳大木」形象生動說明:臣不是君的「奔走服役之人」,而要遵循為人臣理,和君共商國是。總之,為臣之道不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般的察言觀色,也不需要所謂「殺其身以侍其君」的忠誠,更不可認為「天下人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而應該「以天下萬民起見」,做君之師友。可見，黃宗羲理想社會模式:為臣者和為君者各司其職，一切工作的出發點為民服務，以民為本，社會治理井然有序，從而達到天下太平的境界。

【臣的起源】

君主以為萬民服務的宗旨來治理天下，天下之大，事務紛繁複雜，君主一人難以治理，所以才會有臣的出現。可見，設臣之緣由皆為治理天下，服務於萬民。

【非臣者】

1.僅僅為君服務，一心想著討好君主的臣子非「臣」；2.願與君主共存亡的人也不上真正的「臣」，大部分只能是「愚忠」。本質上來講，這些所謂的：「臣」只能算是是皇帝「敲剩」百姓的服役者。「三代」以下，萬民成了「拉車」的「奔走服役」的工具，群臣成了「描摩人主之意」、「未敢自立一意」、「躋之仆妾之問而以為當然」的奴才，國君成為社會唯一的主人。

【何為臣】

黃宗羲認為，臣是出於與君主共治天下的需要而設立的，大臣出來任職不是為了君主一家之姓，而是為了天下萬民。因此，大臣應以天下萬民為己任，重視百姓，為民謀利。如果君主的言行不合乎此道，即使他用形威和權勢來強迫，大臣也不應該苟且屈從，更何況甘願「無形無聲」地服從？如果君主的言行不合乎此道，即使正立身於朝廷之上，臣也不敢盲目認同，更何況甘為君主自殺其身？如果大臣以滿足君主的私慾作為原則，接受了君主基於嗜欲的強迫，甚至為他殉身，那麼這只是君主的宮妾私奴之所為，而非真正的大臣之所為。在這裡，黃宗羲認為，是否遵從「以天下萬民起見」之「臣道」，成為分辨臣是否為真正的臣的標準。

黃宗羲認為：為臣者，出仕不是為了君主，必以「萬民之憂樂」為己任，而只是單純地為了百姓民眾，是為天下萬民，而非為天子ー人一姓。君臣應該同心協力為天下「半世經營」。君臣明職,天下為治，以民為本。為人臣者不僅要樹立出仕「為天下,為萬民」的人生觀,下達政令「以天下萬民起見」，而且還要認識到「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不可輕視斯民之水火」。

【傳統君臣關係】

古代社會中，上下尊卑、親疏的宗法等級關係貫穿家庭、社會、政治生活，成為古代社會人際關係的基本結構和「天然形式」。倫理道德與政治一體化是古代社會的特點，「古代君王最初是以宗族大家長的名分行使政治權力的，三代的君主皆以『君父』自居。」臣與民則定位為「臣子」、「子民」。此外，在「天命」的神威下，臣、子、妻對君、父、夫，具有絕對的順從義務。後世將綱常倫理化為神聖的體系，將君、父、夫的權威絕對化，強調臣、子、婦只能絕對服從。

在中國兩千年之久的封建專制社會裡，君為臣綱的倫理原則主宰著君臣關係。君臣地位懸如天地，君臣關係若同主奴，正如與黃宗羲同時代的唐甄所言：「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仆隸。」將道與君納入一個整體。君主既然是道的體現者，臣子尊君也即是崇道。」總之，在王權社會裡，君為臣綱的綱常倫理是不容質疑的，誠如朱熹所說:「自秦漢以降一以貫之，儘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

在「君為臣綱」倫理原則的主宰下，近二千年來臣處於君之奴僕的地位，到了君主集權極度強化的明朝，臣的地位更加低賤。明代對大臣實行廷杖制度，只要違背了君主的意願與利益，大臣隨時有可能遭受當眾廷杖，毫無人格尊嚴可言。專制君主奴役大臣的行為激起了文人士大夫階層對專制君主的猛烈抨擊。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對專制制度下的君臣主奴關係做了全面揭露，對君臣雙方提出了合乎職分的要求，倡導建立新型的君臣平等倫理觀。中國傳統政治是一種血緣宗法政治，「家國同構」、「忠孝同倫」，強調「臣以孝事君則忠」，要求臣像子事父一樣服從君主，而且還要求「殺其身以事其君」，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官僚集團是作為君位的附屬物存在的。官僚的任命和權力都要仰仗於君主的恩賜。官僚只需要對君主負責,按君主的旨意辦事即可。君臣之間是主奴的關係。封建的思想家把這種關係歸納為一條不可更易的倫理原則,即「君為臣綱」,並為臣子的行為規定了眾多的條條框框,稱為「臣道」。這種理論發展到極致,就成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黃宗羲進一步分析得出:君主專制下的整個官僚機構都是君主的爪牙、,他們全不顧人民的利益,把「民生之憔悴」,視為「纖芥之疾」;卻把人民創造的財產看作君主的私產,「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

黃宗羲批判傳統的「仕於君」的思想，認為臣不應該仕於君，應該仕於天下：「故我之出而仕，為天下也，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他呼籲天下仕子「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

【新型君臣關係】

黃宗羲在《原臣》篇中從批大臣為君而設」的錯誤觀念出發，指明為臣之道的真正含義，最終提出了他希冀的新型君臣關係。

黃宗羲認為，君臣之間存在兩種可能：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妻也；表明為臣者之出仕僅僅只是唯君主馬首是瞻，那麼他和君主間就是不折不扣的主僕關係。「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可見，君臣以萬民百姓為服務對象而共同治理時，他們之間應該是平等關係。黃宗羲力主建立君臣之間新型的民主關係，即「君臣師友」和「君臣同事」關係。他認為君與臣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而不是主僕關係，也不可以與父子」相比擬。這就對傳統政治的「君臣父子」和「君為臣綱」等專制倫理予以徹底的批判與否定。

黃宗羲的思想與「天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與對君絕對忠誠的思想截然不同。他猛烈批判「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絕對愚忠，抨擊「三綱五常」與以道事君政治倫理原則。由此，黃宗羲論證君臣關係的新型原則，提出「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的論斷，君與臣的本質都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他們是共治天下的平等的同事關係，只不過是分工不同而名稱有異罷了。君和臣都應為萬民的利益各盡職守,彼此是平等的師友關係,而不是主僕關係。這些體現黃宗羲嶄新的民主思想。

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黃宗羲用「曳大木」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君臣之間的這種平等的同事關係。君與臣共同「以天下萬民為事」，以萬民之憂樂為共同職守，相互配合相互督促的關係，而不應該有人身依附關係。

據此，我們可以看出黃宗羲具有君臣共治天下、治權平等的思想，現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權平等思想，同時也包含了反對君主專制、主張「展主」、「民權」的思想內容。黃宗羲更傳統的「以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問」的謬誤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與批判，從而把君臣關係向近代的民主政治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這表明黃宗羲主張建立民主政治體制。黃宗羲的君臣民關係是:民為主非為客,君為客非為主,臣為民非為君。這種君民、君臣關係的新見解,是黃宗羲社會史觀中最富於民主性的思想精華。

黃宗羲與「天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的傳統倫理道德背道而馳，由此，黃宗羲猛烈批判「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絕對愚忠，先秦儒家的「三綱」一體化以及以道事君的規勸說之類的政治倫理原則。正是從這個高度出發，黃宗羲探索了君臣關係的原則，作出了「臣之與君，名異面實同」的論斷。也正是從這個思想商度上，他確認臣民可以與君為敵，「視之為，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臣對君可以進行勸諫，必要時，臣可以廢黜取代君。如同伊尹之放大甲於相，放業於南；武王伐封；湯武不當於誅桀封，妄傳伯夷、權齊無之事」。可見，黃宗的君臣觀，絕不只限於道德的譴責，更有行政的制裁和政治的決斷。

【臣與子的辨析】

黃宗羲認為，君臣關係根本不同於父子關係，君與臣之間的關係為父子關係所不能相類比的。父子關係是以血緣為基礎的親情關係，「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雖然，子與父為分身關係，但他們那種天然的血緣聯繫卻使得他們無法完全彼此各異，而君臣之間並沒有這種基礎存在。黃宗羲把子與臣進行了本質區分，這就斷了父子與君臣的綱常鏈條，動搖了三綱五常的盤石之基。

【段落賞析】

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分析:這段話為本文的總綱,集中表明了為臣之道應該是為天下萬民謀福利,而不是為君王一家辦事。只要臣是以人民的利害出發辦事,縱使君主強迫也絕不從命。君主若非為國為民而死,臣也就沒有必要殺身成仁。相反,如果臣沒有做到這些的話,就與君主的奴婢沒神么區別了,這裡,黃氏強調了為臣者應當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尊嚴,君臣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

【時代局限性】

黃宗羲的思維過於理想化，存在著歷史局限性。黃宗羲雖然看到了君主專制已經違背了歷史潮流，但是他並沒有認清君主的階級本質。無論是古之君主還是今之帝王，他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雖然有利於抑制暴政、緩和社會矛盾、發展生產力，但它實質上不是代表人民利益，而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為統治階級服務。

此外，黃宗羲並不主張廢除君主一職，並在《原君》中提出:君之興亡，暗含著他同當時大部分思想家一樣，也認為天下「一亂一治，一治一亂」而已。這表明他犯了歷史循環論的錯誤，認為歷史只不過是簡單的改朝換代，沒有認識到歷史是在迂迴曲折之中不斷發展前進的傳承。

【歷史突破性】

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思想家的過人之處就在於「舉世沉醉而我獨醒」。黃宗羲學說的獨特意義在於，他吸收整合傳統的政治思想資源，在天下人視專制統治為天經地義之時，提出開明而嚴密的政治體制規劃，極大解放了思想。《明夷待訪錄》的民主思想雖已屬近代民主思想的範疇,但還摻雜著很多封建的成份。它雖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大大突破了民本思想，已經具有近代早期的民主啟蒙的色彩。

黃宗羲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設置，但是他為人們提供的前人所未能提供的新思想。我們就不應過分看重他所沿用的君臣的舊觀念，而低估他在思想啟蒙史上的作用，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制，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

總而言之，黃宗羲作為明末清初早期啟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民主思想在《原君》、《原臣》這兩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不僅推動了此後的反專制鬥爭，還反映了這個時代獨有的一些特點，並且對近代民主思想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黃宗羲批判求實精神及其力主改革的理論勇氣,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志於道」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更對當今社會主義改革具有啟發借鑒意義，如黃宗羲的思想為當今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改革、經濟改革、文化創新提供了歷史經驗。因此，我們有必要學習和發揚黃宗羲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呼籲改革的理論勇氣,為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建設而大聲疾呼,並且身體力行。這些論述,深刻地體現了當代中國導人堅持「以民為本、執政為民」根本宗旨的思想風格與行為準則,也從正面反映黃宗羲樸素民主思想的現實意義與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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