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道，古人區分人類與其它動物的原則十分簡單：人類會直立行走。

在做出這種評斷的古人中，最著名的當屬柏拉圖。據說他將人類描述為「雙足行走、沒有羽毛的生物」。

用「沒有羽毛」來描述人類，對現代人而言似乎有些奇怪，因為現代觀念認為，雙足行走與智力發展有關。

但柏拉圖認為，體表沒有羽毛是朝人類發展的重要一步，因為他知道，另一種雙足行走的動物是鳥類。

古希臘人認為，鳥是介於人類和神祗之間的角色。而對於柏拉圖的這種奇葩言論，犬儒派的第歐根尼也做出了回應。

他將一隻雞的毛盡數拔去（雞是雙足行走的），然後帶到柏拉圖學院門口，大聲宣佈道：「這就是柏拉圖的人！」

雖然在我們看來，雙足行走是人類的明顯特徵。但柏拉圖認為，直立行走是為了讓理性的頭腦儘可能遠離滿足口腹之慾和雲雨之欲的器官。

他認為，頭部就像身體的「衛城」，意味「高處的城市」，無論從形神而言，都是人體的制高點。

柏拉圖

城邦之於直立的人體，正如人體之於城邦。柏拉圖認為，直立的身體最好還要具有智慧、高貴、美麗和美德。

這種觀念原本是希臘人用來描述士兵的姿態的，既彰顯了士兵的體態，又讚揚了士兵對城邦的忠誠。

柏拉圖和第歐根尼對人類體態的定義截然相反、相互對立，而這也奠定了此後對人類體態相關辯論的基調。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後者似乎逐漸佔了上風。

人類的邊界

的確，在當代哲學關於「人類的邊界」的討論中，「第歐根尼的雞」便被視作一個荒謬的例證。

20世紀初，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利用形態邏輯對這一觀念進行了剖析，指出「『蘇格拉底是一頭沒有羽毛的、雙足行走的動物』和『蘇格拉底是人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因為後者的分類更加寬泛，而前者太過狹隘。到了20世紀，人們只會以嘲諷的口氣提起柏拉圖對人類的定義。

羅素指出，對任何一位現代人而言，都無法想像竟有人會對人類下這樣荒謬的定義。

因此，對人類直立行走的討論無論是從道德、美學還是生理角度，都已經拋棄了「直立行走的雞」這種說法，轉而採用了其它更具威力的比喻。

對猶太人來說，亞當直立行走的姿勢象徵著他比上帝創造的其它動物更高等，即使在被逐出伊甸園之後也是如此。

這一理念認為，人類直立行走的姿勢是由上帝創造的，正是這一姿勢定義了人類的身份。

而該觀念一直持續到啟蒙運動之初。哲學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Herder）在1784至1791年間編寫的《人類歷史的哲學思想》一書中指出，直立的姿勢是「人與野獸之間的根本性差異」。

但和傳統做法不同，他把這一點放在了人類的理性思考能力之前。

「人的姿勢是直立的，這在地球上絕無僅有……只有人類才能自然且持續地保持這一姿勢……

所有肌肉都適應了這一姿勢。小腿肚的肌肉變大，骨盆後移，髖部外擴，脊椎變直，胸部變寬，肩部長出了鎖骨，手上長出了感覺敏銳的手指，頭部被安到了頸部肌肉上方。

人類……能夠抬頭望天，也能環顧四周。」

赫爾德並未忽略推理能力在人類定義中的作用。在他給「理性」所下的定義中，他強調了語言能力的突出地位。但最最重要的，還是直立行走這一高貴的姿勢。

直立行走象徵著上帝創物的本質。在所有物種中，最高貴的便是受了上帝「站直身體」的旨意、選擇直立行走的人類。

「我們的造物主完成了工作、想盡了所有地球上可能出現的生物形態後，便暫停了下來，開始檢驗自己的工作成果……她帶著母性的慈愛，向自己創造的最後一種生物伸出手去，說道：『站直身體吧！你曾經和其它野獸一樣，但藉助我特殊的幫助和關愛，你將直立行走，成為萬獸之神。』這是怎樣的奇蹟啊。正因為直立行走，人類擁有了新的力量；也正因為直立行走，人才得以成為人。」

赫爾德的觀點填補了柏拉圖與約翰·彌爾頓二者理念之間的空白。前者認為直立行走突出了人類對理性的追尋，而彌爾頓則認為直立行走是上帝的傑作，然後才發展出了人類自己的智力。

這種觀念在現代早期基督教和猶太教中都有體現。

如在1667年的作品《失樂園》中，彌爾頓就描述了第一位人類被上帝賦予直立行走的體態後、逐漸變得理智的過程。從人類在道德和身體上開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起，人類便誕生了。

但康德並不認同這種「神使人獨立行走，人因此變得完美」的說法。他認為赫爾德的觀點過於浪漫主義，沒有立足實際地分析人類的本質與未來。

康德

人類並不完美，但根據康德對啟蒙主義的理解，人類必須要有做出改變的潛力，「能夠獨立思考，無需他人指引。」人類要勇於認識萬物，而這一行為的核心就在於認識自己。

康德在1784年發表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一文中指出，「人類本身就是一種動物」。他還總結道，人類即使扮演著統治者的角色，也不過是棵「彎彎曲曲的樹」。

「然而，最高權威既要保持人類的身份，又要維持內心的公正。

這個問題也因而變得棘手無比，甚至找不到完美的解決方案。人類既已是一棵彎彎曲曲的樹，就難以雕琢成完全橫平豎直的作品。」

或許人類再努力，也難以做到真正的「正直」，因此完美也無從談起。康德還表示，大自然是我們心目中花園的理想形象，但我們也只能求個近似而已。

理性思考能力固然使人類達到了一種新狀態，但倘若這種理想思考是通過自我認知獲得的，那麼這種狀態便猶如一片生長著「彎彎曲曲的樹」的森林。

「但在社會中，人們這種心態之後便可體現出其好處。就像森林中的樹木一樣，由於它們需要與其它樹木爭奪空氣和陽光，只有向上生長，才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因此都能長得筆直挺拔。而在地面開闊、樹木稀疏之處，植物便可以肆意生長、彎來扭去、盤根錯節。所有美化人性的文化和藝術、以及最美好的社會秩序本身，其實都是不愛社交的孤僻性格的產物，它通過這些東西來規範自身。」

一切價值都來源於人類努力在社會中立足的行為。無論在道德還是政治範疇，上述關於人類發展和不良發展的觀點都是康德姿勢觀的核心。

康德所描述的「彎彎曲曲的樹木」的形象，等於是對赫爾德「直立姿勢是定義人類本質的首要標準」這一觀點的直接回應。1785年，康德在對赫爾德《人類歷史的哲學思想》第一卷的書評中批評了這種將直立行走置於核心地位的觀點。

他總結道：「人類之所以採用直立行走的姿勢，並不是因為他們註定理性，這種姿勢能幫他們更合理地運用四肢。

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人類能夠直立行走，也正是因為直立行走所需的身體構造，人類才具備了理性思考的能力。」

19世紀的思想家們通過閱讀康德的姿勢論，對生命的定義也有了新的見解。1839年1月16日，美國思想家拉爾夫·愛默生（Ralph Emerson）在一大群觀眾面前介紹了自己對生命的定義。

他強調：「靈魂不會停歇，只會持之以恆地運動下去。天才不會回顧往昔。高尚的品行沒有記憶。這就是人類的基本法則。

生命不可以中斷：一旦你停下手中的槳、想要休息一番，你就會就此墜落下去。只有在當下進行思考的人才是智者，過去的經歷只為滿足當前的需要。因為人類只有不斷調整肌肉的運動，才能屹立不倒。

死屍或雕塑若沒有外力支撐，便無法保持直立的姿勢。要想直直站立，你必須活著才行。」

這樣一來，連生命本身都要由人類的姿勢來界定。生命一旦消亡，自然也就不存在什麼姿勢了。

愛默生支持的這種神學觀念認為，姿勢代表著人類的活力。這一觀點不僅一直流傳至今，在19世紀的審美中也有體現。

黑格爾認為，人體姿勢是審美衝動的核心。

愛默生

而這一觀點與康德相左。在黑格爾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發表的系列講座中，他提出了一項理論，認為姿勢是我們正確理解「存在」的關鍵。

「存在」不僅是自下定論的理性思考能力，更是種種以合理方式組織在一起的物質組合。

人類便是自然界中蘊含的理性思考能力的合理產物。黑格爾認為，這一點對於「人類直立行走的姿勢」非常關鍵。

我們一旦失去了行動的意願，就無法維持這種姿勢，繼而退回原始的、孩童般的狀態。

這一觀點簡單地總結了前人的複雜理論：直立行走使原始人成為了具有自主行動意願、能夠判斷是非的個體。

但黑格爾還指出，光是直立行走還不足以定義人類的審美衝動。從直立行走的角度看這個世界，也不足以定義什麼是美。

「但直立的姿勢本身也並不算美。只有當身體自由、靈動時，才能稱其為美。假如某人站得筆直筆直，雙手緊貼身體兩側，雙腿也緊緊並在一起，就會給人以十分僵硬的印象。

哪怕是第一眼望過去，也絲毫感覺不到此人內心的衝動。這種僵硬感簡直像建築物一樣過於規則，彷彿四肢永遠只能保持同一姿勢，也看不出任何人內心的意志。

雙臂、雙腿、胸膛、軀幹——全都一動不動，就好像這人生來就長這樣，他的精神、意志和感受從未對他的姿勢產生任何影響。

而另一方面，蹲伏和蹲坐又給人以不自由的感覺，因為它們象徵著屈服、依賴和奴役。

真正自由的姿勢不該太過規則，也不應把四肢擺成直線、顯得太有稜角，而是應當顯露出靈魂的意志，讓人能從姿勢中感受到自己的心態和內心的熱情。」

在這段話中，黑格爾不僅對靜態與動態的人做了區分，也對自由人和蹲伏的奴隸做了區分。靜態的人也許是希臘雕像的化身，但他們明顯區別於那些將自己的美封閉起來的人。

這裡也許該強調一點：經典雕塑中的人體和活生生的人體之間有著根本區別。奧斯卡·王爾德就曾在對話體作品《謊言的衰朽》中指出過這一點。

書中的對話者問道：「你以為希臘藝術作品能告訴我們希臘人到底長什麼樣嗎？你真的相信雅典婦女長的和帕特農神廟中的神像一個樣嗎？

你要是光通過藝術作品來評判，他們當然就長這副模樣。但你要是讀了亞里斯多芬等喜劇家的作品，你又會發現雅典婦女都系著緊緊的蕾絲花邊，穿著高跟鞋，頭髮染成黃色，還會在臉上塗脂抹粉，就像當今社會中這些愚蠢、時髦或墮落的人兒一樣。

事實上，如果我們想完全通過藝術了解古代，就永遠無法得知真相。」

而這些雕像的姿勢也是如此。古希臘時期的姿勢一度令現代人困惑不已。

一直到1925年，醫學期刊《柳葉刀》上才有文章指出：「雕塑家和古代藝術專業的學生都知道，古希臘雕像表現的男性形象與現代男模可謂大相徑庭。

而其中的區別主要在於腰髖部夾角的不同……我們無從得知這些雕像是否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但它們至少說明，古希臘時期理想的男性美與現代骨科醫生心中的美有著顯著區別。」

美國姿勢改革家喬·格斯威特（Joel E。 Goldthwait）也曾在1915年的一篇關於姿勢與健康的文章中指出：

「人們從不同的藝術作品中也能感受到不同人體形態的區別。既有早期希臘雕塑、或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那樣完全正常的人體，也有魯本斯筆下沉重、飽滿、如同食草動物的肉體，又有波蒂切利和安傑利科描繪的纖細、如食肉動物般的人體。」

在1830年所著的《精神哲學》一書中，黑格爾強調，「在人類意願的作用下，直立姿勢已經成為了人類的習慣，不需要進行有意識的調整。

而這種姿勢也將始終與人類意願有關。」因為是人類自己的意願決定採用這種姿勢，而非由上帝決定。然而，人類的身份還是要由姿勢來定義：

「人最根本的動作就是直立。他能夠獨自完成這個動作，而猩猩只有藉助棍子才能站直。人之所以能直立，靠的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自己的意願。

雖然直立已經成為了人類的習慣，不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意願便可完成，但我們還是要時時保持這一意願，否則就會倒下。」

正如愛默生後來指出，人類的終極「跌倒」，便是跌入死亡的深淵。而對黑格爾來說，則意味著跌入原始的、受「奴役」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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