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為什麼要推行漢化，為什麼要遷都，其實都是不得已

五胡亂華時期，胡漢民族矛盾尖銳。北魏孝文帝通過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改革，導入官員品級制度等措施，削弱了單純民族因素的影響，為隋唐帝國的形成奠定了民族基礎。

我國有兩座著名的佛教石窟，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和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如果你去這兩個石窟遊覽的話，一定要關注一下它們在造像風格上的區別。雲岡石窟的佛像通常斜披袈裟，也就是一隻胳膊露在外邊；龍門石窟的佛像則大多寬袍大袖，把整個上身都罩起來。別看就這點小區別，它們代表的含義可完全不同。說白了，大同的雲岡石窟體現的是早期游牧民族的風格；洛陽的龍門石窟佛像的寬袍大袖是漢族士大夫的特徵。按理說，這兩座石窟的始建年代都是隋唐之前的北魏，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風格變化呢？這就要歸結到一個人了，他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正是因為他在位期間推行了漢化改革，才促使了佛教造像從游牧民族風格向漢風的轉變。

關於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你可能聽說過，也可能知道北魏這個政權是游牧民族鮮卑人建立的。對於孝文帝為什麼要推行漢化改革，常見的解釋是：向漢族的先進文化學習。這一點沒錯，但只是表面原因。實際上，這背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動因。最根本的就是：不漢化不行了。像我們一開始講的，漢帝國崩潰以後，整個中國北方出現了大片權力真空。之前那些游牧民族本來是處在強權控制下的。現在這個強權沒了，游牧民族就紛紛登上了歷史舞台。這個階段就是所謂的五胡亂華時期。這裡的胡字，是當時漢人對游牧民族的稱呼。五胡指的是匈奴、鮮卑、羯、羌、氐這五個大的游牧民族。他們先後在北方建立了很多割據政權。

這些政權的名字五花八門，但總的來說，他們都要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如何跟漢人共存。道理再簡單不過：游牧民族人少，漢族人多，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政權終歸是不穩定的。比如這些游牧民族政權里就有個羯族人建立的後趙政權。在一次戰役中，後趙的軍隊俘虜了一名漢族將領。後趙的皇帝就把這名將領12歲的兒子冉閔，收為自己的養孫。冉閔很討老皇帝的喜歡，老皇帝也真把冉閔按親孫子那樣培養。但他忘了一點：12歲的孩子已經懂事了。冉閔長大成人以後，成了後趙的一員猛將，但畢竟民族隔閡還在，在權力爭奪中他起兵造反，把皇帝的後代斬盡殺絕。而國內的漢人也紛紛響應，結果幾十萬羯族人被殺。很顯然，這麼大規模的暴亂哪是冉閔一個人的事？它體現的是整個胡漢民族的對立。

像這樣的事，在五胡亂華時期是很常見的。正因為有了這些前車之鑒，後來建立起的北魏才堅定地推行漢化政策。從這個角度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遠不是學習漢族先進文化那麼簡單。往大了說這是個生存問題。因為北魏的鮮卑人就那麼點人，漢人卻是汪洋大海，不向漢文化靠攏，就可能重蹈後趙滅亡的覆轍；往小了說，也是個發展問題，畢竟誰也不想偏安一隅做個草頭王，他還是想做大做強，名垂史冊。

所以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任內的一項重大舉措就是遷都。也就是從之前的山西大同，遷到河南洛陽。如果我們打開地圖就可以看到，洛陽在大同的正南，相距700多公里。今天可能不算什麼，但在當年可是個大工程。洛陽是什麼地方？是過去東漢的首都，漢文化的核心地帶。遷到這裡，就意味著整個北魏鮮卑政權的氣質都要發生重大改變。你看，北魏原來的國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當年還處在塞外的蠻荒之地。而洛陽早在漢朝就已經是上百萬人口的城市了。這一遷都，相當於國家的首腦和辦事機構都要遷到城裡去。作為游牧民族出身的鮮卑人能不能適應，還是個問題。

正因為如此，北魏的朝廷里很多文臣武將都抵制遷都。這就體現出孝文帝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了。他先是在朝堂上跟大家說要南征，用敲山震虎的方式駁斥了反對意見，展示了一定要南征的決心。在「假南征，真遷都」的計劃開始以後，大軍走到洛陽正趕上連陰雨。很多鮮卑貴族打起了退堂鼓。孝文帝抓住這個時機跟大家說：南征的計劃已經發布出去了，如果半途而廢豈不讓人笑話？既然各位都不想繼續南征，那我們就索性在洛陽定都吧。

就這樣，本來有可能引發政治地震的遷都問題，就在孝文帝曲線救國的策略下被巧妙地解決了。隨著首都的南遷，漢化改革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孝文帝帶頭把自己皇族的姓氏拓跋，改成了元，並且提倡尊孔子、說漢語，按照漢人的禮儀生活。像剛才說的，為什麼洛陽龍門石窟佛像的衣著更像漢族的士大夫？因為這個石窟，就是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修建的。除了這些形式上的改變，他還進一步取消了很多之前專門為鮮卑人設立的官職，有意導入了和中原王朝類似的官員品級制度。也就是說，在考察官員的時候盡量不以民族出身，而是以品行和政績論。這就變相削弱了民族出身因素在北魏的影響。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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