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之荔枝道的歷史沿革
原標題：蜀道之荔枝道的歷史沿革
在諸多的蜀道中，荔枝道是唯一以植物命名的道路。因唐代天寶年間北運楊貴妃所嗜荔枝而極具盛名，並在這一時期達到鼎盛。歷史上由關中翻越巴山去巴蜀主要有三條道路：西為金牛道，中為米倉道，東為荔枝道。三道目的地各有不同：金牛道通往成都；米倉道通往巴中，沿巴江可至川東南諸地；荔枝道則是通往萬源、涪陵，進而聯繫重慶諸地。在關中越大巴山到四川盆地的三條蜀道中，荔枝道僅一千公里左右，里程最短，稱得上是捷徑，而且其所聯繫通達的對象，指向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峽江地區，這在蜀道系統中是頗為獨特的。
荔枝道雖因荔枝北運而得名，但由荔枝所折射出的南北文化交流並不是從唐代才開始。新石器時代晚期，荔枝道就開始了其早期形成發展的歷史，是當時關中通往巴蜀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巴、楚文化交融之所，還是古代先民南北遷徙的一條重要通道。漢唐時期以荔枝為代表的南方果品不斷北運，拓寬了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範圍。荔枝道在開元盛世這一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樂章中奏響了其發展史上的最強音，又在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轉衰、全面走向下坡路中倏忽之間而衰落。
荔枝道因楊貴妃的關係，被摻雜了許多政治因素和人為因素，也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內涵。詩歌，是唐代文人最主要的表達方式，楊貴妃與荔枝是唐代詩人筆下常見的題材，自杜甫開創以來，其後經過杜牧等人的踵事增華，在唐人詩作中似乎已成為一種詠荔模式。如杜牧的《過華清宮絕句三首》的第一首「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更是個中佳作。楊貴妃與荔枝的話題雖是唐代荔枝北運進貢的副產品，卻給荔枝道注入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如今也成為荔枝道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荔枝道由南北兩段構成，北段襲用子午道，從長安到西鄉縣的子午鎮，南段則由子午鎮至今重慶涪陵區，故南段亦稱「洋巴道」，又因穿越巴山，也叫「小巴間道」。
唐以前的荔枝道
文獻中較早提及此道的是《晉書》，據該書卷一《宣帝紀》載：魏太和四年（230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溯沔而上」。司馬懿的陸軍從安康溯漢水到西鄉，走的是子午道南段，由西鄉南下，則是取洋巴道入開縣、萬縣、朐月忍。由此可見，三國初年這條道路就已存在了，而司馬懿能循此道進軍，則此道開通必在三國以前無疑。
巴文化相關的遺迹、遺址的發現，使我們對荔枝道早期歷史的某些情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荔枝道的發軔、拓展和巴文化的興起、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90年，考古學者對陝西城固縣寶山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年代約相當於二里崗上層晚期或稍晚至殷墟文化三期的商代文化遺存，其中陶器中釜的數量最多，發掘者將其命名為「寶山文化」，它與出土於陝西城固、洋縣境內被稱為「城洋銅器群」的商代青銅器遺存的主要存續年代基本同步，文化面貌相似，應屬同一文化系統。路家河遺址位於湖北宜昌，是長江三峽地區第一個經過系統發掘的以商代遺存為主體的古文化，同樣屬於早期巴文化類型。在寶山文化與路家河文化出土的陶器中，釜在陶器中占最大比例，且都為小口、圜底的形制。二者皆以釜作為主要炊器，說明二者的關係非一般意義的交流關係，而是有著直接的親緣關係。考古學者判斷，寶山文化當來自以釜作炊器這一古老傳統的鄂西、三峽地區，很可能是從路家河文化較早時期分化、遷徙而來的一種考古學文化遺存（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98年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這說明至少在殷商時期漢水上游與川東乃至鄂西地區文化交流就已發生了，聯繫兩地的文化通道由來已久。
羅家壩遺址位於四川宣漢縣北的普光鎮，在渠江的支流後河與中河匯合處的一級台地上，遺址面積50萬平方米，是目前發現的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巴文化遺址，囊括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漢代完整的巴文化堆積。從出土陶器形制和紋飾的比較分析看，羅家壩陶器既與位於其北而同處於渠江水系的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等遺址所出同類器相似，也與川東長江流域重慶忠縣哨棚嘴一期、中壩遺址等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同時與毗連川東北大巴山以北的漢水流域的陝西西鄉李家村、何家灣、水東等遺址，也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傳承關係，內涵上較為接近。其與時代稍晚的陝西城固寶山遺址也有一定的關係。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商周時期的巴國即殷墟卜辭所載「巴方」和《左傳》所載「巴子國」，最初立國於漢水、大巴山之間。春秋戰國之際，懾於楚國的鋒芒，被迫放棄漢水上游故土，南下長江流域，轉入渝東長江幹流和四川盆地東部地區，重建統治。「按照巴國歷史的發展，其疆域變化大體是：商周時代，據有漢中東部。春秋時代，向大巴山東緣發展。春秋末葉，舉國南遷長江川、鄂之間。戰國時代，進入川東，兼及與鄂、湘、黔相鄰之地。」（段渝：《渝東長江幹流青銅文化的幾個問題——兼論渝東與川東渠江流域青銅文化的關係》，《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5期）不過，在巴人離開漢水上游南遷後，仍有部分巴人居住在漢水流域一帶。除城固寶山遺址外，考古學者在漢水流域及其支流水河兩岸的城固單家嘴，西鄉李家村、西鄉何家灣、西鄉水東及勉縣楊寨等遺址發現和發掘的巴文化遺存，應當就是這部分巴人的遺物。總之，商周以來，巴族長時間、遠距離、大規模的流動遷徙，使得荔枝道的多途徑產生髮展有了相當充分的條件。
通過對陝南寶山遺存、西鄉李家村遺存、川東宣漢羅家壩、忠縣哨棚嘴一期遺存及路家河文化遺存的比較可以看出，它們雖處於不同的自然區域，但文化內涵上卻有相似性，充分說明了它們自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直至商周、戰國之時都有一定聯繫，揭示了後世所謂「荔枝道」對於這一時期交通活動的作用。但隨著戰國以降長江水路交通的暢通和川陝之間其他蜀道路線的開通，這條道路的重要性逐漸下降而漸為人們所忽視，而其上古時期即已開通而且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史實，也往往史載闕略，年久湮沒。
唐時的荔枝道
唐天寶年間，荔枝道進入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一度被定為國家驛路。按唐代驛路建設制度，唐王朝當對這條道路進行過修復開鑿，以改善和提高道路的通行條件。據藍勇先生考證，當時荔枝道是在所謂「洋（州）萬（州）涪（州）道」和「洋（州）渠（州）道」之間取直而行，路程因此大大縮短，僅一千公里左右，成為由四川盆地前往長安的捷徑。如此一來自然加快了荔枝傳送速度，可以保證荔枝更加鮮美。（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隨著荔枝道驛路的修復開鑿，沿途驛站、棧道等交通設施也建設起來。唐代荔枝道上置有多少個驛站，其具體名稱和位置已難一一索考了，但唐代一度設有驛站，則是無疑的。《輿地紀勝》卷一七九《梁山軍》載梁山軍有梁山驛和唐玄宗御制碑。藍勇先生實地考察，達縣、萬源、鎮巴一線山勢，古代行路必應多有設棧。（藍勇：《四川古代棧道分布和特點研究》，見《古代交通生態研究與實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唐代荔枝道驛路和交通設施建設，有效地提高了通行效率。《方輿勝覽》卷六八引《洋川志》載:「楊貴妃嗜生荔枝，詔驛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入子午谷至長安才三日，香色俱未變。」《涪州志》則稱自涪陵到長安的荔枝道需行七日。嚴耕望先生分析說，涪州至長安，陸路不過二千二百數十里，少或不逾二千里，唐代急驛日行五百里，為楊貴妃特嗜，可能更增加速度，故「人馬斃於路者甚眾，百姓苦之」。若需要七日夜，則一日夜只行三百里，何致人馬倒斃耶？或雲七日者，正為由嶺南貢荔之日數歟？然七日驛到，荔枝已敗壞矣。（嚴耕望：《天寶荔枝道》，《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篇貳柒，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6年）可知三日說法較為合理。其運送方法則是利用當時嚴密的驛站系統，緊急動員大量驛卒，換人換馬接力傳遞，晝夜飛馳以進。蘇軾《荔枝嘆》道出了當年荔枝道上的情景：「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由此可知，涪陵貢荔任務所以能在三日內完成，也是發動沿途驛道上許多差役協同運送的結果。唐時置驛密，驛站多，畜力儲備充足，組織嚴密，辦事效率高，所以速度快。
荔枝道在唐代是為滿足楊貴妃的特殊嗜好而開闢的驛路，但在唐代也是從陝南到川東的最重要的交通線。藍勇先生據《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的記載，認為隋末義寧元年（617年）左光祿大夫李孝恭從金川（今安康）入巴蜀招撫山南，即是取此道而行。安史之亂後，荔枝道雖失去驛道地位而漸趨衰落，但私人行旅仍多。
唐以後的荔枝道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載：天成三年（928年）四月，「洋州上言，重開入蜀舊路三百餘里，比今官路較二十五程而近」。《五代會要》卷二五《道路》亦載，「洋州重開入蜀舊路，比今官道近二十五驛」。所謂「舊路」，顯然是指唐代已有的道路，當是在唐洋州興道縣（今洋縣）之南，開通了通往西鄉、通州，以連接荔枝道通向川東的道路。這是此一時期對荔枝道少有的整修史例。
入宋以後，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尤其是政治重心的東遷、北移，使整個蜀道系統的戰略地位有所下降，但包括荔枝道在內的蜀道系統在宋代卻繼續呈現發展之勢，荔枝道仍是一條連接長安的重要的常行交通線路。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零「涪州」條載至上都（長安）道路里程：「從萬州北開州、通（州）、宣（漢）縣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卷一二零「涪州」條記至長安道路里程：「自萬州取開州、通州、宣漢縣及洋州路至長安二千三百四十里。」《元和郡縣圖志》成書於唐中期，記載的是唐中期的行政區情況。《太平寰宇記》成書於北宋初，記載的是北宋初行政區的情況。兩書所記唐宋時期涪州至長安道路情況完全相同，而兩書在記載涪州以南諸州至長安道路時，除取水路外，往往亦記萬州、開州、通州、洋州一線陸路道里情況。嚴耕望先生認為兩書於各州並書水陸兩程，頗為例外，而詳記去長安路程所經之州縣尤為少見之例外，知此諸條所見之由萬州北經開、通、洋抵長安之陸路，必為一重要常行之道路無疑（嚴耕望：《天寶荔枝道》)。但由於荔枝道所連接的地區，地處邊遠山區，政治、經濟地位都不太重要，加之通過的分水嶺又相當高峻，道路艱險，所以入宋以來，荔枝道常年失修，呈「廢壞」之勢。南宋紹興三年（1133年）宋金之間著名的饒風關之戰，主要發生在子午道舊線上，但戰前王彥從西鄉前去饒風關，戰爭過程中金兵由蟬溪嶺繞攻饒風關背後，當分別取道子午道新線和荔枝道的一部分，說明荔枝道仍具有一定的軍事價值。但終因隘寨頹壞，久不修整，結果「紹興以來，南北兵出入並不由此路」(魏了翁撰，方回續：《續古今考》卷九《漢王從杜南入蝕中》，邢凱撰：《坦齋通編（外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但這並不是說此道廢棄，而是成為區域內商貿活動的重要通道，商賈負販之路。
明清以來，這條古道再度重要起來。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稱：「陝省入川之路，其由寧羌、廣元棧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鄉而進。」明崇禎五年（1632年），革里眼、蠍子塊起義，越大巴山到東鄉太平（今四川萬源）活動。崇禎十三年（1640年），明將左良玉自西鄉、漢陰入蜀追殲張獻忠起義軍，曾經在這條路線及其附近的任河穀道發生過一次戰爭，史稱「瑪瑙山之戰」。此戰左良玉從西鄉取漁渡壩，迫使張獻忠退守太平縣北七十里的瑪瑙山，左良玉兩軍夾擊，大敗張獻忠。明清以來荔枝道的再度重要，更突出體現在其區域商貿交通作用的進一步加強。
大巴山南北的川東北、陝南，歷史上盛產茶葉，號稱秦巴茶區，其中巴州、南江、通江等縣和達州、開縣、東鄉（萬源、城口等）稱為「萬源茶區」或「川東北茶區」。四川還是重要的鹽產地。明、清兩代禁止私販鹽茶，大路均設關置卡，嚴行查禁。正德年間，米倉道設巡檢司，凡販私茶和鹽者同罪。於是商販就利用荔枝道私販鹽茶。明萬曆年間又在漁渡壩設立府佐，率領州、縣官兵防止「私茶」出境。但商販還是越老林，繞過關卡，無論如何險峻，都擋不住逐利動機驅使下人們的商貿行為。
藍勇先生考證，清代陝西商人用船將鹽運到綏定（今南充），再換小舟運到羅文壩（今萬源羅文鎮）。羅文壩與達縣、宣漢交界，歷來為川陝交通孔道。因灘多難於行船，鹽運多由此棄舟沿陸路而行，北上陝西。故當時羅文壩鹽店林立，號為一商埠。漁渡壩位於陝南的鎮巴縣南、大巴山脈與米倉山脈之間的缺口處，南通萬源、通江二縣，位於川陝間山區交通要道上。故石泉先生曾說：「從這一帶的地理條件看，也應是陝東南地區（大巴山北）古代巴人為秦所迫而南遷入四川盆地的較為便捷之途。」（石泉：《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石泉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清代發展成川陝交界處的一個重要商業城鎮，有稱：「當秦蜀之交，實負販往來要道。承平時，人煙湊集，居然巨鎮。」（光緒《定遠廳志》卷二五《藝文志》）
漁渡壩南的滾龍坡，是川陝古道交界的一處重要關卡，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設卡後，每年十月初一川陝總鎮都要在此會哨，商談軍務和商務。
清代西鄉至川東的道路經常都有維修。咸豐三年（1853年）唐祖友修治今鎮巴北打更壩、羊鼻樑、陳家灘、學堂壩四十餘里古道。咸豐十一年唐祖友又整治今鎮巴北溫水峽石路。同年同知沈際清築滾龍坡關卡。光緒三年（1877年）同知余修鳳整修鎮巴南小豆壩至楊家河道路，次年又整治鎮巴南魚洞壩、高腳硐石路十里。
本文選自：《尋根》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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