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人物畫四家之一 杜堇玩古圖及畫選
明 杜堇 玩古圖 絹本設色 126.1×187公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典藏
杜堇 玩古圖
杜菫，字懼男，號檉居、古狂、青霞亭長，丹徒（江蘇鎮江）人，約活動於明代中期1465至1509年間。成化（1465-1487）初，應進士試不第，遂以文人及職業畫家的身份寓居北京，亦往來南京、江蘇等地，與當時著名的文人仕宦多有交遊。根據畫史著錄，杜堇兼擅人物、界畫、山水、花卉；現存畫蹟則以人物故事畫為主，除白描風格外，亦有繼承南宋院體風格設色精緻的工筆人物畫。他的畫作對明代中後期人物畫影響深遠，如唐寅（1470-1523）的人物畫風，便明顯受到杜堇的影響。
〈玩古圖〉為杜堇工筆人物畫的代表作，並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文人士大夫賞玩品鑑古書畫器物的風尚。畫中描繪濱水庭園一角，兩名士人在碩大屏風前賞鑑長案上的鼎彝古物，前方女童持扇撲蝶，另有侍童攜來畫軸和圍棋盤，朝斜後方解開琴套、準備香具的仕女走去。畫中傢具器用雅緻華麗，說明著主人的財富與品味，然此非杜堇意欲表現的重點。他在畫上五行雅秀的款題，賦予「玩古」更嚴肅的意義：玩古乃常。博之志大。尚象制名。禮樂所在。日無禮樂。人反塊（愧）然。作之正之。吾有待焉。檉居杜堇。柬冕徵玩古圖並題。予則似求形外。意託言表。觀者鑒之。
杜堇認為若發揮「博古」的精神，透過詳究古物的形制名稱，理解尋索古代禮樂制度，便可將看似逸樂的耳目之玩，提升成如同孔子所言「好古敏求」的積極作為。畫中長鬚文士蹙眉審視的專註情態，及其主要的品鑑對象並非一般琴棋書畫，而是上溯三代的古青銅器，展現了杜堇寓道於畫的特別設計。
明 杜堇 玩古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典藏
《玩古圖》為雙拼巨幅，原畫可能曾被裱裝成屏風形式，一如畫中所見的立屏。主題除了鑒賞古器，也在描寫琴、棋、書、畫等四項文人的遊藝活動。畫風秀雅古樸，饒有南宋院體餘韻。杜菫此型工筆人物畫，對唐寅中期風格，深具影響。
圖中器物
《玩古圖》桌案上的器物琳琅滿目，除了墨綠色的青銅器外，另有白色、淺綠色以及帶開片的瓷器、裝飾著繁複紋樣的金器等。乍看之下，件件似乎皆有來歷。然若將器形、裝飾圖案的種類、紋飾的佈局等細節與古器物圖譜或各朝傳世器比對，會發現杜堇所繪的器物，與夏、商、周三代，或是漢、唐盛世的古器物儘管類似，但總夾雜著若干佚離時代風格之處。推測畫中這些器物的形象，可能是依據後世所製的仿古器所繪，也可能是杜堇按照自己原本對這些器物的認識，再摻入若干想像和創意的結果。
《玩古圖》器物類型
1. 爐
2. 碗
3. 洗
4. 玉飾
5. 方鼎
6. 博山爐
7. 金奩
8. 壺
9. 鬲
10. 鬲
11. 豆
12. 爐
13. 玉璧
14. 獸爐
15. 不明
16. 不明
17. 鍾
18. 不明
《玩古圖》器物與古器物圖譜或傳世器比對錶
No單項細部圖對比資料01
南宋至元 哥窯 米黃釉鼎式爐
05
獸面夔紋扁足方鼎
06
（宋）呂大臨《考古圖》
博山香爐
07
（宋）呂大臨《考古圖》
鳳匲
09
（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
商毋乙鬲
10
（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
周伯鬲
11
（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
周蟠虺豆
12
明 德化窯 瑩白夔紋鼎
13
漢 鳳紋玉璧
14
（宋）呂大臨《考古圖》
獸爐
17
宋 大晟鍾
彭楷棟先生捐贈
杜堇畫選
明 杜堇 仕女圖 上海博物館藏
杜堇 仕女圖一
杜堇 仕女圖二
杜堇 仕女圖三
杜堇 仕女圖四
杜堇 仕女圖五
杜堇 仕女圖六
收藏在上海博物館的《仕女圖》長卷，筆法簡潔，意境卻格外生動。它描繪了明代宮廷女子的生活常態。整幅長卷共分為六個部分，每一部分都是一個單獨場景。《仕女圖》的作者杜堇是明代一位著名的畫家，《仕女圖》中所描繪的場景是明代宮廷中女性的日常生活。
《仕女圖》長卷中描繪的一百多位女性，她們艷麗的服飾，姣好的面容，體現了宮廷女性的優雅與富貴。女性面部畫的三白妝，以及她們的服裝款式，都是典型的明代風格。而杜堇臨仿的《宮中圖》卻並沒有《仕女圖》這樣的色彩與氣勢。
明 杜堇 仕女圖 上海博物館藏
杜堇 題竹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本幅右上自題七絕一首，署款「檉居杜堇」。從題詩悉知此圖繪宋代著名詩人蘇軾題竹的故事。畫面正中高帽長須、執筆題竹者即為蘇軾。人物衣紋作蘭葉描，又稍見轉折和頓挫，纖細而有力。墨竹主幹細加暈染，逐節分明，筆墨亦顯細秀特色。唯山石勾皴較隨意，多尖峭折角和方向不定的短皴，近似「浙派」戴進的山石，其畫法似乎與「院體」、「浙派」有一定關係。杜堇的畫風也反映了成化、弘治時期繪畫所具的時代性。
杜堇 伏生授經圖 （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此圖布勢跌宕起伏，運筆迅疾頓挫，具豪邁放逸意趣。這種繁簡結合，工寫相兼的表現手法，反映了較全面而嫻熟的技藝。伏生為漢代濟南人，字子賤，原為秦博士。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儒學受到極大打擊，至西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的人，時伏生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文帝使晁錯往受，得二十八篇，即所謂「今文尚書」。此圖表現的即是這個題材，圖中倚坐在方席上的老者即是伏生，鬢髮蒼蒼，老態龍鍾。
杜堇 梅下橫琴圖 207.9×109.9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此圖寫文人雅士在梅下撫琴的情景。老梅虯曲如蒼龍盤空，紅梅綻開，文人雅士性情激昂，揮斥文章，談笑風生。人物刻畫精細，面部略敷鉛粉，衣褶勁利流暢，吸收了北宋李公麟和元代張渥的線描技巧。
杜堇 山水人物圖（日）私人藏
此圖以謹嚴蒼勁筆墨描繪文人隱逸生活。畫面上高山峻拔，溪流繞岸，松林蒼翠。一隱士漫步於溪岸，仰望遠山，陶醉於林泉山色中。畫家自題：「松色灑衣碧，微風寄遐想。山中有樓居，仙人自來往。」
杜堇 起蛟圖 故宮博物院藏
杜堇 庭院聽琴圖
杜堇 十八學士圖之一
杜堇 十八學士圖之二
杜堇 十八學士圖三
杜堇 十八學士圖之四
明 杜堇 梅下橫琴圖 絹本設色 207.9×109.9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明 杜大成 杜堇人物草蟲 遼寧博物館藏
杜堇 古賢詩意圖 28×1079.5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本幅無款印。共九段，每段有金琮書詩，卷未金琮跋云：「□□索仆書古詩十二首，將往要杜檉居為圖其事，檉居無訝仆書敢占其左，以漬痕在耳，他玉圖成必有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者，仆奚辭焉。弘治庚申六月廿八日，金琮記事。」金琮，字元玉，號赤松山農，工書，善畫梅花。杜堇細心體會詩意，作出巧妙構思，人物突出，情景交融。人物用白描法，線條流暢，稍有輕重提按，含蓄秀雅。山石樹木安排簡潔而自然，山石用側鋒斧劈皴，近與遠、夏圭，但用筆卻縝密透逸，具元人韻致。此圖為其白描巨構佳作。 此圖是由明代金琮選取古人詩篇書寫後，由杜堇按其詩意而作。全卷共分九段，分別為李白《右軍籠鵝》、韓愈《桃源圖》、李白《把酒問月》、韓愈《聽穎師彈琴》、盧仝《茶歌》、杜甫《飲中八仙歌》、杜甫《東山宴飲》、黃庭堅《詠水仙》、杜甫《舟中夜雪》三首，共詩十二首，圖九幅。圖中人物用白描法，筆法細勁透逸，形象生動有神。樹石、藤草、桌椅、車、馬、小舟等點景穿插有致。墨色淡雅，但淡而不薄，雅而不空。構圖簡潔，意境清幽，皆得詩意要旨，說明作者有高深的藝術造詣。如首段《右軍籠鵝》，畫晉代書法家王羲之握筆回首面對長者，似已書罷欲起而歸，稚童俯身提籠，與畫中的詩句「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原意十分吻合。末段《舟中夜雪》原題《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五言律詩三首，寫岩邊樹下，露出船頭，艙中老者即杜甫。用筆靈活，兼工帶寫，意境冷寂蕭疏。此卷無杜堇款印，後鈐「金元玉氏」、「雲間漫叟」二印。
杜堇 陪月閑行圖 克里夫蘭藝術館藏明中葉人物畫四家
明代中期，伴隨著江南地區經濟的空前繁盛，富商和縉紳階層，已儼然躍居市井文明的軸心地位，他們的好尚，直接牽動了藝術形態的發展導向。杜菫、周臣、唐寅、仇英等人，便都是此際，活躍於江南文化圈中，一群超拔出眾的職業畫家。
四家當中，杜菫（約活動於西元1465-1505）主要的活動地區在南京，屬於具文學素養的職業畫家。其餘叄人，則全都出生於蘇州府境一帶。周臣（約1460-1535後）與仇英（約1494-1552）的身份為純粹的職業畫家，唐寅（1470-1523）則是文人兼職業畫家。過去的研究者，有的習慣將唐寅、仇英併入「吳派」；也有的把周臣、唐寅、仇英叄人，合稱為「院體派」。杜菫因寄寓金陵，便被冠以「京口派」的稱唿。事實上，四家彼此間，不僅存有師承，或者畫友的深厚淵源，他們的作品風格，更頗多類似的藝術情調。
弘治間（1499頃），唐寅赴北京應試，曾有詩贈杜菫，兩人之交遊，亦源於斯。唐寅中期以後的作品，取資於杜菫極多。譬若杜菫「玩古圖」與唐寅「陶榖贈詞」二作，人物衣紋均作釘頭鼠尾描，仕女亦皆延續唐、宋之叄白法，配景中的芭蕉、墨竹，畫法幾乎如出一轍。再者，唐寅「班姬團扇」中，蜀葵用沒骨法，亦與「玩古圖」相近。凡此，俱見唐寅受杜菫畫風影響深遠。
周臣的畫風，係由南宋李唐（約1049-1130後）、劉松年（12-13世紀）的院派入手，故其精細一格，如「畫閒看兒童捉柳花句意」，面貌亦近似杜菫「玩古圖」。然而，周臣豪放一體的畫作，例如「寧戚飯牛圖」，則與浙派的戴進（1388-1462）、吳偉（1459-1508），同出於馬、夏系譜。此等錯綜交織的傳承關係，與杜菫某些白描人物之與吳偉、郭詡（1456-1529）的筆致相似，共同驗證了蘇州與南京兩地畫家，風格交互影響與匯流的真實景況。
唐寅和仇英，是周臣最傑出的後繼者。彼二人雖然精研南宋院體，但又善於擷取文人畫飄逸流暢、蘊藉典雅的意趣，致能與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並列為「吳門四大家」。唐寅挾其「南京解元」的榮銜，兼通詩、書、畫叄絕，加以性格任達自放，故腕底自有一股超越凡俗的奇氣。除前舉之「陶榖贈詞」、「班姬團扇」，是屬於藉史詠懷的院體抒情風格，另如「高士圖」、「琴士圖」等作，筆墨簡率，可資窺探其洒脫俊逸的丰神。
仇英曾被董其昌（1555-1636）讚譽為五百年來第一大家。其筆下，亦有謹細清秀及簡明勁利二體，風格與唐寅相近，而益發縝密、清麗。前者如「漢宮春曉」與「孝經圖」卷，形制華麗優美，雖擬古而未泥於古。至若其「蕉陰結夏」、「桐陰清話」兩巨軸，樹石筆法縱恣、氣勢酣暢，又明顯和周臣的「寧戚飯牛圖」，一脈相通。
透過四家作品的比較分析，來剖析明代對南宋院體風格的傳承與變革，脈絡將顯得格外清澈。四家的藝術形式，或許不盡源自於對外界的直觀與感動，但他們精熟的藝術手段，卻融會了唐、宋以來多元的文化遺產，並經過粹煉與持續開展，已非唐、宋本來面目，反倒呈顯出饒具時代氣息的明人典型。其對後世人物畫的影響，更廣泛見諸於晚明版畫及為數龐大的託名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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