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封建社會專制日益嚴重，他寫出了振聾發聵的著作，卻無人重視

?隨著封建社會不斷發展，社會思想潮流變化基本趨勢是：維護封建文化形態的宋明理學逐漸走向沒落;新興的思想文化形態迅猛發展。黃宗羲是新興文化領域的開拓者之一，自反清復明失敗後，他歸隱故里，著書立說，講學弘道，憤然命筆，為未來的新社會的締造者和治理者「條具為治大法」，譜寫中國歷史新樂章的序曲。他在回顧歷史，檢討現實，展望未來的基礎上，對整個封建專制制度、社會主流思想體系進行批判總結，終將他的光輝思想凝結於史詩級巨著《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是黃宗羲政治主張與制度規劃的結晶，始撰於公元1661年，完稿於公元1663年，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黃宗羲從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各個方面，系統地、尖銳地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可謂持論之激烈、批判之深刻，從而為社會勾勒了一幅理想政治藍圖，並且創立了早期民主啟蒙的思想體系，為明清的民主思想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該著作分為：《原君》、《原臣》、《原法》等十三章，對晚明時代社會政治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涵蓋了與國家運作相關的社會生活的諸方面，並針對於明朝滅亡以及歷朝歷代興衰提出的改革方案。如，黃宗羲對明末出現的君主濫權、中央政府失其職守、官僚人才缺乏、財政敗壞、兵制廢弛、地方政府權力失衡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同時，他闡述的社會制度構想圍繞"服務於天下萬民而非君主"這一主旋律，可謂振聾發聵，具有歷史突破性。

《明夷待訪錄》貫徹批判與反思的精神，以《原君》、《原臣》、《原法》中的以反封建為主旨綱要，以是否為人民服務為衡量標準，將政論的探討掙脫原有制度的桎梏。此外，這些內容都屬國家構成之法，佔據這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和重要位置，足見「國家構成之法」在黃宗羲制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

托古改制和借古諷今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為多數改革家所採用的積攢社會凝聚力的方式。如，黃宗羲等思想均祭起「三代」大旗，視封建君王為獨夫賊寇，奉「三代之世」的信仰，以托古改製為手段，化三代上古為辭，進而發論立論，對封建制度的進行深刻，為後世設計理想之國的藍圖。

黃宗羲傑出之處在於他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對明清之際政治鬥爭進行總結，從而突破傳統的政治框架,開啟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先河。

在明清之際，黃宗羲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音啟迪教導後來之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黃氏學說的啟蒙僅僅是一絲曙光，並不是滿天紅霞。但是，就在黃宗羲逝世兩百年後的晚清末葉，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改革弊政，紛紛將目光轉向了黃氏《明夷待訪錄》，或用來鼓吹維新立憲，或用來宣傳革命。孫中山的建國方案借鑒了《明夷待訪錄》中的諸多改革設想。因此，《明夷待訪錄》的思想順應了政治改革的時代潮流，相當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社會啟蒙進程。

可見，黃宗羲在宏觀視野上擺脫了僅囿於明朝政治的缺陷，從而將他的思想向更高理念層次推進。《明夷待訪錄》是一部勾勒政治藍圖和建國方略的著作，是黃宗羲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此著作已由一代政體的得失轉向對整個封建政體的解剖，實現了對封建社會君主專制的總綱式批判。

《明夷待訪錄》的理論淵源

《明夷待訪錄》政治倫理思想的產生有其寬廣深厚的理論淵源。其理論淵源則包括：第一，吸收原始氏族部落社會的首領選賢禪讓制、「天下為公」精神及「公法」制度等原始民主精義；第二，承襲傳統民本中的重民思想、立君為民的思想以及基於道義的君臣關係論。第三，吸取魏晉以來阮籍、鮑敬言、鄧牧等人的非議和反叛君主專制的「非君」思想。

此外，黃宗羲的思想是對傳統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的進行深度批判發展。黃宗羲提出的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與行政措施，仍然從儒家思維的觀念尋找靈感。由此可見，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不是一蹴而就的神來之筆，而是建立在對前人的揚棄的基礎上進一步升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

《明夷待訪錄》書名解讀

《明夷待訪錄》原名《待訪錄》，在著作流傳過程中，《待訪錄》被改名為《明夷待訪錄》。《明夷待訪錄》這個書名是切合這部著作的精神實質的，對揭示這部書的要旨是有點睛意義的，因此為廣大讀者所認可。

我們在詮釋書名之意時，將其分為兩個部分注釋，然後再連接起來闡明其完整內蘊。「明」就是太陽，亦稱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誅鋤」之解，又有「視之不見」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國之痛。明夷」，一般均認為是《周易》第三十六卦之卦名。《易傳》將「明」注釋作「日」，將「夷」注釋作「滅」、「沒」。這樣，「明夷」之意便是日之沒於地下。隱喻之意便是賢明的人被貶抑、遭追害唐，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

「待訪錄」是等待誰來訪呢？對此，人們曾有過種種猜度。其實，黃宗羲已有較為明顯的暗示：他以「如箕子之見訪」，自況他自己之「待訪」。

【箕子之見訪】據古籍記載：箕子，殷商時人，名胥余，是紂王的伯父，官太師封於箕。紂王淫佚，箕子曾加勸諫，王不但不聽，反而將其貶謫為奴。箕子披髮裝瘋，紂王又將他囚禁起來。周武王伐紂後，不但釋放了箕子，並且去拜訪他。箕子便將自己的政治方略、經國大法貢獻給了武王。黃宗羲以這樣一個人物自比，顯然是和他的托古改制的政治思想相關的。

可見，黃宗羲寫《明夷待訪錄》，是期待將來有賢明的統治者前來訪問，奉獻其「為治大法」以應用於治國理政的政治實踐中。黃宗羲認為：他當時正處於「日人地下」，自己的治國興邦的主張無法得以顯現的黑暗時代，所以他把自己的「為治大法」記錄成書，以待未來的賢明統治者來訪。

那麼，黃宗羲所期待的賢明的統治者是誰呢？這是一個眾說紛紜、分歧頗大的問題。

有人認為：黃宗羲等待的是清王朝的統治者。但是，從黃宗羲的自毀家產以紓民族之難的抗清義舉、清廷多次恭請他進京而遭其堅拒，終身不仕清廷、他由反清復明的民族主義者轉變為民主啟蒙主義者等歷史事實來看，上述說法顯然都是很缺乏依據的，不切實際的。黃宗羲作為一個對清貴族的民族征服政策抱有深仇大恨並且終身不仕清廷的大思想家，是絕不會寫一部著作向清廷獻禮取寵。

顯然, 正是由於南明諸政權在壬寅年的反清鬥爭都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全國反清鬥爭都不得不偃旗息鼓, 才導致了黃宗羲 斷絕了 「魯陽」 之望, 有 「潮息煙沉」 之嘆。 因此，黃宗羲的 「待訪者」正是改過自新後的明朝皇帝。黃宗羲在等待明朝的重新崛起, 期望 「治世」 之明主。

綜上，從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錄》的時代、文化和心理背景、它所包含的批判舊制度、構想新制度的內容考察，它的題義應該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時代中，黃宗羲作為一個民主啟蒙主義思想家，他在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高瞻遠矚、破舊立新，為中國的未來設計了理想藍圖，以待未來的新社會的治理者前來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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