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國民黨巨頭的「聯日反蔣」秘史

原標題：揭秘國民黨巨頭的「聯日反蔣」秘史

局部抗戰期間，胡漢民公開高舉「抗日反蔣」旗幟，私下卻曾秘密運作「聯日反蔣」

在民國史上，胡漢民與蔣介石、汪精衛，曾是並駕齊驅的「國民黨三巨頭」。但因胡漢民自1931年以來長期「在野」，又於1936年去世，其在局部抗戰時期的歷史重要性，常被忽略。一般論述，往往僅以其公開講話為依據，稱他在這一時期，組織西南政權（主要包括兩個機構：國民黨西南黨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支持西南實力派，以「抗日反蔣」為旗幟，對抗南京中央政府及其「對日妥協」政策。

不過，近年出版的「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則披露，胡漢民與西南實力派雖然在局部抗戰期間高舉「抗日反蔣」的旗幟，實際上卻另有「聯日反蔣」的秘密運作。如1934年6、7月間，胡漢民曾欲獲取日本的經濟援助，以日方借款設立「華僑銀行」。當時負責秘密落實此事的蕭佛成，對胡漢民這一決定非常擔憂。1934年8月3日，蕭氏致函胡漢民：

「弟個人愚見，則懷疑慮，誠以矮子（指日本）久蓄志侵吞整個中國，何獨愛於西南？縱謂吾人在此環境之無從發展，不妨暫假其力量以倒門（指蔣介石，胡漢民慣以「蔣門神」代指蔣介石）。但倒門之後又將如何？吾人將與矮親善而放棄華北主權、東北失地及承認偽國乎？如其不然，則孟趙所貴，趙孟能賤。矮子又何難勾結其他方面而與吾人為難，使我國永無寧日？不寧唯是，在此不久之將來，太平洋之大戰決不能免。戰事發生，中國決無中立之可能。但如我與世仇之矮子合作，與歐美為敵，不但為義所不許，亦且必歸於失敗。此就其大者言之。至其小者，如對彼借款以組銀行，彼必設一監視用途之機關，及推擴其在華南之商務，皆為其題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則門未倒，而吾人已為天下集矢矣。總之，此事關係極巨，想先生必已籌之熟矣。」①

因胡漢民之意已決，蕭氏四天後再次致函胡，表示服從胡的決定，並繼續解析個中利害：

「弟對於先生之銀行政策，自當絕對服（從），惟對於日○方面則仍懷疑未已。因彼已深恨門（指蔣介石）之反覆，且失民心，亦何所憚而不敢以重力加壓，而必需於我之倒門，且彼方某派已利用東亞有事，造成非常時期，得以操縱其朝野，則何以肯助我之得人心者以握中央政權，使東亞得無事？故弟疑其欲分我國之南、北、中為三，而彼居高在上，操縱其間。然果如此，於我不生不死之西南局面，計亦良得，但視吾人能否善為應付耳。尤望先生深加以注意也。」②

為求保密，當日奉胡漢民之命，與日方秘密接觸者，止有蕭佛成、陳融等少數幾人。蕭佛成雖然擔憂「聯日反蔣」可能讓己方成為國人的眾矢之的，卻也認為己方缺乏實力，要反蔣則必須聯日——「在今日之西南，以區區兩省之力，抵抗全國之兵，於外交內毫無憑藉，而對於屐兒（代指日本）自不能不表示接受其善意，冀得眼前急需，即不然亦可緩和一時，不致自多樹敵。」胡漢民則強調聯日之事，不可重蹈當年陳銘樞的覆轍（陳打出抗日反蔣的旗號，卻未能保密己方與日本的聯絡，以致在輿論上陷入被動），不可「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也」。 ③

國民黨元老胡漢民

在西南實力派中，桂系之李宗仁對尋求日本援助非常積極主動，極願儘早促成此事；粵系之陳濟棠，則態度忽冷忽熱捉摸不定，以致於蕭佛成自己雖然仍對「聯日反蔣」的前途滿腹狐疑，卻不得不一再勸說陳濟棠早做決定：「彼方倒門派望我甚殷，我若遲疑，使彼失望，彼必走扶門派一路，且將轉而圖我矣，請以速為妙。」在蕭佛成看來，陳濟棠之所以遲疑，乃是因為其自身也正與日方接觸，希望「謀由己出」，以獲取最大利益。基於這種揣測，蕭佛成建議胡漢民，「（如陳濟棠）遲疑不決，則莫如由先生與和○（「和○」系對日方使者和知鷹二的代稱）等密商，先交三四百萬樹立銀行基礎，使紳（紳、爵紳，系對陳濟棠的代稱）深信吾人確有辦法，則彼自當就範。」為防患萬一，蕭佛成還特別提醒胡漢民兩點：1、設立銀行，日方必然要求派人參加，如此「面上不好看，事亦不好辦」，等於對外泄露了己方與日本的合作，恐將「使各方發生反感」，故「銀行宜在借款外另為一事，我人自辦之，不必牽涉對方」。略言之，即須對外抹除「聯日」的蛛絲馬跡。2、借款之事，「兄宜獨作」，「如借款、簽約等事，正不必有不（李宗仁的代稱）、紳（陳濟棠的代稱）等參加」。略言之，即須將地方實力派排除在借款事宜之外，由胡漢民全權掌握日本援助，進而使李宗仁、陳濟棠等不得不聽命於胡。④

相對於胡漢民的空殼政權，日本方面更樂意援助李宗仁、陳濟棠等西南實力派

目前還沒有資料能夠說明胡漢民和他主持下的西南政權究竟有無從日本手中獲取援助；若有，也無法考究具體數目。事實上，相對於胡漢民和他的西南政權，日本人更樂衷於與西南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人直接接觸。畢竟前者只是空殼——陳濟棠等人對胡漢民及西南政務委員會裡的黨國元老「尊之如神仙，防之如盜賊」，絕對不允許其染指地方實權。

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至晚在1933年夏，李宗仁等人已經與日本軍方建立了聯繫。該年7月17日，偽「滿洲國」前駐日代表鮑觀澄奉日本軍部之命，赴香港活動，與胡漢民聯繫未成，卻與李宗仁進行了秘密會談。一同參與的和知鷹二評價此次會談「對於實現日滿華三國提攜，極有意義」，鮑觀澄此行為日本軍方摸透了西南實力派表面抗日實則與日本提攜的內部計劃。同年12月6日，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王季文前往廣州，與日方代表和知鷹二密談。王希望日方提供精神與物質上的援助，和知建議軍部對此加以利用。同月14日，白崇禧又讓王季文向日本軍部首腦轉達與日本提攜的願望，要求日方提供金錢援助。1934年1月8日，王季文再次來到廣州，向日方提出經濟借款的請求。稍後，廣西方面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彈藥、派遣軍事教官、建設空軍等要求。⑤

據桂系將領、第四集團軍總部少校參謀王御之回憶，「桂系（向日本）購買的武器，於一九三四年秋陸續由香港運到梧州轉運南寧。隨著武器的到來，日本軍事教官也先後來到南寧。……跟著各色的日商也跟蹤進來推銷日貨。……在這期間，在南寧的日本軍事教官雖常變動，但一般都保持在二十至三十人之間。」此外，桂系還「向日本訂購飛機，擴充軍事力量。……從柳州航空學校中選拔飛行員和地勤人員送到日本學習。……飛行組被分派到明野空軍基地練習，我率領的機械組被派到東京附近的所澤陸軍飛行學校學習。」1936年「六一事變」前夕，因桂粵計劃以「北上抗日」為幌子出兵推翻南京國民政府，南寧的日本教官集體回國，「在臨走時，李白在第四集團軍總部設宴為這些日本教官餞行，在宴會上，白崇禧作簡單的解釋說：『我們國內即將發生戰爭，這完全是我們國內的問題，與你們無關，不過你們留在這裡諸多不便，所以請你們暫時回國去。』」⑥王御之此說並非孤證，其他桂、粵系將領如闞宗驊、謝天培、李潔之、肖抱愚、劉斐、馮璜等，均有相似回憶。⑦

北伐時期，蔣介石（左一）與胡漢民（左三）合影，此一時期，蔣、胡關係密切。

胡漢民是個很複雜的人：既希望在反蔣問題上得到日本的援助，又要求日本停止侵華陰謀

李宗仁、陳濟棠等西南實力派雖然奉胡漢民為領袖，以蔣介石為共同之敵，但彼此間是存在矛盾的。胡的首要目標是問鼎中央，希望驅使兩廣出兵推翻南京政府；李、陳的首要目標卻只是維持割據，更願把胡漢民高高供起，作為抵禦南京政府武力統一西南的「法理」層面的盾牌。故此，1935年6月，失望已久的胡漢民一度「出國養病」。該年底，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明確表達了抗日意願，且釋出善意願在中央政府給予胡漢民很高的地位（推舉其為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胡漢民即順勢啟程回國。挾蔣之善意，向西南實力派施壓。白崇禧為陳濟棠畫策「政治上尊重、經濟上支持、生活上照顧」，終於將胡漢民再次留在了西南。⑧

或許是覺察到了日方已經給予西南實力派切實的物質援助，胡漢民此番回歸，與日方交涉時的口徑已有所變化。1936年2月底，松井石根遊歷西南，與胡漢民作了三次會談。據松井的記錄，胡漢民的對日具體要求是：第一步要爭取華北與西南的緊密合作，日本要像指導華北一樣給予西南以指導，此外關於日本對於西南的直接、具體的援助以及日本的態度，不希望武力與物質的援助，而希望在精神上援助其反蔣運動。⑨拒絕「武力與物質的援助」，這一態度，顯然與1934年謀求日本經濟援助時已截然不同。這是胡漢民最後一次與日本高官會談。該年5月份，胡漢民突發腦溢血，於廣州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胡漢民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人。一方面，他確實希望在反蔣一事上得到日本的援助，甚至不惜向日方泄漏南京政府的底牌——據和知鷹二1934年11月27日的一份絕密電報，胡漢民曾告知日方：貴國朝野對「滿洲事變」三年來的中國認識不足，蔣現在通過同國聯合作及同英美蘇等國握手，其基礎之鞏固已超過一般想像。1935年1月，胡漢民又告誡日方「南京對日僅是假意親善」。胡漢民這一言論被上海的日本報紙公布，引起輿論嘩然，南京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後決定，要求胡漢民更正其言論，但被胡拒絕。⑩另一方面，1936年與松井石根會談時，據松井回憶，胡也曾「對於日本，要求停止其（侵華）陰謀」。（11）

1936年5月12日夜半，蔣介石得知胡漢民的死訊，「嘆息久之」；隨後考慮對西南實力派的統一方針「仍以政治方法解決之」。（12）而失去了胡漢民的西南實力派，無力抵禦南京的「政治統一」（蔣的計劃是「粵漢通車，則統一成矣」），只得在取得日軍的支持與諒解後，倉促舉起「北上抗日」旗幟，發動「六一事變」，意欲「假道長江北上抗日，蔣無名阻止我方前進，師次武漢，轉向東進以取南京，假途滅虢」，卻僅月余即告失敗。（13）胡漢民在世之日，屢屢敦促西南實力派起兵反蔣而不可得；甫一去世，西南實力派卻迫不及待發動了反蔣戰爭。歷史如此弔詭，也可算是一種諷刺罷。

1929年1月25日國軍編遣委員會議閉幕合影。前排左三為胡漢民，前排左四為蔣介石。

注釋

①《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3日，《函電稿》第11冊第34卷，第26件。轉引自：羅敏，《「矛盾政策」中找尋出路：四屆五中全會前後的胡漢民與西南時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05期。②《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8月7日，《函電稿》第11冊第34卷，第27件。轉引同上。③陳紅民，《「抗日反蔣」與「聯日制蔣」——胡漢民與兩廣的「抗日」口號與實踐(1932-1936)》，《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03期。④羅敏，《「矛盾政策」中找尋出路：四屆五中全會前後的胡漢民與西南時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05期。⑤臧運祜，《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華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3期。⑥王御之，《新桂系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事實》，《廣州文史資料 第10輯》。⑦參見：闞宗驊，《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發動兩廣「六一」事變經過》，《陳濟棠史料專輯》第2輯。謝天培，《陳濟棠的割據與垮台》，《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4 十年內戰》。《李潔之文存 上冊》，廣東省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P405。肖抱愚，《我所知道的「六一」事變概況》，《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4 十年內戰》。劉斐，《兩廣反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 第1卷 第3輯》。馮璜，《〈新桂系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事實〉一文的訂正》，《廣州文史資料 第11輯》。⑧陳紅民，《胡漢民·西南政權與廣東實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1月第37卷第1期。⑨田中正明編，《松井大將の陣中日記》，P235-236。轉引自：臧運祜，《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華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3期。⑩鹿錫俊，《蔣介石與1935年中日蘇關係的轉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03期。（11）田中正明編，《松井大將の陣中日記》，P237。轉引自：臧運祜，《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華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3期。（12）《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36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至五月》，P602-603。（13）諶旭彬，《北上抗日：桂粵軍閥的一場荒唐鬧劇》，《堅忍》第三集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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