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骨氣撐起文人脊樑！不苟且的胡適，晚年曾落魄，卻終致遠方！
1962年2月24日，中國學者詩人胡適在一次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倒地身亡，終年71歲。
隨後，王志維在幫助胡家清點遺物時，發現除了書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適生前留下的全部財產只有135美元。
這位曾出任駐美大使、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要職的大人物，死時的全部財產，如按當時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1:2.46換算，僅為人民幣332.1元。
自此，晚年胡適的窮困潦倒才開始為世人所知。而這一切真相背後，與胡適的為人處事有直接聯繫。
胡適曾說過這樣一句讓今世普世價值觀汗顏的話，他說：
「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言下之意是，品格、學識遠比物質重要。胡適用他的一生，踐行了這句話。
相比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郭沫若，胡適是一股清流。也因此，他和胡適並不對付。他曾公開評價胡適說：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即使郭沫若對胡適百般熱情，甚至還在一次飯局上，跑過來親吻了胡適，胡適對他的態度也始終是不冷不熱。
對身為同行的郭沫若如此，對待領導蔣介石，他的態度也同樣如此。
1948年國民黨舉行總統選舉時，在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禮上，身為院長的胡適邀請蔣介石出席。結果，蔣公在典禮上大肆批評了「新文化運動」。
蔣介石講完以後，輪到胡適了，結果，胡適在台上第一句話就是：「蔣公（原稱呼此處略過）您錯了」！
這話一出口，蔣公臉上是一陣紅一陣白，這種當眾被打臉的經歷，對於蔣公來說，大約算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遭」吧！
這次以後，原本很喜歡胡適的蔣公便開始在日記里寫到：最不喜歡胡適，而且以後也不願意見到胡適。
但胡適對於這一切，卻全然覺得無所謂。趨炎附勢從來不是他的選擇，他終其一生信守的是文人的風骨。胡適還認為，文人可以從政，但從政後的政論一定要為社會國家設想出發，而不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
早在1933年，他就曾在發表的《獨立評論》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態度：
政論必須是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才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這話，正是「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的白話文版。
而「無所苟」三字，其意很簡單，就是：沒有任何的欲求！在這裡，無所苟的政論，就是指：純粹出於對社會國家責任、設想而考慮的言論。
但在任何時代，文人要做到如此，勢必會得罪權貴。胡適的言行，無疑得罪了當權者。
古代文人得罪當權的結果，通常是被貶謫、流放。胡適的結局雖然比那些好一點點，但似乎也僅僅是好一點點，而已。
公開駁斥蔣公後，當胡適不斷向「蔣公秘書長」張群表達見蔣的要求時，他發現自己一次次被拒了。
只在一個月後的11月18日，胡適才被准許見面。
這次以後，胡適辭去了美國公使的職務，此後他便一直留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零四號做寓公，在這期間，胡適已經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於是乎，這位曾居高位的大學者，只得在寓所潛心研究學問。而他此時的經濟來源，全部是靠自己早年的積蓄和稿費。
胡適與他的小腳太太江東秀
說來，相比古時候得罪權貴被貶謫的文人騷客，胡適還些微慘些。畢竟，古時被貶謫者，多少是有俸祿的，而胡適此番留美，卻一文錢固定收入都沒有。
俗話說「一文錢難倒英雄漢」，胡適晚年，也面臨這種難關。
胡適一生從未過過沒錢的生活，所以，和同時期的魯迅相比，他從未體會過因錢而受人冷落白眼的生活。所以，胡適在花錢上一直沒有太大概念，平日里大手大腳不說，他還經常性地借錢、捐錢出去，而且從不催還。
也正因此，胡適的人際關係好到爆。當時的國內文化界，都以「胡適之是我朋友」為榮。
另一方面，胡適的兩個兒子留學也是個花錢的事兒。雪上加霜的是，胡適留學美國的小兒子一留學就是8年，比抗戰還久不說，還連個畢業證也沒混到。
在這種情況下，胡適自然很難存到錢。回到美國不久後，胡適就面臨了經濟困境。
經過一段時間考慮後，大文豪胡適在1950年，自己60歲這年，不得不開始在國外找工作。
60歲，本是人退休安享晚年的開端，然而胡適，卻不得不在這年逆行：開始找工作。這其中的心酸，大約只有胡適自己懂。
經過一段時間的聯繫，普林斯頓大學同意聘請胡適為：該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簽約為期兩年。這份工作聽起來還風光，畢竟也是個「長」。但實際上，這個職位在大學什麼都不算！
但對於當時的胡適而言，能有這樣一份工作已經相當不易了。
於是乎，這位引領中國近代學術數十年的碩儒宗師，開始像個普通求職者一樣填寫申請表，參加嚴格的評定、考核，一套流程走下來，胡適已備嘗酸楚。
但總算，每年有了5000美元的收入，糊口度日是終於不用擔心了。
然而，讓胡適沒想到的是，這份明顯是「牛刀殺雞」的工作。在合同期到期後，便不再被允許續約了。
因為，學校方面為了節省開支，打算聘用胡適的助手童世剛為館長（童世剛的年薪是3480美元，這樣一來，學校每年可節省1720美元）。
校方為了避免讓這個中國的老學者尷尬，還特意聘他為圖書館「終身榮譽館長」（沒有薪水）。就這樣，晚年的胡適「體面」地被下崗了。
如果你以為經歷過此事以後，胡適會從此「開竅」，不再成天以什麼「不苟且」為行為準則，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1961年1月 12日，此時再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將胡頌平叫到書房，指著書桌上的一張寫著三個人名的紙說:
「這三個人都是《自由中國》半月刊里的人，這三個人都要另外安排一個工作，。其中一個金承藝想到台大法學院去教書，聽說一時還沒有成功。他是北大的學生，我幫了他的忙才出來的。我想請他到此地來。」
胡頌平當即愣了，因為這三人，正是《自由中國》查封事件的主角之三，而在當時《自由中國》被查封后，所有人幾乎都與這些人斷絕往來，以求明哲保身。
胡適在這種時候對受牽連的人員施以援手，這不是「頂風作案」嗎？
但胡頌平分明瞧見胡適眼神里除了堅定，別無其他。
胡適就是如此，即使吃過再多的苦頭，他為人處事的準則也永遠不會變。他認定了不苟且，便會在任何時候堅持不苟且，不以富貴淫，不以威武屈.......
在去世前不久，即1961年12月 28日，胡適在台灣再次直言，他針對其時諸多批評「中央研究院」中所不研究民國史和「匪（我黨）情」的言論，提出：
「民國以來的主要兩個人，一位是孫中山先生， 他的史料都在國史館裡；還有一位是蔣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誰能看得到？說到研究『 匪情』，資料在哪裡？此間連大陸上出版的書籍都不許進口，叫人怎樣去研究?「
胡適還指出，這些所謂的研究：只有黨派的立場，絕沒有客觀的判斷。
胡適的一席話，狠狠打了國民黨當局的臉。但這種與當局對著乾的態勢，顯然對胡適不利。但胡適想都沒想，在胡適眼裡：為人、為學，為政，始終堅持一個「不苟且」的較真態度，就是他胡適！
而這種態度，也貫穿在了胡適整個的人生中。
胡適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他提倡白話文，就勢必會將白話文堅持到底。任何時候，面對任何質疑和批評，他都從未有過動搖。
胡適一家
文化界，批評胡適所倡導白話文膚淺的聲音不絕於耳。時至今日，質疑胡適的聲音也從未停過。但胡適提倡白話文的決心，卻依舊如故。
晚年，他在《胡適晚年談話錄》中說：
「無論詩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謂通，就是通達。我的意思能夠通達到你，你的意思能夠通達到我，這才叫作通。我一向主張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後，你的意思才能通達到別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達到別人，別人受了你的感動，這才叫力量。詩文能夠發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這個叫做美。」
作為一個普通人而言，胡適的一生雖精彩，但晚景未免凄慘了些。但作為一個文人，一個學者，他的貢獻毋庸置疑。他倡導白話文，引領了中國文體的革命。他的堅持，讓只屬於知識分子的文化，真正深入了普羅大眾。
離開時，在經濟上而言，胡適窮困潦倒。然而在精神上，他卻富有！
作為一個文人，他無疑是偉大的，他的偉大在於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更在於，他始終用文人風骨挺直的文人脊樑！
他用一生向世人佐證：不苟且，可以致遠方！
